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二十二 为张学良争取真正自由
毕万闻
问：长期以来，张学良将军的自由牵动着无数华夏儿女的心。
自由，人身自由，是每个普通公民天天都享有的极为平常的权利，平常得就像人人都在享用的空气或阳光一样，常常使人忘记了它的存在。可是，人们一旦缺乏它，立刻就会感觉到它的重要和宝贵。张学良这个人，天性活泼，爱说爱动，可谓素来酷爱自由。然而，众所周知，正是他，曾经长期失去了自由。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执政的时代，许多人为了恢复张学良的自由而呼吁过，奔走过，斗争过，但直到张学良与蒋氏父子两代强人做人生的诀别之后，张的自由才出现转机，请您谈谈海内外人士为张学良将军争取恢复全面自由的情形。
答：蒋、张的关系也很微妙，蒋不肯说张什么好话，但却没杀他，张却不得不时常说蒋的好话。
蒋介石死时，张学良写了一副挽联，他对NHK记者说：
“蒋总统对我很好，他保护我。讲到这里，我有几个字给你写出来。这是蒋总统逝世的时候，我的一种私人的吊唁。没发表，我自己吊祭他。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对于这个情形，外头人很少知道。只有蒋夫人，还有蒋经国知道。是蒋总统去世的时候，还没入殓，蒋夫人叫秘书带我去看了看。说起这些事情，在政治上很有意思的。像我们这种关系，是很有意思的。”
然而，张的这些话都是表面文章，他的口述历史公开之后，人们才发现，张认为“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说蒋晚年的思想像袁世凯，想当皇帝，但魄力还不及袁世凯；蒋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一个要当皇帝，而实际上比皇帝还皇帝的大独裁者，不为自己，还能为谁呢!?
蒋氏父子先后辞世以后，海内外名界人士又掀起了要求恢复张学良完全自由的潮流。其中，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起了带头的作用。
1.东大在美校友会的成立和第一次吁请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台湾强人政治的时代走到了终点。就在蒋经国去世的前一天，蒋纬国在台北接见美国制片人丁恺林先生时说，释放张学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张学良以“政治上的理由”，依然“终身监禁”。然而，李登辉接掌台湾政柄之初，即高唱“民主”、“自由”，显示出有别于强人政治的民主化趋向。在品味台湾政治这种变化的人们之中，最先把这种政治风格之变化与张学良境况之改善联系起来的，是美籍华裔化学博士李圣炎先生。
李圣炎是美国国家航天太空总署研究院的研究员，还是一个沟通中美文化的英文杂志的主编。李圣炎青年时是中国东北大学的毕业生，张学良曾担任过东北大学的校长。李圣炎想把在美国的东大校友们联合起来，一道向台湾当局呼吁，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李先生便开始在美国东海岸寻找校友。华盛顿大约有一百万人口，但华人很少，东大校友则更为稀少。在中国驻美大使唐树备离美回国的告别茶会上，李先生听说著名科学家张捷迁教授是东大校友，就主动与张教授联络，建议组织一个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抓住李登辉关于“民主自由”的言论，敦促他兑现其许诺。根据美国法律，两个人不能成立团体，至少须3个人才准登记备案。不久，张捷迁教授就找到了另一位校友陆克难先生。陆克难是一个大超级市场的分号经理，很有经济实力。1988年2月27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正式成立，李圣炎任秘书，陆克难任庶务，张捷迁教授(国际知名的航天气象专家)任会长。
他们三个人，说干就干，第2天，即2月28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即给李登辉、张学良、宋美龄拍发了三份英文电报，同时，还给这三人发出了三封双挂号中文信，内容大致相同，给张学良、宋美龄的电报和信函，因不知其具体地址，都寄给李登辉转交，他们在电函中说，不久以前，台湾“立法委员”质询“行政院院长”俞国华先生说，为什么张学良和孙立人二位将军至今还在受拘禁，还不给他们自由?俞国华先生当即加以否认，说张、孙二位将军已恢复自由，行动不再受拘禁，外边传说他们二位没有自由，是不正确的。既然张学良将军享有自由，东大在美校友会准备在原东北大学成立65周年之时，即1988年4月26日，请老校长张学良到华盛顿来参加东大建校65周年和张学良兼任东大校长6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希望李登辉等三人务必在收阅双挂号信函之后再给予答复。
3月9日，张学良给张捷迁回复了一封电报，说“良近遵医嘱，不宜长途旅行。”此电是通过台湾“驻北美事务协调处”转给张捷迁的。张捷迁等人查阅双挂号信的回执，发现2月28日他们发出的三封信是3月14日寄达台北的，李登辉、张学良等人在尚未收到这三封信之前，张学良就发来了拒绝电。
2.专制政治的功效与李氏的“转弯艺术”
既然老校长张学良贵体欠佳，不能远行，东大在美校友会决定派去省师代表团，由张捷迁、李圣炎、陆克难三人偕同各自的夫人，并带着录像机、照相机、录音机，飞赴台北去看望身体不好的老校长，然后把所有音像资料带回美国，公诸于众，以此来证实张学良到底是否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以慰广大校友之悬念。在美校友会先把上面这个决定用电报再拍往台北，并把电文在美国华人报纸上大登特登，台湾报纸也转载了。
据说，台湾高层让“有关人士”与张学良商量，张同意“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3月25日，台湾中央社发表了张学良的《致社会各方的公开信》。据中央社说，此信是由张学良口授，由其侄女张闾芝记录的。张学良在公开信中说，自己与夫人赵一获“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说他本人“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这真是中国强人政治的一大特色：长期没有自由的人说自己“一向自由”，遭受幽禁的人说自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这是专制政治的功绩，也是强人余荫尚存的表现。但对于受害者说来，这也是借以存活的灵药。君不见，口出怨言的“同案犯”杨虎城，一家四口，早已身遭屠戮了嘛!
