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七 幽禁期间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往来密信
毕万闻
1.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之初的一次“小误会”
问：通过事变前的几次接触，张学良对周恩来十分钦佩。事变后他送蒋到南京，随即被幽禁，但他一再强调“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周恩来是12月17日傍晚到达西安的。周到张的金家巷公馆后，张学良即介绍情况，张学良对周说：“这次蒋介石来西安后，逼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去打红军，不捉他就无法改变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捉了他，可以促他反省，逼他抗日。”接着，他又介绍了扣蒋后南京和各省的反应，宋美龄营救蒋介石，英、美的态度，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署及中央军的态势等等。张告诉周恩来说，“蒋介石最初拒绝谈任何问题，现在已允许谈抗日问题，说凡条件具备的，他可以照办。”张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
周恩来同意张学良(如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就释蒋，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充分肯定他的爱国热忱，但是又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方式却是军事阴谋。”张学良听到“军事阴谋”这几个字有点不高兴，说：“我为公不为私，扣蒋介石还算阴谋?”周恩来便耐心地加以解释，说蒋介石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于滑铁卢战役以后被擒的拿破仑；它既非革命(没有群众暴动)，又非战胜(蒋的实力未受损失)，而是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把他捉起来，但他的实力原封未动，而且又和南京处在对立的地位，对蒋介石的处置要极其慎重。张的神色才缓和下来。由于周对张和平处理西安事变起到关键作用，张学良后来说周是处理西安事变的“谋主”。
扣蒋后，12月17日晚，周恩来到西安后与张学良的彻夜会谈，关于其内容，许多著作的记述，都与上面的引述大同小异，这些作者怎么会知道张、周二人的谈话内容呢?美国哥大学者已经透露的张对周的批评，与周批评扣蒋是“军事阴谋”这话有关吗?
答：有关的重要著作，都那样记述，他们大多是依据中共中央19日做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来想当然地“记述”17日的张、周会谈。我以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对这次会谈的表述很好，是可信的，因为它是依据周恩来当天深夜发给“毛并中央”的电报表述的，而这份电报，迄今为止，仍是这次会谈所留下的唯一的原始文献。
“和平解决”的关键是对蒋问题。保安信息闭塞，12月17日，中共中央仍然没有放弃排除蒋介石并在西安召开全国救国会议的主张；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位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在17日之前，中共中央根本没有研究在什么条件下“放蒋”，甚至连“放蒋”这个问题都还没有提出来，对张学良所表示的，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就还拥护蒋做全国抗日的领袖的主张，周能立即(像许多重要著作所讲的那样)“明确地”表示赞同吗?一直在西安并到延安迎接周恩来到西安的刘鼎，就没有这样讲，这些作者能拿出可信的原始依据吗?
要知道，周恩来从保安出发时，中央的决议中明确地说“周等到西安以前，驻西安联络处，避免发表具体意见”，“周等在西安作具体声明之前，应等候莫斯科的答复”(李志英著《博古传》，第23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1版)。17日，在保安的朱德给国民党将领写信，仍称蒋氏为“汉奸国贼”，并说“元凶被逮，抗日障碍已除”(18日，中共中央的通电，也不过是透露，如能答应“停止一切内战”等5项条件，“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9日，中共的通电，才放弃了在西安召开救国会议的主张，改提由南京召开和平会议，但仍然明确提出，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出处问题”，直到21日，在中共中央把国际来电通知周恩来之后，才指示周恩来与张、杨商量，如蒋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这是扣蒋之后，中共第一次表示有条件地拥蒋。在中共中央尚没有讨论更没有做出有条件拥蒋的时候，说周恩来在西安主张有条件的放蒋、拥蒋，这是难以理解的。即使周个人看清了当时的大势，赞同张学良的这种主张，他也要向中央提出建议，只有在中央接受其建议后，他才能代表中共表态)。
