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作霖·张学良·郭松龄
（日）西村成雄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新民府台安县的桑林子詹家窝铺。名学良，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小六子。
张学良出生时，父亲张作霖26岁，是辽河流域的台安县八角台镇“保险队”(与地方商人之间订立契约，保护其生命财产的警备团)队长。这时，与干同样营生的张景惠(1871—1957)、“土匪”汤玉麟(1871—1937)等，以及锦州方面的保险队长张作相 (1881—1949)，形成了拥有200余人的“地主土匪武装集团”。据张学良回忆，自己出生的那天，正是父亲取得第一次战斗胜利的日子，印象特别深刻，从此产生了张作霖集团诞生的神秘故事。
清政府为镇压东北的义和团运动和维持治安，将这些武装势力收编为正规化部队。张作霖等1901年9月，被改编为新民府的“游击马队一营、步兵一哨”。日俄战争中，又与日本军方保持联系，扩大了势力。1906年，在盛京将军赵尔巽(1844—1927)下，指挥五个营(一个营为500人)，1907年讨伐辽西“巨匪”，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1855一1939)任命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成为官方武装集团的张作霖1911年5月遵照再度出任总督赵尔巽的命令，以军事力量镇压波及到奉天省的辛亥革命。赵尔巽11月11日，组织奉天保安会，革命派11月17日组织了联合急进会与之对抗。会长张榕(1884—1912)1912年1月23日，被张作霖的部下杀害。
2月12日清帝退位后，赵尔巽不得不承认“共和”。张作霖也随之承认了共和，其后，宣誓效忠袁世凯，9月就任陆军第27师中将师长。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也分别成为师长、团长，形成支持张作霖以恩顾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军事集团。这时张学良正好10岁。
袁世凯要将东北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1915年8月，将属下段芝贵(1869—1925)派到奉天。但是，袁因复辟帝制失败， 1916年死去，段芝贵被张作霖驱逐出东北。7月，张作霖任奉天督军兼省长。
当时，张作霖将自己比作汉朝的刘邦，“马上得之，宁马上治之乎?”开始在周围网罗文武官僚。辽阳绅士袁金铠(1871—1946)、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杨宇霆、沈阳的王树翰(1880— 1955)、金州的王永江(1872—1927)等，这些有别于张作霖“绿林”集团的人开始加入进来。1928年以后，张学良不得不继承、处理这诸势力间的复杂关系。顺便提一下，作为省城的奉天，元代起叫做沈阳，清朝以后称为奉天，中华民国时期仍延续这个称呼，从“易帜”后的1929年初起，改称沈阳。但是，在民国的前半个时期，人们习惯上也还是称之为沈阳。
当然，张作霖并非马上就在众多“绿林”势力中占据优势， 1917年张勋(1854—1923)复辟事件失败后，张作霖在与北京的安徽派段祺瑞(1865—1936)联合中，掌握了黑龙江省的军权， 1918年9月，取得东三省巡阅使的地位。这个职位相当于过去的东三省总督。1919年7月，他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1856— 1933)，掌握了东三省的实权。至此，从辛亥革命爆发已经整整过去了8年。
这是正值全国掀起“五·四运动”的高潮，“收回国权”的民族主义也渐渐波及到中国东北。在此之前，张学良加入了沈阳的基督教青年会，交友范围扩大了，这时张学良18岁。
后来，即l934年，他向李顿回忆道：
“在年轻时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内心受到基督教的影响。我与和平的理想、爱和牺牲精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以前我一直是个军人，经过了15次战争。”
在即将31岁的张学良的记忆中，表现出了尽管产生了对基督教爱的强烈共鸣，但遵照父命“本非所愿还是成了军人，不得不出没于战场的感慨。
张学良的军人生涯是从1919年入父亲开办的“东三省讲武堂”，成为第一期学生开始的。从那时起到父亲张作霖被炸的10年间，一方面谨遵父命成了军人，同时，又彷徨于外国干涉下的内战现实之中。
在李顿面前，他这样回忆：
“通过这些经历，知道了军队造成的可怕的破坏和战争灾难，个人经常劝说父亲停止战争的重要，但是，父亲总是否定我的意见。
你年轻还不懂。你认为我喜欢战争吗?我的目的是以战争结束战争。我希望以军事力量统一中国，依靠统一免中国丧失东北。东北每天都在虎口之中。中国统一、强大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他讲父亲张作霖曾说过的这段话，大概是张学良自己的愿望，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的实际感受。然而东北地区的统治者张作霖也认为“统一中国”是守卫东北的条件，这与张学良是共同的。
讲武堂的战术教官郭松龄(字茂宸，1883—1925)给张学良以巨大的思想影响。郭松龄生于奉天，上过奉天陆军小学等学校，后因军务需要到四川，经历了辛亥革命。1911年11月回奉天，因与革命派联合急进会关系密切，被张作霖的部下汤玉麟逮捕，被后来成为其妻子的韩淑秀(1891—1925)等人救出。后来从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参加了孙中山(1866一1925)的护法运动， 1918年末，经陆大的同级生奉天督军署参谋长秦华介绍，1919年任讲武堂教官。
