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奔走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同志以中共全权代表的身份直接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奔走。南京方面以张冲为代表来西安同我方谈判。周恩来同志多次往返于西安、南京与延安之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具体领导下，为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动全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尽管蒋介石狡猾奸诈，对于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和开展抗日战争并无诚意，但是西安事变的事实，使他不得不承认反共内战政策是行不通的，如若再打内战势必危及他的统治地位。同时他也不能忘记他是因为接受了西安方面抗日救国的条件才恢复自由的。全国人民都睁大眼睛看着他如何实现他自己宣称的“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就是这样，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
为了巩固初步实现的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党于二月十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见附录七)，要求国民党将下列五项条件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党从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为团结一致，共同赴敌，以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也向他们作了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个电报发表以后，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国民党中的不少党员和一部分领导人也表示欢迎。
在二月十五日开始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三人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案”，杨虎城、于学忠(东北军将领)也提出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汪精卫则提出“剿共”政治决议案。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会议虽然没有确定坚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但它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都作了某些改变。在对内政策上，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在对外政策方面，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抗战”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文件上。这次会议是国民党由内战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转变的开始，也是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开始。
国民党虽然有了初步转变，但是，要使之实现彻底的转变，以至最终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抗日战争，还需要经过一个斗争过程。为此，周恩来同志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我党在西安七贤庄一号成立了红军联络处。这里原是一位叫温奇(HerdertWunsch)的德国同志用来掩护我地下党活动开设的牙科诊所。温奇同志在事变那天上午外出时，不幸被流弹击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红军联络处成立后，党派李涛、宣侠父①同志在叶剑英同志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这是我党与国民党打了十年内战后，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它成为我党开展白区工作的有力据点，也是西安事变取得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初步胜利的一个标志。
国共合作后，红军联络处成为有名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还在西安事变的后期，周恩来同志就经常在这里处理重要工作和接待各界人士。联络处成立后，周恩来同志正式搬到这里来办公。在那间九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同志们都睡了，他还在灯下办公；有时累了，就靠在椅子上睡一会，值班同志看见后，悄悄地给他盖上一件衣服，不敢把他惊醒，否则他又要继续工作。同志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来西安不是为了休息，是为了工作的。在当年那险恶的环境里，周恩来同志关心着每个同志的安全。晚上，有谁迟迟未归，他总是派人去找。但他从来不把个人安危放在心上，而危险的确是存在的。
一九三七年四月，周恩来同志和张云逸等同志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至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汽车行至延安南劳山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武装土匪的突然袭击。二三百名匪徒，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山头上，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向卡车围击，情势万分危急。周恩来同志临危不惧，急速跳下汽车，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一面还击敌人，一面指挥向密林深处撤退。在激烈的战斗中，参谋陈有才同志英勇牺牲。陈参谋口袋里装有周恩来同志的名片，所以敌人误认为杀害周恩来同志的目的已经达到，又望见红军援兵赶来，便仓皇撤走了。脱险以后，周恩来同志又率领同志们踏上征途，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发芦沟桥事变。第二天，我党中央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而国民党政府在讨论对付芦沟桥事变的方针时，仍众说纷纭。七月十五日，我党送去中共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并派周恩来同志及秦邦宪、林伯渠等为代表，到庐山同蒋介石谈判。经过这次会谈，蒋介石不得不允许公布承认我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但在抗战问题上，南京政府仍犹豫不决。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何应钦竟散布：若开战，七日之内必亡国。张群则向蒋介石提出：“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所谓“十四字真言”的“国策”。直到八月十三日日寇进攻上海之后，蒋介石迫于形势，才于八月二十二日将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任命朱德同志为八路军总司令、叶剑英同志为参谋长，下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三个师。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才由中央社公布我党早在七月十五日送去的为宣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我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告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毛主席英明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得到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至此，周恩来同志为之奔走的艰巨任务完成了。
①宣侠父，浙江诸暨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因反对蒋介石被开除。一九二五年由李大钊同志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政治工作。同年冬在兰州参加甘肃省的建党工作。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军联军总部宣传处处长，旋即随军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八月回诸暨领导农民运动。一九三一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三年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一九三三年在党的领导下与吉鸿昌、南汉宸同志和任应歧将军在天津组织反帝大同盟。一九三五年到香港，组织并参加李济深等发起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进行反帝统一战线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宣侠父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在中共代表叶剑英同志领导下工作。一九三六年四月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仍回西安。七七事变后，任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活动，曾随周恩来同志去太原为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前线抗日作各种部署工作。
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夏，在林伯渠同志直接领导下，在西安、武汉、徐州等地进行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统战工作。宣侠父同志长期在国统区工作，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同反动派、特务、托匪作斗争，蒋介石对他极为仇恨，亲自下令加以暗害。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傍晚，宣侠父同志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家途中，被特务绑架，当晚即遭毒手，英勇牺牲，年仅三十九岁。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