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大传-第五章 接受新思想
杨瀚
杨虎城退居陕北，暂时隐居民间。使他多年来劳累的身躯得到了一时的休息。但他的脑子却没有片刻的放松，他积极联系南方的孙中山先生，学习历史文化知识，结交进步知识分子，接触到了共产党人。
1．隐匿沙陀 蓄势待发
1922年5月29日，杨虎城率领部队离开田家庄，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部队经过两千余里的作战，跋涉进入了号称沙陀国的陕西北部。当时的陕北以人烟稀少、贫瘠而著称。从延安到榆林经过安塞、保安、靖边等县，但由于荒芜辽阔，不见村落，使得部队几天都找不到食物，饥饿难耐。杨虎城后来回忆此情说：“当时走在前边的部队，有时还可以找到一些红苕之类烧着吃，官兵的嘴都吃成黑的了。我到了宿营地，大家正在吃烧红苕，却没有一个人对我表示礼让，只有一个老炊事员向我做了一个礼貌性的表示，但他手中那半块红苕还是塞进他口里去了。”①从这段回忆，可以感受当时的困难，也可了解到杨虎城与兵甘苦与共，才能将这批关中子弟带出家乡，浴血疆场。
杨虎城决定将部队带入陕北后，立即派人与时任陕北镇守使的井岳秀联系，希望得到他的容留。井岳秀是革命先驱井勿幕的哥哥，曾领导过陕西的辛亥革命，与杨是蒲城同乡。杨虎城参加革命受井勿幕的影响很大，对他很崇拜。杨的副司令李子高(李德升)曾在井岳秀手下当过军官，参谋长蒙浚僧(蒙发源)与井还是好朋友。出于上述诸多渊源，井岳秀也为了扩大实力，就同意让杨虎城的部队进入他的防区。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之后，派参谋长蒙浚僧去跟镇守使井岳秀洽谈，经双方协议商定了三条协议，即：(一)杨虎城目标过大，宜暂时离开部队，住在榆林城里；(二)把部队改编为陕北镇守署暂编步兵团，以李子高(德升)为团长，孙蔚如为副团长。下编三个营；(三)部队分别驻在定边、靖边、安边等地，即陕北的三边，传说中的“沙陀国”。
这时，杨虎城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是感到欣慰，看到部队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栖息休整的地方，有了训练、休养的机会；另一方面，想到原有六部之众的靖国军，现已作鸟兽散。就连自己一手创建，长期生死与共，本欲将靖国军旗帜坚持到底的这部队伍，也不得不易名而寄人篱下，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心里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跟随孙中山将革命坚持下去。在部队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即于10月派姚丹峰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向。姚丹峰后来说：“1922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杨虎城将军派我前去谒见，并随身携带一份用绢写成的报告材料，内容是向孙先生报告杨的部队从关中转至三边的情况，并请孙先生指示今后行动的方向等问题。杨将军当时在榆林，我由榆林出发，经过米脂、碛口、顺德，直达上海。我在顺德住了几天，见了胡笠僧，并将杨赠胡的一匹马交给了胡。到达上海，我先见了于右任先生，由他引我去见孙中山先生。我把随身携带的报告交给孙中山先生后，并当面把杨部的实力和转战情况向他汇报，请示今后如何办?孙先生让我在上海住几天，等他们研究后再作指示。孙中山先生是因陈炯明叛变被迫从广州来上海的。这期间全国的革命形势颇受挫折，全国各地只有杨虎城先生一人派我去见他，因此孙先生很高兴，我也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我按照孙先生的意见先在上海住下，等待着孙先生研究后的具体指示。我在上海住了lO日，曾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等见面，他们均对杨先生革命意志之坚强深表赞许。在我即将离沪回陕时，承蒙孙中山先生召见，孙先生让我告杨先生，无论如何设法使部队存在，保持革命力量。我告诉孙先生，杨先生部转至富县时，即派蒙浚僧前往榆林见井岳秀，研究部队驻地及今后如何发展。蒙浚僧走后部队即向三边转进，杨先生随后到榆林见到井岳秀，并把部队作了安置。孙先生听后很满意，叫我转告杨先生，同意杨先生作如此安置。请杨先生出省到上海来，与各方面的同志见一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联系起来也方便。孙中山先生让我带给杨先生一个函件，内容与当面指示相同。”②
10月27日，于右任从上海致书杨虎城：“虎城老弟：丹峰及克斋来海上，别后一切情形均悉。百战艰难，同人闻之莫不起敬。此后事业，我商之中山先生。中山先生以为弟劳苦功高(中山想见弟面，倘出来路上容易走，则我亦赞同)，如欲出外休养，未始不好。望弟酌夺其间。为幸。右任，九月初八日。”③
