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中华世界接轨的“满洲”
（日）西村成雄
清朝对版图内少数民族的统治机构，起源于1644年入关 (进入万里长城以南)前设置的理藩院。经过大约一百年，即18世纪的乾隆时期，其机构基本形成。
理藩院与中央政权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并列，是皇帝的直辖机关，两位长官尚书和次官(左右侍郎)为满族，额外侍郎为蒙古族，汉族被排除在理藩院之外。理藩院最初的管辖范围是漠南蒙古(内蒙古)诸部与对俄外交，康熙年间为楼兰蒙古(西蒙古和西藏地区)，乾隆中期已经包括新疆回部。
与中央理藩院相对应，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机构，设立了将军(新疆伊犁、乌里雅苏台漠北、外蒙古、绥远、奉天、吉林、黑龙江)、都统(察哈尔、热河)，驻藏大臣(西藏)，西南土司制度等等。
当然，中国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对它的统治与理藩院不同，满族进京后还拥有陪都的特殊地位，在奉天将军(也称盛京将军)之下，设置了除中央吏部之外的户、礼、兵、刑、工盛京五部。职权为指挥驻防官兵(满洲、蒙古、汉族各八旗)，把守防止人口流入东北的柳条边墙关隘，管理移民奉天地区汉族的统治机构奉天府(与中国关内府、县相同)，管理官庄、旗地以及驿站等等。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的职权也大致相同。
进入19世纪的鸦片战争后，1861年新设立了统括对外关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理藩院的对俄外交权归属总理衙门。 1884年废除伊犁将军，创设巡抚统治下的新疆省，后者成为与中国本土一样的行政机构。
这种变化20世纪也影响到了东北，1907年行政机构改为东三省总督和各省巡抚。当然，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间汉族人口大量涌入是东北军政制度变为行政制度的原动力。据记载1870年以后，东北增加了“府、厅、州、县”的设置，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宣统二年(1910)黑龙江的人口为145万人，管辖七府、六厅、一州、七县；奉天省人口在宣统元年(1909)是1292万人(1897年为 496万人)，宣统二年管辖着八府、五个直隶厅、三厅、六州、三十三县；吉林省人口宣统三年(1911)为374万人，有十一个府、一州、五厅、十八县。辛亥革命前，东三省总人口有1700～1800万人。
从历史上看，清朝实行封禁政策，直到1700年开原仍是北部界限，18世纪中叶，才开始向吉林、伯都纳、热河南部迁居。19世纪中期，开放了内蒙古东部，后期开放了围场和牧场地，逐渐到了东边道、间岛、松花江下游、20世纪初实行了全面的土地丈放政策。
人口增加主要是由于关内人口的流入。尤其是1905年以后，大豆作为国际商品大量进入欧洲市场，耕地面积的扩大，促进了人口流入。
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以汉族为主的移民大量定居东北之时，也正是欧洲列强瓜分全球领土之际。在中国东北，根据《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沙皇俄国从清朝割去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共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按当时欧美的国际法惯例，国际法的主体仅“限于近代国际社会集团成员”，对非欧洲地区的非近代国家，即使有“原住民”居住，也视为“先占无主地” (即列强认为是无主地而占有其领土)，以取得最初的法律上的承认。针对这种情况，1880年以后，清朝采取了“殖民”和充实边境”的政策。
进入20世纪，俄国和日本都加紧向东北扩张势力，清朝倍感政治危机，为对东北进行富有实效的统治，清朝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按照“以夷制夷”的理论，开放了13个主要城市为通商口岸，企图靠列强的互相牵制，确保东北。1907年以后，清政府对内在东北建立与关内同样的行政组织，同时实施振兴工商业的“新政”和“宪政”。企图依靠凝聚清朝版图内东北政治、经济力量，来对抗列强的压力。
在辛亥革命(1911)时，日本国内的部分势力通过“满蒙独立运动”验证过这种凝聚程度，日本企图乘辛亥革命的混乱之际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结果证明东北具有以与中央政权结合为目标的社会凝聚力，至少不具备主动地与中央政府分离的条件。这是 19世纪以后，汉族人口不断流入东北收到的实际效果。在满族的故地，满族独立国家论已经失去了社会基础，可以说东北正在形成以汉族为主，满族、蒙古族等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
从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交错来分析清朝统治期东北的特征，在保持满族和蒙古族政治空间的将军系统之下，由于汉族经济的发展，满族等民族固有的经济空间缩小了，至20世纪终于逐渐被吞没。1907年采用总督体制以及在辛亥革命中，清朝政府也考虑到汉族经济空间扩大，力图重新调整权力空间。有人称之为“满洲中国化”时期，即“满洲的‘消亡’。”
这一时期，列强特别是日本增加了对东北的政治、军事压力，日俄战争以来，关于东北的特殊权益，已经具备了成为国际化问题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仅继承过去的殖民成果，来维持继承清朝版图的中华民国的政治主权已相当困难。而且到20世纪，在列强资本输出的新条件下，为获得东北丰富的资源，呈现出复杂的国际关系。因此，“满洲”就很可能成为列强争夺激烈的地区。
尽管如此，中国东北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是作为构成其政治主权的一个地区而存在着的。即使在袁世凯(1859～1916)统治下，东北也是他的一个重要支柱。而且张作霖(1875～1928)1922年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保境安民论)，把东北作为独立的地区政权时，东北也未从近代国民国家中华民国的政治共同体中分离出去。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中华民国的主权仍保持着中华民国应有的“法统”(政治统治的正统性)。即使掌握东北地区权力的张作霖，也仍由“中华民国”保证其统治的正统性。因此，应该说中华民国的政治主权也包括东北，只是由于轻视或无视这一点，才产生了“满蒙分离独立论”。“九·一八事变”不过是谋略的成功，“满洲国”是从外部移植的“国家”，其理由也就在这里。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