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八、游历京沪杭
杨拯民
天黎明时，我们被娘叫醒，然后爬到窗户上，看灵柩从下关去中山陵。送灵的队伍很长、很整齐，走着整齐的步伐，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路边观望的群众一脸庄重，气氛很是肃穆、庄严，无形中令我也肃然起敬。以前经常听到大人们颂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先进思想，经过这次观礼，孙中山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了许多。
我们第一站先到南京。要说到南京的事，就要提到新娘生的第一个孩子拯亚弟，事情还得从1927年冬说起。当时中共皖北特委领导人南汉宸、魏野畴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指示，与我父亲商量建议我父亲参加皖北暴动。我父亲认为暴动的时机尚未成熟，父亲从当时各个方面的情况、条件作过分析，认为自己部队中虽然已有了一些进步青年，可大部分连队还掌握在有保守思想的人员手中，需待机调整更换，故未应允。况且，他申请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又未获批准，他认为他不能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参加暴动。为避免在暴动时陷于尴尬处境，也不愿意影响他多年来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关系，遂决定出国东渡日本以作回避。后来暴动归于失败了，魏野畴也牺牲了。
1928年冬，父亲去日本时，葆真娘与秘书米暂沉(陕西蒲城人，担任过陕西省民政厅秘书主任，十七路军军法处长。解放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是第二至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去世)随行。启程前，葆真娘把她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子杨拯亚寄养在南京一个教会办的保育院中，托交胡逸民 (胡逸民是浙江人，时任南京监狱长，是蒋介石的亲信，又兼任我父亲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照管。他们从日本回国后，父亲即被调往山东剿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把拯亚仍然留在南京保育院。
那时到南京，乘火车只能坐到浦口下车，然后坐摆渡船过江到下关，再坐人力车进城，这样用了两天时间。到南京后，为节省开支，我和娘、拯坤三人没住旅店，住在胡逸民家中。现只记得他家有个很大的后院，种了许多的花卉、蔬菜，我和妹妹在娘去医院照看拯亚时就到后院玩耍。
我们到南京时，正值拯亚患了白喉传染病发高烧(白喉病是后来才得知的)，住在医院里，胡逸民就把照看拯亚的任务推给我娘，我娘二话没说承担起了照顾的责任。其实我娘也很为难，她本来是带着我们兄妹来旅游的，况且我们兄妹的身体都较弱，需要她的照顾。据她后来对我祖母叙说，当时她认为拯民、拯坤、拯亚虽不是她所生，可都是父亲的孩子，而拯亚当时又患病住院，急需照护，自认有照顾的责任，就未多考虑，丢下我兄妹俩去了医院。这一去可把她给缠住了，拯亚的病不但不见好转，且日渐加重。她自己吃不好，睡不好，看着病孩的痛苦而痛苦，又牵挂着丢在胡家的两个孩子，实在焦急。(白喉这种病在当时、直到解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对于婴幼儿，都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病。)
拯亚弟的病终未能治愈而夭亡了。孩子殁了，娘的心绪本来就不好受，后来却听到有人说是她“照顾不力，有意伤害”，她可实在承受不了这个罪名，觉得对她是个侮辱，很觉委屈。所幸的是，我父亲深知她的为人，认为她绝不会做出如有人所说“那样”的事，就不许别人乱说，胡加猜疑，因而此后，“有意伤害”一说，再也无人公开提起。但这件事还是在娘与新娘之间形成芥蒂，加上父亲在娘与新娘之间一直没有排过名次，名份上不论先后，没有明确谁为大，谁为小。作为我娘，已习惯这种状况，心态淡定，安于现状。她也明白自己文化水平低，不善于交际，出不了大场面，因而没有什么想法。新娘就不同了，她常常外出交际，比较在乎名份问题。
在南京期间，因为娘总在医院，我们在初到南京时只去过明太祖陵，别的地方就没有机会去了。
