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十八 破解张学良拒绝蒋介石给他自由的“三条件”之谜——兼答口述历史小组张之宇女士
毕万闻
问：1996年，您撰写的大文《相忍为国，一致对外——谈张学良幽禁期间与周恩来的往来密信》，作为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入选论文，当时便为许多学者所注意，后来在《明报月刊》(1997年9月号)公开发表，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在所有这些反响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为张学良做口述回忆录的美籍华人学者张之宇女士发表在台湾《历史月刊》(1997年9月号)的大文《读文羁思——关于张学良研究的几个问题》。请您谈谈这次和口述历史小组的学者“远距离接触”的情形，好吗?
答：1961年春天，周恩来托朱光沐的夫人朱湄筠，给幽居在台北的张学良捎去了一封亲笔密信。据说，周恩来是读了1956年冬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写的那篇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后写的。表面上，张学良在此文中大骂共产党，但周恩来读后却丝毫没有生气，因为在西安事变的关键问题上，张学良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据之宇女士自称，此文是读了王克文教授的大文(《明报月刊》1997年7月号)与我的文章之后的读后感，但她所提出的疑问，却大多是针对海峡两岸学术界关于西安事变、关于张学良生平的研究而发出的。之宇女士不愧是为张学良将军做口述回忆录的知名学者，她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既敏感又高深，应由海内外权威学者答复。不才只能就与拙文有关的若干疑问作些初浅的说明，顺便披露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和鲜为外人所知的史事。
1.莫德惠何时探望幽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
之宇女士对鄙人所披露的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第二封密信提出的问题最多。此密信不长，为方便读者，重刊如下：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为)最快心之事。迩来兄又奔走国事，再作红娘，愿天相(助)，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者)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馀不尽一。
弟 良
四月十九日
拙文说，此信是1946年4月，莫德惠探望幽禁在贵州省桐梓县天门洞的张学良时带出来的——之宇女士很认真，她“翻检”了有关莫德惠与张学良往来的参考资料，使她“大出意外的是”，关于莫氏访问桐梓的时间，在“张氏的年表、年谱简编、资料索引、评传……”中，“无一相同”，虽然大多都说是在1946年，但有的说是在2月，有的说约在2月间，有的说是在9月中旬等等。之宇女士还说李敖先生在其大著《张学良研究》中引用了《莫德惠自订年谱》的话，“是年夏，余曾赴贵州，访张汉卿先生于桐梓天门洞。”莫氏自己说此行在是年夏季，可笔者却说在是年四月。在我国，一般把4月算做春天，不算夏季。于是，之宇女士问道：“资讯何其纷纭?”笔者为什么说莫氏此行是在四月?因为不仅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这封信署的日期是“四月十九日”，更重要的是，张学良当时还与来访的莫氏拍了照片，张氏并在照片旁边亲笔题了字，署的日期是(民国)“卅五年四月十九日”(见手迹)。凡是熟悉张氏书法的人，恐怕都会承认，这份手迹确是张氏的真迹。
实际上，莫德惠是1946年4月18日到达张学良当时的幽居地——桐梓县天门洞草湖之滨的，他在这里留居五宿，于23日离开。莫德惠自己为什么说此行是在“夏季”呢?《双城莫德惠自订年谱》分上下两篇，上篇迄于1922年(莫氏40岁)，是莫氏80岁时才脱稿的，草拟下篇时自然已经80多岁了。莫氏在《年谱》自序中说，“骎骎岁月，瞬已八五，缅想生平所历，虽如烟云过眼，而雪泥鸿爪，陈迹犹存”，一位80多岁的老人，“缅想”数十年前的往事，自然是“雪泥鸿爪”，大其概而已。况且，4月的贵州，天气已经比较热了，莫氏仅凭回忆，误为“夏季”，这是难免的事。
