张学良传-第五章 联共逼蒋抗日-第一节 洛川会谈与肤施会谈
张魁堂
使者高福源
张学良布置的与中共谋求联系的三条线中，最先联系上的是前线那一条，使者是高福源。
高福源，辽宁盖平人，初在北京大学肄业，中途为救国弃文就武，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第5期，是王以哲的老部下，东北军的一员骁将。榆林桥之役，高福源被红军俘获，按照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被俘军官也在优待之列。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更使被俘东北军官兵感到红军的态度是善意的和解，是要求抗日的。高福源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秉性爽直，文化素养较高，肯学习，爱思考，被俘后自忖必死，不料不仅受到优待，还让他参观学习。红军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高福源从瓦窑堡送到甘泉道左铺红军总部，由负责总部的彭德怀亲自做他的工作，和他经常讨论问题。他当时提出的主要疑问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如何结合?彭告诉他说，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工农的代表，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代表①。他感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抗日主张是真诚的，抗日救亡大事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东北军可以和红军合作抗日。
当时甘泉被红军围困着，高福源要求入城做守城部队的工作，彭德怀同意，派负责照顾高福源的红军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周桓送他入城。高先见了他的好友守城的营长周祖尧，说蒋介石要东北军打红军使两败俱伤，红军是革命的，决心抗日，东北军应该和红军合作，收复失地。还现身说法说明红军优待俘虏政策。又见城内最高指挥官一○七师参谋长张文清。张害怕被红军俘虏，高又作了说明。高行前，叮嘱周祖尧说：“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无粮食吃，与红军商谈是会解决的，不能再打，使东北子弟作无谓牺牲。”②高出城后，彭德怀随即派人送粮、肉、蔬莱进城慰问东北军，守城部队派出代表与红军商谈，达成了双方停止敌对行动，互市互利的协议。高积极向彭反映：东北军普遍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王以哲都要求抗日，关键人物是张学良，如果张了解红军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彭表示可以让他回去做这件事。他高兴地说：“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③博古④、李克农先后和高谈话，并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经过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已将反蒋抗日口号改为抗日反蒋，确定了与一切主张抗日的团体和个人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周恩来同意让高福源回西安，周还询问高回去后安全有无保证，并要高多讲“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⑤。
彭德怀为高福源回西安作了安排，送他200元作路费，并派骑兵把他送到洛川王以哲防线外面。高临行前，李克农叮嘱他先以个人名义去试探，如张学良有诚意，即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高福源先写好信雇人送给他的好友六十七军代理参谋处长佟道(铁肩)，说明被俘后的经过和回来的目的，请佟转告王以哲。王以哲见信后，立即要参谋长赵镇藩让高来见，并通知一○七师师长刘翰东保证高的安全，因为高与刘翰东的关系不好，怕刘借机报复。高回到洛川，和王及赵镇藩见了面。王、赵不仅对高没提榆林桥战败的事，还给以安慰。高向二人说明红军和苏区情况和联共抗日的意见，王随即向张学良密报。张据报后，立即令秘书栗又文密电王以哲，通知高福源即来西安见他⑥。
高福源到达西安后，张学良立即召见。高向张学良谈了在苏区的见闻，说：“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开展活动，而我们这里却是抗日犯法，救国有罪。”“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形式，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真诚的。”“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支有政治思想有训练的部队，与民众关系极好，是不可战胜的部队。红军同情东北军的处境，极愿合作共同抗日。东北军必须同红军联合起来，才谈得到打回老家去，这是东北军今后唯一的出路。”张还问了共产党的若干政策措施，高就所知如实作了回答⑦。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最后张学良对高说：“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⑧
李克农去洛川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先到洛川，见了王以哲。19日再去甘泉红军总部。他先见到周桓，说：“王军长派我来，副司令明天要到洛川来，请你们派一个代表与他见面，商量共同抗日问题。”周立即向政治部主任杨尚昆报告，红军总部即用加急电请示中央。毛泽东随即复电说后方派人来不及，可派周桓去。恰巧李克农回到总部，周认为自己社会经验少，提出请李去，彭、杨同意。下午4时，李克农由甘泉赴洛川⑨。
20日，李克农在洛川会见了张学良，谈了3个小时。李克农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主张。张学良表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有团结抗日的诚意，他愿意为此而奔走。他并告诉李说：近来蒋介石托他去甘肃、南京等地公干，为期约两周，借机也做些工作，回来后准备约彭德怀在肤施或洛川见面，可以多来几个人。对陕、甘战场问题，张学良提出，为应付环境，双方各守原防，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通商⑩。21日中午，李克农回到甘泉。
