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二十一 幽禁期间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毕万闻
1.张学良是否因写过“东山再起”而被囚禁终生
问：记得唐德刚第一次拜访张学良时，张的侠义品格就给了唐先生留下强烈的印象。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前，对蒋的评价有不少批评。易帜以后，张诚心追随蒋介石。大讲蒋当全民族的领袖“够格”之类话。据东北军骑兵团团长，曾任张学良侍卫官的陈大章回忆说：
(1929)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平，住在北京饭店东半部。这时蒋介石和阎锡山已到北平；蒋介石住圆恩寺，阎锡山住北京饭店西半部。一天，在外交部街外交大楼，蒋介石请张学良和阎锡山吃西餐，还给了我和谭海(张学良的副官长)每人一张请贴。那天一共有40多人，有北平各界名流，我记得有顾维钧。
第二天，蒋介石到北京饭店来看张学良，我正在张学良跟前服务。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汉卿，你比我年轻(张比蒋小14岁)，你东北几十万兵都是讲武党毕业，武器装备也好，有空军，有海军，比我有力量。我只有10万黄埔军校的士兵能打仗，其他的也都是杂牌军。你这次易帜改旗做得对。现在我领导着先打个基础，将来国家成功了，我岁数也大了，还得你来领导。你前途无量，是大有可为的。”张学良说：“当中国领导人，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就保住东三省不被侵略，对得起东北3000万同胞就行了。我看日本人的满蒙政策不会变。早晚它要侵略东北，希望中央能支持我。”蒋介石说：“那没问题，日本要动的话，中央一定支持你。”张学良没有野心，他拥护国家统一，反对日本侵略。
蒋、阎、张北平会面后，张学良坐专车回沈阳，车上他跟鲍文樾说：“谁能统一中国咱就拥护谁。蒋先生有理论，有能力，是个领袖。三民主义有一条民族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讲得好。咱们不能等人家侵略进来再拥护统一，那时候请求中央支持就来不及了!”以后有一次他去北陵打球，在汽车上他和赵四小姐说：“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他的言谈举止，像个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张学良平时不好议论人，他的话只和赵四小姐说，他知道跟赵四小姐说走不了消息。他也不避讳我，知道我没有旁的社会关系，不会跟别人去说。
即使九·一八事变后他替蒋背黑锅被迫下野，也仍然不改初衷。回国后也常以蒋为楷模。1934年他在武昌总部总理纪念周上的讲话，即题为《民族领袖与民族生命》，对蒋的勤苦工作给予极高评价，甚至比之为“周公吐哺”。
但张学良又很矛盾。一方面，他对蒋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对南京的腐败也有相当认识。他对日本NHK记者说：“当年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后来就不这样了。我当时看国民政府的军队，有些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尤其在政治上，比那些政客，比原来的政治更腐败，有些地方还不如(原来的政治)。开始我还不这样看，后来到了南京，接触的越多、越深，越发现不满的地方。简单4个字，不是为国家，只是为了争权夺利。”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12月12日里面写道：
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尚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
张的“请委员长退休”这句话，当时给蒋介石强烈刺激，多少年后，据说在宋子文、宋美龄的游说下，蒋有放张的想法，但当蒋看到张学良写的“东山再起”四个字时，又打消了原来的想法。这是否确切?
答：关于“东山再起”四个字的事，是大作家王朝柱先生采访张学良时，王冀教授对他讲的。四年前，我就拜读了王的大作。
问：那是1998年5月，王朝柱作为中国大陆的第一位作家，专程赴夏威夷为张学良祝寿。王朝柱先生是在采访王冀教授时获悉此事的。
王冀教授的父亲是张家两代重臣王树常将军的公子。他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国、朝鲜部的负责人，是知名的历史学家。由于他的出身和地位，得以多次拜见张学良将军，是当代不多的了解张将军的知情人。以下是两人的对话：
“台湾的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与宋子文曾提议释放张学良，并由张将军率国军挺进东北，他们还认为果真如此，东北的战局决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的呢?”我问道。
“据我所知，当然也听我的父辈说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山城重庆对释放张将军有两种意见：一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他们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私谊而言，都应当释放张将军；另一种意见是陈诚和杜聿明等人，他们不仅不同意释放业已管束了整整十年的张将军，而且还多次向蒋先生建议：借口杀掉张将军。”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接受释放张将军的意见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张将军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他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并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没想到，这件事被戴笠他们侦知，并报告了蒋先生。结果，张将军就被押解到了台湾。”
我虽然写过两部有关张学良的专著，也曾采访过原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和张将军的幕僚，但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因此，我很认真问道：“王教授，您知道这幅写有‘东山再起’四个大字的红绸子最后落在谁的手里了吗?”
