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五 张学良《西安事变日记》揭秘
毕万闻
1.张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不可全信
问：1956年，幽禁达20年之久的张学良应蒋介石之邀，第一次用笔“讲话”，写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蒋在发表时改称《西安事变忏悔录》，致使张学良颇为不满。《忏悔录》也被收回。但对《回忆录》或《忏悔录》的真实性，人们有不同看法。日本NHK记者通过采访张学良得出结论说：“在这次采访当中，尽管张学良本人避而不谈此事，但对照《忏悔录》的有关内容来看，张学良这次所讲的与《忏悔录》中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该《忏悔录》确为张学良本人亲笔所书，是可信的。”请您就张学良的《回忆录》谈一谈。
答：张学良在自己没有自由与没有完全自由期间，最不愿意谈的，就是西安事变，而人们最希望他谈的，正是西安事变。他曾对一位朋友说：“这要我如何回答呢?如果说我是被共产党蒙骗，显然是骂自己糊涂；如果说是我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如果说是‘老先生’(蒋介石)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错误，与我当时亲自护送‘老先生’回南京的心愿不符。所以，我绝不见记者，因为我怎么说都不行。”
所谓的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实际上是张学良奉蒋之命，写给蒋的一封长信。当然，那是在幽禁期间写的，“亲笔”倒是“亲笔”，但不能说完全“可信”，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违心的话。1956年，蒋介石正编写《苏俄在中国》一书，需要多方面的参考资料。蒋对张学良说：“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应变的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张学良听后，对蒋介石说：“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于是，张学良伏案疾书，按着当初自己所想所做所见所闻，据实写出了回忆录。在述及联共经过、被迫采用兵谏逼蒋抗日等重要而又“敏感”情节时，张学良用含蓄的词语委婉说明，团结御侮不仅是他的主张，也是蒋介石同意了的：“(对共产党)总觉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怕过去好些同志犯了这些错误的也不少。”张学良这样写，实际上是为西安事变辩护，意在说西安事变没有错。
据说，张学良写完了，交上去，蒋看了很不高兴，说：“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便把头一次写的长信退给张，张又重写了一遍。蒋经国把张写的这封长信做为反面教材，发给台湾高层军事将领传阅，大家对张的文笔十分欣赏。后来，蒋经国让部下发表时，改称《西安事变忏悔录》，也有人把它称为“反省录”或“回忆录”。
2.张学良真有《西安事变日记》吗?
问：另外，听说哥大学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时曾暗示，张学良还有《西安事变日记》，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关于张学良生平，特别是关于张学良作为主角所发动的西安事变，迄今为止，还有没有重大秘密可言?海内外权威学者对此看法不一。
数年前，利用原始档案对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做过深入研究的一位大陆学者，曾亲口对笔者说，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再也没有秘密可言了。
不久前，多次采访过张学良并对其生平际遇作过全面考察的一位台湾学者，亦在电话中对笔者说，西安事变就那么回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言外之意，也是再无什么秘密可言了。
可是，张学良重获自由之后，每被询及西安事变，他总是回避一些关键问题，有人批评他该讲而不讲，故意隐没历史，他却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为他做口述回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位学者，都放出风来，使人们觉得张学良的口述回忆确有秘密，故须在张学良百年之后，最早也要在2002年6月才能公诸于世。
任何人生，总会有些不被外人所知的小秘密，只要无关宏旨，人们绝不会长久而不断地探究下去。可人们探究西安事变真相的兴趣和努力，数十年来，却始终不衰。何以如此?西安事变从12月12日“捉蒋”到同月25日“放蒋”，首尾不过半个月，其始亦惊天，其终亦动地。西安事变在当时令人扑朔迷离、惊诧莫解，而对后世却影响深远，众说纷纭。关注西安事变的人，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说话，谁都不能不承认此一事变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然而，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幽禁了五十多年的张学良，重获自由之后，却始终不肯向公众讲出事变的真相。这是故意吊人们的胃口，以便于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公开发行之炒作么?恐怕未必尽然。那么，如果张学良还有重大秘密可言，会是什么呢?