据中央社报道，3月27日下午，李登辉与夫人邀请张学良与夫人到自己的寓所聚晤，以茶点款待。李“对张学良的健康及生活起居极为关注，并殷殷询问家庭状况”，张对李的关怀“深为感激”，“表示在平淡及宁静生活中颇多乐趣”，主客之间“相谈甚欢”，“气氛亲切愉快”，他们都是基督徒，谈话中还交流了信道哲理，茶会结束前共同作了祈祷。
自蒋经国去世以来，这是李登辉第一次会见张学良。李仅仅只对张学良的“健康及生活起居”表示关注，至少在新闻报道的字面上，没有言及蒋氏父子遗留下来的“自由”问题。但李氏是在要求恢复张学良自由的呼声中会见张的，关注张氏的“生活起居”，也包含如何“生活起居”，在什么环境下“生活起居”，也即“生活起居”的自由度问题，显然，这也是对舆情的一种含蓄的答复，表示李氏已注意到了张学良问题。不过，他处理得比较和缓与平稳，他是在拐慢弯。
3.公开信杳无回音，研讨会反响热烈
5月，张捷迁在报纸上发表了写给李登辉、俞国华和宋美龄的一封公开信：《为什么怕给张学良将军真正的自由?》
这封公开信，明言张学良3月9日的复电和3月25日的复信，很可能正是“官方代言”，而不是张学良本人的真心话。张学良的两次答复都是经过官方传达的，因而张捷迁对张学良是否享有私人通信自由表示怀疑。公开信还指出，在台湾的东北同乡等关心张学良的人，去看望张学良，都遭到守卫副官的拒绝，“证明张将军只有在副官监督范围内的自由，而没有与外界往来的自由”。公开信还回顾历史，指出判刑十年，当即特赦，却又长期幽禁，既不合情理，又违反法律；同时，西安事变，使国家由分裂内战转为一致对外，使蒋公成为全国拥护的抗日领袖，“对蒋公个人的勋业伟绩及国家存亡，都有不可磨灭的正面贡献”。公开信还劝说台湾当局消除顾虑，说张学良获得自由之后，决不会讲有损于蒋氏的话，而且，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自由通信，自由会客，自由旅游”，自由回返大陆探亲，对蒋氏父子，对李登辉，对台湾当局，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有五六家报纸刊载了，台湾报纸也有转载的，东大在美校友会还把原稿复印下来，给李登辉、俞国华、宋美龄、张学良各寄了一份，敬候答复。可是，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回音。他们只好另想办法。他们决定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研讨张学良到底是否享有真正的自由。
为了纪念西安事变52周年，在“国际人权日”的那天，即1988年12月10日，由东大在美校友会主办，由北美20世纪史学会、东北文化教育基金会、全美华人协会、美京华人各界联合会和大华府东北同乡联谊会协办，“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韩南馆举行。应邀主讲者几乎都是在美国的著名华人学者和美国的中国通。上午，五位主讲人用汉语论述张学良的重要贡献：柏克莱加州大学教授傅虹霖博士讲实行东北易帜和缩短中原大战对中国统一的意义；前东北大学秘书长宁恩承先生讲东北的教育、体育及经济近代化；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田雨时先生讲西安事变的前因与后果；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理事长郭维城将军讲张学良的思想、性格和为人；南伊州大学吴天威教授讲关于张学良的文献、电视及戏剧。西安事变时郭维城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是这次研讨会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主讲人。研讨会本来也邀请台湾方面三位人士与会：时任国民党党史会副主任的李云汉教授；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东北籍“立法委员”费希平先生。但他们三位都表示无法前去出席。下午，研讨会分为两场，全用英语。第一场，研讨张学良的自由范围，讲演的有美国历史学家伊州大学易劳逸(L·Eastman)教授、史丹福大学范力佩(L·P·Van Slyke)教授、纽约时报前主编绍力伯(H·Silibury)先生，还有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乔治城大学王冀教授，等等；第二场，讨论恢复张学良全面自由的策略，讲演者有纽约罗切斯特学院的朱永德教授、旧金山肯尼迪大学的祖炳民教授等。为了表示这次研讨会纯粹是中立的学术性质，不受任何政治牵累，仅仅是为张学良的恶运鸣不平而召开，研讨会拒绝任何官方资助，而只接受个人捐款，还同时给中国驻美使馆和台湾驻美协调处发出了邀请。