这是张学良和红军的第一次接触，双方相互了解了对方的态度，意义是重大的。张学良终于和中共联络上了，从此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自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这是最早也是最大的突破。在此之前，中共中央虽曾于12月上旬派汪锋与杨虎城商谈合作抗日，但此时尚无结果。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告东北军书，以巩固和扩大此次接触的成果。这次接触也解除了红军渡河东征的后顾之忧(11)。
1936年1月，日本公布了《广田三原则》，不久又发生“二二六”政变，少壮军人势力急剧膨胀，日本更加法西斯化，侵华步伐也更加加紧了。蒋介石一面用冀察政委会应付着华北局势，一面趁汪精卫被刺受伤之机，自兼行政院长，并稍稍削弱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势力，谋求联苏抗日，但对“剿共”仍不遗余力。
1935年底，高崇民、车向忱、栗又文、孙达生(孙万发)等东北人士来到西安，推动西北大联合，共同抗日，对张学良有积极影响。张学良致电北平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派参与“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代表来西安见他，由于电文措词不明确，只是表示“北平学潮未息，请速约主动分子来陕一谈”(12)，王卓然不明张学良的意图何在，东大进步学生两次拒绝邀请。张又派总部军法处长赵翰九携款去北平慰问参加运动的学生，东大学生始派宋黎、韩永赞、马绍周三人来到西安晋见。其中宋、马二人是中共秘密党员。张学良和宋黎等三人长谈了几次，表示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定要打回老家去。他估计宋黎可能是共产党员，曾以问宋。宋因没有向党组织请示，避而不答。张也不追问，把宋留在西安。2月下旬，东北大学学生被捕40多人，张派宋为代表，持他亲笔信去北平营救被捕学生出狱。以后宋即留在西安工作。
张学良既通过洛川会谈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即积极谋求与中共进一步建立合作关系，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洛川会谈。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李克农会见的情况，决定派李克农为正式代表去见张学良。2月10日，周恩来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可能性很大，也有一定困难和危险。力争谈成，按瓦窑堡会议精神谈。也可以按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13)李克农让高福源先去洛川，建立红军与六十七军的电台联系。高福源这次再入苏区，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4)，并由李克农带他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受到了鼓励。
2月19日，中共中央把李克农去洛川的行期由电台通知了张学良和王以哲。25日傍晚，李克农、苏区外贸局长钱之光、高福源、机要人员戴镜元及警卫人员等一行六人抵洛川，适张学良有事去南京，行前嘱王以哲妥为招待，先商谈具体问题，以待他回来。
王以哲抗日情绪极高，对李克农及随行人员殷勤款待，把他们安顿在军部旁大院最后一进，僻静安全，王与赵镇藩和李克农商谈六十七军与红军停战通商问题，28日达成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在鄜县、甘泉、肤施恢复交通并通商，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的六十七军部队换防等，决定双方批准后于3月5日各自下达。此外，王以哲派人送钱之光入西安，帮助他采购物资。会谈后不久，甘泉守军按照协议换防，并由张学良故意予以表彰，以掩人耳目。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西安，即于4日飞抵洛川，先去看望李克农。他和李克农已是再次见面，一见李就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见张身穿便装，便握住张的手诙谐地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15)主客不拘形迹，融洽无间。
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情绪日益高涨，他要求“整销”，除了其他因素，还与这样一件事有关：1936年初，在蒋介石的布置下，宋子文、孔祥熙请求宋庆龄派可靠的人，持国共谈判条件的信送往陕北，宋庆龄即派董健吾牧师前去，要董到西安后，请求张学良派人护送入陕北，并由孔祥熙给董一张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作为掩护。董到西安候了一个多月才见到张学良，董说要去陕北，请他派飞机送去肤施，张问他此行的目的。董拿出财政部的公函，上面写明董特派员去陕北公干，张表示同意，收下了公函。董说还有一青年张子华同行，张也同意。董只知道张子华是甘肃共青团书记，是特科托他带往陕北，汇报工作，实际张是受曾养甫委托，去陕北送国共谈判条件的。张学良明白了蒋介石也在“通共”，至少他已抓住孔祥熙的把柄，一面隆重招待董牧师与张子华，一面故意宣扬：这两个客人是南京来的(16)。这么一嚷，倒起了障眼法的作用，蒋系特务对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事，直到秋天才有所怀疑。
下午3时，在李克农住处会谈，只张、王、李、戴在场(17)。张学良首先表示赞同双方已达成的口头协议，接着商谈合作抗日的大问题。张要求李先谈中共对国内外形势及抗日的看法。李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作了说明。张又提出有关联合抗日的几个问题：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
2.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要放弃或改变阶级斗争?
