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人物志>事变中的陕西人>杨明轩>杨明轩参考书架>杨明轩

  


杨明轩-回忆母校 缅怀师长——纪念杨明轩同志百年诞辰

常黎夫

                                   
  一九二六年夏,我考入设在绥德的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杨明轩同志相识,结下了师生情谊。迄至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杨老逝世,四十多年中间,大约一半时间我们相互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其中有十多年,我在杨老身边工作。敬则尊师,爱则若父,甘苦与共,心息相关。
  岁月流逝,人老恋故,往事斑斑,历历在目。兹值杨明轩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念着曾经哺育自己的母校,怀念着母校的开拓者、创建人李子洲,及他的两位亲密战友和助手杨明轩、常汉三主任。现在就三位师长的一些情况和事迹,作简略的叙述,以表示我纪念杨明轩老师百年诞辰的一片诚挚心意。
  (一)
  一九二四年夏,李子洲接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他随即聘请杨明轩为学校教务主任,常汉三为训育主任,他们志同道合,同心协力,苦心经营,经过两年时间,学校已具规模,成为全省闻名的革命学府。我进校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进入高潮,学校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进入鼎盛时期。
  李子洲在建校初期就宣布:“本校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他还提出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校长言出行随,率先垂范。下边略举教学与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概况。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同情广东革命政府,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业。这时候,西安、三原等地,掀起了驱逐刘镇华的斗争,驻扎陕北的井岳秀随之将所部改称为陕北国民军并任总司令。李子洲审时度势,借此有利时机,亲赴榆林,与杜斌丞等策动并促成杨虎城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声讨刘镇华。杨虎城途经绥德时住在学校,李子洲组织学校师生及地方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欢迎、欢送会,李、杨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大大激励了杨部士气,第四师范学生也受到了一次政治教育。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陕西立即响应,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王授金、魏野畴等领导,在西安召开了十七个团体的代表会,成立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二月一日又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魏野畴为主席,会议发表通电,表示愿作国民会议之后盾。三月十五日,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召集各分会代表会议,由李子洲、杨明轩主持,一致通过决议,反对段祺瑞的军事善后会议,主张早日召开国民会议,推定出席全国国民会议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发表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宣言。第四师范的师生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受到了教育。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第四师范学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合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震憾世界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使陕北的学生和城市人民受到了更大影响和震动,革命运动逐步开展扩大,第四师范的师生在“到民间去”的口号声中,进一步向城市平民和附近农民开展宣传工作,开办平民学校,成立手工业工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以及为反抗苛捐杂税的群众组织如“脚户会”等。
  根据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重新规定与国民党合作和关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方针,和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发出第三十号通告的指示,在李子洲等的倡导和推动下,绥德、榆林、佳县等地于一九二五年春先后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分部。一九二五年八月,李子洲、杨明轩赴西安协同魏野畴等于十八日先成立国民党俱乐部。九月五日,俱乐部开会,公推刘含初为主席,杨明轩等为书记。为了便于工作,在此之前,杨明轩函托屈武在北京代他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并收到了党员证。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员举行座谈会,推举杨明轩等为筹备处委员,二十六日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举行成立大会,杨明轩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并向各方发出通电,使陕西省的国民党的党务工作掌握在左派手中。会后,杨明轩仍回第四师范任教,并担任陕北二十三县的国民党党务特派员,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还曾亲赴榆林、佳县等地指导和推动工作。