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世纪老人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
出生于1875年的日本人，1945年恰好70岁，此时如果他回忆起50年前即20岁(1895年)时的往事，一定会深深地感到日本近代历史的剧烈变动。中国人也会同样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的激烈震荡。不仅如此，对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来说，20世纪的前50年，是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留下集体记忆的年代。
从1945年至1995年又过了整整50年，这半个世纪广泛而剧烈的变化决不亚于前半个世纪。时至今日，日本仍难以摆脱 20世纪前50年历史磁场的巨大影响。现在的日本社会是1945年以来的产物，同时也是前半个世纪历史的继续。因此，应审视一下当今日本人的“历史认知”。至少通过这百年的历史，思考一下现在与将来。
在此通过分析至今健在的世纪老人张学良(1901— )的一生，从日本方面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的大变动，张学良的人生道路极为典型，是对中国历史产生过极大影响的人物。
张学良曾任沈阳东北大学校长，1928年秋，他批准了东北大学的校歌。校歌由刘复(字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歌词格调高雅，热情讴歌了白山黑水的东北大地，颂扬三民主义和青天白日旗，主张在东边的日本、北面的苏联的压力下卧薪尝胆，排除空论与狂热，强调知行合一与积学养气。歌词的最后提出通过“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为达到“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奋斗，这些内容显然是根植于中国东北大地上的。
这里所说的“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或许是一种偶然，但是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各自社会集团认同的四层构造。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基层的家族、宗族的认同是“爱校”，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所谓“爱乡”则是对类似血缘的东北地区的认同，它是一种同乡观念，凝聚着东北人的意识。第三是“爱国”则表现了对忠实地继承1912年共和国家＝中华民国的近代国民国家的凝聚力。正如孙中山(孙文)所指出的，这一层认同的凝聚力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必须用“国族主义”的水泥来凝固住“一盘散沙”的状态。这就是20世纪的中国，为实现国民国家而努力的民族主义。而第四层“爱人类”是关系到世界大同的思想。按照中国人的思路，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华民族”意识的认同。如上所述，它构成了包括第三层国民国家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广阔政治空间，意味着中华民国独立时，就开始形成了国民国家(请参考Lowell Dittmer Samuel S.K im ed.,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张学良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伴随着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形成，曾多次在历史转折关头，戏剧性地发挥了巨大作用，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使这种作用达到了顶点。在此之前，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起过独特的作用，从 1928年12月29引“易帜”(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服从国民政府开始，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的执行不抵抗政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等等，都显示出张在中国政治空间的大潮流和转折关头所起到的典型作用。本书重点阐述 1928年至1936年这短短8年间张学良和中国政治的特点。
这8年是日本与中国关系日益明确的时期，是中国强烈地感受到日本政治、军事压力的时期。在中国的社会空间中，作为近代国民国家，国民政府的凝聚力日益增强，围绕着对日本的军事侵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中国社会空间产生了纷繁复杂的矛盾。
然而，从整体来看，日本的侵略，使中国社会空间中逐渐蓄积起民族的危机感和政治的凝聚力，抗日意识产生了抗日政治。其历史的发展恰好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北地区，张学良起了当事者的作用。1928年的“张作霖被炸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热河沦陷”，1935年至1936年的“华北事件”，是日中关系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对张学良个人来说，与国民政府中央权力的合作，实现了其中国统一的愿望。但是，他同时又面临着现实问题：与国民政府的统一，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基础东北(“九。一八事变”)，不能采取相应对策，应付以后发生事态的现实问题。这种矛盾随着 1935年到1936年日中关系的发展而逐渐开始激化。
也就是说，张学良坚信中国只有向近代国民国家发展，才是防止列强和日本侵略的必由之路。然而，等待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并不能对抗现实的侵略，必须首先组织全民族的不分阶级的各个阶层的抵抗，他开始意识到拯救中华民族这个主题。张学良这位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登上了历史舞台。
从张学良个人来看，“救国”的课题是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者蒋介石坚定不移的认同，“救亡”是基于自己“亡省亡家体验” (丧失了包括热河省在内的东北四省和自己的家)，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恢复国土(东北)的认同。这其中，交错存在着所谓“国民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
这两种认同当初并行不悖，但是随着张学良的“旅欧体验”和其后华北形势的日益恶化，开始出现矛盾，必须决定何者为先，张学良身上便出现了认同危机。张学良人格中已经形成的先天协调的复合认同在新的条件下开始分解，要重新调整其相互关系，其顶点就是西安事变。
所谓“认同”是指个人与诸集团的心理距离及距离的远近，或者理解为个人复合认同中的矛盾，如E.H．埃里克逊所言的认同概念，是从两种精神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出的。一个是自身中一直保持的呈现出同样自己和连续性的自我，另一个是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表现为与他人永远共有的某种本质性格。前者涉及个人主体性的确立，是要明确自己为何人的精神上的作用；后者可以说意味着对保证自己身份的集团的归属意识、同一化过程中的精神作用。
谈到张学良的认同，我们试图以其自我连续性，以及对其诸集团的关系为轴心来重新认识，注意到个人的认同与有关文化或集团的共鸣，还有对集团的认同之间相互渗透(请参考埃里克逊著、小林木启吾译：《自我同一性》，诚信书房，1986年，第10页；马场伸也：《认同的国际政治学》，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序章；栗原彬：《历史与认同》，新曜社，1982年，第一章)。
1995年1月9日，笔者在夏威夷瓦湖岛火奴鲁鲁的威夷肯海边的住宅，见到出生于1901年的93岁的张学良时，切实感到所面对的是20世纪历史人格化的证人、当事者。尽管经历了诸多的人生磨难，但是，在张学良既恬淡又热情的谈话中，自然地显示出了其可贵的人品，诚然，只有这种品格，才能使错综复杂的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在西安事变爆发即将60周年之际，偶然地在珍珠港，思考一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与日本，展望今后的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会得到某种启示。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