3.日本强，中国弱，抗日如何取胜?
4.红军东征抗日，取道山西，蒋介石、阎锡山必然阻击，恐难通行，应走阻力小的宁夏、绥远，直趋察哈尔，那里又毗连外蒙国际交通线。
5.如何取得苏联的援助?
张学良所提的都是有关抗日中的根本问题。李克农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逐一说明，在第一、四两个问题上双方是有分歧的。对红军东征取道山西，张学良认为晋军善守，一旦红军进入山西，他们必然合力阻拦，蒋介石又调兵去援助，恐难通行，应走阻力小的宁夏。李克农则表示，宁夏有少数民族的问题，很复杂，人口少，地方又贫苦，不是红军前进的道路，入山西较有把握，还可以解决红军军需与兵源等问题。
对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表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不行，蒋有政、军、财三权，而且又是中央政府，他不同意抗日就不好办。”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蒋介石在内的问题，张学良认为他的看法是切合实际的，很坚持。他之所以如此坚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他已经读过王明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新文章。这篇文章中讲到联合蒋介石的问题有这样一段话：“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8)张学良对这篇文章非常赞赏，“口诵心唯，逢人便说。”(19)他以为王明的这个主张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觉得更有所依据。但是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仍然是抗日反蒋，因此，李克农对这个问题避开了。
对于张学良所关心的中共现行方针政策和红军的战略、制度等问题，李克农全面地阐述了瓦窑堡会议后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对土地革命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及红军的制度、战略和作战力量，并说明抗日战争主要靠人民力量，在此基础上争取外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抗战将是长期的。张学良听了李克农的说明，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和抗日的战略思想有了初步的具体了解，表示很赞同。张要求把局部的停战通商协议扩大到在陕、甘的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实行，李表示同意。关于联苏的事，双方商定各派代表去办，张先和新疆盛世才商量并探听航线情况，红军所需的军用地图，他答应设法搜集。
至此，张学良弄清楚了中共中央已在陕北，为谋求全面合作，他要求中共派一负责人如周恩来、博古或彭德怀在肤施会晤，时间由中共选择，并要求中共派一相当负责而又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和他及各有关方面联系，以利于筹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事宜，最后，张表示这次会谈所达成的协议，由双方各自秘密实施，以应付环境。
会谈持续到5日凌晨4时左右，由于双方都有合作抗日的愿 望，在根本问题上意见大致相同，在个别重大问题上虽有争论，还悬而未决，但气氛是和谐的，会谈结果是圆满的。中共中央接李克农电告后，迅速复电表示同意谈判的结果。7日，李克农离洛川赴山西石楼，向中央及毛泽东报告会谈详情。
经过与李克农的会见，张学良在联共抗日的道路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他等候着肤施会谈。
张学良请来了刘鼎
1936年3月上旬末，张学良收到李杜从上海来电报告，他要找的“朋友”找到了。张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20)去上海迎接。3月20日或稍后一点，赵毅把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
刘鼎(1903—1986)原名阚尊民，四川南溪人。1924年去德国勤工俭学，经孙炳文、朱德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被德国驱逐出境，去苏联学航空机械，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工作。1930年回国后，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顾顺章叛变时被捕，后来伺机从康泽主持的招降纳叛的“俄文学校”逃出，1934年辗转入赣浙皖苏区工作。1935年初，边区失败，5月刘亦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由曾在保卫局共同工作的蔡叔厚介绍给史沫特莱，接受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救济，化名周教授，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并寻找党组织。共产国际一部电台就装在艾黎的屋顶上，一次为避免可能的搜查，艾黎曾让刘鼎在宋庆龄家中躲了3天。