“知道，在北京。”王冀说罢不无惋惜地叹了口气，“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家烧了。”
“您知道是在哪位东北军高级将领家中抄走的吗?”
“知道。但现在不便说出名字。”
2.蒋介石崇拜王阳明，与张学良的十年“明史情结”
蒋“特赦”张学良后，西安派代表赴奉化与蒋介石谈判，提出释放张学良的问题，蒋说张学良“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蒋介石服膺王阳明，因此，他让张学良读明史，这与张学良十年“明史情结”有何关系?
答：蒋介石的确崇仰王阳明，因此张学良的几个幽禁地也与王阳明有关，他研究明史，恐怕这也是原因之一。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张学良请求赴前线杀敌，蒋仍让张学良好好读书，并请了中过进士的步老先生帮张读《论语》、《中庸》。张真正研究起明史大概是在进入贵州阳明洞之后。张魁堂先生说：
自迁入贵州阳明洞之后，张学良开始研究明史。当年张学良挥兵入潼关时(1935年秋)，蒋介石曾要他读记述明末镇压农民起义的《绥寇纪略》。这也许是促使他研究明史的导因。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终于激起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幽禁期间)张学良研究明史，显然是着眼于联系当时的现实，希望从明朝兴亡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经过几年的钻研，张学良对明史颇有心得，原想找几位明史专家共同研讨，却遭到看守队长刘乙光的拒绝。在研读明史过程中，张学良的视力衰退了，虽然离“知天命”还有好几年。
1941年五六月间，张学良幽居贵阳麒麟洞时，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花溪举行诗会，应邀的除张学良外，还有王梦淹、谢六逸、邹国斌几位教授和王亚明(中央日报)、严慎予(贵州日报)、毛健吾(大刚报)三位报社社长及书法家陈恒安等，各人赠诗安慰张学良，张学良也以七律一首酬答，含蓄地表明了他发动西安事变的纯正动机、在长期幽禁中开阔豁达的胸襟和复土雪耻的愿望。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此外沈醉先生回忆说：
他(张学良)在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是专心研究明史。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作了不少笔记，赵媞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的有关资料，戴笠总是尽可能的满足。据他自己在1946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曾提出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认为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要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类专家多接触。
沈醉先生又说：
“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下，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他抗战胜利后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最主要的目的是蒋介石希望他学学王阳明，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留居下来，专心治学，不问朝庭大事。所以在贵州也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还是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问：美籍华人傅虹霖博士在《张学良的幽居岁月》中也说：
