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六 “口述历史”如何揭开西安事变之谜
毕万闻
1.张学良究竟读没读过蒋公日记
问：蒋氏父子皆已西归道山，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将近70年了，张学良生前虽已“开口讲话”，有关西安事变的核心机密，却仍三缄其口。现在，关于西安事变这一“扭转乾坤”事件的长篇口述历史纪录，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了，种种有关报导也纷至沓来，但谜底似乎仍未揭开。
您曾为张“读蒋日记悔过”之说辨伪。张学良本人又有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一文，但他在“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要救民反而害民”(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这番剖陈心迹之外，似乎又给世人一个猜不透的“包袱”。您曾在大文中论证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而主动领罪自诬，“爱国用心，真可谓良苦至极，悲壮至极”!希望您能就此问题给人们一个期待的答案。
答：这里面涉及的首要问题是张学良是否读过蒋公的日记。郭冠英先生在其大作“给张学良自由的人”(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一期，后收入郭先生大著《张学良侧写》)中披露，张学良在回答蒋经国亲信罗副官的提问时说，西安事变时自己“未见过”蒋中正先生的日记。不才初读此语，心头为之一震。因为自从蒋介石所谓的《对张杨训词》和《西安半月记》发表以来，张学良因读蒋公日记而后悔发动西安事变之说，流布甚广，蒋氏父子败退台湾之前和之后，“中华民国”的学生课本里，都言之凿凿。而张本人“未见过”蒋日记这么简单这么平常的一句话，就把西安事变中这个钦定大案从根本上推翻了：连见都未见过日记，还谈什么读后“后悔”呢!可是，三个月后，曾经给张学良当过机要秘书的田雨时先生特意撰文(载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四期)，说张学良在溪口时曾亲口对田先生等人讲过，自己“检读过蒋公日记”，并“深受感动”。在民国史上，一件史事，有两种不能并立的说法，所在多有，简直辨不胜辨。但关于“读蒋日记”的这两种说法，却非同一般。首先，两说之真伪，关系重大；其次，蒋介石方面的心腹透露了对张学良有利的证词，而张学良方面的心腹也提供了对蒋介石有利的证词，双方讲得斩钉截铁。读者自然要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真相到底如何?再次，素以坦诚著称的张学良为何前后所言自相矛盾呢?这其中的奥妙，蒋、张两人皆了然于心，也皆心照不宣，而外人至今还难明内幕。
2.张学良“读蒋日记悔过”是编造的，日记内容与兵谏要求无关
问：众所周知，蒋介石素来有写日记的习惯，这是毋庸置辩的事实。那么，兵谏当时，冲进华清池五间厅的张学良卫队，是否搜获了蒋介石的日记呢?
答：为了查清此事，1991年2月22日下午，笔者曾走访过燕更奇老先生。燕先生1905年生于营口，日本帝国大学毕业，与“三剑客”之一的苗剑秋(绰号“苗疯子”)先后期同学。燕是由张学良的心腹杜重远写信推荐给张学良的。西安事变时，燕在张学良金家巷公馆里的参谋秘书室任职。参秘室实为张学良个人的情报和决策中心，由张的谋士应得田主其事。参秘室设在公馆东楼(兵谏发动后，周恩来应邀来西安，即住此楼)。燕任一科科长，掌管人事档案。燕先生说，扣蒋之后，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自临潼回到金家巷公馆，交给他一个又大又旧的文件包，是皮制的，土黄色。孙说是委员长的，并让燕将包里装的文件阅读一遍。燕说，文件包里确有蒋先生的日记，内容多与剿共有关。还有戴笠的报告，说西安不稳，张学良手下有许多不可靠分子，戴还建议，如委员长去西安，应带兵去。文件包里还有蒋夫人写给蒋的两封信。燕阅读后，将重要内容向上级做了报告。几天后，听说蒋先生往回要，张学良就从燕更奇手中将这个文件包(连同里面的日记和文件)拿走了，据说交还给蒋了。我问燕先生：“张学良读没读过蒋的日记?”燕说：“不知道。但日记的重要内容，他一定知道。”
在西安事变中，做为宋子文先生的助手，陪宋去西安的郭增恺先生，在其大作《一个历史问题的交代》里证实，兵谏时确实搜获了蒋先生的日记和文件，其主要部分，他也曾“寓目”。他还讲述了他与杨虎城等西安将领就其内容进行辩论的情形。郭把蒋先生列举七路抗战军队指挥官(“第一路军兼总司令蒋中正，第二路军总司令张学良”等)的“手拟稿件”，说成是抗日的“军事方案”，把蒋先生令参谋总长、训练总监和军政部长合拟抵抗计划以便“呈核”的电文，说成是蒋先生“全面”抗战计划，结果，被杨虎城等将领们以蒋记叙的其他内容反驳得“哑口无言”。郭先生接着写道：
至于蒋先生所谓对张、杨“时加爱护”的善意，在他的日记中，倒没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两日的日记中，无头无尾的写着“东北军问题”“东北军问题”的十个字而已。我不知道张汉卿看见这几个字时有什么感想。但我确知若干东北军将领则曾为这几个字而发生惊惧的行动，而更觉得蒋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阴谋。