召开研讨会的计划在报纸上刊出之后，张捷迁接连接到台湾报社打来的长途电话，询问种种有关情况，研讨会开幕前夕，台湾媒体派出了12位记者到现场采访。值得一提的还有，晚上，与会者在外屋聚餐，而在里屋请客吃饭的正是蒋经国的弟弟，时任台湾“外交次长”的章孝严夫妇，这天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随后，又赶上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去台湾调查人权问题，世事真是巧妙得很!在美国发行的《时报周刊》把这些情况都刊登出来了。
一周后，台湾《新新闻》杂志，就“张学良幽囚何时了”这一主题，一下子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还发表了社论。社论写道：“在为孙立人将军翻案之后，显然已到了我们关心‘西安事变’的时候了! 1959年宣布结束‘严加管束’的军令，而其实依然‘管束’至今。”说张学良案“开举世幽禁最长之特例”，说张学良的人生“有若晦冥长夜”，杨虎城将军的人生则是“地狱深处的号泣”，批评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是“虐下以恣情”，社论最后说，对于一个袍泽尽散、来日无几的87岁老人，52年的幽禁恐怕任何人都要说：“够了吧!”而这次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研讨会的整个意义就是：他们正式提出了“够了吧”的呼声。司马文武先生则在其大文中说，当我们看到国际人权报告，说台湾人权虽有改善，但纪录仍“很差”的时候，心理“很不舒服”，说台湾的国民所得已达六千美元，而人权记录却比不上二千美元者，这实在是台湾的“耻辱”。张捷迁的公开信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争取全面自由的研讨会却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4.不自由的张学良如何追求自由
据台湾官方报导，1988年12月24日下午，李登辉邀请张学良夫妇等人到自己家里举行圣诞礼拜，并与张学良夫妇“交换了研究圣经与灵修心得”。礼拜后，张学良“轻松”地特意谈到他的“自由”问题，说“有人说我不自由，是不正确的”，“我拥有实在的自由，不只生活上自由，心灵也自由”。张学良的灵修真可谓“至虔至诚”，简直达到了超凡脱俗的仙境，以至于在有限制的幽禁中，感受到了无限度的自由。从这个层面上说，他讲的也算真话，读者诸君皆知，世界上，古往今来，西方中世纪的教会，东方的专制皇帝，法西斯的集中营，“文革”中的“全面专政”，都只能钳制人的言论行为，谁能管住人的思想心灵呢?而且，张学良早已可以上教堂，赴饭馆，去电影院，虽然总是要有人跟随监护。他甚至可以偶尔会见某些亲友，虽然须事先经过安全部门的挑选和批准。1977年，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美籍华人宁恩承先生听说张汉公已经有些自由了，出于对老长官的关怀，以76岁的高龄，从美国专程飞抵台北，想与暌离41年的张学良见见面，叙叙旧。负责监护张学良的是张学良的“好朋友”，“转转会”三张一王之中的王新衡先生(已于1988年1月5日辞世，愿他的在天之灵永得安息)，王先生也是于先生的旧识，彼此都很熟悉。宁先生曾在孔祥熙先生手下任职多年，先是在国民政府财政部，后来在中国农业银行当了7年的总稽核，而此行的理事长是蒋介石，董事长是孔祥熙。宁先生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位清廉的干才，1950年夏，周恩来总理特派统战负责人之一的徐冰先生去香港，把宁先生请到北京，检查指教大陆的银行工作，并一再挽留他，请他留在大陆工作，准备给他一个副部长级的职位，可是，宁先生自知在蒋介石政府之下长期做事，属于“反动”层面，尽管宁先生感到周恩来用心良善，态度诚恳，他还是对共产党不放心，借故去上海处理个人私事，不告而别，离开了大陆。直到1977年求王新衡网开一面，见见张学良，宁恩承先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音信都不通，以至于连他的老朋友老舍、阎宝航已在十年浩劫中被迫害死了，都不知晓——而这一切，王新衡当然都了解，王先生对宁先生很是客气，还到旅馆去看望他，可是，说来说去，就是不准宁先生见老长官张学良，宁先生不远万里，白跑一趟!若说当时小蒋尚在世，可再举一个1988年的事。香港《新闻天地》的卜少夫先生，追访张学良数十年，小蒋去世后，卜先生通过关系，一直求到张学良的“最老的至友”张群(已于1990年12月14日仙逝)身上，想采访一次张学良，也还是没有成功。至于外出旅行，在1988年，张学良连提都不敢提。