3.哥大学者暗示日记存在
1937年初，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的《西安半月记》，蒋自称是事变中被拘在西安时自己的“日记”，但人们后来发现，它是蒋的笔杆子陈布雷先生奉蒋之命在事变后为掩饰真相而编撰出来的伪作，其史料价值还不如同时发表的蒋夫人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
1996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举行落成典礼时，为张学良做口述的哥大学者暗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期间记有日记，将在2002年书斋对外开放时公布。
此一暗示，真是石破天惊。数十年来，张学良的心腹、亲友、部属、同僚等等熟悉张氏的各种人物，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及各种论著，却从没有人说到过张学良有记日记的习惯，更没有人说到过张学良竟能在日理万机的西安事变中记下了日记。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蒋介石飞往南京，此后便被软禁起来，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才重获自由。他没有像杨虎城那样惨遭杀害已实属不易，他如何能避开蒋氏之罗网而将西安事变日记保存至今呢?
然而，张学良确非凡夫俗子，他历来好做惊人之举，枪杀杨常、发动中东路事件、中原大战入关拥蒋、九·一八不抵抗、联共扣蒋，哪一件不令人吃惊?从前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西安事变时就不能记吗?事变时，他说他与杨虎城“把天捅了个大窟窿”，“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可见，张学良当时便对事变的重大影响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怎么就不可能把这惊天之举的真相记录下来呢?
当时，他的确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挤出点时间，简单地记下要点，还是可能的。再说，他也可让贴身心腹，比如说赵四小姐赵一荻，代他记下他的每日活动。然后，由他修改签字便可。发动事变前后，绝对机密的莫过于他与中共领袖的往来密电，而这些密电，便是由赵四亲译亲发的。赵当时年方二十四岁，聪明伶俐，思想与张学良完全一致，极受张的宠信。张学良被囚半个多月后，1937年初，经张请准，赵四便由西安来到溪口，陪伴张学良。在那些参与事变密谋的张氏心腹中，后来只有赵四一人来到张的身边。
退一步来说，如果张氏在西安时没能记下日记，被囚在溪口后，他整天无事可做，有没有可能避开看守，偷偷地追记刚刚发生的事变经过呢?被囚后，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第一封信(本书后面再谈此信)不就是在溪口写的嘛!(他通过何柱国将军暗中交给了周。)
通过广播、看报纸以及赵四等人来溪口，张、赵二位非常清楚，西安事变当时已被官方改写得面目全非了。举例说，事变发动后，谴责张、杨的电报像雪片般地飞向西安；原本与张学良友好的胡适，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张学良的叛国》；傅斯年的文题是《论张贼之叛变》；苏联的媒体，说张是日本的走狗，意在挑动中国内战……对此，张、赵二位不仅有如万箭穿心，而且有口莫辩，何不将真相留传给未来呢?以张、赵之聪明，很难不虑及此，何况赵四当时尚有出入溪口的自由，她完全有可能偷偷地把日记带往香港或国外保存起来。后来，赵四决定放弃自由、终生陪伴张学良时，不就把她与张氏的独生子张闾琳秘密送到美国去了嘛!
