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沉着机智 力挽狂澜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在西安古城浓云密布的那些日子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犹如久经风雨的舵手，机智勇敢地驾驶着在惊涛骇浪中飘荡不定的航船，迎着暴风雨的袭击，驰向光明的前程。周恩来同志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热情地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灵活地处理每一件棘手的事情，为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巩固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汉奸、特务以及托派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给予有力的打击。
杨虎城在张学良被扣之后，一切矛盾丛集一身，处境极为困难。他的内部既有分歧，更重要的是他被动地、出乎意料地接受了张学良临走前交给他代理指挥东北军的任务。这时他既不能不承认自己是两军的最高统帅，但实际上又无能为力。东北军除张学良以外没有人能够指挥，同时在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中，也还没有一个第二把手可以帮他共同控制局势、处理工作。这时，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很多棘手问题摆在杨的面前，不便断然处置。特别是和战两派都积极争取他站在自己一边，领导他们主和或主战。一月下旬的一天，以东北军中层干部为主的六十多人，围坐在杨虎城的客厅里，痛哭流涕，要求杨虎城率领他们与南京方面决一死战，以营救张学良。那种同仇敌忾的悲愤场面，使在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杨虎城也深受感动。他每想到蒋的为人、张学良的被扣，便怒满胸膛，真想同蒋一决胜负。当然他不可能超越部队的建制，直接率领这些军官同南京打仗。特别是不能不考虑在民族危亡之际必须团结抗战这个大局，所以内心深处矛盾重重，十分苦闷。
周恩来同志深知坚定杨虎城的立场，协助杨稳定局势，统一两军上下的认识，维护西安方面的内部团结，是促使事变沿着和平解决的方向继续前进的关键。自从张学良被扣以后，周恩来同志和杨虎城的接触更加频繁，他对杨的处境极表同情，以风雨同舟的诚挚的态度，热情地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工作，为杨出谋定策，排除干扰，摆脱困境。特别是不厌其烦地和杨分析形势，帮助他认清和平解决的光明前途，使杨虎城非常感动。
两军中的高级将领特别是东北军军长、师长以上的人，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大都是拥护张、杨联共、抗日、捉蒋的，但也有少数人对联共还有一定的保留。在张、杨逮捕蒋介石、实行逼蒋抗日，在西北搞“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下，他们能够团结在张、杨周围；但当蒋扣留了张学良将军，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进行分化收买，形势发生了不利于西安方面的变化时，他们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动摇。这些人掌管军队人权，可以左右局势，做好这些人的统战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为此，周恩来同志多次找他们谈心，帮助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少壮派军官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骨干力量，又多是掌握团营级部队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的义愤容易引起广大官兵乃至社会群众的同情和支持。这股力量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朋友，但是如果一任他们盲目行动就会起很大的破坏作用。为了把这股力量引导到正确道路上来，周恩来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人感情冲动，坚决请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周恩来同志总是不厌其烦地开导他们。
为了巩固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周恩来同志不辞辛苦，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心，深入部队、群众中讲话等形式进行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有一次约集两军校级以上军官讲话达六小时之久。他还经常到各抗日团体、部队、学校参加群众集会，热情洋溢地宣传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亲日派的阴谋。那时社会各界人士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代表团身上，来访的客人极多。主和的将领们要同中共代表团共商大计，倾听周恩来同志意见；主战派也希望争取代表团支持，经常求见周恩来同志。各种各样的人，抱着各种各样的想法，川流不息地来访。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抱着什么样的动机，只要是朋友，周恩来同志总是耐心地帮助他们分析国内外形势，宣传毛主席和党的方针政策，解除各种各样的疑虑，指出和平解决的光明前途。鉴于托派分子张慕陶可能起到破坏作用，周恩来同志当面对他严词申斥，并指示南汉宸同志把他管束起来。
当时，和战的形势不断出现反复，少数少壮派军官竟扬言要对中共代表团实行“兵谏”。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减少牺牲，周恩来同志决定把代表团的大多数同志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他自己和叶剑英同志毅然留下来。为了给中华民族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去。
在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最后几天，由于南京政府的节节进逼，汉奸、特务以及托派分子的煽动，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一月二十七日晚，孙铭久等人竟然包围代表团，大哭大闹，长跪不起，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这时军队中的主战派和社会上的主战呼声交织在一起，造成不打不足以平民愤的气氛，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周恩来同志考虑到虽然从总的形势出发是不应该打仗的，但从西安具体情况来看，如果坚决反对打，就可能失去很多朋友。为了巩固西北这支抗日力量的团结，为了打击汉奸、特务、托派分子的造谣中伤，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暂时保留自己的主张，在张、杨两军上下一致主战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他们打好这一仗。为此，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叶剑英同志到三原县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召集在三原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开会，经过反复研究，并报请中央，确定了这个大政方针问题。当晚便把代表团的意见和决定分别通知杨虎城和东北军的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同志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红军的诚意使杨虎城及两军的朋友们深受感动。一月三十一日，在西安召开了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当大家再一次研究具体行动计划时，经过冷静分析，大多数人认识到：无论是从全民族利益出发，还是从两军的前途考虑都不宜打。会上作出了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大部分原来主战的军官都服从了这个决定。周恩来同志考虑到可能还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在会上特别强调要注意维护内部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
