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瓦窑堡抗日定大计
李秀芳 石培玲 张慧玉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时，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常委在听取赶来迎接的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中，觉察到西北根据地的“肃反”有问题，随即成立了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通过认真细致地调查，正确解决了原陕甘晋省委的“肃反”错误，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原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回到瓦窑堡后，很快地一一接见被错捕后释放的同志，首先找到了刘志丹。刘志丹一进门便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热情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还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回答：“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随后，中共中央分配刘志丹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瓦窑堡警备司令。对其他被错捕的同志，也一一分配了工作。对“肃反”错误的妥善处理，团结了红十五军团和陕北的干部群众。1936年4月，从前线突然传来刘志丹不幸牺牲的噩耗，周恩来闻后心情沉重，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志丹同志确实是我党的好儿子，人民的英雄，他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他亲自主持了刘志丹的追悼大会，高度评价了刘志丹革命的一生。
正确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化解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为党中央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客观环境。
从1935年6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策划并发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在冀东建立伪政权，野心勃勃地把侵略势力进一步伸入到中国内地。客观形势的发展，已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它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来。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军事战略问题。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当前的军事行动方针是要在40天内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进入接近抗日前线的山西。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在发言中着重指出，防御应站在主动的地位，不是被动的地位。
瓦窑堡会议经过认真深入的讨论，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936年1月2日，周恩来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说，现在一切抗日斗争，都应有共产党在那里领导；就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也应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无论在那一条战线上，都要无孔不入地去做工作。他还谈到，考虑到中国地区广大，社会经济和革命发展又不平衡，党在有些地区掌握了政权，而在其它地区还处于极端秘密的地下党生活，因此应该根据不同情况来指导工作。“中国红军不仅成为革命的领导与组织者，而且是党组织的恢复者。”他强调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要求改变对成份的机械了解，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在长期斗争中选择干部。
1936年5月21日，周恩来应邀在中央党校作了《论中国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的演讲。他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清晰而准确的分析，特别指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强调只有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参加抗日斗争，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首先在对东北军工作中取得了突破。
东北军是当时“围剿”西北根据地的敌军主力。但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广大将士身受家乡沦陷之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其他高级将领也产生了影响。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痛苦地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不经抵抗便放弃东三省，受到举国上下的唾骂。东北军流落关内，在“剿共”战争中屡遭重创，又受蒋介石的冷遇。这些都促使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部署东征时，决定政治局随军行动，同时留周恩来、博古、邓发3人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负责后方工作，其重点就是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解除东征红军的后顾之忧。
很快，党中央就获得了一个对东北军工作的契机。1935年10月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了两个多月后，思想起了变化。有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说服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刻同意他的要求。
高福源在1936年1月初离开瓦窑堡，到洛川见张学良。他们谈了一个整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1月16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当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同张学良谈判。
1936年2月初，中共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前往谈判。临行前，周恩来特别对李克农叮嘱道，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大，不成功的可能性小。但有一定的危险，你们要有思想准备。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谈崩，一定要谈好。
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再度会谈。张学良坦率地谈了自己对国内局势的看法：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最后，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到山西石楼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3月初周恩来渡河前往石楼准备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洛甫等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延安同张学良谈判。
周恩来在去延安谈判以前，参加了3月20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的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的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分析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抗日的必要性，提出抓住“联共”口号和红军率先抗日来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要发动、准备组织抗日战争。并提出要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
1936年4月9日晚，在延安城的一座教堂中，周恩来与张学良这两位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赫赫人物，举行了彻夜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的协议。
周恩来运用他在国统区的各种社会关系，因势利导，呼吁他们为停止国内冲突，为国共两党尽早实现合作，共御外侮而奋斗。1936年5月15日，周恩来致函他的老师、教育界名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信中赞扬他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热忱；说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团结抗日方针，希望张伯苓予以“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周恩来还致信他的学友，时为国共密谈的牵线人谌小岑。信中对他为国共合作奔走“益增兴趣”，希望他继续推动各方“迅谋联合”“共促事成”；并表示欢迎曾养甫、谌小岑来陕北“共商大计”。
8月10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指出：应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在与南京政府谈判时，应提出两个问题：①停止内战；②允许人民抗日，发动抗日战争。毛泽东在做结论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既然放弃反蒋，就意味着不排除联蒋，而联蒋则是实现国共再度合作的关键。这比主张国共合作又要反蒋的口号和方针深刻、实际了一大步。9月15日，中共中央再度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电示精神，进一步研究国共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明，联蒋抗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过去统一战线中把蒋介石所代表的力量除外是不对的。他认为自国民党五大以来，特别是这半年中，蒋介石是有变化的，是向着抗日方向动摇，不应该放弃他，应逼蒋抗日；但蒋介石要走到同我们合作，距离还很远。周恩来还指出：要记取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留下的教训，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能认为是民族的党。
为配合正在进行的国共密谈，9月1日，周恩来致信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均表示中国共产党“早已随时准备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这样，周恩来代表我党首次提出了进行国共两党间再度合作的意愿。9月22日，周恩来再次给陈立夫、陈果夫致信。信中说明，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到时希赐接洽”。同时，以“逼蒋抗日”为主旨，周恩来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义正辞严，态度诚恳，促其悔改，切望合作的长信。信中首先抚今追昔，重在说明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害”的历史教训；继之，周恩来又正告蒋介石：“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的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最后，周恩来又切望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第一次向蒋介石个人致函，呼吁建立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基本立场。
由于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周恩来的努力，国共两党及国内各阶层共同抗日的局面正在日益形成。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