周恩来在17日致“毛并中央”电中说，“张同意在内战阶段不可避免围攻西安前行最后手段”，这显然是周恩来说服了张学良，张“同意”在紧急时“诛之为上”(见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又说，“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7夜与张“商定”的向宋子文提出的条件，还是先在西安召开救国会议的筹备会，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可见，周恩来大体上还是遵照中共中央18日以前的排除蒋介石并争取由西安方面主导全国局势的方针(当然，也尽量不与南京对立)这与19日以后中共中央的有条件放蒋拥蒋的方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关于批评西安事变“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第一次见诸文字，是19日中共中央发给党内的指示，王炳南在其回忆文章中说，在周恩来初到西安的当夜，在与张会谈中，讲了这个话(但王同时说，这次会谈是在15日，周对张说，最好利用这个机会逼蒋抗日，只要蒋答应，就和平解决，王的这些话恐怕都与史实不相符合)。从多种文献记述中看，“军事阴谋”这个话，周肯定讲过。但不一定是在初次会谈中讲的。我以为，几天之后，在与张学良研商如何放蒋时，周可能说这个话，因为那时已看清大势，拥蒋浪潮很盛，不放蒋，势必要发生大内战，只有放蒋，并由蒋来主导全国，才能避免汪精卫掌权。周刚见张时，既主张排除蒋(或“处置”蒋)，并以西安来主导全国，又说西安事变是“军事阴谋”，蒋的“全部实力未受损失”(王炳南语)，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
至于一些海外人士转述张学良的话，既要重视也要加以分析。比如说，曹长青先生在其大文中说，1991年5月，张学良在与曹先生等八位东北老乡的聚谈中“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也是头头是道。”这里，恐怕有讹误，因为“捉蒋”时周恩来并不在西安；当时，周也不会支持“捉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张之宇女士透露说，张学良在其口述回忆中说“周恩来是老狐狸”，我以为，这可能是张一时说走嘴了。张学良这个人，性情急燥，说话时往往急不择词。正如他说自己“荒唐”，乳名差点儿没叫“王八蛋”一样，他也没有那么多顾忌。总体说来，他对周恩来的评价，不仅是正面的，而且摆的位置也很高；况且，张代表东北军，周代表共产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有些不同想法，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不然还协商干什么呢?一个人的想法还时常变化呢，夫妇两人还常有不同意见呢，何况东北军与共产党两大方面的代表呢；再说，张学良同时也说：“实际上西安事变全是周的主持”，“西安事变，差不多他负责任比我大”。世界上，大政治家都是谋略家，无一例外。不善于运用谋略(战略、策略、手腕、方式、方法等等)的人，不可能成为大政治家。说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也好，说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也罢，除掉其用词的感情色彩，其实质是一样的。周恩来是大政治家，他也善于运用谋略，然而，如实地说，从品格上讲，可以说，周恩来是世界上最令人敬佩的领袖!(周恩来当然也有缺点，但在20世纪，在全世界，我们能找到比他的人品更好的领袖人物吗?恐怕找不到!周恩来的有情有义，周恩来的公而忘私，可以写几部书，那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可惜我们在这里不能细说。)
2.幽禁期间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第一封密信
问：周恩来直到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张学良。在还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之时，张学良也一再赞扬周恩来。
1961年12月，西安事变25周年纪念会上，高崇民曾赋诗一首，题为“有怀张将军”，其末两句是：“今日座中皆旺健，一人憔悴在东南。”周总理阅后说：憔悴二字太消极，可改为奋斗二字，即最末句为“一人奋斗在东南”。说明周恩来认为张是在那里奋斗呢。就是在这次纪念会上，周总理提出成立西安事变史料征集整理小组。
可以说张、周之间的友谊，都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时代风云的变幻而有所淡薄。不过由于张后来的特殊处境，周恩来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他的关切之情。听说，您曾发现张学良幽禁期间，与周恩来的几次往来密信，可以详细谈谈吗?