从姚丹峰的回忆和于右任致书杨虎城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对杨虎城这位西北青年追崇者的关注与神往。杨虎城从中山的指示和勉励中得到了鼓舞，坚定了将部队在陕北坚持下去的决心。
1922年12月27日，杨虎城接到家信，得知自己的长子出生，非常高兴。立即给母亲去信：“母亲大人膝下万福。今午接奉慈谕，知佩兰已于十月二十七日幸生一男，此皆大人福荫所致，不胜欣喜之至。儿在此与孩子起名‘拯民’，即可不必再起乳名也。佩兰身体素弱，大人可常时叮咛着其饮食起居一切小心。再，孩子乳不知能否够吃?现在雇有奶子没有?如果雇奶子，须要雇到家中，不必将孩子送于人家，即多费些钱亦不要紧。请便示知为盼。谨此奉复。敬祝金安。儿（左边虎字右边冬字）谨禀，冬月初十日。”同时还给其弟去信，表达了他的初衷：“荣弟鉴：你二嫂生男，合家之喜，令人欣慰。兄已与此子命名‘拯民’，取拯民于水火之中之意。此种意思，一则可作兄多年作事纪念，二则对于孩子他日立身成名寓有期望之意。我弟可将此层意思向母亲禀明为要。你二嫂久病新产。一切医药总要细心。是所切嘱。此问，近安。兄（左边虎字右边冬字）手书，十一月初十日。”事过多年后，杨拯民回忆说：“上学后得知班里的同学大多有两个名字，除学名外还有一个所谓的‘字’或乳名。而我咋只有一个名字?不理解。为此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名字?人家小孩都有两个名字?父亲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你知道‘拯民’的意思吗?我摇摇头。他说，孙中山先生有两句名言——‘拯斯民于水火之中，切扶大厦于将倾。这是我最喜欢的名言，也是我的信念，所以当你刚生下时，我就给你起了拯民这个名字。还特意给你祖母写过信，怕她再给你起别的名字。从此，我才知道了我的名字取自中山先生的名言，也寄寓着父亲的愿望。”
1922年年底，杨虎城率部抵达榆林，把部队安置好不久，由于前一时期的紧张、艰苦的作战积劳成疾，患了疾病，高烧不退，以致卧床不起。杨虎城得病后，井岳秀介绍了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吃药治疗病情却不见好转，部属们都很着急，可又拿不出主意来。就在这紧急之时，杨虎城的夫人罗佩兰得知丈夫生病，带着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杨拯民经过长途跋涉，赶到榆林探望丈夫。杨拯民回忆说：“母亲婚后一直伴随父亲左右，父亲为她延师教学，她还学会了骑马打枪。她认为：给军人做妻，就得学会骑射。她为人活泼善于团结联络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他们有什么事也愿意和她交谈。靖国军后期，部队转战武功一带时，沿途战斗激烈，损失很大。为安定军心，她不顾身怀有孕，仍骑马随夫奔走前线，慰问伤员，鼓舞士气。1922年靖国军败北父亲拟率部撤退到陕北榆林。当这一决定公布后，一时人心惶惶，是她遇有机会就向大家解释，去榆林是为了保存实力，不是投降，更不是逃跑，早晚还是要打回来的道理。做了出色的团结将士、鼓舞军心的工作。在关键时刻，她总能给父亲以支持和帮助，为父亲排忧解难。为此，父亲对她既钟爱又敬重。在当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她在父亲的部属和朋友中却享有声望，受到大家的尊重，口碑甚好。
“武功距陕北榆林约一千余里，又时值隆冬，地冻天寒。陕北在陕西属高寒地区，部队行军艰苦不说，最让母亲担心的是井岳秀的态度。当时母亲怀孕(怀有我)且即将临产，将被留下而不能随父亲同行了。这是他们夫妻婚后第一次分离，她的心绪很乱，很忧愁。
“母亲和其他部属的家眷被安置在高陵县通染坊镇。通染坊镇有一座天主教堂，有洋神父。附近老百姓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是洋人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不敢轻易去骚扰。
“我是1922年12月5日在通染坊这个小镇上出生的。生下我不久，当我母亲知道父亲在榆林患病的消息后，坐卧不宁，焦虑万分，很是放心不下。做事一向果断的她，遂决定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我奔赴榆林，去探视照顾父亲。
“那时候，关中至陕北的交通很是不便，如走肤施(后改称延安)、绥德、米脂……一线，路难走不说，沿途还不时有土匪、北洋军出没。母亲经打探、问询考虑再三后，决定取道山西省赴榆林。于是我们便从陕西的韩城县禹门口东渡黄河到了晋南，沿着汾河北上，经过太原等地，又由山西省的离石西渡黄河转到陕西吴堡县，再经米脂县到榆林县。就这样经过20多天迂回曲折艰难跋涉，终于抵达榆林县见到了父亲。那时，父亲还病卧在床，据说夫妻二人相见，涕泪交流，激动不已。
