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革命一生 两袖清风
屈 武
在纪念杨明轩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为他立传，写对他的回忆录，并把他的文选收集在一起，合编成《杨明轩》一书，这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我是由衷感到高兴的。
明轩同志长我七岁，论年龄该是我的学兄。他一八九一年出生在陕西户县黄堆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当时在西安读书的明轩同志参加了学生队，拿起武器，走上街头，维持起义以后的革命秩序。一九一九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在北京上学的明轩同志街头演说，组织游行，参与了痛打章宗祥和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宅院，是被捕的三十二人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便于工作，明轩同志于一九二五年托我在北京为他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给他寄回了党证，接着他与刘含初等同志成立了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一九二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初，他根据党的指示，担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在任职内大力发展陕西教育事业，功绩显著。一九二七年六月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冯玉祥在陕西实行反共清党，反动的陕西省政府代替了“驻陕西总司令部”，明轩同志转入地下活动。一九二八年初，明轩同志被捕，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的革命气节……。建国前夕，明轩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明轩同志任过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还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家的一生，教育家的一生；他的一生，也是赤胆忠心，甘当人民公仆的一生。
我和明轩同志是革命挚友，都是陕西人。我们的感情是深厚的。远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我们就结下了战斗的友谊。这年五月下旬，西安学生进行罢课游行，六月初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为了表达陕西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
我们到北京住在陕西会馆，杨明轩、李子洲、刘天章等许多陕籍同学来欢迎我们，互相通报了学生运动的情况，特别是明轩同志热情活跃，不时地给同学打气，鼓励我们。记得在一天(确切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北京和外地来的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明轩同志也在里面，把西长安街围的水泄不通，要求“总统”徐世昌出来接见学生。徐世昌不见，学生不走，请愿的人越来越多了。杨明轩挺立在群众中，声泪俱下，慷慨陈词：“亡国迫近，灭种眉睫，国难当前，我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贪官污吏当道，卖国贼丧权求荣。我们的国，将不成为国；我们的家，将不成为家。同胞们，起来!用我们的行动收复青岛。”徐世昌看不见学生不行，便要学生派十名代表，到里面去接见。
我是十个学生代表之一，到勤政殿去见徐世昌。我们提出爱国要求，徐世昌支唔搪塞，说什么“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到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聚众闹事，那就不对了”。同学们相继发言和他辩论。我激于一时气忿，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碰地，血流如注。这就是被社会上后来称为“血溅总统府”。明轩同志在这次请愿活动中始终和我情凝结着情，心连接着心，并肩战斗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春天，我接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为时一年多。这期间，我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指示，和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作些必要的秘密接触，反映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的反共阴谋活动的情况，同时，还和杜斌丞、杨明轩等同志做了些地下的革命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苏联的驻华大使罗申让我由重庆带回二百元，叫通过明轩同志转给在西安作地下情报工作的王敦英，作为收集国民党顽固派情报的经费。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一生当中，除了在苏联留学的十二年外，我和明轩同志互相之间，一直保持着革命上的联系和工作上的支持。
明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革命的一生里，他始终保持着公仆的品德，廉洁的作风。
明轩同志一九二七年在“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任职期间，清贫如洗，常常是未到月底而薪水已尽，借资度日。在老家户县的兄长找上门讨钱，奸养家糊口，他多次无法支付分文，有一回，竟然惹得兄长气冲冲而去。他就是这样的身居官位而又安贫乐道。他对贪官污吏和枉法为非者，嫉恶如仇。抗战期间，胡宗南曾托人送钱给他，以示“关照”，但明轩同志却断然拒绝了。这就是他的人格，他的骨气!
建国后，明轩同志身居高位，但从不以权谋私。他那如今还健在的一个女儿，一辈子在乡下当农民；他的长子参加革命活动较早，虽有文化基础，但临终还是个一般干部；他在北京期间，不要说身边没有子女，就连结发老伴也长期居住在陕西农村。明轩同志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的。当时我因受“四人帮”的迫害入狱，没有能参加他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老朋友讲，直到他逝世的时候，还盖着那床已经破旧了的被子，穿着那身多少年老穿着的衣服。为他奔丧来京的亲属子女，有穿四个口袋制服的，有穿工作衣的，还有头扎白毛巾一身农民模样的。他一生在银行未存一分钱，在老家未盖一椽房，每月的三百七十元工资，除了拿出五十元交党费，给老伴寄五十元生活费，其余的，大部分花在北京这个“家”的吃用上了。“家”中成员，除了明轩同志自己，不是服务人员，就是警卫战士，他们每人每月交十二元伙食费，不足部分，全由明轩同志补贴。这些开支过后，即便还有少许节余，也是资助了困难户或补贴给亲朋的儿女上学用。明轩同志自己吃饭非常简单，象多数老陕一样，只要有辣椒面条，小米稀饭，热蒸馍夹小菜，也就乐得其味了。但相反，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如果有谁身体欠佳或生了什么病，他就三番五次催促，不是给打鸡蛋，就是订牛奶。明轩同志就是这样地对待着自己，又是那样地对待着同志!
明轩同志高风亮节，为官廉洁，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事，有时突然浮现在我的眼前，使人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不正就是一个公仆的人格，公仆的品德，受人尊敬的一位公仆的形象么?
在纪念明轩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的今天，他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是很多的，这里涉及的只不过是万中拾一而已。但它可以说明，作为一位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多么忠诚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老百姓，又是两袖清风到了怎样的程度，正因为如此，明轩同志受到人们的纪念，受到人们的尊敬，才成了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愿明轩同志的志向和品德，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永存长留。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