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满洲”
（日）西村成雄
至19世纪末，在汉族的大量涌入东北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空间。进入20世纪，由于列强取得作为资本输出的筑路权，铁路建设迅速展开，并开始进入与此相关的矿山开发和诸多企业，创造出了殖民地经济空间。
通过1896年9月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契约》和1898年7月的《中俄续订东省铁路公司契约》，俄国政府获得了从满洲里至绥芬河1700公里的干线，以及从哈尔滨至旅顺、大连 1100公里支线的T字形铁路线，共计2800公里的铁路修筑权。这条中东铁路(也称中东路、东支铁路)1898年6月动工，因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度中断，后派军队恢复建设，1903年7月全线开通。在建设中，大量地使用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如 1898年到1900年间，动用了20万人。俄国的殖民城市哈尔滨成了中国工人的聚集地。
俄国不仅取得了铁路修筑权，而且掌握了经营权、军队驻留权、矿山开发权、开设工厂权等等，沿线有7万“护路军”驻留防卫。因为拥有这些特权，以军事镇压波及华北、山东的义和团，作为八国联军之一，在东北投入了17万人的军队。1900年俄军占领奉天，盛京将军增祺《?～1919)逃往辽西。东北各地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从此，各地的“土匪”集团丛生，张作霖等就是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产生出来的。针对俄国的占领政策，1903年上海、北京以及东京的留日学生蓝天蔚(1878～ 1921)等开展了“拒俄运动”。同时，日本与俄国的政治矛盾激化， 1904年2月日俄两国交战，1905年由于美国调停，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
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大地进行，发生了1904年8月的辽阳会战，1905年1月占领旅顺之战，2月开始的奉天大会战等大规模的战斗，日本还用军用票筹集物资，中国民众被直接卷入了战争。伦敦合同长老教会的传道医生D．库里斯蒂这样说道：
“不是自己的战争，但是却因此受苦、甚至死亡。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粮食价格是平时的数倍，高粱秆是普通价格的6倍”。
现在俄国走了，日本取而代之。
“战胜了一个大国。日本是优秀的，最了不起的。他们认为应该看不起中国，他们不是救世主，而是作为胜利者来到中国，将中国人视为被征服民，抱着轻侮的态度”(D．库里斯蒂著、矢内原忠雄译：《奉天三十年》上，岩波新书)。
日本胜利了，获得了俄国把持的中东路支线南半部分即南满铁路，当然也继承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第二次桂内阁的小村寿太郎外相，1909年8月到9月，从清朝得到了“安(东)·奉 (天)铁路”、“新民屯·法库门铁路”、“大石桥·营口铁路”的权利。
为此，美国1909年12月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旨在牵制日本俄国在东北的权利。日本和俄国第二年即1910年7月缔结《日俄第二次协约》，与美国对抗，同时俄国承认了日本“合并韩国”。当时，俄国的报纸评论道：
“现代流行合邦，以前是奥地利吞并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近东已有合邦之事，远东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俄国承认日本合并韩国”(《外国新闻摘要》第28号，明治 43年7月10日)。
这时，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认为拯救东北危机的惟一办法是“在两国铁路之外，修筑铁路”，因此，必须引入外资，即所谓“借债造路”政策。锡良认识到东三省的命脉已经为日本和俄国掌握。在濒临危机尚未完全成为“韩国”状态的情况下，东三省的活路在于“均势一法”，应利用列强间的牵制力。于是，提出纵贯东北的锦州——齐齐哈尔——瑷珲的铁路建设计划， 1909年10月与美国借款团及英国普林库商会，签订了临时契约。“这名为商路，实际隐含着政治外交策略”，试图与日本的南满洲铁道俄国的中东路对抗。
同时，清朝中央政府也下了“最好广开商埠，招外人群聚，暗中防止独占策略”的密谕。由此使各国在东北的均势具体化。 1906年至1909年的4年间，中国共开港、开市场29处，其中21处在东北地区。而且在东北21个开港、开市场的城市，都是在 1861年牛庄(营口)开港以后被一举开放的。的确，东北地区与世界市场接轨了。清朝不管是地方政权，还是中央政权，都采取了“均势论”的对外政策：即面对列强加强对东北资本输出和政治、军事压力的最初冲击，采取利用列强间矛盾的政策。但是，选择这种政策，也反映了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尚未充分具备近代国民国家凝聚力的现实。
锦瑷铁路计划在1911年1月终因日本和俄国的反对，以及清朝中央政权内部的矛盾而受挫。但是，提出锦瑷铁路计划后的 1909年12月，美国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提案》，这给因日本、俄国反对而破产的锦瑷铁路计划一个再讨论的机会。1910年4月，锡良为订正式契约，派广东按察使郑孝胥(1860～1938)等前往天津，与美国方面协商。但是，由于1910年清朝中央政权的内部矛盾，压制了实现东北计划的美·清同盟。然而，从全国来看，1911年5月，围绕湖广铁路借款，清朝与英、法、德和美国的辛迪加银行集团间，签订了契约。美国以插手华中地区代替了锦瑷铁路。这意味着，清朝末期的对外政策中，贯穿着靠列强间的平衡来守卫自己利益的理论。与此相对，各地开展了自办铁路 (由中国资本建设铁路)运动，与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就是说，依靠国内“扩充实力”，与列强压力对抗的政治势力开始抬头。