李杜在上海找到刘鼎的经过是这样的：3月上旬，董健吾由陕北回上海，向宋庆龄等复命时，宋把刘鼎在上海的情况和张学良谋求与共产党联系，想找一位党员去西安的事告诉了董健吾。董健吾曾在刘鼎手下工作过，他找到刘鼎，说服刘去西安，并通知了李杜。当时，刘鼎还没有找到党组织，由于他被国民党通缉，这个化名是见到董时才起的，一直沿用到去世。
张学良知道刘鼎到了西安，第二天要赵毅把他请到公馆来见面。刘鼎为了安全，在西安自己找好住处，并告诉赵毅，如有事找他可以告诉与他同来的马海德。第二天他上街去熟悉环境去了。赵毅上下午都去西京招待所找马海德，马海德与斯诺随刘来西安，准备去陕北，但刘的住处马海德不知道。晚上，刘去马海德处才知道这事。第二天早上，刘随赵去玄风桥金家巷张公倌。
二人见面，刘鼎首先向张学良派专人去接他来西安表示感谢，接着表示此行是听取张团结抗日的意见并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也准备说说自己的意见。张学良却以严肃的口吻对刘鼎说了如下一番话：“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几件事想请教。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的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的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刘鼎觉得张学良提的问题如此严重，不能贸然答复，便慎重地表示：“张将军提的问题很重要，允许我考虑一下，明天详细答复你。”
第二天二人再次见面时，刘鼎对张学良所提的几个问题分别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4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成为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已是‘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之计，同时也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10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刘接着又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刘鼎来西安前，曾对当时形势、党的基本政策和张学良与东北军的状况作过研究，又利用一天时间反复揣摩，认为张学良是佩服强者，轻视弱者，打了反而可以成交，于是决定委婉地用道理来折服张学良。他把答复一口气说完之后，以为张学良定要发作，因为张是个大人物，不管语气如何委婉，如此数落他的不是，总有冒犯他的尊严之嫌。
但是，张学良听刘鼎说完之后，却沉思良久，然后神态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慢慢地说。”刘说：“过奖了，既然张将军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张微笑着说：“过两天我们一同去陕北，先到洛川住几天再说。”当天张学良就偕刘鼎同飞洛川。刘鼎从上海来西安时，史沫特莱曾托他把斯诺和马海德带到西安转往陕北，刘没来得及和他们打招呼就随张学良去了洛川(21)。
张学良3月间以督师为名在洛川设立了前进指挥所，人们称为洛川行辕(22)。这个行辕设在王以哲军部双跨院内，张学良与刘鼎住在东院。他摒除一切公务，专和刘鼎作长谈。
张学良首先把和李克农会见的经过及邀周恩来到肤施会谈的计划告诉了刘鼎。
张学良迫切地想知道红军致胜之道。他一向认为红军是弱兵，然而不但经过长征未被消灭，而且在陕北又打败了他自诩为强兵的东北军。张学良经常考虑红军这种优势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破坏它，或者把它学到手。他曾向一些红军的叛变者了解过这个问题。如曾任红三军参谋长的张翼，叛变后，在张学良部下任中将参议，对苏区和红军的情况知道很多，但他不如实地介绍情况，而是按照自己的察言观色去逢迎张学良，因此张学良也未能从他的谈话中找到答案。张学良见到刘鼎，就急于想弄清这个问题。他和刘鼎的长谈便从红军问题开始。
张学良对刘说：“在长征那样艰苦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东北军和所有国民党军队一样，打胜仗是靠武器装备好，子弹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有些损失，好办；一败就溃，有的拖枪逃跑了，要补充、训练，一个师最快也要半年。红军撒得开，收得拢，长于运动战、游击战。我的部队一撒开就收不拢。在热河、长城一线抗战，各部队接受了任务，但一上前线，连各部队的位置都弄不清楚，别说指挥作战了。”他问刘鼎：“在战场上，红军哪来的那么多的自由?”
