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二十 蒋介石何以杀杨留张
毕万闻
1.蒋介石为什么杀“从犯”而留下“主凶”
问：有人推测：张学良1991年春天游美期间，曾秘密回过西安，亲至杨虎城墓拜祭，讲得有鼻子有眼的。您还对此传闻进行了核实，听杨虎城之子杨拯民亲口对您说“绝无此事!纯属谣言。”现在，想请您谈谈蒋介石何以杀杨留张?
答：1993年11月26日，是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我赶到西安，参加了陕西各界人士在那里举行的种种纪念活动。杨虎城的长子杨拯民先生，当时在北京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为了参加他父亲百年诞辰活动，他提前来到了西安。在诞辰的前一天，即1993年11月25日，他收到了张学良将军自台北传真过来的亲笔贺词：“敬念杨虎城先生百岁诞辰”。在电讯便捷的当今时代，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这若是蒋家父子主政台湾的时期，就是一件极难办到的事!杨虎城一家，有四口人惨死在蒋家牢狱之中，如果算上随从，一共是九个人。其中，有三个，实际上是孩童，杨虎城夫人谢葆贞为了陪护被囚的丈夫，带着年仅七岁的幼子杨拯中自动入狱。十二年后，蒋派人杀害杨虎城时，第一个被刺死的就是杨拯中。谢葆贞在狱中生的女儿杨拯贵，随即被活活掐死，当时年仅六岁。他的小伙伴“小萝卜头”宋振中(杨虎城秘书之子，随父母入狱时仅八个月)，见杨拯贵在挣扎，想上前救助时，匕首却从背后刺进了他的心脏，年仅八岁。公开“敬念”杨虎城，无异于谴责蒋家王朝的残暴。
对于蒋之杀杨留张，人们有种种解释，但多半似是而非。在捉蒋前几个小时，杨虎城对他非常信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等人说：“捉来个活蒋介石，必然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我们为了抗日，先得停止内战，除了捉他逼他，没有别的停止内战的办法。”可见，杨和张一样，捉蒋之主旨也是要逼他抗日，并不打算杀他。对于放蒋，杨完全赞同，只是坚持蒋应该签字，应该作出适当的保证，杨怕口头许诺落空，也怕蒋报复。因此，他曾抱怨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可是，为了国家，他还是服从了张学良。杨虎城从国外归国前夕，随从们一再劝他留居海外(据张学良说，他还设法托人转告尚在国外的杨虎城，千万别回国!)因为张学良与蒋的关系比杨要好得多，且是自愿送蒋去京，尚被软禁，杨回国不是更危险吗?杨对此也完全明了，可他说：“我们发动‘双十二’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全面抗战已起，如我仍然逍遥国外，实无脸面对待中国人民。至于我回国之后，不管蒋介石怎样对待我，我绝不追悔，只要问心对得起国人，死何足惜!”杨于1937年11月底归国，迅即被囚，其囚居生活，比张学良要悲惨得多!一九四九年，蒋丢掉大陆时，即杀杨解气。
1993年春天，张学良对记者说：“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而已，“对蒋先生，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杨虎城?该处死的是我才对。”杨的实力和地位远不及张学良，张确是事变的主角，杨只是配角，可是，蒋还是杀了“从犯”留下了“主凶”。杨死后，张曾在写给蒋的所谓《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有人推测，张学良内心里可能觉得对不住杨，所以说这些话。
2.杨虎城在放蒋的条件方面，与张学良有分歧
问：张学良自己也说过，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放蒋时，杨虎城坚持蒋须签字才能释放，等等，可能让蒋记恨于心。在蒋的《西安半月记》12月24日条下记曰：
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12月25日又记曰：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
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与蒋的说法大体相同。这说明，张杨在放蒋问题上有严重分歧，甚至“几决裂”。您认为，杨是由于在放蒋问题上与张有分歧，遭蒋忌恨而被杀害的吗?
