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篇-同斯诺先生晤谈
姬乃军
1936年7月5日，经过当时正在西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和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周密安排，斯诺和乔治搭上一辆东北军运送棉衣的卡车，驶出了西安城。当晚，下榻于由东北军驻防的咸(阳)宋(家川)公路沿线的重镇洛川城。次日，到达延安(当时叫肤施)城。他们为了安全起见，住在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公馆里。7月7日，这位东北军的团长把斯诺和乔治送出了延安城北门，并给他们送了两头毛驴。这是斯诺第一次到延安。他没有料到，半年以后，这里就成了红军的辖区，更没有想到延安会成为中共长达10年之久的总后方。关于当时的延安城，斯诺这样述说着自己的印象：“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
离开延安后，斯诺和乔治先沿着延河北行，然后折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当天晚上，他们住宿在一个小山村里。就在这天晚上，他们遭到了一股土匪的追逐，是安塞赤卫队的掩护，才保护他们脱离了危险。第二天黄昏，他们终于到达了真武洞以南的白家坪村(今属安塞真武洞镇)，这里是红军东线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马海德(即乔治·海德姆)后来曾这样回忆他们从延安到安塞的经历：“本来半天能到，我们走了两天”。从延安到安塞白家坪，距离不过35公里，由于他们的迂回曲折，却整整在路途上度过了两天的时光。
到达白家坪的当天黄昏，斯诺和乔治见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当周恩来用英语向他们打招呼时，使斯诺感到很惊奇：红军中竟然有人懂英语!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周恩来的话，使斯诺感到喜出望外，但也使他产生了一些疑虑。斯诺后来写道：“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7月9日和10日，斯诺采访了周恩来。谈话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问题、江西苏区和陕北苏区的问题，以及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等。斯诺和周恩来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斯诺说道：“周英文讲得虽不流畅然而让人能懂。我作了笔记，然后全文写出，向周复述，帮他找出词意含混的字，加以改正和澄清，然后写出校正稿”。当斯诺问道：“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有何看法?”周恩来回答说：“不怎么样。作为战术家他是一位不高明的外行。作为战略家也许还差强人意。”周恩来说：“在战术运用上，蒋介石信奉拿破仑的战法。拿破仑战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决战决胜的意志。蒋正是在这一点上常常犯错误；他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在率领一支决一死战的部队冲锋陷阵的英雄。每当他领导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仗打得稀里哗啦……”“但蒋介石在战略上倒要比在战术上高明。他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强，这就是他之所以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所在。他常常深谋远虑，从全局上来制订战役计划。”斯诺继续问道：“你认为谁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地指挥官?”周恩来说：“陈诚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人，但建树平平。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何应钦原先并不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官，但他在1927年打得惨败，丧失斗志，他从此再无用武之地。”在回答斯诺关于“对前景是否抱乐观态度?”这一问题时，周恩来的回答是十分坚定的，他说：“毫无疑问，中国革命正在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借助抗日运动夺取政权。在最近的将来，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群众运动开展得如何以及群众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的组织程度。革命农民的首要要求仍然是粮食和土地，尔后才谈得上全民抗日问题。红军在向山西东征时，一路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主要就是由于农民乐于接受这一口号。”在和周恩来谈话以及两天的接触中，斯诺十分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位被国民党悬赏8万元要买其首级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斯诺写道：“他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了那‘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色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斯诺在和周恩来的初次接触中，得出结论：“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还帮助斯诺制定了一个需时92天的采访日程安排，并打电报报告在保安(今志丹)的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告知了美国记者和医生的到来。
7月11日，斯诺和乔治与一队押运通讯器材的红军战士结伴，离开了白家坪，前往保安。经过李塌、招安、高沟口(均在今安塞境内)和王南沟、孙岔、张家湾(均在今志丹县境内)，于12日到达了“红都”保安城。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