4.回忆多次出错，不可全信
事变过去20年之后，1956年底，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仅靠回忆，为蒋写下了所谓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开头便说“关于‘西安事变’……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那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其中的违心话，自然不足为信。
张氏的口述历史纪录，已在2002年6月公开，仅1991年至1993年在台北口述的部分，已整理出4800页文字纪录，1995年迁居到夏威夷后的口述纪录，尚未全部整理出来。但回忆录不管多么重要，总是难免与真相有些误差，尤其是数十年后的回忆。
1994年4月，梅兰芳之子女梅葆玖、梅葆玥到台北演出京剧，张学良观看后，拉着两人的手说，那年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其父张作霖，当晚他正在北京请外国公使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是手下人找到戏院向他报告消息的，许多报刊都照登了张的这段话。查诸史实，他是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晚上发生的事，错记到1928年早晨发生的皇姑屯事件上了。
类似的错记，也不是仅此一处。因此，张学良如果真有西安事变日记，其价值远比回忆录大得多。参与西安事变的政要如杨虎城、周恩来、蒋氏夫妇、宋子文等，都没有留存真实的事变日记(至少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样的日记)，当时唱主角的张学良如果留有无所隐讳的日记，真可谓弥足珍贵。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5.张学良拥蒋联共主张，究竟于何时提出
近年来，不才发现了两份对研究张学良生平有重要意义的新史料，这两份史料都与张学良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关。这些史料的披露，能使读者更深入了解这一段近代史事，亦提醒国人，应牢记大使命，勿斗兄弟闲气。
1993年11月中旬，不才应邀到沈阳东北大学参加校庆七十周年典礼和“张学良教育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幸结识了美国布莱特公司(Bright Company)总经理雷平(Penny Ray)女士。她把数十年前张学良写给他父亲的亲笔函的影印件送给了我。原来，她随母姓，她父亲就是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的方庆英教授。方先生是东北海城人，1909年生。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时，方是东大的学生。1931年9月17日，方被东大文理学院推选为学生会会长，第二天，即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方被迫流亡到关内求学。大学毕业后，他受张学良的推荐，上了设在江西的星子军校。进校后，他写信向张报告同学们努力上进的情形，但也流露了过不惯军校生活，受不了官长讥嘲的苦恼。张学良即给他的这位学生回信如下(讹误衍字已校正)：
庆英生：
来函悉。闻同学精神焕发，益思勤奋，深为欣慰。“亡国奴，讨饭吃”，出诸国人，毫无可羞，愿诸生等能藉此二句，可以自相勉励，而汝等官长未必非是含有激励你们之意，即或出言不慎，你们也应存为激励之意。要知造成东北人为犹太人之局面者，日本人是也。无论国人说什么，要想到他是吾们同胞，吾们的手足。我们不应同自己的弟兄斗闲气，容或弟兄中有见浅量小者，吾当以量大对之。要知吾人之大使命是向外看。要将此意转诸同学为盼。
张学良手启，廿二日
在此信的笺头，张学良又加了几句话：
再者，你们所入的是军校，不要忘了，军人是以服从为天职。什么学校延期、伙食问题，你们(皆)无说话余地。那不(是)文学校可比呀!更别忘了学校有军律也。汝等全都是大学生，要能自律，勿须他律绳之也。又及。
这封信写在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用笺上。张学良是1934年1月8日从欧洲回到上海的，2月7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司令，3月1日在武昌宣誓就职。次年3月1日，“剿总”撤消，改设为军委会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雷平女士说，此信写于1934年，证之以信笺和信文内容，这个年代是准确的。但他父亲年事已高，想不起此信的月份了。
若是在当年，这不过是张学良随便写给学生的一封普通信件。或因其普通，信手写出，动笔之前，未加深虑；或是匆忙赶写，没有时间斟酌，故信文虽不长，却有误、漏、衍字。唯其如此，愈发证明其所言未稍虚饰，纯出肺腑，反而增强了其可信度。
类似这样的信，在五六十年前，张学良不知写了多少封。但能经过风风雨雨而完好保存至今的，却极为罕见。驻节武汉时期，在张学良的生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学者们对其了解和研究却不多，而歧见却不少。因此，此信就成为我们求证驻节武汉时期，特别是其前一段，即任三省“剿匪”副司令期间，张学良思想言行的一份可靠的史料。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调驻西北以前，张学良从未有过联共的主张，连曾经担任过张学良卫队队长的孙铭久先生也这样说。后来，也只是发现他在武汉时期任用变节的中共党员潘冬舟、黎天才，并受其影响，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著作。为了编张学良文集(该文集头两卷，已由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我查阅了二、三十年代许多报刊，在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16日第四版上，发现了一篇《张学良呼吁统一》的谈话。他说：
每一中国人，苟对其国家尚有些许之人心与敬爱，苟能看出当前民族危机之严重，均应郑重放弃一切自私之念头，而为国家鞠尽其天职。凡属中国人民，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拯救中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惟一动机中摒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此乃救国之惟一途径。否则，则今日委靡不振、自相残杀之趋势，任其发展，中国真无希望可言矣。
这里，他明确提出了所有党派，当然主要是国共两党，联合一致，共同救国的主张。日本人深知张学良的这种主张完全是为了抗日，迅即将其谈话译成日文，在其作此谈话的第二天(即6月8日)，就在日本报纸上发表了，比中国汉文报纸早刊出八天。这次谈话发表之时，正值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和共产党的反围剿在江西激烈进行之日，而身为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张学良，竟在此时将其呼吁停止“自相残杀”、一致对外的主张公诸报端，其胆识真是非同寻常!