“父亲的病原来由井岳秀介绍的一位中医大夫诊治，可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观此情形，母亲决定另行延医治疗。要另换一位大夫，可她又有顾虑，为了不要由此而引起井岳秀的多心和不悦，母亲便采用了扶梁换柱的办法：不辞退原来的大夫，白天仍由其照常医治，所开药方亦照抓、照煎，只是不再服用，暗中偷偷倒掉。另外由父亲的好友觅得一位山西籍的大夫，请其晚上来家诊治。山西大夫经号脉，了解询问了病情，又查阅了前任大夫所开的药方，经过中医的‘望、问、切、闻’，认为父亲患的是伤寒症。服了七副药后，通了大便，热度才渐渐减退。症状诊断对了，对症下药，父亲的病终于一天天好了起来。由于母亲的机智果断，父亲的病总算没有被庸医所误。我懂事后，父亲提起此事，深情地说，你母亲那时只有22岁，竟有如此魄力和心计。真是难得!”
2. 学习知识 思索未来
杨虎城大病初愈，身体十分虚弱。在休养期间，他有时间认真思考了自己自“中秋”聚会，参加辛亥革命，打死李桢，组织农民军，到参加靖国军所走过的重大历程。认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符合自己和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可革命为什么总是失败?如何能重振革命的旗鼓?等等一些问题总是环绕在他的脑海里。为了解开这些问题，他努力学习(杨虎城因为文化基础少，阅读能力差。他学习的办法就是请有文化的人给他讲解各种知识，凭借他超常的记忆和理解力迅速地掌握这些知识)，与知识分子交往向他们讨教。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两位对他后来发展影响很大的人物——杜斌丞和魏野畴。
杜斌丞当时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已多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追求进步。他延聘进步教师，传播革命思想。当时，榆林是陕北的文化中心。榆林中学则集结了一批追求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陕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魏野畴、李子洲都曾在该校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也不少，较为知名的有刘子丹、谢子长。阎揆要、郭洪涛、张德生……
由于有共同的革命理想，杨、杜两人一见如故，并通过杜斌丞校长介绍，杨虎城结识了当时在榆林中学任教的魏野畴。他们从此结下了长期的革命友谊。杨虎城后来的秘书米暂沉对他们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杜斌丞十分钦佩杨虎城拥护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的彻底精神；杨虎城则十分敬重杜斌丞的才学人品，特别对杜斌丞的进步思想。更有耳目一新之感。因而，两人常在一起谈论思想，品评国事，这对杨虎城早期接受进步思想有很大影响。”④
魏野畴(1897一1982)，是陕西兴平县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曾参加过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并与杨钟健、李子洲、刘天章等人创办过《秦钟》杂志，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经李大钊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他应杜斌丞的聘请，到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对历史学有很深的造诣，可谓才华出众。他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一书，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解释和阐述中国近代史，曾受到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的赏识。同时他以更多的精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在西北地区创建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他向学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进化史》等革命著作；介绍《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鼓励学生们起来革命，参加救国运动。⑤