答：这当然是重要因素之一。但张、杨二人的分歧，不在于放不放蒋，而是如何放、在什么条件下放蒋。蒋氏夫妇发表《半月记》和《回忆录》时，西安事变的善后还没有处理完，他们便故意把这个问题讲得笼统而含蓄，且掺了假，意在扩大张、杨两部的矛盾，便于瓦解。
抓蒋前，时间紧迫，张、杨未能仔细研商抓蒋后的步骤和计划，但两人都同意，只要蒋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就放他。抓蒋的第二天，13日夜，杨虎城与其心腹研讨“如何处理”蒋时，各种选择及其利害也都考虑到了，但杨做总结时，还是说：“扣个活蒋介石，还得放个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的，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
当张、杨、周与宋氏兄妹就“联红容共”等六项条件达成口头协议后，放蒋问题成为各方争执的焦点。蒋与宋氏兄妹，自然是要求立即释蒋，不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共三方参与决策的所有人物，除了张学良一人之外，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保证，空口无凭，不能放蒋。23日下午，设计委员会的决定就是这样(设委会于12日成立，由张、杨的高层亲信干部组成，召集人是高崇民)。
高崇民将设委会决议向张、杨汇报之后，张、杨、周三人的反应如何呢?让我们看一看(设委会成员之一)申伯纯先生的记述：
“张学良听了非常着急，害怕闹出大乱子来。杨虎城听了默不作声。周恩来很重视这种情况，赶紧找张学良，建议张找这些人开个会，好好地向他们进行说服解释。”
这样的大事，张、杨、周三人为何不开会商讨，认真研究，共同做出决定，而让张学良一个人去自行其是呢?
24日下午2时，张学良在金家巷他的办公大楼小客厅里召集前一天参加设计委员会会议的人谈话。
张首先将连日和宋氏兄妹谈判的经过和内容，简单扼要地向到会的人做了说明，并透露出蒋很快就要走，他自己打算亲自送蒋到南京去一趟。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张很严肃地对着到会的人说：“听说你们昨天开会，也有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你们可以向我提，但是我现在要警告你们，不许你们在外面随便乱说，尤其不许你们任意胡闹。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做错了一点，我们担不起。你们有什么意见，现在可以当面和我说。”
张讲完了这段话以后，用期待的目光注视大家，等候大家说话。这些人在这时候反都沉默起来了，面面相觑，谁也不先讲话。过了好几分钟，才有人说：“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他们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张马上就显得神情很紧张，用急促的语气连着向着说话的人问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
说话的人被张这么一逼，也有些紧张，于是就把昨天大家所提的保证意见一一讲了出来(中央军先撤出潼关，先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七君子，要阎锡山做保证人，等等)。
张听了所提的保证意见以后，就很诚恳而又很自信地向大家说：“你们所提的这些意见，我都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你们要知道，蒋现在是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什么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着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我们且不说这层，即使蒋的命令还生效，可是这是我们逼着他下的，不是他甘心愿意下的。那么，他的命令下了，也发生效力了，譬如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开出潼关以东，上海爱国领袖七君子被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到那时，你们放他不放?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是他这样做是被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他回到南京，开出潼关的中央军又开回潼关以西来了，释放的爱国领袖又被逮捕起来了，改组的政府又改回来了，甚至你们压迫他对日本宣战他都肯，可是，回去以后，他又同日本妥协了，到那时，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能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实际上，张学良是在讲歪理。照张这么说，“我们提出的条件”，蒋“在原则上”所以“承认了”，不也是在被扣押，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吗?不也是“被逼迫的，不是心甘情愿的”吗?若是想让蒋自主自愿的做出，那就不应当发动西安事变啊!可是，不抓蒋，蒋能“在原则上”，“承认”联共抗日吗?抓蒋前，张不是已经反复地劝过了吗?无论如何，放蒋前，让蒋或宋氏兄妹，哪怕是在不公开发表的某种“政治文件”上签署某种表示，总比只有口头承诺要强啊!蒋与二宋早已商妥，只要能“脱离此间”，“不签允任何条件”，口头上，他们(尤其是二宋)答应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了，走后就不承认，西安有什么让全国民众信服的凭证啊?
从当时蒋与二宋的实际表现来看，逼蒋签允某种“政治文件”，几乎是绝难办到的事情；但逼二宋代签，或二宋只以“私人资格”签字(二宋从南京去西安时，就是以“私人资格”啊!可全世界都明白这其中的奥妙)，甚至可以再退一步，只让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在某种文件上签字，这还是有可能办到的；如果还是不行，西安方面可以保证(甚至可以签写文字保证)，只要蒋回南京后，履行宋子文签允的文件，西安方面绝不公开这个文件；退一万步说，如果签允文件这种办法实在做不到，至少有一条能做到，就是放蒋前，中央军撤到潼关以东，由西安方面的军队接防潼关，蒋回京后如不履行口头协议，中央军想再打进来，也很难啊!结果放蒋前，蒋介石只是让蒋鼎文带着他的命令，让深入潼关以西的中央军，象征性地后撤一千米，潼关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中央军手中。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考虑到的事情，张学良这样聪明的政治家、军事家怎么会考虑不到呢!显然，这其中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对张学良与中共之关系有过深入研究的杨奎松教授，提出一种值得注意的解释：由于“中央军步步进逼”“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至22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又接连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确主张必须迅速成立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只是在中共中央于23日讨论和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机构之后”，张才有“负荆请罪”之举动，……(《中间地带的革命》，第297页)中共为什么不同意公开宣布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呢?因为那“等于成立事实上的政府”，中共“第三者的地位就要取消了”(《西安事变新探》第353、354页)。
张学良说：“至于提到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了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内战乎，扩大内战乎’，最后并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道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张在批评阎时还说：“我无论如何不请客，好汉做事好汉当，我决定自发自收；我不反蒋时，大家都反蒋，我反蒋时，大家都不说话了，甚至叫我的‘倒好’”可见，他虽然公开地只是点了阎的名，但他所批评的还有其他方面。
说到这里，有人问张说：“听了副司令刚才说的话，怎么，放蒋介石回去，副司令还要亲自送他到南京，这是什么意思?”
