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四 解读西安事变的二个幕后人物——斯大林与宋庆龄
毕万闻
1.X就是宋庆龄
问：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最有知名度的外国记者，恐怕非斯诺莫属了。西安事变之前他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帮助下，进入了苏区，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做了长时间的采访，后来撰写了《西行漫记》等风靡世界的著作。由于他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他的著作，也透露了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讯息吧?
答：1931年9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第一次采访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此后，两人之间就建立了信任和友谊，终生不渝。1936年6月，凭借宋庆龄与中共及张学良的友好关系，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得以冲破重重阻隔，秘密到达陕北苏区，斯诺在那里采访红军及中共领袖，达三个月之久，随后写出了风传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本初称《西行漫记》)，马海德医生则留在那里为红军服务。斯诺的这次采访结束不久，即发生了西安事变，斯诺从宋庆龄、马海德等友人处获悉了一些内幕信息，但他应友人之请，长期未予发表。20年后，即1957年，斯诺才在其《红色中国杂记)(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中谨慎地予以公布。海内外学者对这些内幕信息之真伪与意义，至今仍有很多争议。争议中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西安事变期间，共产国际(其实权操诸斯大林)、宋庆龄、中共中央(其实际核心领袖是毛泽东)之间，是否有电讯联系，以及这些电讯联系的作用。为了辨明真相，现在让我们来研讨一番。
斯诺根据当年的日记写道：1937年11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了X，X对他说，西安事变时，孔祥熙来见X，请X在一个谴责张学良逮捕蒋委员长的声明上签字。X断然拒绝了，这使孔大吃一惊，要求解释理由。X回答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X还对斯诺说，自己事先就知道张学良在计划这类行动，甚至曾敦促张这样做。
这里的X，到底是谁?斯诺说，由于仍然没有得到X的许可，他只好遗憾地使用匿名。但是，他补充说，张学良与X在上海是邻居，各自的住房都位于法租界同一排楼房。在上海曾与张学良比肩而居，而在西安事变之前又受张所信赖以至能预先知晓他“逼蒋抗日”这类秘密“计划”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宋庆龄。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自欧洲归国抵沪，即住在莫里哀路2号张学良公馆里(当今此楼在西北角开门，故为皋兰路1号)，而宋庆龄则居住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中，张公馆的南侧紧临莫里哀路(今香山路)，过了此路(这是一条很窄的小路)，就是孙中山故居。就是说，从南北方向上看，张学良公馆与宋庆龄的住所之间，是紧挨着的，只是隔了条小路，这当然可以称做“邻居”，这两座小洋楼的东侧都挨着法国花园(今称复兴公园)，就是说，从东西方向上看，张和宋的住房是在“同一排”，而且，在当时，这两栋小楼都属法租界。此其一。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东北军调驻西北之后，张学良的思想日趋激进。1935年底，张欲与红军停战议和，他以为中共中央仍在上海，就密托部下李杜将军设法在上海找到与中共联系的线索，李杜将军将张之此意密告宋庆龄，在宋的提议和帮助下，1936年3月，为躲避搜捕曾在孙中山故居里住过几天的中共党员刘鼎，由张学良派人秘密接到西安，4月9日，张学良带着刘鼎与周恩来初次秘密会谈，4月底，刘鼎即成为中共驻东北军的正式代表，驻在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里。后来，张学良还通过宋庆龄资助过红军，等等。可见，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是十分信赖宋庆龄的，为了向她表白自己的抗日救国决心，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一些秘密设想讲给宋庆龄。此其二。
我们还知道，华北事变之后，亡国危机空前加重，国共两党领袖各自有所觉醒，开始产生了重新接近的愿望。1936年初，受宋子文之请托，宋庆龄密派牧师董健吾，持她的亲笔密函奔赴西安，在张学良的协助下，2月27日，董牧师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共领袖传达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此举使国民党领袖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沟通渠道，而助成此事的正是宋庆龄。据说，董牧师在路上所持的“财政部西北特派员”的身份证明，就是孔祥熙担任部长的财政部开具的。众所周知，孔祥熙的妻子宋蔼龄是宋庆龄的亲姐姐。孔祥熙当然会多少闻知一些宋庆龄与张学良以及与中共的友好关系。因此，西安事变爆发之初，孔祥熙去见宋庆龄，请她在谴责张学良的声明上签字，自属情理中事。此其三。根据上述三点，我们判定斯诺书中的X，必定是宋庆龄。这是绝不会有错的。
2.宋庆龄态度突变之谜
孔祥熙去见宋庆龄是在哪一天?斯诺书中没有写明，实际上，在整个西安事变期间，只有1936年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在上海，第二天(13日)早晨7点，孔就与宋美龄同车返抵南京。孔即受命兼代行政院院长，忙的再也无法离京。这些，只要查阅一下孔祥熙、宋美龄各自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就可了然。可见，孔祥熙只能在刚刚获悉西安事变的12日晚上去见宋庆龄，换言之，宋庆龄是在12日晚上向孔表示：“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宋庆龄第二天做了什么?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胡子婴是该会总干事，胡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此文已收入《宋庆龄纪念集》中)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谈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惊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我很快地省悟过来，决定立即随她去西安。孙夫人住在原法租界莫里哀路的一座小洋房里。她要我陪她步行到辣斐德路辣斐坊，去约请何老太太(何香凝——引者)同行。何老太太患心脏病，经常睡床不起，一听这话，立即起床同意同行。我急忙回家，在银行没有停止营业前取出一些现款，准备作用费……我情绪很高，并对到西安后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了估计。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