通过杜斌丞的介绍，杨虎城第一次与共产党人有了接触。在长时间的交往和深谈中，魏野畴详尽地向杨虎城讲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这一革命学说的基本内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政治形势，并诚恳地指出杨虎城屡遭失败的症结所在。魏野畴以其科学的理论、精辟的见解和渊博的知识深深地赢得了杨虎城的敬重，从此，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
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杨虎城较系统地了解到以前闻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苏联革命的一些情况，解开了一些困扰他的问题，为后来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此期间，杨虎城通过杜斌丞还结识了榆林中学进步教师王森然。王森然后来说：我是继魏野畴之后，在榆中主要担任国文课的。常到我宿舍小院来的，还有杨虎城将军。杨将军虽只念过两年私塾，没有很深的文化，但很愿意同知识分子交往。榆林中学是当地的文化中心，自然受到他的重视，和杜斌丞搞得很熟。他结识我后，一见如故。我曾用很长时间给他讲完了一部《水浒》，他对林冲、杨志、鲁达等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当时对革命形势，对中国革命的概况、方针了解不够，通过与杜斌丞、魏野畴等人的频繁接触，逐渐对中国前途有了认识，并总结了失败教训。这段时期，对杨虎城以后的思想倾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对我谈论井岳秀时说：“我们是同乡，表面上他对我当然不慢怠，事实上他看不起我。”他说，平时除来这里找杜斌丞和我，很少出门，自觉寄人篱下，精神抑郁，心中不快。就井岳秀提防杨虎城“反客为主”的问题，杜斌丞自己并委托我从中做了很多工作，向井岳秀反复说明杨虎城非“池中之物”，其志决不在陕北，占不了他的地盘，井岳秀才感放心。⑥
杨虎城后来对部下说：“在榆林期间，我和杜斌丞先生接触，又认识了在榆林中学教书的魏野畴。我在和他们中，得悉了孙中山革命失败的原因，听到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由此增长了自己的革命知识。”⑦
在榆林，杨虎城一面利用时间抓紧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同时多次派姚丹峰赴南方与孙中山先生和于右任先生进行联系，接受他们的指示。“孙中山对杨虎城的坚强意志深表嘉许，并指示，无论任何时候都要保存革命武装，以待后命。”孙中山亦曾邀杨虎城到沪晤谈，并让他借机与各方面的同志见见面，将来时机成熟时便于联系。杨虎城因大病初愈不能长途旅行，且部队到陕北后立足未稳，还需一番安排，因而未能成行。
1924年1月，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杨虎城派姚丹峰到广州代表他参加了大会。“孙中山接见了姚，并为杨虎城正式办理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手续。”姚丹峰说：“会后孙中山先生当面向我指示：曹锟贿选是倒行逆施，大背人心，可通函杨先生，在北方与张(作霖)、段(祺瑞)联系，共谋推翻曹锟。”⑧
3． 培养官佐 为民办事
国民党“一大”，正式确认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这对暂时委栖在榆林的杨虎城是极大的鼓舞。为了迎接新的斗争，他感到，自己的部队一直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虽然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但要承担今后打倒列强、打败北洋军的任务。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军事骨干，大都是跟随他从农民军打出来的，既没文化又缺乏军事知识。为了尽快提高部队的素质，他一方面派唐嗣桐、刘云龙、周诚等人去广东进入黄埔军校。另一方面设法自已培训。一次杨虎城向井岳秀提出了一些训练、建设和改造部队的想法，得到了井岳秀的赞许。杨于是趁机提出要在安边举办一个教导队，井岳秀没反对，安边教导队就筹办了起来。杨聘请了赵寿山、段向武、刘光甫等受过专门军事教育的人担任教官，学员都是派人到关中地区招考的青年学生，有12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中学程度，也有一小部分是高小程度。