的确，自1959年以后，张学良在“生活上”已享有某些自由，在外力无法进入的“心灵”世界，那原本一向就是自由的，除了上帝(如果确有上帝的话)，谁能让他想什么或不想什么呢!但他没有受访的自由，没有出访的自由，没有通信的自由，没有不要监护而独来独往的自由，更没有出国看望儿女的自由(顺便说，他的夫人赵一荻倒是早已享有出国的自由了)。可是，正当关心他的人为他争取全面自由的时候，他自己却说自己“拥有实在的自由”。从这个层面上说，素性率直坦诚敢说敢讲的张学良，也在说假话。80年代不是30年代，老迈的张学良不同于年青的张学良。他早已认识到“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张学良致周鲸文函》中语)。1990年6月，当台湾华视记者问他到底是否享有完全的自由时，他不仅说自己享有自由，而且进一步说，人们问他这个问题，“这是反对政府的人拿这个做名堂”，借此“给政府安上一个”罪名——他完全站在台湾当局的立场上来指责为他争取完全自由的人们。这使人觉得他简直不通情理。他如有难处，他为什么不保持沉默呢?但坦直的张学良接着又说，有好多人讲话，有些人问话，都“很幼稚”，“研究一个事情，你得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的环境，知道背景”，他显然是暗示人们要理解他所身处的现实环境和历史背景。用他的话来说，他年青时，“鲁莽操切，胆大妄为”，“把天捅了个大窟窿”，“闯下了大祸”，他还说，他发动西安事变，等于“叛变”，假如他“处在蒋介石的地位”，他“会把自己枪毙掉”，结果蒋并没有枪毙他，……他活了下来，“这是蒋的宽大”。张学良学的多乖啊!
杨虎城之被杀，张后来也已知悉。精明如张学良者，自然不能不有所伸屈。他既然无法在抗日战场上献身，也就不愿意被独裁者白白地杀掉了。1956年11月15日，特务队长刘乙光向他转达蒋介石的警告：一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二不准和“警卫”人员接近。刘还告诉他，蒋于13日单独召见了刘，问了张的身体、读书、年龄。张听后，“吓坏了”，“心中反复思维”，第二天，便在日记中表示决心，要“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
读者如果想一想江南和布托之死，就可领悟张学良“顺服”地讲些假话的真谛了。到底为什么要枪杀江南?无非是他软硬不吃，非要说些当政者蒋经国先生不愿意听的真话；全世界的舆论，各国的领袖，都一致地强烈呼吁巴基斯坦哈克总统特赦布托，可布托还是被绞死了。舆论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在强权面前，它就软弱无力了。张学良对这些政治黑幕早就看透了。他该做的，早已做了。所以，他皈依基督，不问政治了。血气方刚的张学良早已能伸能屈，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了。世情常常有两个层面，从此一层面来说是假话，从彼一层面来说，则是真话。张学良的忠恕之道，在其年青时代，侧重于“忠”，忠于国家民族；在其晚年，侧重于“恕”，“爱人如己”，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替人家着想。因此，在不同的场合，他讲了些似乎自相矛盾的话，也就是说，有真话，也有假话。世界上有两种假话，一种有害于他人或国家，一种无害于他人或国家。张学良毕竟是张学良，他“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他的假话无害于他人，无害于国家。晚年，他曾不止一次地赞扬当年红军的战斗力，并一再怀念“老朋友”周恩来，可是，50年代，在他写给蒋介石看的《西安事变反省录》里，他着实把中共大骂了一番。而中共方面，包括周恩来在内，对此却毫不在意。何者?他的假话无害于中共，中共领袖很体谅他的处境。
而张学良关于“自由”的那些假话，却绝非废话。这种假话，不仅把自己与那些为他争取全面自由的人们划清界限，避免受人怀疑，而且，这些假话还给蒋家余荫长了脸，给李登辉的“转弯”减少了困难，因为它有利于消解对张学良个人的政治旧恨和历史积仇。让一个淡泊至极、宽容无边而又来日无多的耄耋老者，完全恢复自由，谁还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去死硬地加以反对呢?所以，张学良在“严厉”指责那些为他争取自由的人们的同时，却在客观上从另一个极端配合了这些人的呼吁。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晚年长期塑造的自我形象，正是他追求完全自由的比较适当的方式。没有张学良的这种有意或无意地“配合”，舆论是否有效，是大可怀疑的。至少，事情可能会复杂化，从而拖得更久才能解决。
5.张捷迁的有为与张学良的“八字”方针