那时，郭松龄认为“欲谋东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穴，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李坚白；《东北国民军总司令郭松龄事略》，自刊稿，第4—5页)。
6年后，即1925年11月，郭松龄提出排除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把权力让给张学良，进而以“改良东三省政治，停止内战，让人民休养生息”为口号，发动兵变。结果，由于日本军方的介入而失败，12月24日，郭松龄夫妇被处决。张学良通过这一事件，认识到自己与郭松龄的政治目的有共同之处，并开始认识到日军对东北影响的增加，以及内战的悲剧性。郭松龄反奉兵变，与组织国民军的冯玉祥(1882—1948)保持着联系，又与“五·卅运动”高涨，以及孙中山逝世后广东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运动相呼应。
郭松龄在致张学良的信中，最后劝告张学良，“公(张学良)应对上将军张作霖尽忠尽孝，但是，若徒以服从为孝，而长其骄盈侈大之心，是陷亲于不义。应以自己的力量尽孝，不应以数十万官兵的生命和东三省国民的膏血尽孝。再者，现今国体共和，主权在民，故吾辈之忠，应忠于国家人民，决非忠于狭隘的地方，忠于一人。为我东三省和国家考虑，不能不尽此忠言。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郭松龄在昌黎致张学良信》，《京报》1925年11月30日；《郭松龄反奉》，辽宁文史资料第16辑，1986年)。
这对张学良是痛苦的选择。他不能违背父命，最终指挥了对郭松龄的军事镇压。在6个月后的1926年6月1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评价郭松龄：
“弟与茂宸共事7年，谊同骨肉。其去年冬(1925年)，举事卤莽，自取灭亡，半生汗血劳动，捐于一旦。弟事前不能觉察预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悼痛曷极!……迭次致书茂宸……并无一语怨及茂宸”(《复饶汉祥函》，《满洲报》1926年6月1日；《张学良文集》一，第42页)。
25岁的张学良认为郭松龄具有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50年后仍回亿说：“如果当时郭松龄反奉成功的话……中国历史将可能改变，就没有民国20年(1931)的‘九·一八事变’”(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等编：《文史资料》，1982年，第76页)。张学良通过对郭松龄个人的认同，形成了与军阀抗争的批判精神。但是，现实中，张学良是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天派军阀与直隶派军阀交战)、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指挥官，参加了战斗。镇压郭松龄兵变后，张作霖、杨宇霆提出抑制奉天省长王永江的缩小军备、节减兵工厂经费的“保境安民”论，图谋进入关内， 1926年4月驱赶了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北京。张学良虽赞成“保境安民”论，但是，仍作为第三、第四方面军团长，赴北京司令部。王永江已于此前的3月辞职。
这时张学良在天津结识了赵一获(赵四小姐)，张作霖死后， 1928年秋在沈阳的北陵同居。
张作霖在直隶派孙传芳(1885—1935)等人的支持下，1926年12月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年7月，与发表北伐宣言北上的广州国民政府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相对峙。此时中国的政治空间为南方国民政府、奉天派、西北国民军三大政治势力所分割。1927年6月，张作霖以“讨赤救国”为口号，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1年后在离开北京回沈阳的路上被炸身亡。
张学良1927年2月到4月，在河南与北伐军交战失利，退回河北。这时，对张学良最大的刺激就是一般民众的痛苦生活与内战带来的悲惨现实。5月30日他在给其弟张学铭的信中说：
“兄军不利，退守河北……但一念是同种，自相残杀，心中又泱泱焉。如有对外征战，则马革裹尸，虽死无恨也。……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能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张学良文集》一，第140页)。
据何柱国等人的回忆，这时张学良想把包括张作霖在内的东北军改变为“北方革命军”，与北伐军合流。尽管此事真伪不明，但是，张学良的头脑中已经潜藏着与“易帜”相关的“统一中国”的观念了。
1928年4月到5月，奉军与国民革命军的冯玉样、阎锡山 (1883—1960)对峙，在彰德战役中决定撤退，张学良主张第三、第四方面军团撤退到关外。5月18日，张作霖受到日方“要阻止影响满洲治安的事态”之意的警告，5月30日命令撤退，6月3日午夜1时后，乘挂着22节车厢的专列，回奉天。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