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十九、风云激荡
杨拯民
我病房所在楼层的大夫、护士、甚至一些病人都拥到了我的病房，急于打听“西安事变”的情况。他们看到西安兵谏发生，蒋委员长被扣，以及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感到非常吃惊。确实，捉蒋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张、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使然。
1935—1936年，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占领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进而向华北紧逼。中国人民坚决不做亡国奴，抗日的烽火在全国燃烧。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怒吼声响彻中华大地。
此时，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即通电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蒋介石仍然死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不放。此时全国形势激荡，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焦点多反映在西安。在这个多事之秋，西安成为中国政治上最敏感的城市，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云集西安，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有以张学良为副司令的“剿匪”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还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不过邵力子虽是蒋介石的亲信，却是个较开明的南京代表人物，但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长郭紫浚是 CC系的中坚人物。
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和东北大学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引导下，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西安学生中的各种救亡组织进一步扩大，日趋活跃。他们在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蔽护下，抗日救亡活动已经由半公开走向公开。
在国家多难之秋，我已14岁，思想渐趋形成，旅日回国复学后，即参加了一些学生爱国活动。我在校内与高年级同学秦德海等十余人组织了爱国救亡组织“求生社”，并以《求生》命名出版了一份刊物，原拟不定期发行，遗憾的是刚出了一期，就被国民党党部查封了。我在北平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因此回西安后就参加西安的民先队活动。那时西安民先队的负责人是李连璧(西高学生，共产党员)。此外，我在校外和西安高中学生蒙念祖(系世交)、惠贵迪(后改名方晨)、姚秀珊等人结成一个小圈子。我和他们虽在年龄、学级方面有着差异，但因志趣相投，加上我的“小大人”之气，能聊到一起，故而相交投挈。
蒙念祖是蒙浚僧49岁时才生的独生儿子，乳名叫恩施，简称恩子。惠贵迪是富平县人。姚秀珊是安徽省人，当时姚的父亲在陕西省建设厅从事技术工作，他随父来陕后，就读于西安高中，思想进步，有文采。他和念祖是朋友，也就成了我的朋友，我们每周聚会一次，海阔天空，谈学运，论国情……看电影。
姚秀珊颇有文学天赋，常写一些进步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他留有一头长发，在那时男士留长发者太稀少了，一副诗人的形像，显得有些特殊。他的发型当时在西安是独一无二的，学生中知其名者甚多。我仰慕其才华，常相往来。我去延安后和他失掉了联系，解放后回西安，才听说他已英年早逝，甚是可惜。
蒙念祖和惠贵迪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惠贵迪后来也去了延安，我们俩在延安亦常相往来。解放后他做过西安市委宣传部长、党校校长，殁于1976年，我们的友谊保持终生。念祖因妻子拖累，未去延安，留在三原家中做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过青海省公安厅厅长。
1936年念祖和贵迪都去南京上学，起初蒙伯舍不得独生子远行，不同意念祖去南京上学。后来还是经我给蒙伯做思想工作才让他去的。念祖在南京上学时，因有激进言辞，被宪兵抓进了监狱，贵迪就回了西安。后来还是由我父亲出面担保，念祖才得以出狱返回西安。回陕后他与西安女师学生薛清廉恋爱，遭到他父亲的反对，因为蒙伯与薛的父亲薛鼎侯在十七路军工作时结有宿怨。其实有些同学也觉得他俩不甚合适，主要是觉得薛比较厉害，有心计，不好相处。可他们还是结婚了，举行婚礼时蒙伯没有参加。当时有的同学把他们比作罗米欧与朱丽叶。到解放前夕，他夫妻俩感情破裂，分居多年，薛坚持不离婚。解放后，念祖到青海工作任公安厅厅长后(薛随后也去了青海)，另结识了一个爱人，感情甚好。因受薛清廉不离婚“政策”影响，不能与新爱人结婚，每每向朋友介绍其爱人时都以“我的黑夫人”相称。旧夫人不离，新夫人又不合法，致使念祖直到去世，都一直生活在尴尬中，很不幸福。念祖1986年殁于青海，我俩的友谊亦保持始终。
西安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引起特务的恐惧和警惕，因而大肆搜捕进步学生。1936年4月逮捕了西安二中学生于锡畴，于锡畴是于晓珊(后改名于今，为胡克实的夫人)的弟弟，继而准备逮捕女师学生于晓珊和薛清廉。在特务进校搜捕的当晚，由该校教导主任李敷仁(共产党员)把她俩藏在女师附小的校园里，然后带特务去宿舍搜捕，当然是捕不着了。1946年，李敷仁先生在陕西关中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所幸当时没伤及要害部位，即被地下党抢救，用手推车推进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所在地——新正县马栏镇医治。我那时任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曾去看望过他。后传说暗杀他的特务曾是他的学生，不忍心伤其性命，因而未向其要害处开枪。枪伤痊愈后，李担任过延安大学校长。