2.张学良写给蒋介石的函禀
关于莫氏此行以及他所带出来的第二封密信，之宇女士问道：“莫德惠既是唯一‘奉命’而来的访客，那么(他)接受了什么样的任务?‘传书’的动机是什么?密信有没有哪一方面的授意?莫是毛遂自荐?还是势在必行?是莫之风头主义?还是政治考量?传书是‘偷偷地交给了周恩来’，那莫氏甘冒危险为的是受了感动，还是感恩图报?至于周接信后之反应，保存五十年的原因何在?”她认为，这些问题“深掘足以增加了解一些这信所以‘密’的疑窦。”为了多少能回答这些令我为难的问题，现在，让我把当时张学良公开地托莫德惠带出来的另外两封信也披露出来吧。一封是致蒋介石函，全文如下：
介公钧鉴：
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钧谕，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
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以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略来由也，兹特禀明。
良眼睛见花，日增一日，一因上年腹部开刀，二因年来常在菜油灯下用眼关系，对于小字黑纸之书，不愿阅读，致滞碍不少。知公爱良，故敢如此唠叨。肃此。
敬叩
钧安
张学良 谨禀
四月十九日
莫德惠，字柳忱。“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天门洞是山区)，述及钧座爱护之深情，一如往昔。”从文字上看，“述及”是顺便谈及之意，因此，莫氏向张学良转达蒋介石“爱护”张学良的“一如往昔”之“深情”，并非莫氏“奉命来山”的主旨。那么，莫氏所奉之命到底是什么?或者，如之宇女士所问，他“接受”了蒋氏“什么样的任务?”多年以来，悬于鄙人心头的张学良生平之谜，有好多个，这是其中之一。莫氏此行所负之“使命”，只有蒋介石、莫德惠、张学良三个人知道，但他们都没有公开讲过。现在，蒋、莫两人早已辞世，当事者张学良也于2001年10月去世，看来，这个谜是难于破解了。
3.张学良写给旧部的信和“种菜诗”的发表
然而，鸟飞有影，风吹带声。世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往往要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当时，张学良还给旧雨同人写了一封短信。此信全文如下：
莫柳老昨忽来山，述及乡长故旧，诸多关怀良之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听闻之下，愧感交集。良每日时为游钓，而涉猎书籍不少。不能算是读书，更谈不到成果，说来惭愧。一切盛情，衷心铭感。
学良
四月十九日
莫德惠回到重庆后，便把此信连同张学良写的一首白话《种菜诗》，展示给张学良的一些旧部或同人看。自1937年初至1946年春，在长达九年多的时间里，这些故旧、同乡，总是挂念着张学良，却总得不到任何关于他的真确消息，因此，莫氏所带回的这封张学良的亲笔信，使他们大为激动。于是，关于莫氏此行，关于张学良的幽禁生活，便在一部分东北人士中流传开来……莫德惠于4月23日回到重庆，仅仅11天后，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便把张学良的这首诗发表了，不过，诗的题目由《种菜诗》变为《狱中近作》，一首也变成了两首(两节各算一首)，诗句也有讹误(改正后的此诗已收入不才主编的《张学良赵一荻合集》第五册)，这大概是辗转传抄所致。
在发表张诗的同时，该报还附发了戏剧家田汉读此诗的感言与感诗(张学良的诗以及田汉的读后作，过去都发表过，这里就不再重刊了)。不过，田汉所讲的张学良的幽居生活，有对的，如说张“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但也有错的，如说张“将军羁系息烽”、“辛勤读《史记》”，等等。后来，中共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以及在哈尔滨的《东北日报》，都把这些诗文转载了。共产党人本来就怀念张学良将军，加上当时党派斗争的需要，因而抓住这个机会抨击蒋介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周恩来却丝毫没有透露莫德惠带交给他的张学良的亲笔密信。
4.莫氏桐梓之行究竟奉蒋何种使命?