张很郑重地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比你们想得高，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而且今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我们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反动派的气陷，使他们不好在讲什么坏话。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都要受我领导，不许乱说胡闹。”
张讲到这里，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大多数人不答话，个别人也有表示同意的，最后有人问说：“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是他是顾全大体的。”
设委会另一成员卢广绩清清楚楚地记得，在24日晚上，张学良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上极为诚恳地对大家说：
“我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假如因我而造成国家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说这番话时，他的感情异常激动。因此，会场一片寂静，鸦雀无声，无人不被他真挚的感情所感动。的确，他的爱国激情感动了人们；然而，他所讲的“道理”却说服不了人们。当夜，高崇民写信向张阐述无保证放蒋的危险性；25日晨，张、杨两部高级将领联名致信宋子文，商定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中央军必须先撤出潼关……。
也是在25日早晨，张碰到了高崇民时对高说：
“你的信我看到了，但是我们要大仁大义到底，……只要于国家有利益，牺牲我个人或牺牲东北军团体都在所不计。”
高说：“这是三方面的事，不能由咱一家决定。”张回答说：“周先生比我还‘和平’，只有杨虎城犹豫不决，我就去说服他。”
张是怎么说服杨虎城的呢?说服没有了呢?张后来回忆道：
就是到最后，因蒋公离陕问题，良与杨虎城发生歧见，亦为此点，良责杨，我等最初动机，是不顾一切，请求蒋公领导抗日，……(蒋公)已应允准我等把其他意见，提出中央会议讨论，我等目的可达，不应畏首畏尾，患失怕死，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当初乎?在此争论上，良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乃系周恩来在座解围，劝良小加休息，容他会议商讨商讨，被周将杨说服。良认为抗日目的既可达，其他不应多所顾虑，不应再事拖延，致使走向相反之方面，有违初衷：我等反对内战，反将引起更大之内战，我等目的在抗日，反有向日本结合之趋势；我等所希求者，蒋公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反致蒋公将要失去领导地位和声誉。
可见，张未能说服杨，倒是周恩来把杨说服了，但周、杨则一致认为，蒋和二宋“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不再增加新条件，但对已经口头答应的条件，“有一政治文件表示”。25日零时，周已经接到中共中央关于南京政府和蒋分别发表宣言等三项释蒋条件的电报)。
3.放蒋成为避免内战的焦点
问：看来，“三位一体”尚未“一体”商定放蒋的保证条件，张学良就独自一人决定放蒋了?
答：实际上，可以这么说。
问：张学良为什么不与杨、周等人商妥放蒋的保证条件，就急着放蒋呢?