1924年秋，安边军事教导队正式开学。孙蔚如兼队长，刘光甫任教育主任，赵寿山、段向武为队副。除讲军事知识外还讲授一些革命知识，张汉民、孔丛洲、刘威诚等当时都是学员。后来他们都成为了杨虎城部队的高级将领和亲信骨干。赵寿山回忆说：“我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南苑冯玉祥的检阅使署任少校参谋兼军事教官，当时帝国主义的气焰甚为嚣张，早闻杨虎城先生颇有革命的爱国精神，尤其是在陕西靖国军瓦解之后，能毅然不屈，坚持革命，深受感动。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背靠苏联，进行革命，振兴国家，我于1924年春，携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刘光甫、段向武等步骑炮工人才到三边，参加了杨虎城的队伍。”安边教导队培养了一批有文化基础的军事骨干，对于杨虎城部队的后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⑨
在榆林，杨虎城与他的部队还做了一些利民的好事。陕北地区原本就很贫瘠，一下增加了杨虎城部队一千多人马的供给，地方财政很困难，老百姓负担也很重，不能保证正常供应，不仅部队生活很艰苦，时有粮断炊停的情况出现。
为了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保障部队的正常供给，杨虎城了解到陕北花马池盛产岩盐。北洋政府当时在甘肃盐池县(现属宁夏)设有管理机构，派有盐官，设有盐卡，征收盐税。这也是北洋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就派部队去赶走了盐官税警，准许群众自由贩卖；同时夺取了一笔可观的税款，作为部队的费用，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保障部队的低标准供应后，杨虎城还将一部分钱用于当地的教育建设。两年间办了完全小学三处，女校一处，汉蒙学校一处。
为了提倡新思想反对封建陋习，驻定边的杨部营长姬汇伯与王县知事共同发表布告厉行剪发绽脚：“按户查验，倘有缠足妇女和垂发之男子，除当即勒令放足、剪发外，并以相当之处罚。”
部队还剿灭了多股骚扰地方的土匪，为当地群众所称道。
1924年lO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联合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的政府，改称国民军，通电拥护孙中山，同时电邀中山先生北上，晤谈南北统一。11月5日在北京驱逐溥仪出了宫。可此时陕西省的政权仍把持在北洋军阀手中。在这种形势下，井岳秀将部队随之改称为陕北国民军，井担任总司令。杨虎城审时度势，考虑自己的部队经过在陕北休整训练后，官兵素质有了提高，他的身体也已经康复，为了配合孙中山的北伐，应该打回关中去与盘踞西安的北洋军阀势力决一雌雄。他的这一决定得到了杜斌丞、魏野畴的支持。
1924年深冬，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名义，高擎国民革命军杨字旗，率领着原来自己的部队和由井岳秀部划编的左协中所率领的一支队伍，大约两个多团的兵力，冒着凛冽寒风，从天寒地冻的陕北挥戈南下，回师关中。王森然说：“杨虎城出师之时，井岳秀在榆林城外设酒宴饯行，我和杜斌丞都参加了。没想到黄沙漫天，狂风大作，杨虎城却端着酒碗大笑起来，说：“云从龙，风从虎，你们等着吧，杨虎城定取胜。”杨虎城率部浩浩荡荡从榆林出师南下了。⑩
4. 猛虎出山 回师关中
1924年年底，杨虎城率部队到达耀县。在耀县县城设杨虎城为总指挥的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惠又光为参谋长，蒙浚僧为参议，张志先(原陕北镇守使署参谋处长)为参谋处长，马天贤(原陕北镇守使署军需官)为军需处长，董瑞生(原骑兵旅副官长)为副官长。并由陕北镇守使署机枪连抽出一个排，配有两挺重机关枪，马弁数十人，直属前敢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下属两个支队（比团的建制略大)。第一支队司令高双成，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左世允、杨补珊、石谦、王保民为营长，这是井岳秀的基本部队；第二支队司令李子高(德升)，孙蔚如为中校副司令，下辖三个营，姬汇伯、冯钦哉、王都为营长。这是杨虎城原来带到陕北的部队。