1989年初春，东大在美校友会又给张学良寄了一封长信，张捷迁、李圣炎、陆克难这三个主要人物都签了名，他们对老校长张学良说，他们三个人都要带着太太，到台北去，自己出钱租房子，出钱为老校长作寿，请老校长的朋友和客人来参加，只请老校长和夫人赵一荻两人一道出来，跟大家见见面，握握手。只要求这一点，不要求别的。“自由”问题，信中并没有言及。这一次，张学良亲自给张捷迁写了复信，并且，不是在官方的报刊上公开发表，而是通过邮局寄出的。据说，在写信之前，张学良曾向自美国来访的原东北军一位军长的儿子，打听张捷迁的政治背景，是不是地下共产党，确认不是之后，才于3月18日写了复信：全文如下：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作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浪，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则不敢言，那么，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请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说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对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会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多年来，老眼昏花，又提笔忘字，写信有些困难，如今亲笔作书，乃为示信。兹录近作二十字如下：“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良再郑重恳求一句，万里奔波，虚此一行，使我心中多么不安!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
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 手启
三月十八日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张学良对为争取自己完全自由的张捷迁等人深致谢忱，同时表白自己绝对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希望张捷迁等人理解他的“处境”。并且说，“天假以年，后会有期”。暗示他的完全自由已经为期不远了。
同时在台湾的“国大”(国民大会)代表60余人，以东北籍者为多，由陕西代表、著有《细说西安事变》一书的王禹廷先生执笔，上书李登辉，敦促释放张学良，文中有“钧座继承大统，其命维新，凡所展布，应以收揽人心为要图”之语，并请委任张学良以资政之职，以反映其自由已完全恢复。此请愿书于1989年3月31日由冯国卿代表递交“总统府李秘书长”转呈，对外绝对保密。
1989年3月26日张于台北《中央日报》公开声明他已是自由之身。但张捷迁等人坚持来台祝寿，张学良再覆函谢绝如下：
捷迁弟：
4月15日的信收悉。
捷迁弟，凡事要理智些，不要太感情用事，冷静些，忍耐些，不在太性急。你们三对夫妇来，把他们丢掉，似乎不大对吧?我郑重对你讲，时非其时，你们来不会能见到我的。我想起两句唐伯虎的诗书于后：“万事由天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
愿上帝祝福。
大约就在这前后，张学良在常去看望他的郭冠英先生的记事本上，题写了如下八个字：“信靠、顺服、感谢、等候。”他所信靠和顺服的，当然是台湾当局。蒋经国当政时，对他的监护已经比较宽松了，李登辉当政后，逐渐宽松了。自1988年开始，经过允准，他已经可以见一些多年在外国定居的部属或亲友，1988年他两次会见了东北军军长王树常的儿子，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1989年会见了宁恩承老先生，还会见了他的一位妹妹的前夫，这位妹妹在大陆，其前夫早已定居日本。当然，除了问候家人亲友或谈一般史事之外，绝口不谈任何敏感话题。据宁恩承先生说，1989年他第一次见张学良，因为担心误传，给张学良惹麻烦，也怕被监听，当时根本不敢深谈什么。1989年，张学良先是给张捷迁复信，5月，一位日本摄影师，把自己在中国东北各地拍摄的照片，编排成册，寄给了张学良，张又亲笔复信致谢。11月，在大陆的杜重远夫人侯御之随信给张学良寄去了8张照片，张学良亲笔作复。杜重远生前对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起过重要作用。就目前所知，这是张学良邮寄给大陆的第一封信件，但张学良在署名处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没有署写真实姓名，恐怕心里也还尚有顾虑。这一切，自然都是请准之后做的。
最富反抗性的张学良，早已“顺服”了。从八字题词中可以看出，他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问题终究会得以解决，是李登辉或者宋美龄或者张群透露给他的吗?不得而知。若不然，就是张学良自己看明白了，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素来绝顶聪明。但他早已视“世事如浮云”了，一切都看破了。然而，显然他对台湾当局仍有所期待，但他自己则一无所为。从客观情势和最后效果两个层面说来，可谓“此人无为胜有为”!
