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延安会少帅
孙玲玲
1936年，毛泽东率军东征之时，安排周恩来坐镇陕北，作张学良的工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得知张学良态度确有转变后，决定派周恩来赴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并电示了安全保卫工作。
接到张学良回电后，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于4月7日启程，于8日下午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里。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高福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作向导进入肤施，走向谈判地点——天主教堂。周恩来正在教堂门口观赏之际，张学良闻讯出来，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欢迎，欢迎!肤施是我军布防的边境，蒋介石的暗探颇多，所以，对周先生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说：“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能像周先生讲的大放光明。”
周恩来与张学良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5支蜡烛的亮光下，漂散着热气。
刚一落座，周恩来就说：“张将军，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那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现在多么想回去看看，可惜回不去了。”
提起东北，令张学良感到亲切，又引起了张学良的感触。他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问：“张先生是我在天津南开学校时的老师。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他为师。我和你是同师!”会谈便在这种亲切而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张学良首先爽朗地说：“不瞒周先生说，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中国应该有个领袖，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朝野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各方面力量，统一起来，像希特勒之于德国、墨索里尼之于意大利那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但我现在已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化黑暗无能，远非德国的国社党(纳粹)、意大利的法西斯可比，是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大官僚集团。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现实与我想的并不一致。内战不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同情，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反动的产物。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因此要抗日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搞独裁，搞法西斯，不要民主，也不要人民大众，看不到人民群众抗日的深厚力量，就不可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张学良说：“周先生讲得极是。中国要统一只有两条路：一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是法西斯的道路。我过去总以为法西斯独裁可以救中国，因此曾提出拥蒋的口号，现在看来，好象不对了。以后不谈法西斯主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完全同意。但对于蒋介石，我本人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讲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周先生亲自谈一谈。”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这很好嘛，多接触多谈，双方就会多了解多谅解。我们原来主张反对蒋介石，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以来，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愿意听听张先生的见解。”
张学良说：“我认为蒋介石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中国。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盘和军事力量掌握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在国民党的要人中，一些人也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他抗日。”
周恩来有意反问：“如果蒋介石有意抗日，为什么一定要消灭最积极抗日，而为日本所仇视的中共和红军呢?”
张学良说：“这是他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果。他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过牢骚，心中愤恨。但他有个很错误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他要是在前方抗日，他不放心。”
听了张学良这一番话后，周恩来站起身来，愤慨地揭露了蒋介石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投降封建军阀、血腥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累累罪行。在座的李克农和刘鼎都觉得痛快淋漓，张学良也很激动。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抗日是当前迫切的大事呀!我们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尤其是我们都是他的部下，财政上也靠他，现在还不能反他，否则，他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但如果他投降日本，我一定会离开他，另作打算。”
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蒋介石目下正像晚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抗日的，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现在，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让步太多，会使不知足的人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历史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得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不过，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毛泽东也有这个考虑。如果抗日战争争取不到蒋介石这个集团参加，将是一个大的损失，争取过来是有好处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我不能决定，我可以把张先生的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再作最后答复。”
张学良说：“我很清楚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和抗日不能并存，联共抗日才是前途。这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他扭转过来。但是，在抗日作战爆发之前，我还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蒋介石已经有电报骂我隔岸观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合作。”双方就此谈定，红军可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
接着，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及联俄、通商等问题，作了具体商谈，达成了以下口头协议：(一)关于国际联合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联合苏联。中共的代表由新疆，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援助。(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加强部队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彼此合作。(三)双方互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四)关于红军东征，张学良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也难立足，最好出绥远，靠外蒙。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五)关于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红军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供给。
周恩来与张学良开诚布公，侃侃而谈，直到拂晓时分。
张学良对谈判结果十分满意，他拿出3万块光洋，说是他私人的钱，支持抗日的，并且激动地说：“听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新的一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张学良也开始了。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不仅使我看到了东北军发展的前途，而且也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我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
周恩来与张学良紧紧地握着双手，说：“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
大约凌晨4时，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