刘鼎首先说明红军的特点，其一是红军的组成与一切旧军队不同，士兵不是招募的游民，而是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勇敢、吃苦耐劳，守纪律超过一切旧军队，所以能虽败而不垮。其二是红军有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上下一心，从而产生了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刘鼎接着谈到土地革命，苏区政权、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情况，指出共产党一切从为工农兵谋福利出发，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是最大利益。政府、人民与军队之间十分和谐，因之，红军在战场上就有更大的自由。刘鼎最后强调指出，在苏区内部各部门、各地区、各个部队之间之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刘鼎的详细介绍使张学良对苏区和红军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他还有一个疑问，对刘说：“在武昌，我读过点马列主义著作，知识分子和工人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团结革命，容易理解，但是农民有的连字也不识，怎能接受马列主义，和党一心一德，矢忠革命呢?”刘鼎回答说：“共产党和红军是以共产主义理想和当前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为团结教育的中心，这是红军有别于任何旧军队，也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东北军也可以用抗日爱国思想作为团结教育的中心。”
张学良对刘鼎的解释十分赞赏。他认为刘鼎有学问、有教养，可能是中共的知名之士，一次问刘：“你现在用的是真名还是化名?”张曾向他的随从军官猜测过：“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吧?”以后刘鼎到西安任驻东北军代表，张学良向高级军官们介绍时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在洛川，张向两个“跟车”的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向刘先生多学学。”(23)“跟车”是张学良为培养和考察高级军官而设的，总有两个将级军官在他身边服务，时间半年。张学良每天办公时，他们都随车前往参与某些公务，借以考察和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他们被称为“跟车的”。
张学良同刘鼎在洛川的这场谈话持续了10来天，每天从早饭后开始，经常从上顿饭谈到下顿饭，直到勤务兵非收拾饭桌不可的时候才打断一下。有时坐累了，就上城墙边散步边谈，三四百米见方的洛川城墙一转就是两圈。
张学良既向刘鼎提问题，也坦率地谈到自己的如下一些情况：他指挥部队战胜了郭松龄之后，在东北军中才有了威信；除掉杨宇霆、常荫槐是用银元卜卦才作的最后决定；“九一八”事变丢掉沈阳兵工厂他很心疼，说：“造重炮的工厂才完工，统统被日本人夺走了”；下野后，曾想去苏联，被苏联拒绝，蒋介石也不赞成他去；回国后，原以为从齐亚诺那里学到的法西斯党一套活动方法，可以帮助蒋介石统一中国，但蒋介石怕他东山再起，不让他参与党务活动(24)；等等。张还向刘介绍了南京方面的一些情况，如张治中、胡宗南、陈诚等都主张抗日，等等。他对苏区的新事物很有兴趣，问刘：“国民党及其军队等级森然，与旧军阀没有什么区别，红军官兵怎样区分?你们党内也有大党员和小党员之分吗?”“苏区一夫一妻制如何实现的?国民党法律就允许所谓‘爱情亲属’，一夫多妻是合法的”；由此又谈到欧洲的女权、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总之，张学良已经把刘鼎引为知己，敞开心扉，无所不谈。肤施会谈后，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报告会谈情况时，也提到张与刘“谈得很投机”。后来中共中央派刘鼎为驻张学良处代表，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洛川长谈，使张学良了解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是有依据的，也是可靠的。因此，他在肤施与周恩来会谈时，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共民族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团结抗日的主张。这次长谈为张学良参加肤施会谈作了思想准备，同时也为以后与刘鼎合作无间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张学良传/张魁堂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