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坚持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结果，内战日趋激烈，外侮日趋严重。胡汉民先生虽然主张抗日，却主张继续剿共，甚至批评蒋介石“剿办不力”。冯玉祥先生虽曾在察绥举起抗日旗帜，却不敢明确提出联共的主张。蔡廷锴、蒋光鼐诸公虽坚主抗日，却在福建另建反蒋政权。宋庆龄女士受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委托，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但要求另立领导全民抗日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实际上也是要另起炉灶。
而张学良提出各党合作共同救国的主张之时，也正是他拥蒋最力之日。他认为，国势阽危，各党各派不应继续争斗，造成既无法下令又不肯受命的纷乱状态；结果，“宁受外侮，也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在国家“万分危急”之当时，“国人若不愿当亡国奴，必须大彻大悟”；摒弃私念，牺牲自我，“以充分之权力赋予一人并奉之为领袖”，以统一中国，复兴民族，从而拯救国家。而在当时，“最适当”之领袖，“莫若蒋中正先生”。他说，每个领袖都有其缺陷，蒋亦如此。“诸君如谓蒋先生之行政不良，则吾人应助之使良，如吾人不能如此，是吾人自身之过也。”
西安事变期间，1936年12月24日晚，蒋介石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蒋对周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西安事变使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付诸实施了。后来，人们忘了，早在1934年6月，张学良就已提出了这一符合当时国情的救国主张。实际上，“九·一八”之后，在国共两党掌握军政实权的高层人士中，公开而明确地提出这一主张的，张学良实为第一人。
6.吸毒、接吻与决心救国
不同立场的人，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看法，颇有不同。但是，绝大多数人，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内，却都承认或赞扬张学良“动机纯洁”，只求贯彻其政治主张，始终未提及军人们历来所“斤斤不能去怀”的“金钱与权位问题”。周恩来曾与国共两党中许多爱国志士有过友好交往，但自1936年4月接触张学良之后，最令他终生感佩不已的人当中，张学良肯定要算是一位，直到他走到生命尽头，他所念念不忘的在台湾的“老朋友”中，张学良仍理所当然包括在内。毛泽东从不轻易赞扬人当他看了张学良被幽囚之后写给周恩来的信，也说“其璈璈之节，形于言词；拳拳之忠，催人泪下。”
许多学者仅仅把1936年初张学良开始秘密联共，看作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其实，如果将他1933年春辞职下野到1934年初游欧归国前后的言行加以对比，就不难发现，游欧前后，才是他生平中的最大的转折。如实地说，他为国家民族宁肯牺牲自己一切的决心，不是在西安事变前夕下定的，而是在游欧前后下定的。
下野前，他吸毒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他自己说，他虽然还是个活人，但时时刻刻被这个“死东西”(毒品)管得痛苦不堪。他试戒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防守热河时，他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日军攻热河，他在住所北平顺承王府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军事部署；有一次，他竟然把下达军令的公文，随便揣在一个大衣的口袋里，忘了发出去。后来，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么指挥作战!
面对现代化装备的日本关东军，主要靠东北军来抵挡，终究是不行的。可是，张学良去承德时，已经讲了大话，东北军总得表现表现，抵抗两三个月，作出些重大牺牲，才好有所交代。可是，旬日之间，热河省会承德就丢掉了。而且，日军只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承德。败得这样迅速这样丢人，令张学良也大吃一惊!这时，张学良才想亲自上前线拚个死活，但为时已晚；蒋介石要他交出兵权，下野出洋。可是，保卫热河，已经喧腾了半年之久，如此轻易失陷，舆论怎能饶得了张学良?
