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九、青岛治病
杨拯民
当时我的病很重，双手无力，连个手电筒都拿不住，每天发烧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给我治病的日本医生叫广田，他的治疗办法就是卧床，吃鱼肝油，非常难吃的一种纯鱼肝油。我整天一个人躺在床上，这次是我和妹妹第一次分开，感到非常寂寞、无聊。
那时，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轮船到山东，一路由蒙伯的秘书护送。我娘晕船，经一昼夜到山东青岛，问清父亲部队的驻地后，就又赶往博山。印象里博山的玻璃制品很多，有各种屏风、瓶子、杯子之类，绚丽多彩，式样别致，煞是好看。在博山，我们暂住在部队的办事处。
父亲很忙。晚上我和妹妹都睡着了，他才赶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尚未醒来，他又走了，彼此总见不着面。
过了数日，父亲总算把工作安排妥当，亲自带我们去了青岛。当时青岛有一家日本人办的医院，据说医疗设备是全山东最好的，有X光照相设备。从博山去青岛，同行的有孙蔚如的大夫人(我们叫她孙妈妈)和她女儿孙巧玲。她们是去青岛玩的。到了青岛，由同乡薛健医生介绍到同仁医院先做检查，透视后确定为肺结核，需住院治疗。我娘要在医院陪住照顾我，父亲就把坤妹带回高密防地，交新娘暂时照应。
薛健医生又名薛强初，西安灞桥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在青岛同仁医院工作过，是父亲在山东剿匪时结识的朋友。薛后来在青岛自己开办医院时，我父亲曾给予过资助。抗战初期他返回西安，任陕西省省立医院院长。
当时我的病很重，双手无力，连个手电筒都拿不住，每天发烧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给我治病的日本医生叫广田，他的治疗办法就是卧床，吃鱼肝油，非常难吃的一种纯鱼肝油。我整天一个人躺在床上，这次是我和妹妹第一次分开，感到非常寂寞、无聊。大约过了两个月，父亲突然来青岛，同来的还有康顿初(康朴)，把坤妹也带来了，说是他们部队要移防到河南南阳。听坤妹诉说她在博山的那段生活，也很乏味、不快活。
就这样，我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直到那年冬天才出院，住到青岛西镇的平民区，是我娘事先托人租赁的两间平房。孙蔚如的大夫人就住在附近，两家人常来常往，记得还同去青岛炮台玩过一次。
恰当我刚出院时，叔父一家和我祖母从陕西迁到北平居住。 (因正值蒋、冯、阎大战，陕西归冯管辖，我父亲时任中央军讨逆军十七路军总指挥。叔父顾虑在陕西会受对方骚扰，遂与祖母搬来北平。其时北平也恰在阎锡山的统治之下)他们想让我娘仨从青岛迁到北平和他们住在一起，说是彼此便于照应，经济上也可节省。我刚刚病愈出院，坤妹腿上还打着石膏，我们都认为此时去北平多有不便。我娘就与孙妈妈商量，请她带着巧玲住到我们家来，托其照顾我和妹妹。娘一人先去北平，一来探望祖母，以尽孝道；二来可当面向祖母陈述暂不能去北平的原因。
我们家与孙家有着通家之好，家属之间关系也甚为亲密。孙蔚如是从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后参加我父亲部队的，有人说他是个儒将。他善于讲故事，常给我们讲三国。记得1934年的一天（那天父亲也在红阜街家中)，孙在我家用完晚饭(那时他家和我们家都住在红阜街，相距不远)留下来给我们讲了段三国，讲完后孙叔叔要我父亲也讲个故事，父亲就讲了一个养驴人给驴写祭文的笑话。说从前有个人常骑一头驴，对驴爱惜有加，驴死了，他可想吃驴肉，又不忍心，于是在吃前他给驴写了篇祭文，大体记得是：“想当初配雕鞍戴红花、云游天下，不料想你一命亡，呜呼哀哉!盐醋拿过来，我的肚子是你的棺材。”他的笑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当时兴致也很高。孙叔叔乘机问他，当初组织“中秋会”是怎么回事?父亲这下打开了话匣子，从13岁到西安监狱探父，15岁搬尸回家，组织“孝义会”开始一直说到成立“中秋会”，参加辛亥革命，拉起队伍……讲了一大段他青少年时期闹革命的故事，由此我才知道些父亲的身世。这是后话。
再说我娘去北平后，我和坤妹由孙妈妈照看。孙妈妈人很贤惠，对我们关照得很好，三个小孩一起生活玩耍，虽离开我娘，生活的还算开心。不数日我娘从北平回来，说祖母身体好着呢，叔父把新娶的妻子也带到了北平。其实我从心里是不愿意去北平和大家一起住的，坤妹也不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总有一种无形的约束感。因此我们在青岛就让娘尽量地拖延，能拖一天算一天。
驻马店战役后，父亲派人给我们送来了信和生活费，孙蔚如给她夫人的生活费也一同带来了。因怕丢失，来人把钱缝在裤腰上。我看到他从裤腰上拆线取钱，就称赞这是个绝妙的办法，他听了很得意。父亲的部队当时在驻马店打了胜仗，部队上下都很兴奋，来人一再饶有兴趣地讲，缴获了多少物资，俘虏了多少匪兵，炮兵已经装备成两个团(后被蒋介石收缴了一个团)，原来的旅全都扩编成师了……
有了钱，我娘首先为我们改善伙食，增加营养。我们在青岛拖过了春节才去北平和祖母同住。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