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走上“家仇”与“易帜”之路”
（日）西村成雄
1928年6月4日早晨、火车刚到皇姑屯车站，在京奉铁路与满铁路桥的交叉处，关东军置放的炸药炸毁了桥脚，顿时，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被毁，燃烧起来。日方谣传暗杀张作霖是“南方便衣队所为”，但中方认为是日本所为。战后，才搞清楚是关东军河本大佐谋划的。
张作霖身受重伤，被送到大帅府的小青楼，上午9时半死去。奉天省长刘尚清和参议长臧式毅决定，在张学良返奉前，对张作霖的死保密。6月18日张学良返回奉天，22日，正式发表张作霖死去的消息。这期间，日方不知道张作霖已死，因而未能乘乱实现更大的阴谋。
经张作霖的盟友张作相提议，7月2日，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长兼保安司令。此时，对张学良来说，为不让日本人有机可乘，避免产生政治空白是最重要的课题。
日方面临着如何处理与东北新领导者张学良的关系问题。 1927年召开的东方会议，已经形成了基本思路，其方针是想方设法阻止张学良与南方的国民政府合作。
但是，张学良已经决心与国民政府合作。7月1日，致电进入北京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等，明确表示“学良当以民意为归依”，“学良爱乡爱国不甘后人，决无防害统一之意”，表示将派代表前去洽谈(《张学良文集》一，第98—99页)。
1928年7月，也是整个中国政治的大转折时期。国民党、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正式的中央政府。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否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统治正统性，确立了武装斗争路线(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东北已不再是过去的奉天派，而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准备与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合作。这时形成了国民政府这个政治上的共同体主宰中国政治的形势。
实际上炸死张作霖，在双重意义上成为促进中国的政治统一的契机。日本给中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历史转折支点。
第一，在奉天派内部，完成了新老交替，张学良具备了掌握实权的条件。为什么以张学良为首的中国年轻人能够得势?关键在于当时东北地区政治已经超越了日方对奉天派的认识。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基础，日本万没料到，它的行动恰好起到了助卵孵化的作用。
第二，在奉天派军阀完成新老交替的基础上，蒋介石等国民党势力在东北找到了政治共鸣的基础。通过郭松龄受到北方国民军思想影响的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代表。蒋介石等成功地将与日本关系微妙的东北，比较安稳地拉进了全国统一的政治磁场中，这就是1928年12月29日的“易帜”。
那么，易帜为什么推迟到1928年末呢?田中义一首相派曾任中国公使、张作霖的朋友林权助(1861—1939)参加张作霖的葬礼，企图阻止东北与南京政府接触。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 (1882—1964)也直接施加压力。张学良认为日方所说“如不听我方之劝告，即诉诸武力”，确非空言恫吓，必须进行斟酌。这种斟酌就是不给政友会的田中义一首相以“军事介入东北”的机会，来转移民政党等的攻击，延长其政治口实的政治判断(《张学良文集》一，第103—104页)。的确，张学良有“东省易帜，不能立时实行”，“弟，现在实在是进退维谷”的苦衷。在张学良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说明(7月21日)中可见一斑：
“通电易帜，弟已承诺在前，独以顾虑桑梓(东三省)目前危险，不克立时践约，愧疚实极。惟此次弟决心与兄合作，纯本之个人天良。……弟此后行动，一以兄为依归，易帜固为袍泽之良友，不易帜亦为精神之信徒，东省行政方针，当本先总理训政方略，亦步亦趋，为不拘形式之统一”(《张学良文集》一，第101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抗日战争时期 续编(一)》，第218页)。
张学良从对外关系考虑，有一种日本可能介入，“易帜则生祸乱”的危机意识，认为不得不暂时延期对内政治统一的易帜。当然，张学良自己认为“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谋南北之统一”，三民主义符合现代之潮流。因此，“不过形式上之易帜问题”(《张学良文集》一，第102页)。
从这份当时未发表的电文看，张学良的易帜信念和对比自己年长14岁的蒋介石个人的全面信赖，已经远远超出了父亲被炸的“私仇”、“家仇”，达到了新的政治境界。正如张学良对曾经反对军阀战争的郭松龄以兄事之一样，现在对推进国家统一的蒋介石也以兄事之。
蒋介石为加强政治基础，不顾国民党内“张学良不过是军阀”的批评，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蒋介石国民政府制定了东三省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内政问题由东三省负责的方针。日方为确保政友会优势，转为默认易帜的方针。张学良12月24日，秘电东北各省，指示为29日的易帜制作国旗(《张学良文集》一，第149—150页)。 12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决定东三省和热河省政府委员会名单，于易帜后公布。
12月29曰，张学良发表“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的通电，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五色旗(红、黄、蓝、白、黑)换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易帜典礼在奉天省政府礼堂举行，各国驻奉领事馆均派代表参加，只有日本代表没有出席。
政治家张学良将父亲张作霖被杀的“私仇”“家仇”埋在心里，将东北改为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府，其心情已经在8月9日与日本政府代表林权助的会谈中如实地反应出来了。
“余为中国人。因此余之思想自以中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
“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一种恐惧，反对中国实现统一，余颇不可解”(《张学良文集》一，第110—111页)。
林权助对张学良带有自律性的想法和立场，警告说“你的思想极为危险”。
张学良向蒋介石说明对付日本的三种策略(《张学良文集》一，第112页)。一曰“强硬”路线，必用武力，如此“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二曰“软化”路线，东省将成为保护国，成为“朝鲜第二”。此法不足取。三曰“圆滑”路线，暂用国际间的矛盾，折其野心，取拖延之策。他认为当时只能选择此路线。
面对现实，张学良感到作为对外交涉力量的基础，须先对内凝聚东北社会的力量。1928年8月，张学良就任1923年创立的东北大学校长，9月14日，他在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词中强调，中华民国的教育不是过去的为了个人或家族学习，必须为国家而求学，强调了“国家观念和重视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重要性，东北大学的许多毕业生，后来作为张学良的智囊，起了重要作用。在重视教育的同时，正如6月21日所指出的，逐渐着手具体实施以振兴工业为中心的充实产业政策，和平解决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外交诸悬案的方针。这表明东北已进入走出张作霖时代的扩张军事势力路线阶段。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