郭增恺郑重地说：“兹愿负责任指出，蒋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隐蔽了许多事实，也是在公然说谎，伪造了许多故事。”对张、杨的训话“完全是蒋先生事后编造的。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训话，更不容有那样的训话”。
从郭增恺的记叙中也可看出，张学良确实搜获了蒋的日记，日记中也确有准备抗日的记载；再者，从杨虎城先生读过蒋之日记和文件这一点推测，张学良即使没有亲自读过蒋的日记，也一定知道其内容。因为日记是张的卫队搜获的，杨只能从张处借读，以当时张、杨共商一切的情形看，杨读后也一定要与张谈论日记的内容。可是，自12月12日扣蒋至25日送蒋的14天里，张学良本人的所有讲词和文电，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内部或者私下，都没有谈过“日记”，更没有任何“悔过”的表示。不学为编注《张学良文集》，曾用心搜寻14天兵谏期间张氏因读蒋日记而“悔过”的文电，一份也没找到；相反地，理直气壮地为“文(十二)日之举”辩护的文电，却有数十份之多。为节省篇幅，下面仅举一两个例证加以说明。
蒋先生在《西安半月记》里说，14日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正午，张又来，对蒋说：“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绝不肯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还说张学良请蒋移居高桂滋公馆，“乃欲设法送委员长回京”。可是，五天之后，即十九日，张学良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仍坚定地说：“中央同人果爱国家、爱介公，自当推人来陕商洽。……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在致蒋鼎文、张群等人的电报中也有同样坚决的表示。自然，张学良的这些电报，国民党中央都做为绝密文件，不予发表，直到50多年后才在美国被发现(现已收入拙编《张学良文集》第二卷)。另外，在宋氏兄妹(宋子文、宋美龄)22日抵达西安之后，23日，张、杨仍然联名在西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书”，慷慨激昂地主张“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毫不动摇地要求“蒋委员长变更他的错误政策”，文中丝毫未有“悔过”之意。
其实，西安事变之时，蒋、张之争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抗日不抗日，而在于何时与怎样抗日，简而言之，蒋主张剿灭共军之后再抗日，即“安内攘外”；张主张联共立起抗日，即“攘外安内”。这一点，蒋氏夫妇的亲信，陪端纳最先进入西安的黄仁霖先生，14日与张学良晤谈后，当即听明白了。黄仁霖在其回忆录中说，蒋、张二人“最主要的歧见，在于先和日本侵略者作战，还是先剿灭共军。”那么，在兵谏之前，蒋先生有停止剿共立起抗日的主张吗?根本没有，不仅蒋介石的日记中没有，蒋的其他文电中也没有。近年来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辑并公布的许多重要史料都可验证这一点。至于说蒋也主张抗日，并有所准备，1935年秋季以后还渐趋积极。这些，张学良不看蒋的日记也知道，不然，张也不会坚劝中共拥蒋抗日(1936年春两次会晤周恩来)，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从事理上说，也根本就不存在“读蒋日记悔过”的可能性。反过来说，如果真是因为张、杨读蒋日记而悔悟而释蒋，那么，宋氏兄妹还去西安干什么呢?难道还要靠他们的帮助，张、杨才能读懂日记吗?根据郭增恺的记叙，宋氏兄妹22日抵西安时，张、杨早已知晓蒋公日记中的内容，那么为什么还要等到25日才释蒋呢?要知道，当时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汪精卫正欲回国掌权，张学良深悉这一切，正急于打开死结。答案只能有一个：需要“商洽”，也即谈判，而谈判自然需费时日，谈判的结果，诚如郭冠英先生在《张学良侧写》中所说，“蒋介石接受了张、杨的条件”。台湾学者王禹廷先生在其大著《细说西安事变》中已经引证了《周恩来选集》中所公布的电报，周在电文中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西安方面与宋氏兄妹谈判的经过及达成的口头协议。其实，宋美龄女士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透露了谈判及口头协议的关键问题，她说“谈判之途径，自当毋令壅塞”，在与“有力分子”(周恩来)晤谈时，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解决，不应擅用武力。”中共和红军问题，当然不是“外政”，而是“内政”，“不用武力”，就是“停止剿共”的另一种说法。蒋介石后来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咎于西安事变，曾多次痛骂张学良“拒不悔过”(《张学良侧写》第47、62页，等等)，这是蒋介石本人为我们提供的证明张学良始终没有悔过的确凿证据。
