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高尚的品德
刘景范
一九四八年年底，组织上将我从前方调回延安工作。从那时起，我便与杨明轩同志有了较多的接触。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调离后，由我代理主席职务，杨明轩同志当时为副主席，分管文教工作。他比我年长许多，但我觉得与他工作、相处都非常融洽。他为人正直，性格直爽，有啥说啥，表里如一，丝毫见不得邪门歪道。同时，他又平易近人，非常地谦虚。杨老对党内文件的学习十分认真，对党中央的决议坚决拥护贯彻执行。而且，他还能根据党的指示精神，结合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经常对边区政府的工作提出一些很好的改进意见。我军从胡宗南手中收复延安后，杨老主持恢复了延安大学、延安中学、米脂中学、绥德师范等学校，并深入到这些学校中去指导工作。
西安解放后，我和杨老从延安向西安进发。我们乘坐的是林伯渠同志早年从西安带回来的小卧车，经铜川开至耀县以北二十多里处就坏了。于是我们改换骑马继续前进。那时杨老已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但他仍和青年人一样，精神非常振奋，一路上又说又笑。到三原，我们才设法搞到了一辆吉普车。
到西安后，杨老不顾旅途的疲倦，立即开展各方面的工作。他风尘仆仆地深入到一些文化单位和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他和西安的民主人士联系很广。当时，凡是没有被胡宗南裹协走的老先生，如张凤翙、寇遐、李虎臣、成柏仁等知名人士，他都前去联系、看望，并耐心地做宣传工作。杨老还出面召集了有百余人参加的爱国民主人士座谈会，介绍我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并恳请他们为建设新中国献计献策。我和习仲勋同志也到会讲了话，希望他们出来工作。这次座谈会，消除了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士绅对我党我军的疑虑。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奉调到北京工作，一九五五年初杨老也到北京工作，我们仍时常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喜欢吃面条、辣椒，面条常被他拌得红红的。后来，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职务，但他的老伴却仍在陕西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我们许多同志都难以做到的。他很少谈自己的功绩，许多人都知道他在五四时期和西安事变当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他自己却从不提及。
杨老很看重同志、朋友之间的友谊和感情。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得我们一家人受到冲击和不公正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许多人都疏远了我们，而杨老却常来看望和鼓励我们，并在阴历大年除夕到我们家里来安慰，使我们深受感动。他的这种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一九六七年杨老病逝，当时我正受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监狱里。我出狱后得知此消息，十分悲痛。我失去了一个经常关心我、帮助我的老前辈，一个患难与共的老同志、老朋友。值此他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写下几句心里话，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