答：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期间，曾经暗中传递给周恩来两封亲笔密信；一九六一年前后周恩来亦曾辗转秘密致函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
众所周知，张学良幽居期间，看守其住处的，内有特务队，外有宪兵队，戒备森严，未经批准，任何人不能入见张学良，也不能与之通信。可是，好多年前，笔者在为编选《张学良文集》而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张学良在幽禁期间写给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和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一封亲笔信。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少壮派头头杀害了主和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东北军濒于分裂状态。8日，中央军进驻西安。9日，蒋介石任命的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进入西安，履行其职。这时，东北军高级将领已决定放弃将部队调往甘肃的甲案，改取调往豫皖的乙案。但东北军下层一些官兵，仍希望执行不远离红军的甲案。于是，顾祝同请准蒋介石同意，派积极主张执行乙案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等人，去溪口拜见张学良，请张以手书赐告东北军执行乙案。
16日，何柱国与张学良的另外两位部下王卓然、田雨时到达溪口，何先晋见了蒋介石。17日，何、王、田三人分别拜见张学良。何将西北“各种情形面报张将军”，并详述东北军只可执行乙案，不能继续与十七路军、红军维持“三位一体”的理由，“相谈之下，黯然神伤”。此前，张学良在1月19日致杨虎城函和1月27日致东北军的电报中，早已明白表示，东北军应执行继续留在西北的甲案，然而事已至此，张学良也无可奈何。但当天他在写给杨虎城、于学忠的两封信中，避而不谈甲乙两案，只是强调“凡有利于国者，何足惜乎!”要部下“大力维护”东北军，“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护此一友谊。”这个朋友就是中共和红军，其代表人物则是周恩来。据王卓然转述，张学良对王说，他“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军队三方面，能够长期保持团结，但是要竭尽一切方法避免与南京军队冲突”、“十年内战，使东北已亡，华北继之，若再自相残杀，国家民族将万劫不复”，“他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只要蒋介石能够实践诺言的重要部分，枪口一齐对外，就是他自己死了，也会含笑于九泉”，他要王“切告东北将领，不要为争他的个人自由而与南京冲突，要为争取枪口一齐对外，向南京坚持”，张学良讲得“万分的诚恳而坦白，句句以抗日救国为念”，使王每一想起此次会见，不免“热泪盈眶”。
17日这一天，张学良除了上面已提过的公开地写给杨虎城、于学忠那两封信之外，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带出去，交给周恩来。周不久即收到了这封信，但数十年来，张学良、何柱国(何已于1985年病逝于北京)都绝口不提此信，周恩来生前对此信内容也一直守口如瓶，现在，可以把此信全文公布如下了：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颂
延安
弟 良
二月十七日
此信对周恩来和红军的赞扬，皆有事实根据。枪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之前，蒋介石强硬坚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撤兵移防，以便中央军进驻境内陇海铁路沿线，否则即向西安方面开战。这表明，蒋已推翻他获释前许下的西北事务交张学良、杨虎城两人主持的诺言，但蒋毕竟没有推翻联共抗日这条最根本的诺言。为了防止内战重新爆发，尽早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大目标，张学良毫不顾及个人及东北军团体的利害，一再写信或拍电，要东北军撤兵移防，关于他“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甚至说，如“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3.凡有利于国者，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和安危
张学良言行一致，确实做到了如他所说的“凡有利于国者”，“决不顾及个人利害”，“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周恩来也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不厌其烦地劝说东北军少壮派接受甲案，撤兵移防，然后再设法营救张学良。可是，少壮派坚持只要南京方面不放回张学良，西安方面就决不撤兵移防，如果中央军进攻，即与之决一死战。但内战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受益的只能是日本侵略者。再说，当时“三位一体”的军事力量远不及中央军，特别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其战斗力更弱，如果战败，势必在更苛刻的条件下接受和平，而张学良获释的可能也就更加渺茫了。这也就是张学良所言“爱我即以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之所指。
然而，在张学良陪蒋去南京之后，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坚持(周恩来也同意了)，西安方面匆匆忙忙地放走了事变爆发时与蒋介石同时被扣的陈诚、钱大钧等十几位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放走了数十架战斗机和五百名空军地勤人员，使西安方面失掉了确保张学良必回西安的人质和“物质”。这在东北军内部，已进一步增强了少壮派对其高级将领王以哲等人的不满，而张学良陪蒋去南京反遭囚禁的不幸遭遇，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对自己统帅的深切爱戴和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强烈愤慨。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也感染了十七路军官兵和社会群众。因此，1月下旬，少壮派的主张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与此同时，1月27日，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在潼关的谈判达成了口头协议，大体上依照甲案解决西北善后。可以说，潼关谈妥之时正是少壮派主张在西安得势之日。