3.周恩来以“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劝阻张学良亲自送蒋
问：张学良自己多次讲话以及我们对此事的考察，已经证实他没有为发动西安事变而“悔过”，但他不听其他人(包括周恩来)的劝阻(周恩来甚至说“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坚持送蒋，这是张出于一贯的侠义精神、“一人做事一人担”的考虑，还是另有其他?据抓捕蒋介石的孙铭九回忆，蒋被捉后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问道：“今天以前的事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副司令有办法了。”
“我们副司令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打共产党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我据理反驳。
他说：“你!……我是国家领袖，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策没有错!你不懂!”蒋此时神态改变，怒形于色。并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靠椅上坐下，我站在蒋的右后侧，靠着一个小茶几。蒋仍手抚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几次让我坐下，并重复说：“你是个好青年。”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应道：“马上就来的。”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我没有答应。
约半小时左右，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脸上显出得意的神情，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后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那么，请您谈一谈周恩来劝阻张学良送蒋的有关情况。
答：周恩来确实讲过“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这句话，劝张不要送蒋。张学良的机要秘书栗又文回忆说：
有人说张不了解蒋的为人，送蒋回京缺乏考虑。据我所知，张当时还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正因为他了解蒋的为人，才不得不亲自去送的。平时我们与张闲谈时，曾涉及到蒋的一段故事。
他说在北伐前，蒋曾给国民党元老许汝为(即许崇智)写过一封内容不大妥当的信。后来蒋当了总司令，认为这封信是他的盛名之累，就派人疏通想要回这封信，许答应退还。但当原信退回时，蒋仔细观察发现，信纸的四角有图订痕迹，知道已经拍过照，就把原信又退给许了，从此两人一直不睦。张说蒋疑心太重，是睚眦之怨必报的人。
张当时曾把蒋介石和张作霖相比，他说：“大元帅(指张作霖)有雄才而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而无雄才。”意指蒋的气量狭隘，缺乏一领袖人物宽宏大量的气魄。
在张送蒋的前一天，东北军领导干部开会时，有周恩来副主席参加，大家一致意见，劝张不要亲送，周副主席还讲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放蒋是为了合作抗日，亲送大可不必。张当时未加可否。到第二天即12月25日，张送蒋登上飞机后，接着自己也登上飞机走了。……
在张亲自送蒋被扣后，有说张太感情冲动，吃了大亏，据我所知，张当时决定送蒋是有他的目的的。因为捉蒋是为共同抗日，亲自送蒋求得谅解，还是为了共同抗日。表示心地光明，没什么顾虑。还有人告诉我，少壮派孙团长曾跪着抱张的大腿不让他走。张把手拍住胸膛说，你用手枪打死我吧，不然我就得走。可见张送蒋的决心。……
我从过去张的许多行动中如东北易帜，枪毙杨、常，戒毒药针，下野出洋，以及这次的捉蒋放蒋等一系列行动，肯定他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不决定则已，既然作了决定就不顾一切贯彻到底。……
在张送蒋中途到洛阳下飞机休息时，还有一段插曲说明蒋的奸诈。蒋当时假惺惺地对张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因为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呀!”实际他用的是激将法，正是因为这样，张才不能不亲自送到南京的。至于蒋发表的所谓《对张、杨训话》根本即非事实，无非为表示他的人格伟大。后来宋美龄还发表了什么《西安半月记》(应为《西安事变回忆录》——引者)就更是一派谎言了。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对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写的：