张学良非常专心地研究当时王阳明被贬龙场驿的一些事迹。从此，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遂进一步埋头研究明史。可是在张学良这个小圈子里，能和他研讨“阳明学说”的只有刘乙光一人。每当他俩一起谈论学术问题，经常滔滔不绝，乐而忘倦。于凤至对这一套枯燥无味的论题，一直毫无兴趣。可她又要耐着性子坐在旁边听，有时实在听腻了，只好不客气地打断他们的话，请他们留点精神谈点别的有趣的事，这种尴尬情景常使张学良啼笑皆非。
自从赵四小姐来后，张学良对“阳明学说”和明史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更加努力。研究历史必需做笔记，于是这项动笔的工作，就落到赵四小姐的身上。她非常胜任、非常愉快。赵四小姐对能整日陪着张学良，替他做笔记而乐而忘倦。修文小县固然荒僻得日子难过，但是张学良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也减少了几许幽居生活的苦闷和寂寞。
您曾发表过大文《张学良与明史》，请您谈谈张学良的“明史情结”。
答：那只是一篇短文。这方面，我所知不多。1946年4月，莫德惠代表蒋介石第一次去“探望”张学良时，19日，张第一次写信向蒋汇报了自己研究明史的一些情况：
介公钧鉴：
莫柳忱先生奉命来山，述及钧座爱护良之深情，一如往昔。刘秘书乙光前由渝返，转致钧谕，嘱良静养。并告读书要有系统层序，聆听之下，使良感愧莫名。除将良一切日常生活及读书情形详告莫先生外，兹略为钧座一陈：十年以来，良涉猎书籍门类甚广，自从病后，专以明史为目标，一切文艺掌故，皆为明代为着眼。本想研究明清两代史，又恐涉及过广，先未敢存此奢望。因前读《明儒学案》、《王文成公集》等等，对明代事小有印象，故先就明史着手，以后如有成就，再进一步研究清史，此良研究明史之大略来由也，兹特禀明。
到了台湾后，张学良也没有放弃明史研究，并提出想到大学或研究院去讲授明史的要求，当然也未被允准。张学良虽然受蒋的影响研究王阳明，但俩人的结论却往往不同。他在会见《时报周刊》编辑的谈话中说：蒋先生一生最崇拜王阳明，所以他相信王阳明说的“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不认为如此，我相信“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还花在。”张学良对清朝入关给中国造成的危害也有比较深的认识。1993年1月3日，卜少夫先生在台北张学良家中采访，当提出张为什么研究明史时，张回答说：
“我为什么研究明史?这个说起来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就是老总统，他让我研究这个《明儒学案》，我根本不知道这《明儒学案》怎么研究?那么就当然的看看明史，是这么来的。这《明儒学案》的明儒有谁，怎么样的人物?除非是王阳明这样的大人物，其余这些人，明儒多啦，这样就研究明史起来了。我是喜欢历史，研究明史觉得很有趣味，我就更想了解下去。
卜：是不是当时老总统他有这种意思：我们的国家那时的处境有点像明朝……。
张：倒不是的。咱们老先生，他理学观念很深，他原意研究理学的道理。
卜：原来是这样的，所以你就一路看明史。那么看了几十年，你有什么心得呢?
张：这我看明史我就觉得，咱们中国，可以说是清朝害我们倒楣起来，明朝不是这样的，是清朝管辖我们管辖成的。我们在明朝时代，人的思想和清朝时代的思想完全不一样，这可以说受到外族统治的关系，影响很大。
卜：是说在清朝我们受外族思想影响，明代时仍是我们自己的思想?
张：国家的观念、种种观念，明朝的人和后来的人不同。
卜：其中有很大的分别?