头一天(12日)，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她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13日)，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显然急剧地发生了重大变化。缘何发生了这种大变化?12日深夜，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南京举行了联席会议，会上，主张派大军围攻西安的何应钦等讨伐派确实占了上风，但尚未决定下讨伐令(16日才下达此令)。这次联席会议迟至13日晨3时许才结束，既便在上海的宋庆龄在13日清晨听说了这次会议的情形，进而担心有人借刀杀蒋，引起内战，在内心里产生了去西安劝张释蒋的想法，以她与中共长期深厚的关系和在国内外的影响，在如此震惊世界而又关乎国运的大事变中，如果没有更大的力量要求或支持她，她也决不会自行决定那样做的，因为当时那样做，至少从对蒋态度上说，实际上等于与中共唱对台戏。况且，如她自己所说，在事变之前，他“曾促张这样做”，张做了，她又要张马上释蒋，以她素来之为人看，她也不会如此出尔反尔，儿戏国事。现在，根据目前已经公开的史料，我们知道，西安事变爆发之初，中共领袖们也很激动，尽管他们大多数仍然坚决主张尽量争取国民党高层绝大多数军政领袖一道合作抗日，以避免内战，但却与蒋介石在事变之前坚决主张剿灭红军一样，也错误地主张审蒋杀蒋。12日，中共中央致电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要其发动人民，“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交人民审判”。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至于中共中央当时驻地保安军民的情绪，诚如张闻天(那时，名义上他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夫人刘英所言：当时《红色中华》报上揭露蒋介石“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恶，说蒋“虽百死也不足以赎其罪于万一”，要求把蒋交付人民公审。这些近年公布的史料，也证明了斯诺三十多年前在《红色中国杂记》中所引用的史料是可信的。他说，在释蒋前后，他收到一张陕北寄来的明信片，信上说，蒋在西安被捕的消息传到保安镇的当天晚上(即12日晚上)，保安举行了群众大会 ，毛泽东等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镇上一片欢腾。事实上，直到15日，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名红军将领名义发表的致国民政府的通电，仍然坚持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宋庆龄早已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电讯联系，当然不会不了解中共中央当时的对蒋态度。了解而又要采取迥然相异的作法(中共中央“罢免”蒋、“审判”蒋，宋庆龄却要释放蒋)，对她来说，必有缘由。
3.宋庆龄与共产国际
那么，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那个力量到底是谁呢?其实，斯诺已经讲的很明白，他说：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X(即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这就产生了疑问，首先是宋庆龄与苏联方面(或共产国际或斯大林)果真保持着某种联系吗?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引者)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引者)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通知，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
“嗯。”我回答。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
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她)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期，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29年夏，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8月10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与来访的戴季陶先生舌战，曾斥责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中装有秘密电台，但并没有否认这个事实。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其内容一直未曾公布。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哈尔德·左尔格相配合，领头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共产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可见，宋庆龄与斯大林或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某种联系。中共当年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从宋庆龄自称“代表最高方面”即代表“共产国际”这句份量很重的话来看，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肩负某种重要使命，也颇受国际信任。而她历来深受中共敬重的情形则为人所共知。顺便说，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11月，那时，她还不是中共党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斥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蒋，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的正确部分，即拘蒋有引发大内战的危险。几年以前，学者们已将宋庆龄在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秘密加入共产党这个史实公布了(在他们公布之前，在发表关于宋庆龄与西安事变的拙文时，不才已经了解这一史实，但不才有意回避了)。
4.斯大林专横自私，张学良周恩来同舟共济