答：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扣蒋前的设想、扣蒋后的严重形势、有关方面对张的回应，以及张的性情和心理等等因素，都起了作用。张原来以为，蒋介石死硬坚持剿共内战，把蒋抓起来，会得到全国“一呼百应”的支持，特别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也会获得苏联的谅解和赞同，中共就更不用说了；可他没料到抓蒋之后，全国反倒出现了“拥蒋”浪潮，谴责张、杨的电报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更没料到苏联的强烈反对。形势严重到“放蒋”成为避免内战的焦点问题。
从大局讲，上面张讲的这些放蒋甚至送蒋的理由都正确。但政治是门高超的艺术，紧急关头，必须冷静而周全地妥善处理。如果依照周、杨以及东北军高层(除张一人之外)的一致意见，再等几天(汪精卫已从欧洲回国，当时得乘船，须40天左右，最快也得1937年1月底才能回到南京)，待取得某些有份量的保证条件后，再放蒋，那对“三位一体”是大有好处的，对国家，也是有好处的(叶剑英说：“三位一体，合作到底”，就是不能始终合作到底，继续合作一段时间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周恩来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可是，张学良所面对的，是国内国际的普遍遣责。苏联竟然说他是日本的走狗(据张魁堂先生引述刘鼎和宋黎的亲闻亲见：一次，苏联正在广播遣责张学良的言论，张对刘鼎说：“听见了吗?”张的表情异常愤怒，由于苏联的强硬反对，张甚至因此而迁怒于中共，12月13日，塔斯社广播《真理报》和《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后，张拿着新闻记录稿往楼下走，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在下面给他让路，张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当时，美国的一家杂志，把他选为“世界恶棍”；阎锡山公开耍弄了他；中共也不得不站在“第三者”立场说话。当时，哪个公开地正面地站出来，说明真相，为他辩护了呢?当时，任何一种有实力有影响的政治实体，都没有这样做(私下、暗中鼓动他“胆大些，再胆大些”的，却不乏其人)。于是，他觉得他在全中国全世界背上了无法洗清的最大的黑锅，比九·一八“不抵抗”大百倍千倍的黑锅!当时，他的确无私无畏，但他秉性急燥，感情好冲动，又有侠义的风骨和好为惊人之举的习性，于是，他便急冲冲地送蒋走了。他认为，事先告诉杨、周等人，一时也说服不了大家，时间拖久了，万一出了大乱子，他的“罪责”就更大了。
25日中午前后，张学良已“秘密告诉蒋、宋整理行装，并把自己的简单行李塞给端纳”，他怕看守蒋、宋的孙铭九卫队二营阻挠放蒋，便改令副官长谭海亲率卫士队担任警戒，并令飞机升火待飞，……。安排完了之后，下午3点来钟，张打电话请杨去。杨到时，他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不几天之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这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即完全归你指挥。”这时张学良看见蒋介石已出来准备上汽车，便低声对杨说：“现在就放他。”
杨不好当着蒋的面与张争执，又以为张已与周商量过了，便与张一道去机场送蒋。杨的部将孔从洲对这样无保证放蒋十分震惊，便去问杨，杨精神极其沮丧地对孔说：
“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先也毫无所闻。周是他自己发觉后，才赶到机场的。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4.杨虎城抱定“宁使蒋负我，我不能负国家民族”，毅然回国
问：毛泽东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道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要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可见，张送蒋是正确的啊!
答：关于是否应该送蒋，学术界分成两派，各有各的理。主张该送的学者们也时常引用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可是，毛泽东的话，是事后(1937年3月1日与史沫特莱的谈话)故意说给蒋介石听的啊!张送蒋被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从而被蒋肢解。事情已经这样了，说些好话，尽早促成国共合作，才能携手抗日啊!
问：蒋在离开西安之前，是不是已经看清，“三位一体”中杨虎城是最强硬的啊?
答：宋氏兄妹不仅在会议上与张、杨、周三人一道谈判，也在会下找杨单独谈，找周单独谈，二宋对张、杨、周各自的态度不可能不了解啊!周恩来只能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调停”，自然比张、杨更“软”、更“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与二宋及蒋联络感情，实现国共合作抗日的大目标啊!
问：杨虎城既然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他对蒋的认识又比张深刻，明知道蒋迟早要报复自己，他出洋后为什么还回国呢?
答：如果张能多少听从杨、周的意见，缓一两天放蒋，让蒋或者至少二宋，留下一份哪怕是不公开的“政治文件”，局势就会好些，因为汪精卫也不是几天之内就能回国，所谓南京“戏中有戏”(说何应钦等人不愿让蒋回京上台)也有二宋借此促成张尽早放蒋的层面。既便25日无保证地放蒋，如果张不去送蒋，枪杀王以哲，分裂东北军的二·二事件便肯定不能发生，“三位一体”也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正如周在放蒋前对杨所说的那样，西北三方团结一致，形成强大的力量，蒋想报复，也很难办到。因此，杨所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这话并不全对。
多年来，杨与蒋的矛盾，渐趋加深，扣蒋后杨又坚持有保证才能放蒋，这等于火上浇油。杨更清楚，东北易帜，中原大战，张都帮了蒋的大忙，九·一八不抵抗和热河战败下野，张也差不多是代蒋受过，张与二宋的私人关系又那样好，可张送蒋到京还是被扣押了。他回国怎么能比张的下场还好呢!可是，他认为他与张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抗日，现在全国抗战了，自己还在外国逍遥，于心不忍，明知蒋要报复，还是决定回国，亲友一再劝阻，他说：“宁使蒋负我，我不能负国家民族，个人利害，在所不计。”这与张送蒋时的爱国用心，是一样的啊!