张学良细说蒋提出的自由“三条件”
有了上述铺垫，让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谈之宇女士就这封密信所提出的“潜藏”问题。九年多的时间里，蒋介石不准张的故旧去看望张，也不准有关张幽居生活的信息传出来。张自己和外面的许多人，都以为抗战胜利(1945年8月)张就会获释，可是，他们的希望都破灭了。然而，几个月后，即1946年4月中旬，蒋介石却突然密派莫德惠到桐梓探望张学良，连张本人都感到意外，说“莫柳老昨忽来山”。蒋为什么这时候派莫氏去探望张呢?之宇女士在文中实际上已做了提示，那就是：莫氏桐梓之行可能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有关。
的确如此。1946年1月，国共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分别下达了停战令，同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保证人民自由、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会议进行中，周恩来要求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东北人士周鲸文(他也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曾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后来成为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成员)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更是多方奔走，一再呼吁释放张学良。
那时，的确一度出现了战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发展新阶段的有利形势。但国民党自恃实力强大，不愿放弃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共产党则联合各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政治民主化。1946年2月1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向蒋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军队与政党分立、国共长期合作的意见，并告诉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准备参加联合政府。同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说“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后开始实行)”，“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当时，周恩来甚至提议将中共中央迁移到国统区去。(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第656—661页，并见《毛泽东年谱》相关部分)
可是，强大的国民党实际上要坚持一党专政，便从东北开始，武力进逼，挑起内战。弱小的共产党看清了形势，便依靠民众，决心迎接挑战，争夺天下。到3月中旬，共产党便开始表示不能参加政府，也不再重提实行“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政策了。
当此之际，和平建国的前景若暗若明，内战的阴云正在凝聚。如前所述，周恩来、周鲸文等人都呼吁释放张学良，如果能在国共斗争中借回应释放张氏的呼声，做点有利于国民党的事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于是，蒋介石便请莫德惠去桐梓“探望”张学良。
可见，莫德惠此行所负的实际“使命”当然不只是问候问候而已。但是，了解此行“使命”的蒋介石、莫德惠、张学良三个人谁也不肯公开讲出来，其原因一定是谁讲出来，就会对谁有害。迄今为止，学者们严谨地学术研究尚未能揭出此中内幕。
但已故多年的学者张魁堂先生，曾引用杨虎城部属张潜华先生的一篇未刊文稿，说莫氏经蒋特许，到天门洞后，单独与张学良谈话(不准负责看守的刘乙光等人旁听)，告诉张，说蒋要给他自由，“但是有三个条件，一是要张学良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出‘九·一八’事变时蒋给他的不抵抗电报；三是释放后必须出洋”，张没有答应蒋的条件，莫氏无功而返。
张潜华先生听谁讲的?他讲的是真是假?笔者无法回答。但如果读者将张学良同一天(4月19日)写给蒋与写给周的密信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张对蒋极力表示尊敬，并避谈政治斗争，而对周却流露出亲近感，并明示赞同国共合作，避免内战。这种“敬而远之”与“亲而近之”的区别恐怕别有深意。
不才以为，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既然蒋、莫两位早已辞世，形势也早已大变，如果张学良将军生前私下在之宇女士所做的口述回忆里讲出内幕，并且即予公布，那不仅对谁都没有什么害处，而且还是对历史的一种贡献(顺便说说，莫德惠为人平和，他与周恩来的私人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去台湾之前，曾一度考虑从香港回北京任职)。
上面这段话，是张学良在世时，不才在香港发表文章时，有意写给张学良看的，希望他读了这些话后，能够破解此谜。但不久前出版的一部张学良传奇(由唐德刚教授作序并推荐的)，说张学良生前已经披露了当时对三项条件所做的答复：
你想，我怎么可能接受呢?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西安事变之前，捉蒋一事究竟是否与中共商量过，那是另一个问题。既便商量过，中共中央也没有赞同他捉蒋。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导者，扣蒋的主要责任也在张学良身上。然而，自始至终，他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这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史实。在1946年4月，如果张学良答应蒋介石的三项条件，尤其是“上了共产党的当”这一条，张可能获得“自由”，但势必加剧国共两党的矛盾，增强内战的危机。这与张学良祝愿周恩来“再作红娘”，以便和平统一“早成佳果”的心愿正相违背，他不肯为了个人的“自由”而损害国家。
至于第二条，这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在四小姐手里，也不在于凤至手里。
这里，张学良显然是默认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给他拍发了“不抵抗”电令。看来，张的正式口述回忆录，可能会把这些电报公布出来。
第三条嘛，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大概是他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张学良生性活泼，渴望自由。可他却为了捍卫国家与民族的和平统一，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义和尊严，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却被剥夺了自由，张学良的人生“悲剧”令人扼腕。
然而，这部《传奇》没有写明“张学良”的这些话，是在哪年、哪月、什么场合、对谁讲的?作者是如何获悉的?因此，我们很难判定其真伪，只是因其重要，便姑且存列于此。
5.周恩来托人捎给张学良的密信
1961年春天，周恩来托朱光沐(张学良原来的心腹，后来当了宋子文的秘书)的夫人朱湄筠(即通常所说的“朱五”小姐)，给幽居台北的张学良捎去了亲笔密信。之宇女士说，关于此信，“一说原信共十六个字，一说八个字”。“八个字”之说，最初是由周恩来的一位亲密部下讲出来的，但他是多年前听说的，他本人当时并未参与商讨如何传递此信。不才曾多次拜访过这位老干部，他所以讲了“八个字”(有的字还讲的不对)，是因为他记不得另外的八个字了。不才公布的这十六个字，肯定是对的，因为不才不仅拜访了参与负责处理此信的周恩来的亲密部下，而且亲自核查过此事的原始纪录。这十六个字就是：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
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至于周恩来书写此信的背景，据说，周恩来是在读了1956年冬张学良奉蒋之命写的那篇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周自然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因为当时尚未公开)后写的。表面上，张学良在此文中大骂共产党，但周恩来读后却丝毫没有生气，因为在西安事变的关键问题上，张学良都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之宇女士说，此信的“转递过程涉有张氏家人”，这是鄙人所不大清楚的。鄙人只知道，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都参与了此事。这两位弟弟当时都在北京，都给张学良写了信，连同周的十六字密信托人捎到了台北。我想，如果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当时真的收到了，应当会设法保存下来的，因为他们当然知道，这十六个字真迹，是弥足珍贵的墨宝。奇怪的是，从之宇女士对此信提出的疑问看，似乎她至今未见到这份真迹。