从此时开始至一九二六年秋,第四师范绝大部分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四师成为陕北党组织的主要发源地,为了便于开展群众运动,绝大部分师生同时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杨明轩以国民党陕北特派员身份尽量选派四师中的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对推动陕北革命群众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第四师范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历时九天,总结了全省学运斗争的经验,提出学生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口号和办法,指出陕西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方向,大会还通过了一系列重要议案,并发表了宣言。通过这次会议精神和决议的传达和执行,把第四师范以及陕北的学生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陕西籍学生张仲超被枪杀,李维屏等十数人被打伤。消息传来,激起了第四师范全校师生的愤慨。语文教师王子休着意赶写出《被毁的血书》三幕剧,剧中人张仲超由教员田伯英扮演,段祺瑞由杨明轩扮演,剧情激昂悲壮,校内校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一九二六年春,被陕西人民驱逐出境的刘镇华受直、奉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的唆使支持,在豫西聚集嵩军旧部并收编土匪、红枪会,打垮国民军二军岳维峻的残部,四月份即全部出动向陕西卷土重来,占据了陕东各县,围困西安城达八月之久。这个期间,第四师范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声援坚守西安的军民,痛斥刘镇华围困西安和蹂躏关中人民的罪恶行径。九月十七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向陕西、甘肃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十月间入陕一路军经榆林南下时,随军的共产党人史可轩、钱竞泉、陶兴宇等特意到第四师范学校停留,分别向全校师生作了重要的讲演和政治报告。钱竞泉的讲演十分精采,全场师生非常激动,不少人当场表示要求参军,校园的革命空气十分高涨。接着学校即组织学生分赴绥、米、佳、吴、清等县的农村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扩大和建立农民协会组织。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安城完全解围。李子洲调任中国共产党陕甘区党委组织部长,杨明轩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长,相继离校。
  一九二六年寒假期间,学校的中共党、团组织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回县、回乡开展工作,在城市积极联合其他旅外回家学生组织寒假补习班,吸收小学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参加学习,以讨论时事政治课为主,创办墙(壁)报,宣传革命,建立和发展学生联合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还负有选择和培养发展党团员对象的任务。家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后,开办夜校,向农民宣传革命,进行识字、放足、剪发等活动。一九二七年春常汉三任校长。在红五月,四师学校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特别在“五四”运动纪念日由第四师范发起联合各界在学校操场搭起戏台,举行了盛大的群众纪念大会,有数千人参加,由学校话剧团演出《孔雀东南飞》,歌咏队表演了《小麻雀》等节目。我也参加了演出,并歌唱西安寄来的《五一节歌》,歌词为:“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发起芝加哥,影响遍各国,西欧、西亚与美洲,年年溅满劳工血!不达成功誓不休,望大家努力,切莫空过五一节”。大会在合唱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的嘹亮声中结束。“五卅”纪念大会在南门外广场举行,以农民和市民为主,学生都参加,人数更多,工农代表讲话介绍了湖南等省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情况,并传达了省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农民代表讲演说:革命如果依靠新、旧军阀,就好象竹筐子担水,结果是两头空。国民革命的任务一定要靠我们工农大众自己去完成。到会群众精神振奋,情绪激昂。暑假期间,绥德四师联合榆林中学同学共同组织回乡宣传队,分赴各县农村,开展宣传和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活动。米脂回乡宣传队,又分东西两区两个分队活动,我参加西区分队活动。
  四·一二蒋介石的背叛革命,六月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与汪精卫、蒋介石合流,实行反共清党政策,陕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所断送。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暑假,一年半期间,第四师范实际成为陕北革命活动的指导中心。绥德地委除领导绥德城乡的组织外,还领导过榆林中学支部(后来榆林也成立地委)和佳县、清涧等地的支部及军队李象九营的支部。
  以上介绍了关于“求学勿忘革命”问题,下边再叙“革命勿忘求学”问题。  
  (二)
  第四师范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并重,学用结合,学用一致,严以治校,严以教学。李子洲校长还提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的口号,经常告诫学生一定要刻苦学习,认真思考,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且指出师范学校更要注意把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学校一开始就形成了以校长和两位主任三人一体的领导集体,他们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十分重视教师的质量,多方奔走,聘请政治思想进步,品学兼优,各有专长的人来校任教,其中有王复生、王懋廷等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既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也是陕北党组织的创建人。为发扬民主办校的校风,每周举行一次校务会议,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共商有关校务的重大问题,树立师生的主人翁思想,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使学校充满热情融洽的气氛,养成学生尊师爱校的风尚。