部队到达耀县后，当时国民二军留在陕西的一些部队的首长田玉洁师长、冯毓东旅长、康振邦补充团长等，也都赶来耀县联系，与杨虎城商讨如何配合关外的国民二军。在豫西战争中消灭刘镇华、憨玉琨部。商议后决定：杨虎城向刘镇华的帮凶、驻大荔、澄城一带的麻振武部进攻；田玉洁、康振邦两部向渭商、华县的刘镇华部进攻；冯毓东部进攻华阴和潼关，牵制刘镇华在豫西军队的后方。经过一番战斗，国民二军于1925年3月攻克洛阳，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败。豫西战事29日结束。刘镇华致电北京临时执政府，“引咎辞职”，被赶下了“陕西督军兼省长”的宝座。陕西方面，杨虎城打败了麻振武部。在渭北地区站稳了脚跟。麻振武部后被国民二军收编为二军第一混成旅，驻大荔、朝邑两县一带。这样，由国民控制渭北地区与西安的北洋军形成了隔渭河相对峙的局面。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遗嘱》发表。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嘱托，鼓舞革命者至今。杨虎城闻知中山先生逝世十分悲痛，立即派专人到京致衰。在北京召开的追悼会上，陕西全省仅有杨虎城一人送了挽联。他还在驻地耀县举行大会，隆重悼念孙中山，成为当时陕西政治活动的一件大事。会后刊出了《总理哀思录》一书。
杨虎城在孙中山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之见面，成了杨虎城的一件憾事。但他通过对三民主义、孙中山思想的学习与实践，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4月，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刘治洲为陕西省长。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共同反对吴新田督陕。
5月30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武装镇压进行反帝游行的中国工人和学生，造成惨案。中共中央于是日晚决定组织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6月1日又决定把这个运动扩展到全国各地。此消息传到陕西，即与“驱吴运动”紧密结合，进一步推动发展了反吴新田的战争。杨虎城对“五卅”惨案反应非常强烈，据当时6月20日的《新秦日报》报道，耀县通讯云：此间驻扎之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虎城氏，对于沪案异常愤慨，日前特电北京雪耻会，提出对内对外办法多条，请誓死力争，并谓愿率三军效死前驱，以为后盾。电文如下：“北京雪耻大会并转学生联合会及关于援助沪案各团体钧鉴：此次帝国主义之英、日在沪残杀我国学生及工人，在独立国家领土之内竟敢如此逞凶，对于我国国体实为莫大之侮辱，是以野蛮手段对待我国，是不以人道对待我国。以野蛮手段待人，即为世界文明国之公敌，加诸友邦，罪在不赦。凡有血气，无论中外，莫不闻之发指。虎城军人耳，本不应干预，惟为良心驱使，有不能已于言者，兹特拟对内对外办法如下：(甲)对内：(1)捐助罢工工人生活费；(2)疏通各实力派划除意见，准备实力，一致对外，并在沪增兵。(乙)对外：(1)废除不平等条约；(2)收回英、日租界地；(3)要求该政府撤换专使；(4)依中国法律惩办巡捕；(5)着其赔偿损失；(6)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上对外各条，务请誓死力争，非达完全目的不可，否则残民辱国，公理莫伸。虎城愿率三军以为后盾，效死前驱，义无反顾，枕戈以待。临电不胜悲愤之至。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杨（左边虎字右边冬字）”。
共产党人魏野畴(当时在省立第一中学教书)等，利用吴新田部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因捡足球发生冲突，军人冲入学校，开枪打伤学生多人的事件，组织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全省青年纷纷起来声援，遂爆发了青年驱吴运动。这一运动又与“五卅”惨案后的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声势浩大。魏野畴将学生运动的指挥机关就设在杨虎城部队的驻地三原。
这年夏天，国民二军、三军发动了武力驱吴。吴新田鉴于群众运动高涨，又有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入陕之讯，恐遭歼灭，7月15日率部向汉中撤退。杨立即率部分两路追击吴军，一路由孙蔚如指挥，从咸阳渡渭河，紧追不舍，在眉县槐哑镇追上了吴军的后卫部队。该后卫不敢恋战，仓皇逃窜，丢弃了大批枪支弹药。另一路由李子高指挥，赶到武功、岐山地区进行拦截。他们乘吴军渡河时全线出击，缴获甚多。其中有德国克虏伯大炮10余门，炮弹数十箱和大批其他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杨虎城的总指挥部进驻虢镇，利用缴获的大炮，开始组建炮兵营。
7月底杨部又于汧阳(今千阳、陇县地区)击溃了甘军孔繁锦部，使关中西部的北洋军阀部队无力东犯，从而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得以顺利进入陕西。
