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张学良主政东北的三年
（日）西村成雄
20年代，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空间，在农业、工业、金融、商业、铁路、贸易等各个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当然起主要作用的是日本等外国资本，但是，中国资本也逐渐地增加了积累。如前所述，东北资本主义的类型可分为，以日本帝国主义“对满经营”型的关东州、大连以及满铁附属地为主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型，以奉天(沈阳)、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国资本主义型。大连型日益感到与其对抗、不断发展的土著民族资本主义沈阳型的威胁。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经济意义，不外乎是要将大连型扩大到整个东北地区。
为什么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它不仅出于日本的政治、军事原因，而且需要考虑到中国东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两种相对立的类型。
显然，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前面已经谈到由于大豆生产，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东北大豆出口量在世界油脂市场(欧洲的肥皂、人造黄油等原料，为英国、德国等垄断企业所控制)所占比率，1930年约200万吨，占全世界的60％。东北地区占全国出口的比率，1919—1921年是 26％；1929—1931年上升到33％。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华北、华中、华南都是入超，与此相反，只有东北连续保持出超的纪录。
支配这种出口结构的是与大豆产业有关的中小零星中国资本，被称为油坊的制油工场，包括制造阶段在内，在整个东北发展起广泛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从1928年大豆糟产量的比例来看，日本资本占9％，中国资本占91％。1930年近代纺织品的产生日本资本为55％，中国资本为45％，制粉业的生产额，日本资本为5％，中国资本为87％。
被称为东北地区四大土著工业的“烧锅、制粉、制油、纺织”都属轻工业，采掘、重工业、运输部门绝大多数处于日本资本的支配之下。
1930年前后，日本对外投资总额为27.8亿元，其中中国为 25亿元(总额的90％)，据测算对中国投资中，东北达到16亿元 (占总额的58％)(东亚经济调查局)。另据推算，1930年对东北直接事业投资额为12.8亿元，其中满铁为7.4亿元(58％)，在东北有总公司的企业3亿元(23.5％)，在东北以外地区有总公司的企业8300万元(6.5％)，合办企业3800万元(3％)，个人经营1.12亿元(8.8％)。同一资料按部门分，运输为3.93亿元 (31％)，矿业1.34亿元。
从1932年的资料看，近代工业部门(金属、机械、陶瓷、纺织、化学、食品等)的工厂总数是3883个，其中日本资本为727个(19％)，中国资本3081个(79％)，但是投资额日本资本为 1.54亿元占64％，中国资本为6800万元占28％，再加上日本以外的其他外国资本的8％，外国资本共占72％。
由此看来，殖民地型资本主义经济空间占绝对的优势地位，与此相反，中国东北地区经济的凝聚力除部分轻工业外，则相对薄弱。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治课题，即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社会的政权，应采取何种产业经济政策，来提高经济的凝聚力，以对抗日本资本的渗透。不言而喻其产业经济政策的主体，正是张学良的“易帜”和其后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
1928年末“易帜”后大约2年，即1930年12月3日，张学良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上，作了《东北各省最近形势》的报告。此报告总结了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地方政府东北政务委员会2年来的产业经济政策。与农业有关的，大豆和粮食出口额为4000万元，其他土产品为3000万元，但是大豆制油技术落后，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请求中央政府技术支援。在其他工业领域，由于制粉业、造纸业、柞蚕业的发展和改善，纺织业的扩大，一年间减少了1亿元的进口额，并提出振兴酿造、火柴、毛织物、陶瓷业。
在财政金融方面，各省财政赤字巨大，只有吉林省是黑字，黑龙江省赤字达1000万元，辽宁省达2000万元，热河的财政也处于不足的状态。尤其是辽宁省近3年来累积赤字达7000万元，尽管“人民不满”，只能靠“发行纸币”来填补。他没有直接谈到奉天票贬值的问题，可是，当时已经发行了“现大洋票”，准备兑换奉天票为辅助通货。1929年5月发行的现大洋票的流通额在1930年10月通货膨胀最严重时，超过总额为2185万元的奉天票达到3209万元，比例为58.1％比39.5％，取得了信任。吉林、黑龙江受辽宁货币改革的影响，以新的“哈大洋票”为本位货币。可以说东北具备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通货基础。
张学良认为，开发东北丰富的资源，不可缺少政府的监督指导和导入中央政府资金，设想利用包括华侨资本在内的民间资本，引进外资(除日本之外)这显然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同时也是旨在实现轻工业和日用生活品的国有化的“代替进口工业化”政策。
1930年8月，东北政务委员会发出了普及国产品的指示。普及国货与抵制外货运动结合，力图扩大国货市场，对国货在税收上采取优惠措施。各地商会是具体实施政策的主要力量。如东三省商会联合会会议认为，我国产业不景气的原因是由于外国商品的压迫，不仅是关税政策，而且要求“政治上的保护”，实行“立法限制外货的进口”。
东北地区的产业构造，是这样一个民族资本体系，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铁路部门、军需部门等国家资本主义，其次是由地方政府经营的省营企业等准国家资本，再次是官僚阶层私人经营的企业，最后是民间资本以及广大的农村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由上扶植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或者准国家资本主义主导型的经济结构。
东北地区经济凝聚力的高涨，客观上呼应了1928年10月国民党国民政府制定的产业经济政策。自诩为革命党革命政府的南京政权，其经济基础是以江苏、浙江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对内强化政治、经济凝聚力。在东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发展。这总体上是为了对抗日本资本。
由于东北“易帜”，归属国民政府，可以说政治上统一了，但还一直保留着在中华民国主权内具有半独立性质的东北政务委员会。这是东北地区经济半独立性在政治上的表现。置而言之，它虽是半独立性的，但在东北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与支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国民政府统一的条件。在东北“边境”，也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自律性。没有认识到或无视这种现实的理论，就是当时日本政府的“满蒙生命线论”。也许是不想认识眼前的现实，终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东北。果真如此，日本可能察觉到东北资本主义发展所具有的凝聚性。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宣传东北交通委员会，实行对“满铁包围网”的铁路威胁论，的确包含着其他的政治目的。满铁线是复线，而中国资本的铁路是单线，中方拥有的机车、车辆数目相对的少，双方运输能力的差别确实很大。但是，1926年到 1931年，中国的铁路建设迅速发展，1926年运营的距离只有 149公里，1931年达1186公里，占整个东北铁路6226公里的 19％，如果加上向日本借款修筑的铁路(事实上中方掌握经营管理权)1232公里，向英国借款的北宁铁路(北京—沈阳)山海关以北至沈阳的890公里(14.3％)，占到整个东北铁路的 53.l％。满铁1129公里，占18.1％，中东铁路1789公里，占 28.7％。货物运输量，满铁从1928年的1753万吨下降到1930年的1545万吨，而包括北宁铁路在内的中方铁路从909万吨增加到1355万吨。交通部门的基本设施建设在不断扩大范围。 1930年1月，开始建设与大连港相对抗的自筹资金的商业贸易港“葫芦港”。
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政务委员会与国民政府的统一程度、的确不具有当时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都道府县”关系那样的中央集权性质。因此，对中国国家统一、政治统一的认识，如果以日本浓厚的社会关系为基准，就会留下强烈的分裂甚至割据的印象。然而，20世纪中国政治凝聚的特征，是在继承了中华世界空间的基础上，向近代国民国家凝聚这样一种现实。因此，必须认识到用中国人的思路来看，它形成了何种程度的凝聚力。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