6.官民共祝大寿，张学良终获自由
在晚年的幽居岁月中，张学良与老友张群、张大千、王新衡交往密切，四人之间，每年都要相互庆贺生日。他们还曾约定，每人的90岁生日，都要做大寿。不幸张大千、王新衡两位年岁较小的先后去世，但张群每年私下仍为张学良过生日。1990年6月，张学良90初度，张群在年初就对张学良说，要替他“盛大”庆寿。开初，张学良还是不同意，坐在轮椅上的张群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群是国民党的元老，与张学良交往60余年，又比张学良年长12岁，在国民党仍健在的元老级人物中，只有宋美龄的资格可与张群相比。张群坚持要出面为张学良公开做大寿，张学良就不再表态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也不拒绝，也不说可以”。他还说什么呢?他早已说过了。抗战爆发，他要求率部赴前线抗日，被拒。抗战胜利，他要求出来做事，为国家效力，被拒。他的部下莫德惠去看望他，他要求到大学讲明史或到研究院研究历史，还是被拒。张治中去新竹看望他，他托张治中提出可以不做事，恢复自由即可，仍然被拒。他早已明白，他只应默默地“等候”着，在“等候”中久久地期待着。他所期待的终于来了。1990年，张群已达103岁高龄(虚岁)，行动不便，他便于2月间委托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张群之子张继正(前“财政部长”)、张学良部下王铁汉、何士礼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委赵自齐共五人，各自联络一些与张学良相识而又愿意为他祝寿的人，凑成80位(后来又增加至90位)，做为发起人。
这90位发起人中，除了海外名人之外，大多是台湾方方面面的政要和名流，如郝柏村、孙运璇、倪文亚、梁肃戎、黄少谷、马英九、蒋彦士、马纪壮、马安澜、宋长志，、李国鼎、郭婉容、袁守谦、邱进益等等。给张学良这样一位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人物公开祝寿，这么多要人参与发起，如果没有得到台湾层峰的赞成或默许，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九秩寿典于1990年6月1日中午12时在著名的台北圆山大饭店第12层楼举行。据说，圆山饭店属于蒋、宋家族的资产，而且，寿典预先就定于12点钟在第12层举行，这与西安事变纪念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在数字上完全相同，这是有人故意安排，还是偶然的巧合?但无论如何，这种历史的诡谲真是令人喟叹!
众所周知，在寿庆活动中，层峰李登辉赠送寿屏一幅，人参一盒，宋美龄女士派人送去了花篮，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专程从美国赶回台北参加寿庆，刚刚接任的“阁揆”(赞同和平统一的)郝柏村先生亲赴圆山饭店祝寿，正如台湾报纸所说，台湾“党政军各界重量级人物纷纷莅临”祝贺，可谓“冠盖云集”，“摩肩接踵”，并且，“官方色彩浓厚”。人们像赞扬英雄一样地赞扬张学良的爱国行谊。海内外舆论立刻意识到这是否是台湾当局在给张学良“平反”。
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有两位成员接到了寿宴发起人的邀请函，一位是校友会顾问宁恩承，另一位就是校友会会长张捷迁，邀请信是由秦孝仪寄发的。祝寿那天，即6月1日，张捷迁提前到了圆山饭店12层搂。那天，签名给张学良祝寿的有3000人，享用寿餐的有250人，是事先安排的。寿典进行了15分钟，待记者和祝寿者渐渐从张学良身边走开之后，张捷迁与夫人张素坤走到张学良面前，张捷迁首先自我介绍说：
“张老师，我是您的学生，东北大学的学生张捷迁，特意给您祝寿来了!”