根据斯诺所转述的斯大林电报之口气，斯大林实在是霸道，好像中共是否为共产党，完全由他一个人来决定。即便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在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所有指示中，也未见到过如此蛮横的电文。斯大林会那样对待中共吗?不必说中共实力尚且局促于陕北的1936年，就是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之后，他也没把中共当作一回事。1944年初冬，赫尔利来华就任美国驻华大使，途经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说：“中国哪有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者罢了。”在关键时刻，斯大林大多是从如何更好地维护苏联自身利益的立场来对待中共的。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斯大林对即将来华的崔可夫等人说，你们的任务，就是靠中国的抗日战争紧紧拖住日本的手脚，防止日本向苏联进攻，至于国共关系恶化，则可以不管，中共“力量太孱弱”，不能担当中国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蒋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长期拖住它”，只有当日本的手脚被中国捆住之时，“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实际上自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就是这样来看待中国国共两党之争的。当然，从最后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和苏联的处境来考虑，斯大林的策略也自有其道理。爱国者总是要把祖国的利益置于他国之上，但总应该兼顾同一营垒中有关各方的利益，更不应仅仅为了一国私利而出卖朋友。而西安事变之发动，无非是张学良、杨虎城在国难关头，无法避免剿共内战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如不加制止，以蒋介石之剿共决心和中共求存之毅力，这种自耗中国国力反增日寇凶焰的内战必将愈演愈烈。再者，这种内战又是国共长期敌视的遗产，而苏联对加剧国共之敌视又何能辞其咎?九·一八前扶植极左派王明等人执掌中共领导权，九·一八后仍然指令中共打倒国民政府，“武装保卫苏联”。可苏联却不加反省。西安事变前，中共早已把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秘密结盟的大致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了(甚至把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之秘密也报告了)。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早在1936年9月就已派秘书栗又文(中共地下党员)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德烈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全面报告，苏联已经答应帮助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即接连向共产国际报告事变的情形和中共的主张，苏联理应与中共密切协商，在和平解决事变过程中采取一致的立场，可苏联却根本不听中共的意见，丝毫不给中共预留转圜的余地，而是迅即公开抨击西安事变，并逼迫中共出卖张学良。中共一方面更加策略地支持张、杨，另一方面，仍继续拍发电报进行说服，可苏联方面却不听劝告。
斯大林的作法，在客观上确有加速释蒋的积极一面，但却增强了南京讨伐派的气势和内战的危险，也大大动摇了西安方面在和平解决中讨价还价的地位。幸运的是，张学良和周恩来两人，在紧急时坦诚磋商，在危难中相互体谅，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坚持必须通过谈判取得成果(停止剿共的口头协议)然后才能释蒋的原则，总算化险为夷，渡过了难关。这其中，张学良为国家两肋插刀的精神，周恩来为民族化解危难的谈判艺术，待国人知悉内情之后，必将成为传诸后世的历史名篇。
西安事变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中共收到斯大林那封电报时，毛泽东觉得“天翻地覆”，急得“踱来踱去”。斯诺说，周恩来曾告诉王炳南：“我们一个星期没睡觉，想法来做出决定，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决定的事”。不久前出版的《邓颖超传》说周出发去西安(1936年12月15日)之前，政治局会议连续开了三天。但是，一些权威学者，查阅了中共现存的共产国际当时的来电，据说第一封是16日收到的，且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应中共请求共产国际重发，重发的来电是20日收到的。但在前一天，即19日，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据此，这些学者才坚持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由中共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因为在收到这封要求和平解西安事变的电报之前一天，即19日，中共已作出了几乎同样的决定。
这里，就产生了一些疑问：关于这次紧急的事变，苏联方面自12日起就接连收到来自中共“万万火急”的密电报告，却迟至4天之后才发来第一封复电，这很难说得通；其次，20日重发来的电文，如“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动机如何……”“既然这次行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事实……”，从其口气上看，不像是第一次来电，倒像是对于中共去电解释和申辩的答复；再者，如果主要以中共19日决定早于20日重发之来电立论，读者就会问，假如16日来电，电码没有错乱，难道就可以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不是中共独立自主制定的，而只是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吗?其实，从13日起，苏联即利用广播报纸等一切宣传机器明确而严厉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使中共没有收到任何来电，也早已知晓苏联的立场了(当时，陕北能清晰地收到听到苏联的广播，中共领导人中，懂俄语的人颇多)。然而，尽管如此，中共仍然不顾苏联的反对，坚持既不肯出卖张、杨，又尽力不与南京方面采取对立的立场，这不已经充分证明中共从一开始就独立自主地制定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嘛!自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共核心领袖以后，中共对斯大林的错误指令，就开始加以抵制，这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况且，如果非要指出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首倡者，那么，如实地说，就是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因为早在事变发动的前夕、发动的当天(12日)，他都曾多次诚恳地表示：只要蒋委员长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全国领袖!