5.张学良说“蒋夫人(宋美龄)是我的知己”，“她管我叫绅士”
问：杀杨留张，原因也有好多条，但其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答：张学良说，扣蒋等于叛变，如果他的部下这样对待他，他就要枪毙这样的部下。说这话时，其用意大概是为了化解仇怨，但他讲的也是实话。如前所述，蒋也不是一直就未打算杀张。不过，除非那种特别紧急时刻，蒋还是不愿杀张的。先让我们看看张自己的回答：
我的没死，完全是蒋夫人保护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这个情况，最初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我看到了一个东西，我才知道。看谁的呢?是美国的公使Johnson(Nelson·Trusler·Johnson美国驻华大使詹森，1929—1935年任驻华公使，1935—1941年升格为大使，他在中国任职30多年)，他写的，你们大概也知道，在图书馆里，有个朋友抄写下来，拿给我看。他(Jolmson)说是TV宋，宋子文，对蒋先生说，(但我认为)这决不是宋子文(而是蒋夫人说的)，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当年，他们都喜欢称我为小家伙，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这句话很历害。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很历害。蒋夫人承认我，管我叫Gentleman(绅士)。她老抱歉我受这罪，她老说“对你不起”。蒋夫人很保护我的，我很感激她。
当年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是在上海(1925年春，张学良两次到上海)，有人请客，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人家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1929年7月初，发动中东路事件前夕，蒋、张首次会晤)，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喝茶，在座的还有阎锡山等人，我见了蒋夫人，她说：“汉卿，你好!”蒋先生很奇怪，你怎么认识他?她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
我认为蒋夫人是我的知己，蒋夫人对我这个人很认识。她说一句话，很历害。她对外头讲，她说西安事变，他(张学良)不要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西安事变是非常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宋美龄参与密务，可说的话很多，但她在其短短20多页的回忆录，竟有两处赞扬“叛乱”头目张学良：说“历来叛变军人所斤斤不能去怀之主题”，即“金钱与权位问题”，始终没有“提及”；并承认张学良“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她还说：“余等(请注意这里有个“等”字，显然不是她一个人，那么除她之外，还包括宋子文甚至蒋介石吧?她的回忆录是与蒋的《半月记》一道发表的啊!)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她对张之送蒋，赞扬备至，说“事变如此结束，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还“特别声言”说张之入京，“躬受国法之裁判，实为民国以来之创举。”并说这就是“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张学良，而为若干人所骇为不解之真实理由也”。
蒋介石那么恨张、杨，可他却为张说了那么多好话，“政治是钢铁般的无情”，若不是内心深受感动，他是决不会这么说的。张入京后，已成为蒋的笼中之鸟。阎宝航(曾是张的部属，当时已是蒋的部下)见宋美龄时问道：“你和宋子文都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可有什么保证吗?”宋宣誓般地回答：“我们牺牲一切也要做到。”她的这个誓言没有兑现，但也很难说她讲这话时意在欺骗，她的影响再大也改变不了蒋的意志。由于她与蒋朝夕相伴，我们现在几乎查找不到可以证实她为争取张的自由究竟做了什么的历史文献(而其兄宋子文所做的，却能够查到，后面再谈)，但许多年后，她在私下不止一次地(对张治中、王铁汉等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世界上，纯洁而真实的事物往往动人心魄。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真纯圣洁的爱国激情，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其中也包括蒋夫人宋美龄(如前所述，蒋不是也在私下赞扬张“真是北方的汉子”嘛)。
张在台北过九秩大寿时，远在纽约的宋美龄给张送了花篮。宋美龄百年诞辰时，已获自由的张学良很想从夏威夷到纽约去为宋祝寿(因故未能成行)。张仙逝时，宋美龄“感到十分难过”，特意打电话给张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让她的亲属代表她公开表示“哀痛”。耄耋老人的这些言动，恐怕主要已不再是政治作秀，而是朋友的真情流露了。张在世时曾说过，他的“最爱”在纽约；张辞世一个月后，曹长青先生在其大文中说，“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当代》杂志第172期，《胡涂的张学良》)。据张学良晚年回忆，1925年春，张在上海邂逅尚待字闺中的宋美龄小姐。她那如花似玉的容貌，颀长丰满的身段，沁人心脾的目光，优雅高贵的气质，雅致合体的衣着，彬彬有礼的举止，美国文化的教育，南国名门的出身，……一下子就把张学良迷住了。数十年后，张学良还记得，宋小姐当时“美若天仙”，张不仅为宋小姐的高雅气质所“倾倒”，“还与宋美龄约会了几次”。
那么，为什么北国帅哥与南方靓女没有终成眷属呢?张学良在回忆中解释说，若不是当时他已经有了太太(于凤至)，他就会“猛追”宋美龄(台湾《联合报》，2001年10月25日，记者傅依杰报道)。当年，如果张学良“猛追”宋美龄，这位宋家三小姐，就会像后来的赵家四小姐那样，甘当张学良的贴身“小密”吗?