张捷迁从前当然见过张学良，那是在东大读书时期，校长张学良当时虽不止一次地去东大视察，校长在台上讲演时，张捷迁在台下学生群之中，离讲台好远，从没有与校长谈过话握过手，所以，张学良并不认识这位学生，更何况，那已是60年前的事情了。近年，张捷迁虽一再为张学良吁请自由，但两人却没有见面。张学良一听来到面前的这位是“张捷迁”，立刻就问道：
“今天晚上我请您吃饭，您知道不知道?”
“老师，我知道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定到!”事先已经有人通知张捷迁了，但张学良不知道张捷迁是否得到了通知。
当晚，张捷迁夫妇提前15分钟来到“丽都”，这是台北很有名气的饭馆。张捷迁一进去，就看到张学良，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历史学家唐德刚和吴天威，教授王冀等等，被请的人都来自美国(这次宴会原定6月2日举行，因为有人2日要飞回美国，故而提前了一天)。
饭局开始前，张捷迁把带去的百寿图赠给老校长。张学良接过百寿图说：“我眼睛啊，一点也看不好了，你戴着帽子我都看不出来。”忽然，他发现张捷迁头上有亮，才知道那不是帽子，而是谢顶了。张学良就问：“唉，你头都秃了?这么大岁数了?”他原来以为张捷迁还比较年轻呢。张捷迁答道：“老师都90大寿了，学生怎么能不老啊!”
张捷迁1913年7月生于吉林省西安县(今辽源市)，只比张学良小12岁，1990年已经77岁了。两年多以前，当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成立之时，会长张捷迁即认为，校友会头一个目标即是向台湾当局争得张学良的全面自由，第二个目标就是争取东北大学在中国大陆复校。但讨论复校的可能性时，大家都认为困难重重，比争取自由难度还大。1988年宁恩承老先生(宁与张学良同一年生，但比张还大两个月，1988年已经87岁高龄)特意去大陆参加校友们在沈阳举行的东大建校65周年纪念会。那时，宁已向大陆当局提出恢复东北大学的问题，但碰了钉子。张捷迁深知张学良对复校问题的态度具有重大作用。因此，在饭局上，张捷迁就抓住机会，对张学良说：“老师呀，中央研究院(张捷迁是该院院士)要召开院士会议，我在这儿能呆一个多月，我希望能跟老师多见几次面!”
听了这话，那个张学良的贴身监护，就很不高兴，他示意不让张捷迁与张学良多说话。张捷迁只好听张学良讲历史故事和说笑话。饭后，客人们又分别与张学良夫妇等人一起拍照留念。这就是学生张捷迁与老师张学良初次晤谈的经过。张捷迁开玩笑时说：“我这个(台湾的)捣蛋鬼，却成了(张学良的)座上客。”
7.张捷迁第二次去台，张学良第一次访美
去台前，张捷迁曾收到东大北京校友会理事长郭维城写的信和打的电话，邀请张捷迁去大陆参加在沈阳举行的张学良九秩寿辰庆典，张捷迁多次回过大陆，这次头一回能到台湾，又能看望张学良，自然不能接受大陆的邀请。6月6日，沈阳举行寿庆这天，张捷迁从台北往沈阳打电话给郭维城，请他了解一下沈阳的东北工学院和长春的东北师范大学(这两个大学前身都是东北大学)以及大陆各地的东大校友会，是否赞成恢复东北大学，是否赞成成立张学良教育基金会。郭维城立即召集这些单位的领导开了会，大家一致赞成，郭即把赞成的情形写成电报，拍给张捷迁了。张捷迁拿着郭维城的复电，就去求见张学良，以便获得他的支持。可是，尽管张捷迁一再努力，还是不能见到张学良，只好请门卫把电报等材料转交给张学良。据说，圆山饭店寿庆之后，1990年秋，张学良的一位亲友的儿子在香港结婚，张学良很想去参加婚礼，他请示当局，结果没有获准。这就是说，在1990年，张学良还没有完全的自由，至少还没有离台旅行的自由。张捷迁为了能再次见到张学良，把留台的时间一再延期，他费了许多口舌，还是见不到张学良。他只好把自己对东大复校和成立教育基金会的种种建议和设想，写成材料，邮寄给张学良，或求监护者转呈。
海峡两岸，特别是大陆方面，有许多人至今仍然以为，恢复东北大学之事，从问题刚一提出，就获得了张学良的支持。其实，这并不符合事实。当初，通过监护者传给张捷迁的回话是：“绝对不赞成这些事情!”因为“他刚刚出来，翅膀不硬，担心别人怀疑他设法找钱，他不愿意做任何活动”，这是监护者请张捷迁吃饭时对他讲的。可见，张学良当时的言行，在客观上仍须受着某些惯性限制，在主观上，张学良本人也在自我设限。然而，热心复校的张捷迁，为了使东大复校成功，没有把监护者转达的那些话告诉大陆的人们。
张捷迁夫妇在台北逗留了两个来月，当他们刚要离台回美的时候，张学良突然给张捷迁打去了电话，说要请他吃饭，可是，偏巧张捷迁这时患上了感冒，他怕传染给张学良，就在电话中答道：“很对不起，老师!我感冒了，我们不能这时去拜望您。为了能见到您，我们已经延期好几次了，不能再延期了，我们就要走了，希望有机会能再拜望您，请您多多保重!”