6.蒋介石曾一度打算杀害张学良
问：在莫德惠去看望张学良之前，还有张学良送表给蒋的事。沈醉先生回忆说：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燥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10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比欧米加还名贵的菲利浦——派克牌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一次信诺，10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我1946年在重庆送他上飞机时，还看到他带着那只手表。我当时很忙，也没有去问刘乙光，有没有这回事。
不过，据我接触的材料，蒋介石对张学良既有过放的打算，也有过杀的计划，是这样吗?
答：“放张”是栗又文讲的，“杀张”是沈醉等人讲的。栗又文(曾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在回忆录中讲：
我还听说，当蒋介石接到双二事件(2月2日，少壮派枪杀王以哲)电报时，唯恐东北军内部矛盾尖锐，少壮派将请红军进入西安以解决和元老派的对立。这时蒋曾想放回张学良解决东北军内部的问题，以避免红军进入西安。听说已令张自乘的波音飞机升火了，待接到电报双二事件已经和平解决，几个少壮派头头被送走时，他又不放张学良回西安了。
(此说无法证实。但蒋深知，如张在西北，“三位一体”就能抱团，而蒋当时要做的，就是要分化瓦解“三位一体”，因此，说蒋会放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蒋介石头一次要杀张，是在1944年冬，时任军统局处长的沈醉先生回忆道：
1944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贵阳麒麟洞戴的住处，谈了一会就吃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向戴笠请示：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一笑：“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他毫不考虑地回答我：“等到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
所幸贵阳没有陷落，张侥幸躲过此劫。第二次是张被转移到台湾后，台湾同胞二·二八起义的时候，沈醉在回忆录中说：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一致起来武装起义。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要劫走张学良，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让其趁乱时逃走。过去配备给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便规定除每天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因南京总台指定有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毛人凤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1949年12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以后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了。”
问：据南京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先生《张学良被军统局监禁略述》一文披露，张学良于1947年春已发现看守他的刘乙光有要杀他的表现，张还为此做了许多“应对”的事。张、刘当时闹得“很僵”，以至于不得不于当年10月换人代刘。张严佛便奉命去暂时代替刘乙光，他的回忆颇有价值。这里引证如下：
刘乙光走的那晚，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泻了。他谈到了10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10几年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妻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待，含冤报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子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来他自已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
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
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我现在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10年，无话可说，但10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当时军统局已改为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他说：“老戴、老宋(指戴笠，宋子文)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但10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台湾省政府)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的几间房，光线、太阳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书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岂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竟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在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叫他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是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不几天，被刘乙光打发走了。10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再受罪，只好不作声。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叫人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实际上却是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张学良还回忆说：1947年二·二八事件以后，“……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了我，好象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深夜了，我还听见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为台湾乱民前来劫狱的罪名。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还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我也同归于尽，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张学良说完这段话，感情十分激动。
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我反问张学良：“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坐在鼓里?”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象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能相信我的，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以上是我到后，张学良头次向我倾吐的话。往后，张学良同我谈到了当前的时局，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严佛的这段回忆，您认为可信吗?
答：我觉得是可信的。张学良自己说，他是个“宁弯不折”的人，他原本就心胸宽广，经过西安事变，他把磨难看得更淡了，但他还是很难忍受特务队长刘乙光的虐待。可见，待遇再好的幽禁，吃喝玩乐都不愁的幽禁，也远不如自由好啊!把沈醉、张严佛两人所讲的情况相对照，证明“二二八”期间确有杀张的计划，当然刘乙光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他是不敢如此的，事情还是出在蒋身上。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