  随着李子洲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多,教学工作主要由杨明轩主任承担。他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住校食宿,埋头苦干,数年如一日。开始时,教师力量较弱,他兼任数学、理化、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一九二六年夏,教师力量增强,他一般不再兼课,但不论任何教师因事缺课,一律由他代授。每日早操他必到场,教师缺席,他就登上平台,领导做操。学生称赞杨主任是教育全才。
  星期日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经形成制度,低班学生由教师带领出去。记得有一次杨明轩主任带领我们十多人去郝家桥做宣传和调查工作,途中有条小河只有独木桥可过,有个姓孟的学生,平常调皮爱同人吵嘴打架,曾多次受杨主任批评和处分,他有点不高兴,想看看高度近视的杨主任摔下河去的笑话,结果杨老由学生搀扶着顺利过桥,而小孟故意走在后边,过桥时不小心摔进河里,从此大家都戏称他“孟死驴”。一时传为笑话。
  教师讲授和学生听课都十分认真。国文课没有课本,完全由教师选编讲义,以现代名人名文为主,也小量选一点古文和外国名著。政治课以《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浅说》等为课本,有时老师也编写一点讲义或参考资料。图书馆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问题,由教师蔡楠轩(英语教师、党的地委书记)随时笔答,深受学生欢迎。“读书会”是党、团的外围组织,吸收党、团员发展对象参加,每周有一两个晚间开学习讨论会,每次都有党员教师参加辅导,效果更好。学校规定按时进行月考、期考,十分严格认真,作文、数学、政治等主课考卷,选优“贴堂”或传阅,以示鼓励。三门主课不及格者留级。杨明轩不仅考试时逐级巡视监考,平时也不断亲临教室察看,有时还坐下听听老师讲课。杨老对我们低年级的学习抓得更紧,每天晚上自习一时至一时半,他必亲自查看一次,息灯后,他还要打着手电筒检查一次宿舍。体贴关心,感怀至深。
  植物、生理课教师韩叔勋结合授课,亲自带领学生到野外采取植物和昆虫标本。他还常用仪器、图表结合讲授,如用显微镜观察人的精子和卵子,卵子是他由爱人身上取来的(韩在教师中是唯一带家眷的)。增进了学生的科学知识,破除了封建思想意识,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师范附设平民学校,按年龄分为两班,教师由学校指派学生轮流教课。既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又可让授课学生取得实习锻炼的机会。前边讲到暑、寒假回乡学生创办补习班和夜校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学校的校规很严。绝对不许学生吸烟、赌博。我们六、七两班一百多人中只有一个学生偷着吸旱烟,不久即被杨明轩主任发现,没收了他用笔管制的“旱烟锅”。
  学生的生活是很俭朴的,尤其没有县上“官费”补贴的学生生活相当艰苦。我县没有补贴,我们搭包灶,吃包饭,每月花一元几角,每周内有五天每日吃两顿稠饭(小米加点豆子)和萝卜咸菜,有一天吃一顿“和饭”(小米、小麦面条、白菜加点羊油、调料),星期日吃一顿馒头或“饸饹”。每天早操后,肚子真是饥得很。在学校后门外,有叫卖白面和黄米面馍的,有“官费”补贴或家境比较好的,可以买一个吃吃(学校不宣布开放,也不禁止)。没有余钱买的虽然要挨点饿,但习以为常,也就不感到多么难过。李校长、杨、常主任常用他们省下来的钱,接济家庭贫寒的学生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外升学或参加革命活动。
  学校的政治生活、读书生活活跃、紧张,文艺活动也是丰富多采的。话剧团很有水平,有几个很出色的演员,特别是经常扮演农妇或老太婆的刘国梁同志,形态逼真,惹人喜爱,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刘国梁是佳县人,三班学生,一九三一年在甘肃平凉陈珪璋部做兵运工作,不幸被捕,英勇牺牲。在世的老同学谈起来都对他深表怀念。
  如上所述的一些客观环境和主观的努力,不断开拓前进,养成了第四师范具有思想开朗,富于理想,刻苦学习,善于思考,勤学好问,各取所长的学风,养成了忠诚老实、艰苦朴素,勇于进取的品质,和讲礼貌、爱劳动、守纪律的作风。
  关于“革命勿忘求学”问题就写在这里。下面着重介绍常汉三老师的一些事迹。
  (三)
  李子洲、杨明轩同志的生平事迹记载较多,唯常汉三老师的事迹,地方年轻人了解甚少,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中对他的家庭有过不公平,甚至错误的看法和对待。杨明轩同志在世时,对此很牵挂,常常念叨!这里我着重写一点常汉三生平事迹,也可以代杨老弥补一点心愿。 
  常汉三一八九三年出生于绥德县义合镇常家沟村。早年曾在三原宏道学堂、西安三秦公学读书,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经蔡元培推荐执教于仰光华侨学校,开我国朝野重视侨胞教育之先例。一九二一年归国,先后任教于西安省立一中、一师等校,他协同杨明轩开展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开展共进社工作活动,对反动军阀刘镇华摧残教育罪行,作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四年秋任第四师范训育主任兼总务主任,一九二七年春任校长。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求学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宗旨,一方面有计划、有组织地让学生在大革命的风浪中去锻炼,另一方面坚持严以教学的方针,要求师生必须认真教学、刻苦读书。他的办公室就在大门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上课期间学生一律不许外出,凡是进出校门的人,他都一清二楚。他常说“办好学校本身就是革命嘛”。一九二七年八月,陕北军阀井岳秀派兵包围并查封学校时,常汉三校长为保护师生中的党、团员及进步分子,挺身而出,拍着腔子对敌人说:“学校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若有一个共产党员就枪毙我。”结果学校师生安全离校,而他自己却受到敌人“软禁”一年多的无理处分。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任省教育厅督学、汉中女中校长。