张捷迁夫妇于7月中旬飞回美国。8月上旬，张学良连续3天与日本NHK记者长谈(6月17日曾简谈一次)，回忆他的许多亲身经历(但对西安事变内幕，有所回避)。12月，其录像公开播放之后，在大陆、台湾和日本都引起了巨大轰动。1991年，是“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张捷迁要在美国组织纪念活动，请张学良去讲演自己的“忠恕之道”。1月份，张学良给张捷迁写了亲笔回信，说自己岁数太大了，不能讲演。在信中，他还嘱咐张捷迁，不要再求第三者转信，可直接给他寄信，或直接给他打电话，张学良把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张捷迁，还耐心地嘱告张捷迁说，给他打电话要长时间的摇铃，因为“我耳朵不好，走得又慢”。可见，张学良的自由度，这时变大了。
就在这前后，张学良向台湾层峰表示，自己想去美国看望儿女和亲友，获得了赞同。张捷迁这时已将自己的活动重心放到争取东北大学复校上了，他决定亲赴中国大陆进行鼓动，为了获得张学良的支持，他特意绕道台北先去见张学良。张捷迁夫妇飞抵台北后，就给张学良打了电话，张学良让他第二天早一点到他家去，以便一道吃早点。
2月23日，张捷迁夫妇乘车第一次去张学良的家。那时，他家在复兴三路七十号。但司机没去过，走错了路。张学良通常11点钟吃早点，张捷迁夫妇到时，已经12点多了。到大门口时有四位人士在外边，不让进，经说明已有约会，门卫往里面打完电话后对张捷迁说：“老先生等你们来吃早饭，等了好久你们也没来，老先生已经吃过了，你们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张捷迁夫妇说明了原因，就进去了。
在客厅里，张捷迁夫妇看到屋里陈设着宋美龄的画，蒋经国的字，等等，最醒目的是，门右边挂着李登辉送的寿屏，门左边挂的就是张捷迁送的百寿图。张学良九秩寿典前后，给他送贺词贺信的很多，但他只选了这两件礼物挂在屋里。读者想必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
张捷迁告诉张学良，他要去大陆，去争取东北大学复校，张学良没说赞成的话，也没说反对的话。只是嘱托他到大陆后，“请代我向邓颖超和杨尚昆问好”(众所周知，邓是周恩来的夫人，杨时任国家主席)，并告诉张捷迁，他即将偕同夫人赵一荻去美国探亲访友，但嘱他到大陆时不要泄露出去。因为张捷迁一再地给张学良写信，希望张学良同意东大在美校友会在海内外募集资金，设立张学良教育基金会，同时，请求张学良明确表示赞成争取东北大学复校的活动，张学良当时不同意成立张学良教育基金会，但也不反对恢复东北大学。但他认为，恢复东大，那是共产党这一边的事情，他不愿参与。1990年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张学良写了一首诗，含蓄地表明自己的心志：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
磊落光明度余年。
张学良的这首新作的前两句，出自20年代东北军的一首军歌，叫《黄族歌》，原文是：
黄人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整军经武后哲前贤。
张学良把他的这首新诗亲笔写下来，请一位日本人用莱塞儿(一种很亮很亮的漆)做成了题匾，亲手送给了张捷迁。最后，张学良还在百寿图前面与张捷迁、张素坤夫妇拍照留念。
1991年3月1日，张捷迁夫妇经香港飞抵北京。九天后，即3月10日，张学良夫妇首次离台赴美。出国旅行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他已经获得了全面自由。
1991年3月10日，可以作为张学良完全自由的标志(但实际上，张学良的自由，是逐步获得的)。争取恢复张学良自由的呼吁和努力，从张学良失去自由之日即已开始，50多年以来，许许多多的人为之奔走呼号，至此，终于划上了完满的句号。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在时空的坐标中以其超脱的角色，风云际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93年4月22日，坐落在沈阳的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至此，争取复校的愿望，也实现了。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