27日夜，应德田等五十余名少壮派官兵到西安金家巷中共代表团住处，围逼周恩来，要求红军能与他们一道作战，否则就先与红军“破裂”。他们一直闹到后半夜。28日，周恩来整天劝说他们，铺开地图向他们解释打仗对救张不利、对“三位一体”不利的实情。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少壮派仍然群情激昂。这时，原来主和的东北军高级将领有的动摇了，有的不敢讲话了，连拿不定主意的杨虎城也赞同不释张即不撤兵的主张，主战的空气几乎弥漫了整个西安。有人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甚至拟好了暗杀名单，内有主和将领和共产党员。周恩来闻讯后，即派人把当时已在西安的张闻天送到红军驻地三原，2月3日，又把博古、叶剑英等大部分中共代表团成员送到三原，自己仍然“大无畏地”留在西安，继续做各方面的工作。
4.“红军出卖朋友”风波的平息
1月29日，张学良又一次急写亲笔信，“飞送”西安，强调“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指潼关协议——引者)迅速实施，勿再拖延为幸。”可是，当晚，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在渭南开会，在应德田的鼓动下，会议通过了不释张即不撤兵的决议，与会者，包括实际上主和的何柱国在内，都在上面签了名。至此，正如周恩来所言，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两友军决心打，红军不打更刺激他们”。于是，出现了“红军出卖朋友”的不满言论。
30日，有几批军官到中共代表团住处表示抗议。“三位一体”面临着破裂的危险。而不了解西安严重局势的中共领导人之中，有的正提议红军率先撤兵。对此，周恩来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建议撤销原定的红军不参加作战的决定。30日下午，周恩来赶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说服了在那里的张闻天、彭德怀等人，商定一旦中央军进攻，为了不与两友军对立，红军要与两友军一道进行自卫战。当夜二十四时，在延安的毛泽东等人复电同意，说“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31日中午，周恩来赶回西安，将红军决与两友军共进退的决定通知了张、杨两部，那种“红军出卖朋友”的言论不攻自破了。
可是，31日上午，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自兰州飞抵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前，曾以手谕令东北军听从于学忠指挥。于学忠是主和的，这时，他已与南京方面在私下建立了联系。当夜，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举行最高会议，于学忠的主和发言得到了何柱国、王以哲的支持，杨虎城表示与东北军采取一致立场。周恩来最后发言说，西安事变的目的在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红军原来是主和的，但你们两方许多人主战，我们为了保持团结，也可以保留原来的主张，与你们一道作战。现在你们两方又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但周恩来特意提醒他们：“不过，请你们注意内部的团结和设法说服你们的部下，否则恐怕会发生问题。”就这样，最高会议决定派代表去潼关尽快签定撤兵协议。
5.少壮派枪杀王以哲，兵谏周恩来
不幸的是，东北军主和将领没有重视周恩来的提醒，而早已头脑发昏的少壮派头头，面对遽然主和的决定，竟然不顾大局，于二月二日杀害了王以哲(其实，此时王也颇为动摇，并不是坚定的主和派，据说，他原本也主战，后来才改而主和。当时，他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他为什么由主战改而主和?这也是一个难解之谜)。接着，有几个青年军官突然冲入周恩来的办公室，周见他们气势凶凶的样子，立刻明白他们是来“兵谏”的，在这生死关头，周恩来霍地站起来，把桌子一拍，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待他们平静下来，周恩来深有感触地说：蒋介石杀害了无数的红军将士，我的头颅就是在蒋的屠刀下滚过来的，我们对蒋的仇恨比你们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与张副司令结下了血肉难分的关系，我们对他的感情丝毫不下于你们。然而，日本要灭亡中国，国家民族的根本利害重于个人、团体甚至阶级的感情，我们应当识大体，顾大局，相忍为国!听了周恩来这番肺腑之言，青年军官们惭愧得泪流满面，并跪下来向周认错请罪。
王以哲被杀，西安顿时陷于紧张混乱状态，街上筑起路障，架着机枪，到处戒备森严。周恩来却不顾危险，立即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到王以哲家吊唁。当时，灵堂还没设好，周恩来亲自动手帮助设好灵堂，然后行礼默哀。此举使王以哲家属和东北军上层人士倍受感动。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心腹大将，在东北军中颇有威望，王之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在渭南前线阻挡中央军的刘多荃部，闻后即撤出防线，准备回师西安，讨伐杀人凶手。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也要为其军长报仇。少壮派应德田等人惊慌失措。为了避免东北军内部自相残杀，周恩来在严厉谴责应德田等人杀人罪行的同时，冒着掩护肇事者的嫌疑，把应德田等人送出西安，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者失去了对立面；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派刘多荃的族弟刘澜波(中共党员)去渭南说服刘多荃，维护东北军的团结。
周恩来后来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尽管极为困难，周恩来仍然以各种方式多次劝说东北军高级将领坚持甲案，不要远离红军。在他们执意选择乙案准备东调豫皖苏之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下层一些官兵要求加入红军。周恩来表示，我们不能在友军困难时以吸纳友军成员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结果，红军没有接受两友军的一兵一枪一弹……
这一切，张学良听说之后，甚为感动，就写了上面披露的这封密信，对周恩来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敬意，对红军的“种种举措”表示钦佩。
6.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第二封信
