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八、与张学良同去三原
杨拯民
张将军一边开着车，还一边不停地侃侃而谈，谈今说古、总是有话说。突然间他把话题转向了我，说：“拯民，你今天可威风啦!”我莫名其妙，就问“怎么啦?”他说：“你看，我在替你开车，你爸爸给你当副官，卢广绩、罗又玄给你做警卫，还不威风!”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从山西回到西安后的某一天，父亲忽然要带我陪张学良去三原县。早上七点半我随父亲到了金家巷张公馆(张公馆原是冯钦哉投资建造的，是A.B.C三座三层楼房，刚建成，尚未住过人。逢张学良移师西安寻觅住宅，就租下了这三座楼)。当我们到达张公馆时，张正同卢广绩、罗又玄在二楼饭厅吃早点，张让我们同吃，父亲说用过了，父亲和我即坐在旁边沙发上等候。张问了我的年龄学历，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又向父亲介绍罗又玄(四川人，三十余岁，是第三党派来的代表，到西北进行联络的)。卢广绩、罗又玄二人也将一同去三原，饭后也未休息，大家就下楼上车出发。
五人同乘一辆软篷雪佛莱，张学良自己开车，父亲坐在张旁边的前排座位上，后边三个人，我坐中间。前边还有一辆雪佛莱，坐着警卫和副官们，后边还跟着三辆小车。
在咸阳过渭河，那时没有桥汽车是用木船摆渡过去的。那时西安到三原的公路都是沙石路，坎坷不平，张将军的驾驶技术堪称娴熟，把车子的颠簸减到了最低限度。我当时也会开汽车，且有了三年的驾龄，因此对开车技术的好坏，是能够感觉分辨的。张将军一边开着车，还一边不停地侃侃而谈，谈今说古、总是有话说。突然间他把话题转向了我，说：“拯民，你今天可威风啦!”我莫名其妙，就问“怎么啦?”他说：“你看，我在替你开车，你爸爸给你当副官，卢广绩、罗又玄给你做警卫，还不威风!”他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其实我一路上被夹在两个陌生人之间，正感到不自在呢，听了他的话也觉得很有趣，随之放松了心情。我感到张司令是个很风趣的人，和他旅行不会觉得寂寞。当我看到车子后面放了两把左轮手枪，我就问枪是谁的？这一问引出张司令的一段故事。他说，有次他开着一辆美制软篷车，行驶在北京往天津的公路上(那时公路不像现在这样宽)，前边有个卡车老是挡道，他在后边跟了二、三十分钟，紧按喇叭，卡车就是不肯让路，他急了，就抽出手枪，照着卡车的后轮胎给了两枪，车胎瘪了，卡车走不成了，司机下车看时还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车就超了过去。大家听罢，哈哈大笑一阵。就这样，谈笑风生走了一路。
我们到了泾阳县城关，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带着三原泾阳的官佐和军乐队来迎接。那天张学良穿的是鹿皮夹克、马裤、长统皮靴，戴了顶无边毡帽，从司机座上下来，孙叔却对张没有什么表示，他把张误以为是司机了，经父亲指点，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立正、敬礼，当时我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
原计划安排请张将军和卢、罗两位客人晚上住在三原县城孙蔚如的军部，可在孙的军部没呆多久，父亲和客人却开车直奔东里堡我们家中了。洗漱吃饭后，父亲陪三位客人到偏院客厅谈话，不知他们谈了些什么，直到晚上十点种，才决定不到三原县城去了，就在东里堡住下。第二天一早赶去县城，由张司令向三十八军的官兵讲了话，讲话后他就与卢广绩回西安。我随父亲、罗又玄又返回东里堡，翌日我们三人去大荔县五十七军军部，见了冯钦哉。直到西安事变后我才听人说，那次张、杨是与一些党派共同面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事情。
冯钦哉是山西籍人，本是阎锡山的部属。靖国军时期，他率领四个连的兵力投奔到我父亲麾下参加国民革命。父亲很器重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基本队伍拨归他领导。他的这部分队伍多是久经征战、战功卓著的部队。在坚守西安诸战役中，特别是在中原大战中与唐生智之役中战功卓著，所以冯钦哉的五十七军就成了十七路军的主力军。冯钦哉比我父亲大几岁，我称他冯伯。
从东里堡到大荔时，冯钦哉率部出城热烈迎接。我趁父亲他们进行军务活动之机，便到大荔舅舅家探望了外婆和外公。
我们从大荔返回西安途中，父亲为了了解工程质量和进度。特意转到洛惠渠工地。工程技术人员在向父亲汇报中提到影响工程进度的流沙问题，和他们提出解决流沙问题的意见。当时我听不懂。途中在车上询问父亲，才得知，在修筑洛惠渠将至大荔的一个隧道时，发现有流沙层，用水泥固定不住(那时还没有快干水泥)。往往水泥尚未凝固，就被流沙冲走了，隧道屡屡塌方，影响工程进度。故而“流沙层”这个地质上的名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在十几年后，从事石油钻井工程中，每遇“流沙层”一词倍觉亲切，常令我忆起一些往事。
陕西位于西北东部，属于半干旱大陆性气候，靠天吃饭，十年九旱。自秦始皇建设“郑国渠”后，关中一带曾得到灌溉之惠，遂成富庶之地。至19世纪末期，由于清廷腐败，国力凋敝，水利年久失修，渐趋废置。民国之初，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谈何兴修水利。及至1929年，北方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受灾人数达3000万，仅陕西灾民就有500万之众，千里赤地，饿殍遍野，饿毙者不计其数，不少地方百里不见炊烟。
我父亲是农民出身，重农、亲农的观念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他深知水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在他主持陕政期间，花了很大的精力抓水利建设。他聘请了李仪祉等为首的一些水利专家，为陕西的水利建设制定了一个全面的规划。
李仪祉先生当时任中央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委员、公务处处长，还兼任浙江建设厅顾问。经父亲积极邀请回到陕西担任建设厅长。李先生回陕，一方面是被父亲对陕西水利建设的热诚所感；另一方面，李先生也是陕西蒲城人，愿意把自己的知识、技能贡献给家乡人民。
洛惠渠是继泾惠渠建成之后，续建的第二个水利工程。在设计规划中还有梅惠、沂惠、胥惠、襄惠、汉惠等渠。1933年，泾惠渠建成后，灌溉了55万亩农田，百姓看到效果，得到了实惠，因而上上下下的人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希望父亲把原计划的水利工程继续建设下去。不幸的是，我父亲此后被免去省主席之职，只担任绥靖主任，本无权再领导陕西的经济建设了。但他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改善陕西民众的生活，对水利建设依然热情不减，没有放弃建设水利的权力，在水利建设经费不足时，不惜从自己掌握的军费中拨款补充，并从部队中调拨士兵参与工程建设。时任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看到群众对水利建设的渴望，看到我父亲对水利事业的执着，以及群众对我父亲的拥戴信任，也就不掣肘干预，让父亲继续抓下去。遗憾的是“西安事变”后，父亲被免职逼迫出国，加之全面抗战爆发，他与李仪祉先生的陕西水利建设宏大计划，未能得以全部实现。
父亲回国后即被关押，继而李仪祉先生病故。真可谓是：事业未竟身先死。
李仪祉先生为陕西的水利事业可说是竭尽全力，直至去世。先生的功劳实不可没。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