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蒋介石背信弃义 西安古城风云突变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
张学良爱国抗日的心情是迫切的，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诚挚的。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认识不足，对蒋的背信弃义缺乏警惕。他以为西安事变让蒋介石吃了苦头，现在蒋既答应抗日救国，就该给他撑点面子，帮助他恢复威信；同时他
又自以为他的无私和至诚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所以想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在蒋介石同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之后，放蒋的原则是已经确定了的。但在如何放和何时放的问题上，西安三方面还没有商量好一致的意见。同时，不少人中还坚持放蒋必须有先决条件。十二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召集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劝说大家不必要求放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透露了他打算亲自送蒋回南京的意思，但并未能说服大家。十二月二十五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还是联名写信给宋子文，口气强硬地表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并且中央军必须首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宋子文看了信大吃一惊，连忙恳求张学良尽早放蒋。张学良怕闹出乱子，觉得还不如把蒋介石早点放走，以免发生意外枝节。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张学良没有和杨虎城商量，就拉着杨陪同蒋介石夫妇及宋子文等悄悄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行动非常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连周恩来同志也没有通知。当时机场上集聚着几千名准备迎接绥远抗战将领的青年学生，蒋介石误以为是对付他的，顿时紧张起来，连忙对张、杨说：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设一个西北五省统一的军事机构，由你们负责。仗不打了，今天以前的内战由我负责，以后再有内战由你们负责。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实行，否则就不配作你们的领袖。他还把答应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张当即表示愿陪蒋回南京。接着就在飞机旁用红铅笔写了一个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跟着张就登上飞机，立即起飞。杨大为愕然，但已无可奈何，只得沮丧而归。
这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办公室同代表团的同志们研究工作，张学良的卫队团团长孙铭久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一进门就问：“周先生，你知道副司令和蒋委员长一同到飞机场去了吗?”周恩来同志惊愕地说：“不知道，几时走的?”孙铭久说：“有十多分钟了。”周恩来同志非常着急地说：“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孙铭久说：“我也是刚刚得到卫士的报告。”周恩来同志连忙带着孙铭久乘车赶赴机场。在疾驰的汽车上，周恩来同志心情沉重，他十分担心张学良会轻率地飞往南京。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张学良的个人前途，而且会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带来困难。事情果然发生了，当周恩来同志的汽车驰进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同志以后叹息地说：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①，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在洛阳祝寿之后，带着大队人马来到西安时，是何等的威风，二十天后竟如此灰溜溜地离开西安，还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对此蒋介石是极不甘心的。尽管他在离开西安时满口承应：对参加西安事变的人员，一概不究责任。但他为了维护他个人威信和统治地位，竟背信弃义，挖空心思地陷害张学良。虽然在西安机场上他还假惺惺地劝张不必送到南京，心里却是求之不得。他为了要惩办张学良而又不让他的高级将领成为人质，飞机一到洛阳，就命令张学良让杨虎城立即释放陈诚等被扣人员和放回扣留在西安机场的几十架军用飞机。张学良即刻电告杨虎城照办，西安方面也就遵照执行了。在张学良未从南京回陕之前，释放陈诚等几十名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是又一个严重错误。这样一来，蒋介石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张学良进行迫害，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施加压力，进行分化瓦解。
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由陈布雷②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其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一派胡言。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伎俩，敦促他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声明》把蒋介石的胡言乱语驳斥得体无完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蒋介石在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之后，更进一步对张学良采取报复手段，亲自导演了一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丑剧。起初是把张软禁起来，逼张写“请罪书”；随后由高等军事法庭，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罪名，判张十年徒刑，褫夺公民权五年，而蒋又假作人情，请求政府特赦；最后宣布由军事委员会对张“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将军便失去自由，直到现在仍在软禁中生活。
蒋介石在迫害张学良将军的同时，于一月二十日提出了一项办法，决定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防，移驻甘肃和渭北，陇海路沿线由中央军接管，并设防西安。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任免令，包括对杨虎城的撤职留任，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等。与此同时，中央军积极向西安推进，造成大军压境的形势。这就是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必须撤出西安，由中央军接管，西安方面如不服从命令，便武力解决。至于西安事变提出的问题，他们说“待三中全会解决”。蒋介石采取这一阴险狡猾的手段，是企图在军事压迫下，造成西安内部分化，从而削弱西北革命势力。
在当时形势下，西安方面最要紧的是内部团结。如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军事上作有力的部署，政治上采取正确的方针，不仅可以迫使蒋介石履行他抗日救国的诺言，也有希望营救张学良。
周恩来同志、叶剑英同志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以冷静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面临的复杂形势和问题。周恩来同志和以杨虎城为首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军事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一月五日向南京发一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扣押张学良将军和妄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电文说：“国危至此，总不应再有箕豆相煎之争，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令。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诚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这封感人至深的电文，博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对蒋介石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周恩来同志还同两军的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定了联军的作战方案。我代表团根据商定的计划，报经党中央批准，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向关中集聚，很快就开进了咸阳、蓝田一带。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部署了迎战阵势，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
面对西安方面的强硬态度，加之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还不敢贸然轻举妄动。在联军作了有力的军事部署之后，杨虎城两次派人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随后蒋介石也派人到潼关进行谈判。
当时，我们党的方针仍然是，继续逼迫蒋介石实现他抗日救国的诺言，赞成和支持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反对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毛主席、党中央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然而，潼关谈判还在进行中，西安内部便在蒋介石的政治攻势下，发生了分化。
张学良为了抗日提拔的一批青年军官，是东北军的抗日骨干，是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实行联共抗日以至捉蒋的可靠力量，对张学良将军有特殊感情。张被蒋扣留后，他们群情激昂，甚至嚎啕痛哭，极为愤慨，主张只要蒋不放张回西安，就同南京决一死战，只要张回来，叫他们缴枪也干。这种悲愤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不懂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伟大战略决策的深远意义，因之反对和谈，并且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东北军大多数老一代将领，认为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应该力争和平解决，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他们对少壮派军官的主战活动有反感，觉得这样下去队伍有不好带的危险。但也有少数将领，以主和为幌子，暗中向南京输诚。这样一来，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十七路军中也存在类似情况。这就使西安方面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日益尖锐复杂。
汉奸、托派以及特务分子，当然也要利用西安方面的和战之争，兴风作浪。事变之初，他们煽动杀蒋，现在又利用群众的义愤情绪煽动与南京打仗。这些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活动，其作用固然不足道，但在广大官兵主战情况下，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号召营救张学良，容易引起广大官兵的共鸣。社会上各界爱国人士出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的义愤，主战的呼声也很高。少数少壮派更觉得理直气壮，不顾一切后果，进行战争宣传，甚至发动了请战签名运动。谁不签名就被认为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是怕打仗的“孬种”，是只顾个人升官发财，等等。有些本来是主和的军官，也只好跟着签名。这些主战的少壮派日益偏激的活动，使西安内部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内战随时可能重新爆发，形势万分危急。
①天霸即黄天霸，清代小说《施公案》中的人物。原为绿林中人，后来投靠“施不全”，成为封建官僚的忠实帮凶。《连环套》就是根据《施公案》这部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改编的戏剧。主要描写绿林好汉窦尔墩盗得“御马”，后被黄天霸以狡猾手段骗走。窦在江湖义气思想支配下，还对黄天霸摆队相送。
②陈布雷是国民党政客。一九二七年投靠蒋介石，先后任蒋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职，为蒋草拟反动文件，进行反共宣传。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陈看到蒋介石政权面临崩溃，在上海服毒自杀。
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