要知道，当年希图得到她青睐的男士，多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她二姐宋庆龄说，追求她小妹的男人，就像苍蝇那样多)。许多达官显贵的子弟，家资富有的男儿，英武潇洒的军人，学识渊博的才俊，仕途无量的文官，都想方设法地接近她，争取做她的男友、情人或丈夫，可她却以矜持有礼的回应拒人于闺门之外。这位倾国倾城而交际广泛的妙龄女郎，身处五光十色的大上海，从1917年回国到1927年嫁给蒋介石，在长达十年的花季岁月里，却没有传出轰动媒体的绯闻，这是极为罕见的事(她与蒋介石结婚后，有人说，她在美国读大学时，与哥哥宋子文的朋友刘纪文有过一段恋情，但有的学者，现在已经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质疑)。尽管她十分洋化，“除了面孔”之外，言谈举止等等，几乎全都美国化了，但在个人生活方面，她还是端庄自重，颇为检点的。
看看后来她嫁给蒋介石的情形就会知道，她要找寻的不是“一时拥有”，而是“天长地久”，她所挑选的白马王子，须做她的丈夫兼情人，而不能只做情人不做丈夫。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英武高大而又权势显赫，显然达到了她的人选标准。她不在乎他结过几次婚，有几位情妇，但在与她结婚之前，他必须公开登报声明，与妻子离婚，与情妇断绝关系。这一点，张学良能做到吗?后来，赵四小姐为了爱情，抛家舍亲，孤身一人从天津私奔到沈阳，只以“私人秘书”的身份与张学良同居了(直到30多年后才结婚)，张学良既没有明媒正娶赵四，也没有给赵四什么名分，更不用说要张与原配于凤至离婚了(张虽不肯结束浪漫，却也不肯抛弃于凤至，这与蒋是不同的)。因此种种，即便张学良当年“猛追”宋美龄，恐怕宋小姐也不能答应做他的“包二奶”或“小蜜”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张、宋相识之初，张学良毕竟成功的“约会了几次”宋美龄。可见，在风度翩翩的张少帅面前，宋小姐并非心如止水(不管她如何矜持，如何克制，她毕竟也是一个青春焕发的妙龄女郎啊)，即便没有春情荡漾，也是微起波澜了。
那么，这短暂而纯洁的恋情后来有没有续文呢?
多年以前，小可在北京采访，一位在全国政协做文史资料工作的曹先生(他曾为朱六小姐，即朱洛筠女士代笔，写了朱六怀念赵四小姐的文章；朱六是张学良胞弟张学铭的夫人)，向我讲了一段稀奇故事：张学良的部下，著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的陈觉先生，生前告诉曹先生，西安事变期间，宋美龄在西安那几天，陈觉去找张学良时，张正在房间里与宋美龄谈话，宋对张说，她爱的是张，与蒋只是政治婚姻，陈还从门缝中看到张正拥抱着宋，……陈只好悄悄的退走了。
因陈先生已经作古，我便去采访他的家属，希望能找到陈先生留下的文字记载，终因不得要领而作罢。孤证不立，而上面这个稀奇的故事，连孤“证”也算不上，因为它破绽百出，难以令人置信：宋冒险去西安，为了是救蒋，怎么能有心思做那种事?当时的张学良已下定决心抗日救国，何能又旧病复发?退一万步说，两人即便亲密一下，这种隐私，怎么会让外人看见?……人们爱编故事，尤其爱编绯闻故事，而张学良的花边故事又那么多，多编一个，人们也不会奇怪。可是，这个故事，编的太大了，竟把儿女私情与政治大事扯到一块!这种天方夜谭，本不应重述出来，只是看到有人公开发表文章，说张所说的在纽约的“最爱”，指的就是宋美龄(其实，小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张指的是贝太太)，就把这个虚幻的故事，姑且讲出来，聊充此说的一个不实的注脚吧。张说，“蒋夫人是我的知己”，是不是“红粉知己”呢?说句笑话，张学良这个人，好为惊人之举，但我们也不宜无根据地乱做揣测。
2002年6月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开了张学良生前保存下来的500多封信函，其中，以与宋美龄的通信最多，共有100多封。据报导，这些信函，“透露”了两人的“深厚情谊”，表明宋“数十年来一直对少帅备极保护”并给予“诚挚”的关怀。宋经常寄送用品、食品、钱款、礼物给张。两人信件讨论艺术、宋的习画进程、宗教信仰、祝寿拜年，等等，话题极丰。1950年春，宋美龄想去看望张，4月16日，张在信中劝阻说：