张告委员长，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张之请求，亦有其特殊之意义，足使此后拟以武力攫夺权利者知所戒惧，而不敢轻易尝试，故余与子文赞成其意，允其同行。
就这样，张学良陪蒋到了南京，旋即被扣押。后来，宋美龄内心有愧，不止一次地说过“对不起汉卿”。她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说了一些实话，其中引述张学良坚持送蒋时讲的话，即“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就是送蒋两条主要原因中的一条。另一条，就像栗又文讲的，就是“求得谅解，还是为了抗日”。证明无危害蒋之恶意、无争夺权位之野心、崇护蒋的威信等等，都是为了将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贯彻到底，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这两条是送蒋的根本原因。当然，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比如说，实际上推动或参与发动事变的有关方面，如阎锡山等，为取得蒋介石的好感，事变后都争着洗清身，做好人，这更激发了张学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侠义之举。
4.张学良为国家领罪自诬，也是为了崇护蒋介石的领袖形象
问：为什么非得要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也已做了回答。以下是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记者时的回答：
我这个人是我自己做事我负责任。尤其我是个军人。我这种动作我自己负责任。所以，我到南京，我自己是请罪的。我这个请罪，包括预备把我枪毙的。我不管当年是怎么个情形。我临走，我都把我的家眷交给了我的一个部下，我的女学生，是当时的军长(恐怕有误，东北军所有军长，都是男姓)。我把家交给她了。我是军人，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任，没有别的想法。同时我反对内战。那时我要不那样做，内战就会扩大。为了停止内战，我决心牺牲自己。
——去南京的事，您和谁商量过吗?
我自己决定的。但杨虎城他们想拉住我。
——您没和周恩来商量过吗?
没商量。但他知道。为了制止我，他跟到飞机场来了。周恩来是打算把我劝回去。他恐怕我在南京会出什么事。但我认为，作为军人来说，我的行动就等于是谋反。谋反就要判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
——您在飞机场见到了周恩来了吗?
他来到飞机场时，我已经上了飞机了。因此没见到周恩来，我就向南京出发了。
——在飞往南京的飞机中，您是怎么想的?
在飞机中别的什么我也没想。我到南京怎么样都没关系。不过我这里也要说，等我到了洛阳的时候，没下飞机前，等于蒋总统保护了我了。他告诉(部下)要好好照看(我)，我到哪儿他都要特别保护我，他怕旁人对我不好。可见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
NHK记者说：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或干脆缄口不言。不过，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也提防着我们，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向我们显示了一点儿事情的真相：“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也许，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的。剩下的，你们自己去想吧!实际上，张并非抱着一死去西安的。当时的将领中不少人反对他亲自送蒋，他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的高。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张学良又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1937年2月田雨时先生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张学良，张回答田问为什么亲送蒋介石回京的理由是：“(一)‘兵谏’有裨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二)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三)……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四)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五)……万一变卦，……就算‘负荆请罪”’；“(六)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纵即不利于小我，决非所计。”(田文载台湾《自由时报》1988年8月11日)
您说张学良是为国家“自诬领罪”，能否多谈一些您的理由?