林语堂先生在《致张少帅书》的公开信中说：“阁下离国以前似尚能为国家效力；阁下何不仿前俄皇维也纳故事，于公众地点出卖接吻，以济满洲之义勇军。余知无数中国仕女，必愿以千金易少帅一吻也。”其他无稽之言则更多更难听，有人竟然造谣说他盗卖了故宫的国宝，要控告他。他到上海就传出消息，说有人要暗杀他。这位从前的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也不得不接受杜月笙的庇护。张学良本是个有血性的人，哪里受得了这些?他首先下决心戒毒，他向亲友保证说：“你们放心好了，我张学良不是没有骨头的人!”如前所述，他用一个月的时间就把长达九年的毒瘾，戒掉了。
7.自救、改善东北军与救国
到欧洲后，他再也无意游山玩水了。他不是探求救国之道，就是反省自己的过去。他考虑最多的是三个问题，即自救(管好自己)、改善东北军、救国。他说，东北军过去的错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责任应由他来负；如果他自己不能“自救”，就不配谈救国，也无以改善东北军。他身在外国，谨守人家的法律，却常常受到人家的限制；他立刻想到外国人在中国普遍受到保护，处处享有特权，时常显露出高人一等的种种姿态。他深知自己的待遇在国内相当高，可到了外国，他发现“还不如人家中下家庭”。他看到在外国的华侨，不管怎样努力，却常常受到人家的蔑视和欺负。他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国家太弱了。他归国后对部下说，不到国外，还不甚明了国家强弱与个人的切肤关系；“正如有国的时候不知道国家的好处，亡了国之后，才会知道亡国的悲哀。”
在法国参观凡尔登要塞的“刺刀阵地”时，他得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在此处固守；当时只有一个连，面对数百倍德军的进攻，因未收到撤退命令，誓死固守，寸土不让!
战事结束后发现，他们全身都埋在炮灰泥土之下了，只露出些刺刀头。而这一连的所有士兵，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后来，每谈及此事，他就说，国家危急时，军人不应把自己的生命当作生命，而应该把整个民族的生命当作生命。
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给他讲了一位“英国史上最有功绩的人物”——克伦威尔的生平。克氏为了使英国强盛起来，曾通令全国禁止一切娱乐。可是克氏在世时，有些人对他很不谅解，甚至憎恶他，克氏死后，竟被断尸。张学良听后，大受感动，“越发认定一个时代的推动，一个社会的改造，必须经过重大的牺牲。”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比克氏时的英国危险多了；因此，要想救中国，先别管他人如何，首先必须把自己的一切，地位、金钱、享乐、毁誉、生死，等等，全都看穿了，下最大决心，不讲任何条件地去为国家牺牲，中国才可能得救。他说，“世界上惟有无名英雄，才是真英雄!”
回国之后，诚如当过他秘书的李金洲先生所言，其体魄与从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他不仅在生活上戒除了那些荒唐的嗜好，在职守上也勤奋朴实，刻苦自励。到各地视察部队或民情，车子时常通不过去，他便弃车步行，疾走如飞，虽盛暑也不以为苦，而侍从们都已汗流挟背，勉强追随。
1934年，武汉发大水时，他亲自指挥各机关防汛，深夜登堤巡视。他从位于徐家棚洋园的张公馆，乘车到设在望山门的总部办公，中途需半个多小时，为了不虚度光阴，他不是让随从讲述他想读而又挤不出时间去读的那些书的内容，就是听下属的口头报告。仅从收入《张副司令讲演集》的讲话看(实际上，还有许多讲话没有记录下来)，自1934年4月到1935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他曾到67个地方视察并讲话；所到之地，有许多是穷乡僻壤。
在向东北军各部讲话时，张学良苦口婆心地要求官兵能像他一样“重新做人”。他说，亡国危机如此严重，我们东北军人，连故乡都丢掉了，“还有什么值得吝惜的，还有什么舍不得牺牲的?”如果还不痛下决心自拔、自振、自励、自救，“等到亡了国之后，你纵然想去牺牲，也不易得到机会了!”
