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资本主义在东北的发展
（日）西村成雄
20世纪初期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以广泛的农业经济和制造工业经济为基础，在若干重要城市引入近代工商业经济。如果按照其所占比重分类，可以划分为包括农业在内的中国占据优势的“民族经济空间”和外国占优势的“殖民地经济空间”。有人将资本主义的类型理解为“奉天(沈阳)型”对“大连型”。即把在东北土生土长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奉天型”视为中国资本主义。
东北地区社会因修筑铁路和大豆经济，与世界经济结合，中华民国成立后，资本主义开始逐渐凝聚起来。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配备来看，与资本积累有关的金融部门占重要地位，而且，越是后发展起来的，权力与金融部门的联系就越密切，通过发行通货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使用财政暴力，膨胀金融机构，向其他部门扩张统制。同时，又创造出一定的资本积累的条件。
这些特征如实地反应在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史中。1905年创建的东三省官银号(最初为奉天官银号)，是辽宁省财政厅的代理金库，还被赋予发行通货的权力。1918年发行实际上不能兑换的纸币“汇兑券”＝奉天票(Mukden notes)代替过去的可兑换券大洋票，成为奉天省内的基本货币。奉天票1920年以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银价下跌的影响，与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金票的比率下降，但是，到1925年，变动幅度就比较小了。金票100元兑换奉天票130～160元，1925年末，因郭松龄对张作霖倒戈，金票兑换奉天票突破了200元，1926年平均为359元，1927年为957元，1928年巨变为2510元。这对张作霖政权来说，可谓一次金融财政危机。的确，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等战争，基于为进入关内的恒常战时体制之军费支出，也不得不依赖于滥发不换纸币奉天票。1926年以后，进入北京，还要负担北京政府的财政。
然而，直到1920年中期，奉天票是比较稳定的货币，为东北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官方开始与民间资本合办企业。1920年张作霖指示财政厅，在与总商会协商的基础上，创办了奉天纺纱厂，力图使棉布生产国有化。在450万元的资本中，规定“官股”(财政厅所有股)为250万元，“商股”(民间资本所有股)为 200万元，但实际上商股所占比率为30％，官股是张作霖等有实力者出资的。主要从美国购入纺机，纺锤2万锭，织机200台， 1923年10月开业，从开始就取得了保证红利和奖金的业绩。它是轻工业部门典型的“代替进口工业化政策”。
前面提到的东三省官银号是奉天省长公署的直属机构，同时兼营名目繁多的附属工商业部门，其收益作为官业收入纳入省库。奉天纺纱厂也采用“官商合办”形式，而实际上是“官办企业”，收益按官股的比率作为奉天省的官业收入。这些显然是采用“准国家资本”的官股形式，起到了自上而下推进资本主义化的作用。拿织布业来看，比如奉天纺织厂机械织布的生产量， 1926年为17万疋(一疋为40码＝36.6米)，1928年增加到22万疋。可是，与此相反，在沈阳、铁岭、哈尔滨等地“土布”的年生产量达260万疋。即土布制品在市场上占绝对优势，但是，以广泛的农村制造工业为基础，则自上而下地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从社会方面来看，在东北日本企业的生产量约为20万疋，这是以对抗增加进口的民间零星资本为基础的东三省政权的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反映。
与轻工业领域一样，在交通运输、铁路部门，1924年组织了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特别是1928年张学良掌握政权以后，积极投资自办铁路。根据当时满铁调查资料，可见这些依靠中国的资本和技术，“官宪随便插手建设，与其是从经济上考虑，不如说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应当说是与满铁利益对立的。
连接沈阳和海龙(后延长至朝阳镇)的沈海路，长253公里，通过满铁东面的粮仓地带，1925年动工，1928年开通。使用资金达2000万元(奉天票)，其中奉天省500万元，吉林省300万元，黑龙江省200万元，商会和银行等民间资本1000万元，是“官商合办”的，1928年收买了民间股份，成为“官办”铁路。
位于哈尔滨以北的呼兰至海宁的呼海路长221公里，经过所谓“北满的粮仓地带”，1926年动工，1928年开始运营，也是官商合办，1928年改为官办。
另外，北宁路(北京一沈阳)支线的大通路(大虎山—通辽)长251公里，1927年开始运营，吉海路(吉林一朝阳镇)长183公里，1929年建成，与沈海路连接，在沈阳和吉林与满铁相接。齐克路(昂昂溪—克山)341公里，1930年3月完成从昂昂溪经齐齐哈尔至泰安的158公里。180公里的洮索路(洮安—索伦)，也在1931年2月完成了洮安到怀远镇的71公里。
这些建设投入了省政府资金或其他的铁路收益，是“准国家资本”主导型的基础产业的一环。不言而喻，它直接影响了大豆的聚集和运送。尤其是20年代后期，鉴于满铁与中东路的竞争，明确表现出地方自办铁路建设的态势，也是凝聚“收回国权”运动的民族主义地方政治的表现。
至于东北的军需产业，1921年张作霖已经指示建立兵工厂，从丹麦和德国引进设备和技术，1922年4月创建东三省兵工厂。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的重新整顿军备时期，日本也积极参与兵工厂的扩充。1925年到1928年东三省兵工厂进一步扩大，年预算换算银元(现大洋)为800万元。张作霖的部下杨宇霆(1886—1929)掌握着实权。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制造各种兵器的工厂，到“九·一八事变”为止，投入资金达5亿元，工人人数最多时达3.6万人，平均在2万人左右。
军需工厂，还有东北航空工厂和海军工厂，1926年以后不断扩大，东北陆军被服厂有职工6000余名。1922年又创建了东三省陆军粮秣厂，与前面的兵工厂、被服厂共同构成了三大军需工厂。这时还正式建成了无线电通讯业，能与新疆、云南进行通信联络，1930年开设国际短波通信事业，开始与欧美通讯交换信息。
如上所述，可以说建立在“准国家资本”主导型上的各种经济政策，对包括军需工业在内的近代产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在此政策下，包含部分“官股”的民间资本企业也有了一定的积累。火柴业(惠临火柴公司等)、啤酒业(奉天八王子汽水啤酒公司等)、食品产业(奉天副食品酱油公司等)、陶瓷(张学良的智囊之一杜重远创立)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煤矿、铁矿等能源产业，多数在东北矿务局的监督之下，然而它们都处于提倡民族主义国货(国产品)，代替进口工业政策体系中。
这样位于民族主义经济空间上层的是掌握东北地区的政治集团，其人格化的代表是张作霖、张学良。在基层，形成了以农村社会为基础的、分散经营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空间与殖民地经济空间不同，即使在“满洲国”时期，也还保持着其社会的凝聚性。那么，位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空间中层的是以各地商会等为基础的当地工商业者层，以及组织他们的东三省商会联合会等。
20年代，东北地区民族主义的经济空间，产生了维持国民国家政治主权的社会基础。由此可见，在中国形成了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于是，日本统治阶层开始宣传，它阻碍了大连型殖民地经济空间的发展，产生了“满蒙生命线论”，作出了非经济竞争，而是以军事、政治对抗，炸死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历史选择。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