这时，杨虎城认为井岳秀思想狭窄，只有据地称霸的思想，没有革命理念，难于长期合作，共事革命事业。同时对岳维峻等人有隔阂和意见．也不愿意归附国民二军，于是脱离了井岳秀的陕北国民军，在何遂的联系下将部队转入国民军第三军孙岳的领导下，杨虎城就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部队奉命驻守在宝鸡一带，严防汉中吴新田部、陇南孔繁锦部进犯关中。
至此，杨虎城对部队进行了扩充，全师约达8000人马。建立第五旅，旅长李子高兼前敌总指挥、第六旅旅长冯钦哉、第一补充旅旅长姬汇伯、第二补充旅旅长王保民、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黑子斌、第二游击支队，司令孙蔚如和师直属营连，参谋长是蒙浚僧。
1925年夏，为了改造军队，杨虎城接受了魏野畴的建议，效仿黄埔军校在陕西耀县创办了三民军官学校。当时招生简章是：第一条，总纲。本校以杨虎城与国民党一般有志党员组织之，其目的在养成优秀青年军人，以期打倒列强帝国、资本主义、军阀为原则。第二条，宗旨。在指导一般青年军人认明己身之新使命，组成被压迫弱小民族之联合战线，宣扬真正军人之新规模，创造民众永久和平力量，图三民主义之实现。第三条，组织。本校内分为教授、教练、政治、军需、管理、军医六大部，每部由各部主任及办事人员负其责。第四条，投考学生。愿考本校者，须身体强健，志气远大，思想高超，方能受验。如有由本党同志确切介绍者，免于甄别入校。”学校按照黄埔军校的组织形式进行设置：校本部，下设教授部、教练部、政治部。由杨虎城兼任校长，魏野畴担任政治部主任，唐嗣桐任校务长。聘请了刘含初、赵保华、吕佑乾等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在部队里实现了国共合作。
“讲课方面，政治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内容。军事以黄埔军校的课程为基础。同时，还规定每星期日为服务日，教职工和全体学员帮助县政府、商号、居民打扫马路和街巷的环境卫生，并帮助贫户修缮房屋，在北大街文庙东西一带植树五百余株；农忙时，帮助农民夏收、秋收和捆白菜等劳动；组织宣传小组。每周一二次深入农村，宣讲三民主义，并在柳林镇组织锣鼓队，召集群众，讲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压迫和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种种罪行，策动反对地方武力拉夫、拉牲畜和派粮派捐。”(11)
“三民军官学校”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的一个起点，杨虎城和魏野畴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一批热血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教育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下，投身国民革命，在战火中成长。也是由于国共合作，杨虎城部队有了坚定明确的方向，政治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经受住了以后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由此开始，共产党的组织进入了杨虎城的部队。
①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3页。
②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③《于右任致杨虎城书》《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310页。
④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6页。
⑤同上。
⑥贾自新：《杨虎城年谱》，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4-35页。
⑦于景祺：《回忆杨虎城在西安绥署步训班讲(我的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丹心素裹》第367页。
⑧姚丹峰：《回忆杨虎城将军与孙中山联络经过》。
⑨赵寿山：《与蒋介石斗争二十年斗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赵寿山将军》第320～321页。
⑩贾自新：《杨虎城年谱》。
(11)刘子潜：《耀县三民军官学校之概况》，《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五辑第293页。
杨虎城大传/杨瀚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