张国焘后来成了中共的叛徒，他所讲的有关斯大林那封电报的话，有些学者认为是在造谣。这样判断自然也有道理。但是，政敌有时反倒能讲出一些主事者由于某些原因而守密的事，这也是历史研究者的一个常识。况且，斯诺也讲了类似的话，他是中共“诚挚的朋友”，总不会故意造谣吧?他是在1957年讲出来的，后来，他又先后三次访问中国，宋庆龄、毛泽东都把他当做一位可信赖的朋友来接待，从未听说他们指出他此点报道失实，也未见他有所更正。
5.中共中央首次讨论西安事变的会议，尚未收到斯大林的电报
问：有一位权威学者，读了您有关宋庆龄、斯大林与西安事变的大文之后，曾经说，宋庆龄当时在上海的电台，功率很小，只有15瓦，不可能把斯大林的电报转发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啊?
答：我曾带着这个问题，特意向研究当年中共和红军无线电通讯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通信部的电讯专家们请教。他们笑着回答说，这是以中国当今的无线电通讯状况来看待半个多世纪前的状况。他们说，海南岛离陕北比上海更远吧，可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1936年之后呢)，活动在海南岛的冯白驹所领导的琼崖游击队，与陕北中共中央联络的电台，其功率不是15瓦，而是5瓦，但在夜深人静之时，仍然能收发与陕北联络的电报。半个世纪前，电讯还不发达，空中电波相互干扰的状况远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因此，宋庆龄在上海的15瓦电台，在夜间或早晚，很容易就能与陕北电台通报。
问：还有一位学者说，中共中央政治局研商西安事变的第一次会议，根据会议记录，是1936年12月13日(扣蒋的第二天)举行的，可是，当时的会议纪录表明，所有与会者，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没有提到斯大林的电报。如果当时中共确实收到了斯大林的电报，不管是宋庆龄还是什么人转来的，一定会在会议上提出来，因为这份电报事关大局啊!仅仅这一点，就可证明，并不存在斯诺所说的这封斯大林来电。对此，您做何解释呢?
答：我曾与这位学者商讨过这个问题，下面是我们当时的对话：
我问：“您怎么知道中央政治局这次紧急会议是哪一天召开的呢?”
他答：“会议纪录上写着13日啊!那时，政治局会议通常都是在晚上开啊。13日晚上，无论是按照张国焘的说法，还是按照胡子婴的追述，斯大林的来电都已该到保安了啊!”
我说：“您知道，12日早上寅时(3至5时)，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拍来的‘扣蒋’电报，当天上午，又收到了刘鼎和王以哲从西安分别发来的报告已经抓到蒋介石的电报。中午12点，中共中央书记处已把张学良和刘鼎的来电转报给共产国际了。下午，中共中央又依照从前约定的时间，通过电台与张学良联络。当晚，保安还举行群众大会，毛泽东等人出席并讲话……所有这些情况都一致证实，中共中央在扣蒋的当天，便已知道西安发生了重大事变。此事是如此的重大(全世界为之震惊)，如此的紧急，连保安的民众都知道并且‘欢腾’了，又接连地向共产国际(也等于向苏联和斯大林)发电报告，可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夜里却不召开会议，不研究商量应对措施，这是可能的吗?”
“可是，的确没有12日的会议纪录啊!研究西安事变的学者们，几乎都说政治局是在13日才开会商讨的，因为这有会议纪录为证啊!”
“我亲自拜访过参加过这次会议的郭洪涛等老革命，依照毛泽东等领导人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和第二天早上布署工作下达命令的需要，当年中央政治局的绝大多数会议都是在晚上或深夜举行的。扣蒋之后，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西安事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扣蒋的当天夜里，即12日深夜紧急召开的。不过，会议开得很长，13日早晨才结束，于是，会议纪录便写了‘13日’。当然，也更有可能，开会时，已经过了零点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13日的早晨。而宋庆龄转发来的斯大林电报，最早也得在13日上午(张国焘说是“十三日晚间”)才能收到。所以，早晨举行的这次会议，不可能提到这封电报，因为那时还未收到呢。”
据金凤著《邓颖超传》和其他史料证实，周恩来于15日从保安出发去西安之前，政治局几乎接连不断地在开会，慎重研商对策，可是，所有这些会议记录，至今尚未公布。因此，我们尚不能说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斯大林的来电。
问：据说，关于中共中央16日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来电，因“电码错乱”，无法译出一事，您曾与一位权威学者商讨过，可以讲讲吗?