“由新竹市到井上温泉，汽车往返约五到六个钟头，公路之坏，使夫人难以想像，竹东到井上一段，因石头露出地面，轿车不堪通行，只有吉普车或卡车方可行驶，并且险处甚多，颠簸万分，而良之寓处，对夫人供用，更有种种不便，切请夫人不可前来，何时何地，请夫人随时吩咐，良立可前往”，关爱之情，跃然纸上。1957年7月，宋听说张患眼疾，便寄一台从美国带回来的台灯，并在信中写道(原函为英文)：
“闻汉卿眼疾，寄美国台灯一盏，此灯不拘位置角度，极为方便，余在美用之，甚感满意。另奉上旧金山Blums糖果店名产些许。
另附汉卿家书数札，汉卿阅后可将回信托信使带回，以便转达。”
据说，宋对张的幽禁生活也一向极为关照。
6.张学良与宋子文的“亲密”关系，宋子文为恢复张的自由而奔波
问：这么说来，宋美龄是张学良的保命恩人。然而，唐德刚教授说，即便蒋夫人保张，蒋介石坚决要杀，也就杀掉了，但事实上，蒋终究是没有杀掉张，那是为什么呢?
答：保张的有力的人物，还有宋子文。詹森在其大作中说的就是他，但张本人认为，宋美龄起的作用比宋子文要大。
许多人都知道，宋子文与张学良是好朋友。首先，在政治上，他们都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1933年，继张学良下野之后，宋子文也辞职了，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蒋介石、汪精卫联手推行对日妥协政策不满。蒋认为中共比日本更危险，是“第一敌人”(张学良语)，而宋认为，一旦必须对日本和中共两者之中选择一个，那么，与其让日本灭亡中国，不如把中国交给中共。在兴趣、爱好、生活方式以及性格等许多方面，宋与张都有共同语言。上面提到陈觉先生讲的关于宋美龄的那个“稀奇”故事，是不可信的，但有一件关于宋子文、张学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郎的故事，倒是千真万确的。
1930年11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学良从沈阳乘火车赴南京会晤蒋等中央政要，途中，到天津时，亲信部下告诉张，宋子文在美国读大学时，曾热烈追求一位也在美国留学的小姐，但没有成功，后来，这位漂亮小姐回国后，与张学良有过一段深挚的热恋。张听完这位部下的话，便立即拍发电报，邀请这位女友一道去南京，为了等待这位小姐，张学良一行的专车在天津停了两天。这位小姐原本打算与张学良结婚，但张不肯与原配离婚，她又不愿意做“小”，后来，她便与张的一位部下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东北一个铁路局的局长。她突然接到张的邀请，便与其丈夫一道随张去了南京。张的心腹宁恩承等人向我亲口讲述了这个故事。为了查实此事，不才翻阅了当时南京的报刊，报刊上确有这位小姐在南京游览的报道，还有照片为证。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2月14日，南京与各地的谴责声讨之凶言恶语，铺天盖地而来，宋子文却在上海公开发表谈话说：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方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决之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至于采取何种方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
他为什么打保票说蒋“绝对安全”，为什么事变刚爆发他就敢于去西安?而且公开这样讲出来?因为他的确比较了解张学良，因为他与张学良的友谊很深。宋子文实际上是南京政府方面去西安的第一个政要也是级别最高的政要(当时宋美龄的官方地位，没有宋子文高)。
张被幽禁期间，宋曾多次为他争取自由，这是有据可查的。
芦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7月18日，张学良致函蒋介石，请求允其亲赴前线抗日，原函如下：
介公钧鉴：