后来，我们从胡家搬到南京大马路的一家三等旅馆和蒙浚僧等人住在一起。适逢国民党中央政府要为孙中山先生的灵柩举行奉安大典(中山陵已建成)，我们有幸在路旁的旅馆趴窗看到这一盛事的点滴情况，算是弥补了点遗憾。当时南京的天气特别燥热，炎炎烈日把柏油路都晒得有些溶化了，所以每天不断有人给灵柩将要经过的路面铺黄沙。灵柩奉安的头天下午马路已经戒严净街，好在我们住的旅馆恰在灵柩要通过的道路边上，趴在窗口就可以看见。那天，天黎明时，我们被娘叫醒，然后趴到窗户上，看灵柩从下关去中山陵。送灵的队伍很长、很整齐，走着整齐的步伐，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路边观望的群众一脸庄重，气氛很是肃穆、庄严。无形中令我也肃然起敬。以前经常听到大人们颂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先进思想，经过这次观礼，孙中山先生的形象在我心目中更加高大了许多。
逾月余，我们去了上海。在拯亚害病期间，李子高、李连城、姬汇伯都先行去了上海，住在五马路一个小旅馆里。我们到沪后，直奔该旅馆与他们会合。上海真是繁华之极，高楼大厦，气象万千，让我这个西北来的“小土包子”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什么都觉得新奇。相比之下，西安就显得很土气，反差太大了。
到上海就是游览，看“大世界”，逛“先施”和“永安”百货公司，大家采买了一些日用品，都是西安买不到的。记得娘买了一些绸缎(准备回西安后送礼用)，还买了一把绣花阳伞，可没用几天伞就丢失了。对于逛商场买东西，我都无多大兴趣。逛完商场，有人提议应该去吃一回西餐。姬汇伯师长就教我们怎么用刀叉，我觉得挺有意思，迫不及待的想去吃西餐。为此娘给我和坤妹各买了一套儿童西服。真正到吃西餐时，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牛尾番茄汤，别的菜就品不出味道来了，反正总算是开了次洋荤。
过去大家都没有看过京剧，只看过秦腔，于是到天蟾大舞台看了场京戏。记得演的是封神演义，我既听不懂，也看不明白，只对武打场面感兴趣。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也就是看看热闹罢了。那时上海的旅馆里还使用木马桶，放在房中的门边，用马桶大小便，小便尚可凑合，大便实感无奈，很不习惯。
可笑又可气的是，有一天，李伯(子高)带着护兵出去逛街，把夫人和小孩留在旅店楼上的两间套房里。他夫人是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不知怎地，说是突然来了三个陌生人，自称是警察，持着枪，闯进房间，把所有的现金还有些别的东西全抢走了。事后他们想报警，可又怕对部队的声誉造成不好的影响，吃了个哑巴亏。可能人家看到这几个土里土气的乡下人容易欺诈，才预谋抢劫的。出了这件事，大家开始议论，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十里洋场非宜久居之地。首先是李家觉得扫兴，急于返回西安，因而也影响大家在上海的游兴，遂决定离开上海。
姬汇伯要到北平去访友，娘觉得出来一次不容易，想带我们去杭州玩玩，蒙伯伯也因没有去过杭州，就与我们搭伴同行，大家就这样分道扬镳了。
到杭州后，一方面为了节省钱，另一方面也因为要当即找到个理想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就先住在一位陈姓同乡位于郊外的一栋别墅里，环境倒是幽静，但距城市景区较远，去西湖游玩不甚方便，加上坤妹有腿疾，所以我们在西湖只玩了两天，未能尽兴。西湖的山水风光，令人耳目一新，和南京、上海的喧嚣有所不同，与粗犷缺水的大西北更是不能相比。杭州太秀丽了，绿树蓝天，澄碧的湖水，令人神清气爽；三潭印月、苏堤、龙井、灵隐、断桥……风情万种。
适逢杭州正举办“万国博览会”，蒙伯和我选择参观博览会，这也是难得的机遇。每天一老一少加上他的秘书，早饭后各带一把伞出发，中饭买着吃，晚上回到住处天就黑了。玩兴高了，也不觉得累，就是累了，也不敢声张，否则就不让去了，那该多乏味。
博览会上有图片、模型、实物展，名为“万国博览会”，其实外国参展的物品甚少，不过在那个年代，能把国内各地的产品集中起来展览，已是不易。对于许多东西我只是看了个皮毛，懂得一些产品的用途，深层次的结构、原理就不懂了。但还是令我大开了眼界。吸引人的，除有工业产品外，还有魔术、相声表演。据说那是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后来，我娘终于在城里租了一栋房子，从陈家别墅搬进城里，方便多了，可惜有点晚。杭州如此秀丽的地方，蚊虫却很多，晚上挂着蚊帐，还被咬得一身疙瘩。又逢南方梅雨季节，东西常发霉，湿热难耐，习惯了北方干燥气候的我，实在难以适应，感到很不舒服。加上前段每天去博览会，玩得太疯、太累，一下就病倒了，发烧不退，经医生诊断，说肺部有问题。因有拯亚病殁的教训，可把我娘吓坏了，那时父亲仍驻防山东，她遂决定尽快去山东，找父亲定夺如何医治。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