答：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往来电报，出现“电码错乱”的现象不是仅此一次，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自12日开始，便接连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拍发“万万火急”的电报，“请将你们的意见见告”，“你们的指示望速告”，……可国际书记处却迟至16日才发来“第一封’复电，这是很难说得通的。既使真的是“电码错误”，中共当天就可要求重发，可却是18日才要求重发，20日才收到了重发的这封来电，这种慢腾腾的情况，都是令人奇怪的。
问：请坦率说，您认为这里面有什么外人不知的内情吗?
答：毛泽东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请允许我先举个毛泽东巧妙运用策略的例证：长征路上，野心家张国焘，依仗他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大闹分裂，无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怎样劝说、批评和斗争，他就是不听，不仅拒绝北上，而且另立“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张浩(林育英)奉命从莫斯科经外蒙，千辛万苦，万里跋涉，来到了陕北。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之后，张浩便以“国际代表”的名义，表示了态度，张国焘迅即软了下来。
1936年1月16日，张浩从陕北致电在川中的张国焘说：“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等人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张国焘虽然敢于和毛泽东、中共中央对抗，却不敢蔑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权威。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说：“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央北上路线是正确的，这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后来，张国焘不得不撤消了自立的“中央”，率部北上。
张浩在协助毛泽东、中共中央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显然是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实际上，张浩以“国际”的名义批评张国焘的那些话，都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让他说的。
问：您这样看有确凿的证据吗?
答：张浩是在“国际”七大结束之后，于1935年8月末前后从莫斯科出发，经蒙古回国的。当时，中共中央早已与国际完全中断了电讯联系，中共和红军这边发生的事情，包括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从9月初开始)和另立中央(10月5日)，国际完全不知道。张浩确实是受国际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派遣而回国的，此行的任务就是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主要文件和“八一宣言”(行前，张浩反复背诵，直到完全默记在心才出发。怕路上出事，他身上什么文件都没带)，他经过千辛万苦，于1936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张国焘拒绝北上，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都是张浩在回国途中发生的事，他当然无法知道。他离开莫斯科之后，国际也无法再向他下达任何指示了(直到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才与国际恢复了电讯联系)。
问：照您这么说，张浩拍给张国焘的电报，“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以及“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等等，都是矫称“王”命的“阳谋”了?
答：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当然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令他这么做的。
问：您想用这个例证来说明，西安事变期间，12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的那份国际来电，未必真的“电码错乱”吗?
答：是的，我表示怀疑。至少在目前，我还没看到“电码错乱”的原始凭据。刚才您提到的这位权威学者，就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当我对此表示怀疑时，他说，那时，毛泽东尚不敢那样对待国际和苏联，我说出“矫称王命”这样事后，他也吃惊地承认了这个史实。如果能以“电码错乱”为借口，争取时间，调整自己的政策，而这样做，既能依照中国和中共的利益来决策和行事，又不得罪国际和苏联，这种两全其美的小计谋，有何不可呢!毛泽东是个大战略家，他的智谋和韬略是超乎常人的。12月17日，普天之下，几乎都知道苏联急于无条件放蒋的立场了吧?但毛泽东却致电张学良说：“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如果当时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知道了毛泽东给张学良出的这个主意，那不是要大发雷霆吗?
问：让我们还是回到斯大林那封电报上来。我发现，中共中央党校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与斯大林》一书，也证实斯大林在1936年12月13日给中共中央拍发了电报。可是，这封著名的电报，为什么至今没有正式公布呢?
答：斯大林不愿公布它，因为那等于暴露苏联的专横和自私。张学良和中共也不愿意公布这封电报，张学良当时对他的一位亲信说：“我们不能把放蒋这件事做得好像是听了什么人的主意，照别人的支配行事，要让人家(主要是指蒋介石和宋氏兄妹等人)看出是我们自心的诚意”。为了便于国共早日和解，避免因误解而让苏联单方面捞到好处，对此电守密也是完全正确的。
张国焘说，中共是13日收到斯大林那封“有名的”电报的，这与宋庆龄要去西安说服张学良释蒋的日期是一致的。可是，13日晚上，宋庆龄却又决定不去西安了，她对胡子婴说，是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可是，“孙夫人从这天起就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只有胡子婴一人与她单独联系。12日晚上，宋庆龄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张学良，13日上午她却要去西安劝张释蒋，从当天晚上开始，她又谨言慎行，不再公开表态了。热爱祖国而又以敢出直言而闻名的宋庆龄，为什么突然三缄其口?恐怕在她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之后，发现中共和苏联的立场颇有距离，她这个“转达者”大感为难，只好“闭门谢客”，静观时局发展了。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