张：很大的分别，这个说起来有很多。”
在回答NHK记者提问时，张学良再次谈他研究明史的动机及对永乐帝的“新发现”：
“我原来非常喜欢历史。我研究明史，因为蒋总统说希望我研究研究明史。蒋总统喜欢礼教。因此我也学习礼教。事前我对这些个东西全都不懂。研究礼教就得学习明史，这叫作《明儒学案》，于是我就学习明史。我原先对历史就很感兴趣。我就耐心地研究明史，体会很深。我还写了不少关于明史的文章，不过后来我把它们全扔了。虽然有些舍不得，但还是扔了。历史上记载的事，不一定全是真的。刚开始学习历史时，我一定要做笔记。明史中有许多错误。虽然这是由中国的官吏们编写的历史书，但很多都是瞎说。我研究明史时，从朝鲜文献中发现了永乐帝资料。历史研究中也有这种情况，如果我全说了，以后研究历史的人的兴趣就没了。”
关于张学良的明史情结，还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就是他被囚禁到台北后，最初他坚持住在王阳明公墓上。1991年3月10日他在回答《自由时报》记者问时说：“来台后本来找了一个房子，后来王新衡、董显光都极力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房子就在阳明山公墓的上面，我愿意住在那儿，有几个理由，因为公墓里埋了许多我的朋友，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再者，公墓边没有汽车，我走路碰不着，还有，当朋友来访问我时，容易找得到，只要告诉司机我住在阳明山公墓上面，就可以了。可是后来他们都反对我搬，也只好作罢了。……我为什么想住在公墓呢?因为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住在公墓里面，他有幅对联我最喜欢，“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谁也跑不了这一关的。”
1947年5月20日，张学良在《致大姐张冠英函》的上眉处，专门写了托她买《明史》的事，可见张学良对明史的关注。信中说：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他对有关明史的著作如此熟悉，可见他确实下了一番功夫。
3.信奉基督的过程
研究明史容易使他将明朝末年的黑暗与蒋氏王朝统治大陆末期的腐败联系起来，这显然不适合张学良当时的处境，后来他不得不放弃明史研究，转而信奉基督。这种转变，对于张学良而言，是不得已的。1995年11月19日，他在夏威夷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上讲了《我信基督教的经过》：
我年轻的时候，在奉天(沈阳)常到基督教青年会去打球。在那里认识了不少的基督徒。有时候我到那里去听演讲。我很敬仰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和上海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余日章先生，尤其是那时候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美国人普莱特先生，他很爱护我，并且愿意给我安排到美国去读书。他们都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无形中，我也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我进奉天讲武堂，毕业以后到军队去做事，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
以后，我去浙江，江西，湖南到了贵州。在这一段时间里，都是研究明史，到了台湾后，我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那时候情报局派到我们那里负责的人是一个佛教徒。他就同我谈佛，也为我安排去见在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我同他们谈了几次，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一直到我们搬到高雄要塞。有一天，蒋夫人来访。她问我看些什么书。我告诉她我正在研究佛学。她就说：“汉卿，你又走错了路，你也许认为我这信基督教是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很愚蠢的吗?”她说她希望我也研究研究基督教。我就告诉她，我很希望读点英文。她就去请刚从美国卸任刚回来的董显光大使来帮助我。
董大使和他的夫人就常到我们那里来。董显光的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来了就同我们谈基督教。他们送给我一本《马丁路得传》。我看了很受感动。以后我和董先生就拿蒋夫人送给我的一本英文基督教的书《相逢在髑髅地》(英文THEY MET AT CALVARY)作为课本。后来，我就把这本书译为中文。
我们搬到台北不久董先生夫妇就到美国去了。蒋夫人就派人来陪我到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听道。我在那里认识了周联华牧师。以后他就来帮助我读经和研究神学。因为中译的神学书不合用，周牧师就建议申请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我就研究神学。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每次寄来的功课必须由周牧师译为中文，录在录音带上。我听了之后，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再由周牧师译为英文寄回神学院去。有一段时期，周牧师出国，我就自己用字典慢慢地读。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感谢主，在我读圣经的时候，上帝的光，照到了我的心里，使我明白他的旨意和圣经里的话。他的大能改变了我。他的爱，使我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使我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我在1964年受洗。