芦桥冲突，日渐扩大，日本军人之凶焰，肆行无厌，真令人发指!良知钧座宏谋，早有成竹，万一不幸，中日问题，必须以兵，俯乞钧座，赐良杀敌之机，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辞。能使我之血，得染敌襟，死得其愿矣。如蒙钧座之允诺，良生当陨首，死当结草。钧座俯临华夏，决不令匹夫一志之不伸，临书惶悚，不知所云，俯乞鉴宥。
专肃，并叩
钧安
学良 谨肃
七月十八日
蒋介石不管张学良多么急于上战场，多么急于献身，就是不让他去。9月，宋子文以山东(简称“鲁”)韩复渠(字向方)对政府名义上赦张，而实际不赦为理由，致函蒋介石，再次请求恢复张学良自由。宋在信中说：
弟近曾派人在鲁探查各方情况，颇得报告，关于鲁当局态度一则，照录如下：“韩向方为旧式军人……，对于中央素不相信，对于领袖情感欠佳，西安事变本有影响怀疑，因中央对于张汉卿赦而不赦，故颇不自安，感觉中央在国难严重之今日，仍然不忘旧帐，……”基于上述，弟故又电请钧座早恢汉卿自由，给予名义驻京，藉可及时利用，度兄必能俯予采纳也。
我们现在早已知道，蒋介石再次不给宋子文面子，不给张自由。后来，于凤至因乳腺癌赴美就医，她与张学良的长子又得了精神病，宋子文便以此为由，于1941年11月，又一次致函蒋介石，请求恢复张的自由，那怕只是“宽其约束，俾得料理家务，慰其妻子”。蒋氏复电宋子文，说张的思想与心理仍未改变，出去必受“反动分子”包围，结论还是不能恢复张的自由。可以说，宋子文一直没有忘记为张学良争取自由，却一直未见成效(上述卢沟桥后张、宋的致蒋函，引自国民党文传会党史馆副主任、历史学家刘继开先生大文《西安事变后的蒋中正与张学良》，谨致谢忱)。
宋美龄力保张之生命安全，宋子文力争恢复张的自由，都是蒋没杀张的因素之一。但蒋不杀张，主要是出于自身利害之考量。张毕竟是个人才，是个人物。他打败过冯玉祥，打败过阎锡山，打败过吴佩孚。几十万东北军，人数更多的东北集团，从东北到平津，从平津到鄂豫皖，再到西北，颠沛流离，万苦千辛，却一直团结在张学良周围，这很不容易，他还是有独档一面的才干和能力，张群说他是个“宝”，国共两党都怕他跑到对方去，蒋介石当然比张群更清楚。何况，蒋介石是个有韬略的人，他深知就是不用张，把他攥在手里，这也是一种资本。1949年底，蒋氏败退台湾时，云南实力派人物卢汉先生毅然起义，并扣押了蒋的心腹张群。因而便使毛泽东、周恩来产生了用张群换回张学良的打算，但还没有运作，卢汉已把张群放了。蒋介石深知，东北军虽然被他软硬兼施地吃掉了，但张学良的名字仍很响亮，他的影响，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说不定什么危难关头，就可以用张学良做笔政治交易。
从这一层面上说，所有保张安全、为张争取自由的人士和党派，尤其是共产党，都是救张一命的功臣。周恩来更是大功臣，因为他“不断地对国民党政府施压”，所以，张学良说：“我在南京所以没有被杀掉，完全是蒙他之赐”!
吴天威教授说，蒋是重视“恩怨”的人，陈赓将军1925年“东征”时救过蒋的命。后来，国共敌对后，陈被蒋俘虏，陈仍坚持中共立场，蒋还是释放了陈。东北易帜，蒋只费些口舌，张便拥蒋统一，还尊蒋为父执，1930年蒋、冯、阎大战，张如站在阎、冯一边，蒋就跨了，但张还是拥蒋统一，使阎、冯下台；九·一八事变和热河失守，在一定意义上说，张为蒋背了黑锅，可张还是不加辨白，独自承担了；蒋说，船小浪大，须有一人先下船，张立刻答应先下野，“数语释兵权”，这是其他地方实力派做不到的；蒋被扣前，张与蒋争吵得十分激烈，但也异常坦率。周恩来、张学良都说西安事变是蒋逼出来的，那是事实。蒋虽不这么说，但他内心也明白。他与张只是国策分歧，与个人的私怨和利害全都无关，蒋口头答应改变国策后，张便不顾一切，护驾入京，这些都是蒋所亲身经历的，自然了然于心。有这么多情分在，蒋自然也难下杀张之决心。何况，还有夫人与妻弟的力保呢!
即便如此，张毕竟是蒋笼中的一只小鸟，如果形势严重，像前面所叙述的那样，日军一旦侵占贵阳，台湾二·二八起义时万一张的住处受到攻打，特务队长刘乙光立刻就把张杀了。国民党从大陆溃败时，如果张在内陆，恐怕也就像杨一样处理掉了，谁还能顾得上去运走他?张真是幸运，三年前就押到了台湾!再说，张是个聪明而又能伸能屈的人，他知道蒋杀他，就像杀小鸡一样容易，因此，他一贯地依照他的八字方针(“信靠、顺服、感谢、等候”)行事，这与杨虎城的倔犟和怨气也颇有不同。
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毕万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