抗战胜利前后，周恩来做为中共代表，接连地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等人进行和平谈判。重庆谈判所达成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共方面在上面签字的首席代表即周恩来。《纪要》规定“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坚决避免内战”，以便“和平建国”。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张群、周恩来又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在开幕词中宣布了四项诺言：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政党均有合法地位，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周恩来在致词中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会发生内战。”
1936年12月14日，在讨论人民自由权利时，周恩来对蒋主张的四项诺言表示拥护，并说“有些事情当然要有步骤，但放人这件事立即可做。”周说张学良、杨虎城在九年前挽救了“国家民族一大危机”，使中华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要是张、杨两先生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给人民自由，对国家只有好处”……所有这些，都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当时，经过长期艰苦抗战，全国人民极度渴望在和平中建设独立、自由、富强而统一的新中国。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通过旧属莫德惠给周恩来捎去了第二封密信。莫德惠曾在张作霖手下任奉天省省长、北京政府农工部总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任东北政委会委员、中东铁路督办，可以说他受张氏父子两世之恩。1930年中苏谈判时，他出任中国首席代表，此后即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1936年秋，张学良搜查国民党陕西省省党部后，曾派他去见蒋，缓和与蒋的紧张关系。抗战期间，他和邓颖超都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1946年的政协会议，他也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了，因此，与周恩来也有多年的交往。1946年4月，莫德惠奉蒋介石之命，自重庆到贵州铜梓天门洞探望张学良。张学良公开写了两封信，分致蒋介石和自己的旧部，还在私下给周恩来写了封密信。莫德惠后来在台湾做过“考试院”院长，1968年在台北病逝。他与周恩来一样，生前从未透露过此信。50多年后的今天，这第二封密信也可以公布了(此信原无收信人姓名及称呼，显然这是有意如此，可见大胆的张学良也很谨慎)：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余不尽一。
弟 良
四月十九日
张学良后来曾说过，他的一生，他的祖国，几乎被日本给毁了。张学良所以发动西安事变，根本目的就是要抗日，因此，驱出日寇，是他平生最快乐之事。张学良认为，“周恩来是极有才能大胆的人”，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蒋介石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抗战胜利后，他祝愿周恩来在国共和谈中“早成佳果”，使国家走上和平统一的富强之路。
然而，张学良似乎也颇为担心，他说“友人惨死”，显然包括王若飞、博古、叶挺等人因飞机失事而遇难的“四·八”烈士，但他说“数难”，显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昆明学生因反内战的集会受到破坏而罢课，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军警竟然开枪镇压，死伤20多人，造成“一二·一”惨案；1946年1月的“沧白堂事件”(政协开会期间，一些代表晚上在重庆的沧白堂讲演，特务们却大闹会场)、2月的“校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校场口庆祝政协闭幕大会，特务们打伤李公朴、施复亮等数十人)，以及3月的袭扰(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构)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事件等，都表明坚持和主张一党专政的反民主势力，正竭力破坏政协及其决议，这一切都使内战危机更加严重。张学良感到痛苦、为之“心吊”的，恐怕还包括对即将失去的中国和平民主建国前景的担心。
周恩来在追悼“四·八”烈士时说：“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在关心国家命运方面，张、周二人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7.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十六个字的密信
张学良虽嘱告周恩来“如有密便，盼有教我”，但周恩来怕危及张学良的安全，一直十分谨慎。1961年春，周恩来亲笔写了十六个字的短函，连同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写给张学良的信，托在海外的朱光沐夫人朱湄筠(即九·一八时马君武诗句“赵四风流朱五狂”中的那个“朱五”)，捎给了幽居在台北的张学良。朱光沐原是张学良的亲信，张学良被幽禁以后，做了宋子文的秘书。朱湄筠是民初曾任交通部总长的朱启钤先生的第五位女公子，即通常所称的“朱五”小姐。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总理的敬重和关照。现在，周恩来、张学铭、张学思、朱光沐都已辞世，朱湄筠晚年生活在加拿大，八十多岁时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现在大概也仙逝了)。因此，朱五传书的具体过程至今仍是个谜。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这封短函既无收信人姓名，也无写信人署名，这十六个字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周恩来生前，与张学良在一起聚晤的日子，总共只有十天。1936年4月9日，两人初次在延安(时称肤施)会面，密谈了一夜，披肝沥胆，一见如故。同年5月12日，两人举行第二次延安密谈，又谈了一夜。西安事变期间，应张学良之邀，12月17日，周恩来飞抵西安，住在张学良金家巷的公馆里，至25日张学良陪蒋去南京，两人朝夕聚晤了八天。此后，两人再也没有会面，但两颗心却总是念念不忘。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国难时期所结下的爱国情谊，早已成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一致对外的历史佳话。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