答：兵谏期间，张学良虽然毫没有“悔过”的想法，但他对兵谏这种方式，对于纲纪的影响，是颇为不安的，13日，他在对总部职员的讲话中说：“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19日，在致“泰晤士报”驻沪记者弗拉塞的电报中又说：“我未曾替用武力扣留别人者辩护过，更不能为扣留身居高位的委员长的举动辩护。我因此深觉抱歉。”同时自12日晨发动兵谏开始，张即多次表达了自己誓死救国的决心；只要委员长“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只要于国家有利，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团体都在所不计”。24日晚，张领周恩来见蒋。周表示，只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即可听从蒋先生指挥。蒋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被采纳了，于是，第二天，他就说到做到，送蒋回京了。当然，送蒋回京，除了蒋氏亲口答应“联红抗日”之外，苏联对张学良的诬蔑和抨击，也使张获取苏联援助的厚望几近破灭，自然加重了他对中国最大的实力派蒋介石的期待和依赖。
26日，抵京的当天下午，张学良即在宋子文宅对来访的中央社记者说：“此来待罪，一切唯中央及委座之命是从。”这句话已为他抵京后的言行定下了基调。当晚，张又给蒋写了领罪函。翌日，蒋未经张同意，即将此函公开发表，并同时发表了事后命陈布雷编撰的“对张杨训词”。在领罪函中，张学良甘认自己犯有“大罪”，表示愿受任何责罚，“凡有利于国者，学良万死不辞”，并“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在“训词”里，蒋介石则首创了张、杨因读蒋日记而悔过之说。这样，张的领罪函就为蒋的“训词”做了再好不过的铺垫，使之成为国人仰体“领袖伟大人格”的范文。张当然明知“训词”及其创说之伪，也深悉这将使自己的处境和名誉更加难堪，但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吾国”，便毅然保持缄默。不仅如此，就在蒋发表“训词”的当晚，张又写信给杨虎城，说蒋“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要杨谅解“委座在京之困难”，“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要做，还叮嘱杨说：“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防害实际政策之实行。”
张学良为何如此冤枉自己?因为谁都知道，把“安内攘外”改为“攘外安内”，这是国策的大转变。为此，国民党中央要有一个统一思想的困难过程，国民政府也要有许多必要的准备。而这一转变，为日本所忌恨，它正在千方百计地刺探我国这一最高机密。同时，既然必须拥蒋为全国抗日领袖，就必须竭力维护蒋在国人面前的威望，使国人觉得国策的转变与兵谏完全无关，一切都是蒋先生和政府自主地做成的。这就是说，在当时，政治重于道德，或者更明确地说，民族利害的考量重于史事真伪的澄清。如果让蒋先生如实地发表“罪己诏”，然后再拥他为国家领袖，那不仅会损害蒋先生的形象，到头来，对国家也是害多利少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蒋的“训词”和张的冤屈在当时也是国内外大势的需要。所以，连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也同意达成口头协议即可，不用蒋先生签字。总之，为了国家的抗日大局，需要有人做出异乎寻常的牺牲，承担事变的责任，曲护领袖的尊严。张学良既了解这一点，也甘愿这样做。在军法会审时，张讲了他亲自陪蒋回京的三点目的：“(一)维护纪律，不损我中国在国际之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会审笔录)可见，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去京前已经决心“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因为他认为“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所谓“凡有利于国者”，就包括不辩诬，甚至主动自诬。是呀，为了国家民族，生命都可“万死不辞”，何况个人的名誉呢!于是，军法会审时，他故意谈到了蒋的日记，他说：“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看见他的日记和文电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以认识。”接着，正如田雨时先生在其大作中讲到的，1937年2月16日深夜，他在溪口接见田先生等人时，说自己在西安曾“检读过蒋公日记，深受感动”，等等。第二天，在致杨虎城等人函中，他又一再表示愿意“读书思过”。1954年前后，张在奉蒋之命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里，也提到他在西安“看过蒋公之日记”。行文至此，读者就可明白，为什么在西安兵谏期间，张学良一直没有表示“悔过”，而送蒋到京后却立即承认自己“有罪”，要“读书思过”。张学良的爱国用心，真可谓良苦至极，悲壮至极!
那么，到了60年代，张为什么又对罗副官说自己“未见过”蒋的日记呢?因为这时，抗日战争早已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事过境迁，道出实情，对国家已经没有什么害处了，对蒋先生也无伤大雅了。况且，这是在私下说的一句话，宁人负己的张学良没有料到竟然会被人公布出来。
但是，聪明的张学良，即便是委屈自己时，讲话也是有分寸的。第一，“领罪”时，多半在公开场合，意在给蒋台阶下，抬高抗日领袖的威望；第二，“领罪”时，语意上侧重于违犯纪律，尽可能避而不谈整个西安事变的是与非。实际上，他从来也没有承认整个西安事变是错误的。军法会审时他说：“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愿领罪的。”1947年，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对暂时负责看管他的张严佛说：“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我无话可说。”1991年5月，他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假如时光倒流，“我还是那么做”，“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
张学良为了国家民族宁可牺牲自己，宁可冤枉自己，宁可自己两肋插刀的精神，不止体现在上述这一件事上。宋美龄女士和周恩来先生都说“对不起”张汉卿，也都未加解释。汉公自己又不肯公开讲透西安事变的全部内幕。但历史终究是要秉笔直书的。不才可以断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有关史料完全公布之后，国人对他为国家民族而两肋插刀的精神，定会更加感佩!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