但是孙铭久等人仍不听周恩来同志的劝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他们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军事会议上不反映少壮派的要求，决心去掉王、何，要求红军、十七路军和他们一起，坚持张学良不回来就不撤兵。由于他们的错误判断，以致不顾大局，发动了枪杀主和将领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
就在和平解决指日可待的时候，以孙铭久为首的几个少壮派首领，于二月一日晚在街上贴出“除奸”标语，并拟定枪杀王以哲、何柱国的计划。二月二日晨突然下手，杀害了王以哲将军，同时又闯进新城追捕另一个主和将领何柱国，因为杨虎城的制止才未得逞。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的驻地，直奔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周恩来同志看到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来搞所谓“兵谏”的。周恩来同志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作蒋介石想作而作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周恩来同志这番严厉的训斥，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同志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同志认错请罪。随后，孙铭久也到周恩来同志住处，跪地请罪。
孙铭久等人本以为杀掉几个主和派，就可以堵住和谈的路，可以同中央军打仗，可以救回张学良了。结果事与愿违。王以哲是一个在东北军中有影响的将领，他的被害激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消息传到前线，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即调转枪口往西安开拔。孙铭久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当杨虎城派人问他们如何自处时，他们傻了眼。这时很多人要杀他们的头，挖他们的心，给王以哲将军报仇。为了避免扩大事态，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把孙铭久等几个为首的肇事者送出西安。同时，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杨虎城用军事力量压迫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些人一走，就使急于为王以哲报仇的人，失去了对立面，也就及时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不幸的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最后发展到高级将领枪杀了奔走联共最力的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
王以哲将军是东北军与我党接触最早的高级将领，他参与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同志第一次会见的机密。在张学良离开部队送蒋回南京之后，他是能维护东北军内部团结的核心人物。杀害了王以哲，使这个已经群龙无首的部队，更加失去了团结的最后希望，为蒋介石分化瓦解东北军扫清了障碍，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力量和地位。南京方面也乘机施加压力，改变了原办法，提出了一项更不利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陕甘军事善后办法”。
王以哲被害以后，西安古城顿时增加了一层恐怖气氛。周恩来同志沉着冷静地应付严重的局势，亲自率领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当时灵堂还没有设好，代表团第一个赶到，使王以哲将军的家属和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周恩来同志迅速果断的行动，表明我党对孙铭久等
人这种破坏团结、危害和谈大局的犯罪行为是非常愤慨的。从而揭穿了敌人的阴谋，有利于稳定人心，扭转危局。
同时，在二月二日晨王以哲遇难后，叶剑英同志立即派刘澜波同志到渭南，向前方将领传达我党坚持“三位一体”的团结，继续争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表示共产党反对杀害王以哲将军这一错误行为。
后来，在东北军东调时，周恩来同志还向刘澜波同志指示：要将流亡关内的东北人积极团结起来，并通过东北军家属，推动东北军继续与红军合作，抗日复土，并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对东北军广大官兵和家属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
张学良将军被扣后，二月中旬曾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同时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领说：我个人既然牺牲了，终得与共产党交了朋友，要求还保持这个友谊，与愿足矣。张学良将军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值得人民所怀念。
二月八日，以“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为首的中央军开始进驻西安。国民党政工特务在大街上张贴反动标语，宣传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抗日和西安事变大肆诬蔑，白色恐怖又笼罩西安。周恩来同志立即去见顾祝同，当面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要干什么?迫使顾祝同不得不立即找来政训处长贺衷寒，当面“申斥”并下令立即取消全部反动标语。第二天，满街的反动标语都被洗刷干净。周恩来同志这种大无畏精神和革命家的胆略，煞住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迫使进驻西安的中央军不得不有所收敛。
那些天，周恩来同志忙到不可再忙的程度。他顾不得吃饭，顾不得休息，几天几夜睡不上几个小时，夜以继日地工作。眼睛熬红了，人累瘦了，舌敝唇焦。然而，当他出现在会场上，出现在客人面前，仍然是那样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对和战两派平等相待，尽力说服大家团结合作。周恩来同志的谈话是那样有说服力，那样能够抓住人心，使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共产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共产党是民族团结的模范，共产党是真诚抗日的。他在两军广大官兵中赢得很高的威信，受到信任和爱戴。在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工作的任弼时同志的努力下，争取了很多朋友。
周恩来同志这种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这种为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争取巩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而努力不懈的顽强的战斗意志，特别是在张学良被扣，杨虎城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以风雨同舟的精神，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杨虎城本人的巨大帮助，使杨虎城和所有在西安的朋友们、同志们都深深感受到：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在惊涛骇浪的险恶环境里，经过六十几天艰难曲折的斗争，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南京与西安双方在“二·二事件”后不久达成了和平解决的协议。一九三七年三月当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这时延安已由红军接管)时，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机场，欢迎光荣使者的胜利归来。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