“九·一八”时，守卫热河，他要求全国抗战；若是只让东北军单独抗战，他认为那是白白送死。而这时，他认为东北军应该跟随着他，吃大苦，先牺牲，不讲条件地为国家献出一切。他说：“今天的我们，个人的前途一点也没有了；有之，只是整个民族的前途。”“只有跳火坑，死里求生，才有出路。”他引用佛经上的话来表示他的救国决心：“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8.为国家献身，而非为主义献身
蒋介石让张学良下野出国时，张学良内心里也颇为不满。但归国后，即热诚拥蒋，主张“独裁”，倡行“法西斯主义”。何故?其实，也是急于救国。
张学良说，他出国时，第一想去的是苏联。没想到苏联却拒绝他入境，他很失望。他曾出席英国议会，旁听议员们“各说各话，吵嘴打架”。他说，他最爱自由。但是，他认为民主自由对危难而纷乱的中国尚不适用。到德国时，希特勒对他相当冷淡。在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儿曾随其丈夫前驻华大使齐亚诺在华多年，是张学良的亲密朋友，故墨氏热情地招待了张学良，向他介绍了法西斯党的活动方法。早在一九二六年，张学良就认为，争做领袖者多，国家必乱。而在他游欧期间，实行元首至上的法西斯主义的意、德两国，正迅速崛起，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就像遇上了大风暴的航船，满船的人都要听舵手的统一指挥，才能化险为夷。归国后，他即主张将法西斯主义加以修改，在中国推行，以便“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挽救国家于狂澜”。
张学良的感受性很强，自幼就接受过多种思想的影响，比如基督教教友派(Quaker)的和平慈爱主张、绿林的侠义精神、传统的忠孝道德、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等等，但他的思想一直很开放。当他开始倡行法西斯主义之时，他在私下解释说，为了国家，“姑且”拥护一个领袖，“姑且”倡行一个主义，故被人斥责为“两姑主义”。
在武汉任三省“剿匪”副司令时，关于为国家而献身之类的话，他讲了许许多多；而为“主义”而献身之类的话，却一句也未见到。可见，他当时只是把法西斯主义当作救国的一种手段，并非出自内心的热爱或信仰。因此之故，当他倡行领袖至上的法西斯主义之时，在公开场合，他又这样讲：说“实在的，共也好，不共也好，红也好，白也好，最要紧的是先把国家弄好。”张学良六十年前讲的这句实在话，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是好猫”这句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学良驻节武汉时期，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一再强调，收复东北是东北军人的“最大责任”，“非解决不可的最高问题；另一方面，又力求做服从领袖的表率，把剿共当作救国的“开始步骤”，抗日的“先决条件”。为了动员东北军尽快完成剿共任务，以便准备抗日，他作了大量的激烈的反共讲演；把共产党骂得狗血喷头，不成样子。但如果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正如他倡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姑且”为之，并非心愿。因此，他调驻西北之后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台北出版的《蒋总统与中国》一书中，说中央军蒋鼎文将军一九三五年曾与张学良在牯岭同住一个房间；在言谈中，张学良“无时无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时常“对蒋鼎文谈到天亮，谈他过去的罪过，谈他目前的苦闷，谈他渴望立即能够对日本宣战，好收复东北。谈着谈着他会痛哭失声。”如果读者再重读一下本文开头首次披露的张学良一九三四年致方庆英先生函，恐怕就会对驻节武汉时期，张学良令人扑朔迷离的内心世界有所了解了。
历史永无直路。然而，在现代中国，我们两岸兄弟之间，各为其所挚迷的主义而奋斗牺牲，献出了多少志士仁人的鲜血和生命，留下了多少难以化解的公仇与私恨。我们所走过的路，是否太绕远了，有时是否多少偏离了大方向?现在，中国正在复兴，中华民族已经站起来了。然而，环顾今日之世界，我们仍然是弱势群体。因而，“向外看”，牢记我们的大使命，不斗或少斗兄弟“闲气”，还是不应忘记的大道理。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