东北地区也产生了这种新的潮流。特别是在1907年以后的“宪政”准备阶段，从由省级宪政召开地方“咨议局”开始，地方的实力派在政治上开始逐渐集聚起来。他们通过商会等组织，实现立宪派政治上的聚集，开始要求清朝实施宪政，实施具体的产业政策，因而成为促进东北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以辛亥革命的政治变动为契机，作为清王朝崩溃后地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主导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客观上起了支持张作霖权力的作用。
与此同时，清末20世纪最初的10年，中国东北地区内的诸问题具备了国际化的条件。由于铁路建设和对外开港、开市场，开始与世界市场真正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东北的大豆生产和出口，更加强了这种结合，即诞生了国际商品“满洲大豆”。
东三省总督锡良在1911年初的上奏中说“东三省产出的土货，以粮豆为大宗，日俄战争后各国洋行群集采购”，并指出日本的三井洋行是最大的洋行(《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9年，卷 7，宣统2年正月12日)。从1908年3月起，三井物产营口办事处将大豆出口到英国，在伦敦植物油脂市场“博得好评”，可见大豆已成为国际化商品。同时1908年俄国的那达森商会也开始从海参威向欧洲市场出口。因为大豆的价格低于作为肥皂原料的棉籽和亚麻仁，所以打进了国际市场。于是，从过去的向中国关内和日本出口为主，变为以欧洲油脂市场为主要对象。1908年起的20年间，“满洲大豆”的产量不断增加。
从生产总量来看，1908年150万吨，10年后的1918年220万吨，5年后的1923年300万吨，1928年533万吨，1930年584万吨(天野原之助：《满洲经济の发达》，1932年)。1930年是 1908年生产总量的4倍。另外，从各地的耕种面积来看，黑龙江增加了3.5倍，吉林增加了1.8倍，辽宁增加了1.22倍。20世纪 20年代，东北作为商品的大豆生产，以黑龙江、吉林为主，都扩大了耕地面积。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东北地区大豆出口占产量的比率，如下页表所示。
年份 生产量（万吨） 出口量（万吨） 比率%
1925 417 146 35
1926 478 143 30
1927 482 185 38
1928 483 243 50
1929 485 276 57
1930 530 196 37
1931 523 284 54
资料来源：KangChao，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anchuria， 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 43，1983．
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年。
直接办理出口的是各国洋行，各地从事大豆生产的农民将大豆集中到粮栈，经集产地粮栈(大连、营口、开原、铁岭、四平街、公主岭长春、哈尔滨等沿线城市)，聚集到大豆油加工厂(油房)和洋行。于是，粮栈就是掌握大豆流通市场的批发商，还兼营向农民放高利贷，成为支配地方经济的阶层。
如此，地方粮栈从生产大豆的农家购买时，付给农民的是地方通货，实际上是不能兑换的纸币——奉天票和吉林官帖、黑龙江官帖。在大豆上市季节增加发行这种纸币，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其风险全部由农民负担。而增发不兑换纸币的是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广信公司等即是掌握东三省地区的张作霖政权。他们将生产大豆的农民控制在这个通货圈内，掌握大豆的集聚流通过程，最后卖给洋行。最后的对外决算通货，多为日本的朝鲜银行发行的对金兑换券，就这样大豆出口过程完成。
中国东北的大豆经济在与修筑铁路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中，获得了发展。同时，可以说在掌握大豆经济发展、流通过程的基础上，张作霖地方权力迅速发展起来了。张作霖等东三省统治阶层，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营收买大豆的粮栈。
例如1914年，张作霖的三畲堂经营的三畲粮栈，在奉天开张。郑家屯还有庆畲祥粮栈。它们兼营典当和高利贷，大规模从事大豆交易。加之东三省官银号附设官营企业的粮栈机构在各地拥有分店，使用官银号发行的奉天票，进行大豆垄断。
据1928年日本大连商工会所做的调查，在运往大连的230万吨特产大豆中，官商垄断的约占六成(138万吨)，折合当时的银元(现大洋)1.38亿元。附带说一下，1928年辽宁省的年收入约8.5亿元，故此可以想象其规模之大。
当然这些收入并非全部流入了张作霖个人的腰包。然而，从总体上讲，以与世界市场联系的大豆经济为其财政基础，张作霖政权不仅掌握了东三省，而且有可能武装进入关内执掌北京政府。就是说，张作霖依靠军事力量和大豆经济，迅速成为东北的统治者。日本只有与张作霖权力结合，才能确保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力。外国资本多次试验，也未能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大豆，日本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力，只有通过张作霖政权才能实现。
20年代东北大豆生产达到500万吨的高峰，“九·一八事变”后的30年代减少到300～400万吨。出口率也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后欧洲市场的萎缩而下降。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年代曾作为国际商品的“满洲大豆”，在30年代其作用大大降低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所面对的东北地区，已处于新的经济条件之下。
中国东北从1928年起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依靠铁路和大豆，与世界经济结合了。因此，下面将分析与世界经济接轨，对东北地区经济内部结构及社会的影响。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