这里，我想指出，蒋夫人宋美龄要张学良夫妇信仰基督教，是要他们安于“命运”或者说上帝的安排；他们转而学习、加入基督教，是为了自保。不过，时间久了，习惯成自然，他们似乎对基督教真的产生了兴趣。后来，赵四小姐对基督教，简直达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这也是借以自保的最好的掩体)。然而，一些迹象使我感到，张学良似乎未必那么虔诚的信教。
4.喜爱兰花，因为“兰花如君子”
问：人们都知道，张学良晚年还喜爱养兰花，并将他栽养的一盆兰花送给了江泽民主席。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答：张学良喜爱兰花，认为兰花如君子，一尘不染。他在台北住院期间，接受记者于衡先生采访时说：
“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他还说：“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他最后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子也喜欢。”
据于衡先生说：张学良的住所里养有200多盆兰花，平常时间多花在养兰花和阅读有关兰花的书籍、杂志上。
继于衡这篇访问记之后，1983年10月20日，《自立晚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张学良外出观赏兰花的报道。该文说，过去的星期假日，在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场所，重庆南路民众活动中心的花市，以及士林园艺所，经常可以看到张学良的踪迹。若逢举办兰展，他更是每展必到。报道说，兰界人士知道他的身份，都很敬重他，因而不计利润，半卖半送。可是“近来，张学良在兰界出现的次数少了，令兰界人士怀念不已”。
1993年4月21日至5月5日，由中国花卉协会与北京花卉协会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世界兰蕙交流协会荣誉会长的张学良，在台北为该博览会撰写了一份精心写就的贺词，托率团赴大陆的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带至北京。同时，张还把自己培育20多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托黄先生带到北京，交给了国家主席江泽民。
张学良写的贺词登在《中国花卉报》上。文中张学良用很多典故，旁证博引，赞美兰花：
兰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品格高超的名花，自春秋时孔子自卫适鲁，作猗兰之操，誉为“王者之香”。
而后历代文人雅士咏歌不绝，左氏不遗梦兰之征，屈子思君纫兰为佩，周易更谓：“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是将君子比德于兰，而非以兰比德于君子。
骆宾王上张司马启也说：“博望侯之兰薰桂馥”，又将兰喻为“世德流芳”。兰在国人的心目中，可以说占了极为崇高的地位。
花卉的爱好，大致说来，与个人的秉性和品德，确有关连。晋陶渊明独爱花中隐逸的菊，自李唐以来，国人多爱花中富贵的牡丹，而宋周濂溪则独爱花中君子的莲。其实兰之为品，兼三者之德，又各极其长：王者之香，是富贵之极；容古留芳，是隐逸之最；出淤泥而不染，经岁寒而不凋，它的清介坚劲之美，更非莲所能比拟。因此，凡是恫瘝为怀，而思以亮节高操，风世砺俗的人，莫不对于兰花具有深切的爱好。
除了文人雅士爱兰之外，历代名将爱兰者，亦不乏人，有清中兴名将左宗棠，曾题“新塍吟花逸史”，评羹梅先生“兰蕙同心录”称：“质秀气清，王者之草；翰墨留香，我赏而宝。”画梅成痴的彭玉麟，也曾移爱题兰，留有如下的绝句：“平生只解写梅花，索我题兰兴更赊，独怪孤山三百树，幻形九畹吐芳葩。”可见兰的风标，亦能倾倒叱咤风云的将帅。惟独曹孟德，别出一格，独不爱兰，曾谓：“芳兰当户，不可不除。”然而自曹魏氏败，而兰之名益彰，一代之雄，竟不能于兰而行其志，此所以兰之能为中国文化史中的一部分，无人能摇撼其地位了。
离却兰品不谈，即以欣赏的角度来论，兰花如在深阿幽谷，林彰筛地，皎魄当空时，兰花每飘放一种清冽的幽香，沁人心脾；如在萧斋静室，凭几晤对，则见其缤纷扶疏，争艳斗奇，如亲良友，如饮醇醪，令人万虑俱消，有潇洒出尘之想。是兰之为名花，不但足以赏心悦目，更可以陶性怡情，兰之为用，岂仅在于观赏而已。因此，兰艺自中国渡海，传至东瀛，进而又扩及世界园艺之林，国人应如何发扬它的幽光，以为复兴中华文化之一助，当有赖有心人士之共同努力。
大人物的文章，时常是秘书代笔。然而，恐怕张学良没有那么优越的待遇。这篇大文，虽然比较古奥难懂，但如仔细阅读，就会知道，张学良的确读了许多书，历史知识相当丰富，文辞素养颇为深厚，难怪连蒋介石也赞扬他的文笔!
就张学良的心历路程而言，张的一生，从浪漫开始，以激进达到高潮，最后止于淡泊。晚年爱好养兰，正是他心境淡泊的一种表现。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