1936年4月，于、薛幸免被捕，她俩就躲到学校对面李伯龄的家中，李伯龄曾任省教育厅厅长。她们和李的女儿李阿瀛是同学，让李阿瀛的弟弟阿丑把我叫到李家，见到于、薛二人，她们请我帮忙找个安全的地方以躲避特务的搜捕。
怎么办呢?总之这个忙是要帮的。在思索中我忽然想起“活路事件”。主办人高崇民怕在西安被特务逮捕，不能呆下去时，我父亲便让秘书王菊人把高崇民先生送到三原东里堡家中躲避的事情。于是，我想把于、薛二人也送到东里堡躲起来。这事我只告诉了我娘，因为有了她的帮助支持，我才能动用汽车，调动司机赵士珍师傅。当我把情况和我的打算告诉娘后，立即得到她的应允，她决定让魏妈妈亲自护送。因为考虑到惠贵迪那时也很红，所以就连他一并送到东里堡躲避。上午送走他们，直到夜幕降临，赵师傅和魏妈妈才转回西安，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下来，真是如释重负。
那时候，西安的电话还十分罕见，接送他们的联络工作都得由我骑着自行车进行，他们家里有事也通过我联系传递。我是先把他们从李伯龄家接到香米园我姨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找上惠贵迪，一块坐上我家的小车由魏妈妈陪送到东里堡的。
蒙念祖和薛清廉于1937年结婚后，住在莲湖巷，我成了他家的常客。和他们同院住的西安女中学生岳文兰、岳文琴姐妹(到延安后改名为陈方、陈因)和她们的母亲。岳文兰1932年参加共产党，当时念祖家和岳文兰家都是党的地下联络点，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欧阳钦、贾拓夫、汪锋(后与岳文兰结婚)、蔡任香(是欧阳钦的前夫人，后病殁于西安)、张秀岩等经常在此驻足。
下半年，我应父命，转到了由我父亲出资兴办的尧山中学。这是一所进步人士云集的学校。尧中校长是袁若愚，教导主任是冯一航，事务主任是方仲如，教员有何寓楚、田志恭、朱茂青、体育教员张西钦。好家伙，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他们因为“红”得在西安不便公开活动了，就被父亲聘到尧山中学任教。
为了纪念井勿幕，父亲把该校的图书馆命名为“勿幕图书馆”。馆内有大量的进步书籍，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讲话》、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任由学生借阅。学校倡导学术自由，教师讲授历史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对历代王朝的兴衰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研究解析。
那时每周除上文化课外，还上军训课。父亲给学校拨了二百条枪，若干子弹。教官张希钦首次上课，先讲理论，讲抗日的道理，说学习军事的目的就是为了抗日，大肆批判不抵抗主义……然后再把学生拉到操场教实战课。(张希钦后来曾任王震部队西北野战军二军参谋长，八十年代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尧山中学先后培养出许多共产党人，是进步青年的摇篮。西安事变时，蒲城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就是由该校学生枪毙的。
我对学校的教师、教学方式刚适应，觉得一切很新颖，刚产生了兴趣之际，却又因中秋节饮食不慎而患了痢疾，经校医医治无效，返西安省立医院，在医院治疗了近月余仍不见效果。适值父亲从上海治牙回来，见此情形决定送我去北平协和医院治疗。约在10月份，又和于明江大夫搭档到了北平。住院检查后确诊为肠溃疡，除用药、盐水灌肠外，要吃流食，经十余天治疗，病情即有好转。这说明西安当时的医疗水平较差。
住院期间，每日无事，就翻读报纸，从中看到绥远百灵庙战役紧张，引起我的关注，特别是看到日寇的侵华暴行，更是义愤填膺。“民族危亡，匹夫有责”，遂萌发了去绥远参加抗战的激情。于是马上给在西安的惠贵迪写信，要他和石畅(二中的好友)商量，是否愿意一起奔赴绥远前线抗战。因当时姚秀珊正在恋爱中，念祖已结婚，没让贵迪惊扰他们。在此同时，我给父亲也写了封信，叙说了赴绥远的意愿，托拯坤妹转呈。后接到妹妹的回信说，她给父亲读信后，父亲很高兴，并说“给他一杆枪，让他去抗日。”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时我父亲的抗日热情要比我更高，他的计划远比我的想法深远。他早就在多方联络活动，欲从根本上改变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以达到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从而使十七路军摆脱“剿共”内战之羁绊，奔赴抗日前线。
西安事变的爆发，是为实现全民抗日的奋斗目标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举措，是蒋介石顽固政策所导致的必然。实行“兵谏”，是为民请命，没有“兵谏”，就不可能改变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我在北平协和医院很快就收到了贵迪的回信，接着在12月11日，他就和石畅、姚秀珊联袂到了北平，可见其抗日的心切。可料想不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在13日的早报上登出，并传到了医院。早报一到，医院的大夫护士们轰动了。我病房所在楼层的大夫、护土、甚至一些病人都拥到了我的病房，急于打听“西安事变”的情况。他们看到西安兵谏发生，蒋委员长被扣，以及张、杨提出的八项主张，感到非常吃惊。确实，捉蒋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是张、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使然。
本来我住在协和医院，谁也不知道我系何许人。可由于朋友曹志远从天津写给我的信封上竟写了“杨虎城之公子杨拯民收”。平日，在家中父亲规定不许人称我们这些孩子为少爷、小姐。他可好不但称我为公子还连上了杨虎城，这可害苦了我，一下子暴露了我的身份，使我陷于尴尬境地。其实我和大家一样对事变毫不知情，无可奉告。
下午，于明江大夫来医院时，我们就商议，我的“溃疡”已基本痊愈(此后，我的肠胃一直不好)，与西安消息不通，身份却暴露了，只有出院，觅个隐蔽住处先住下来。于大夫和青岛薛强初医生取得联系后，我们决定先去青岛，等待“西安事变”的结果。我又和贵迪他们商量：绥远不去了，请他们设法转回西安，观察事变结果。另行图谋、再决定去向。于是他们又从北平经山西太原转回了西安。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