西安事变后,一九三七年任三原县长,吏畏民怀,强暴敛迹。他同我党我军领导交往密切,积极配合推动抗日工作,政绩卓著。“七七”事变后,抗战军兴,常汉三即随赵寿山将军奔赴前线抗日,担任组织民众,协助抗敌之战地工作,辗转晋豫之野,屡著功绩。一九四二年任三十八军军法处长,公正廉洁,守法不阿。但以辛劳过度,咯血宿疾发作,不幸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四日病逝于荥阳军次,终年五十一岁。遗体葬埋于华山脚下。杨明轩特意撰写墓志铭,叙述了他的生平事迹,给予很高评价和赞誉。现在我把墓志铭结语一节摘录如下:“谔谔一士,三秦之良。澄波万顷,器宇难量。惟纳惟钝,愈刚愈强。挹管幼安之清操,效贾长沙之痛哭;挟渐离之筑,率田横之客。借彭泽樽酒,访漆园傲吏,融和古今烈士之血,再拜东林复社之鬼。磅礴凛冽,为河岳壮声色,为日月增光芒。呜呼!华山之阴,黄河之旁,松楸葱郁,永载永藏。”当时杨明轩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只能含蓄地用古老文字去写。为读者方便,我请人译为白话文。译文是:“这一位见识卓越的知识分子,是陕西杰出的优秀人才。他犹如清澈广袤的湖海,胸襟和抱负无法估量;表面上寡言而质朴,思想深处却比任何人都要坚强。他取法管宁高洁的品德,又像贾谊那样忧国忧民;象高渐离准备和暴君以死相拼,又能象义士田横那样团结群众,生死同心。有时他象隐士陶渊明寄于杯酒,寻觅志同道合的正直人士。在他身上融合着古今民族英雄的传统。一心崇拜明末东林清流和清初复社志士的英魂。正气纵横,震慑四方,使黄河华山增添声色,和日月并放光辉。啊,在华山北麓,黄河岸滨,在一片蔽日遮天的松柏丛中,请您永远安息吧。”   
  一九二九年李子洲牺牲后,常汉三同党组织失掉联系,但他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杨明轩在世时,曾多次对我讲过李子洲临终前向他谈过有关第四师范的同仁情况,李子洲说:“常汉三乃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义士,是朋友,也是同志;有的人是同路人,不是同志,也不够朋友”。杨老说:赵寿山的思想转变,坚持抗日战争,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是同常汉三的帮助和影响分不开的。杨老还说:常汉三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同志和党中央完全了解。常汉三的灵柩因家属多次要求,陕甘宁边区出资帮助,由华山麓下运回原籍。灵柩经过延安时,林伯渠主席曾亲赴大生客栈吊唁,我也随同前去。
  (四)    
  杨明轩同志在世时常说:第四师范既是哺育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摇篮,也是改造人的思想,树立革命世界观,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熔炉。杨老说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杨老在自传中写道:“在第四师范期间,深受李子洲、王懋廷同志 (他们都是陕北党的创始者)的影响和启发逐渐的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的自由主义思想的错误,并向他们表示一定用实际行动纠正错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李子洲指出:“‘教育救国论’我们不赞赏,但教育确实是救国救民的根本。”李子洲亲自同杨明轩结合在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从一九二五年春开始,他们参与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反对段祺瑞的军事善后会议运动,参与筹建陕西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奔走于陕北和西安之间,协同魏野畴等开展工作,终于使陕西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权没有被右派分子所掌握,而掌握在忠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真诚同共产党合作的左派手中。一年多艰苦工作的成果,为杨明轩于一九二七年出任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创造了条件。
  一九一九年杨明轩首次回陕任教四年期间,在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曾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他同封建教育的腐败制度和反动军阀刘镇华摧残教育的罪行,作了顽强的斗争,抗拒了反动政府对他施加的一切拉拢、利诱和威吓,表现了正义凛然的大无畏精神。但最后他还是被排斥打击,不得不离开陕西,满腔热忱献身教育事业的理想,付诸东流。杨老去上海的时间较短,未能很好地总结他四年多教学的经验教训。只有再次回陕在第四师范执教期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实践的广阔天地里,得以一展身手,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认真吸取教训,取得丰富经验,为他一九二七年出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大刀阔斧进行教育改革打下了基础。    
  最为重要的是杨明轩同志于一九二六年在绥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子洲称这是绥德地委办了一件重要的事。杨明轩在自传中写道:“一九二六年我已三十五岁,在绥德四师由绥德地方党的负责人王懋廷、李子洲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从此,杨明轩同志坚定地遵照党的指示,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揭开他革命历程中新的光辉一页。    
  杨明轩老师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了。李子洲、常汉三老师已经去世五六十年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反映了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曲折道路,生于忧患,饱经忧患,经得起忧患,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了做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卓越的革命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牺牲精神,和崇高道德风范,他们生前受到人们广泛的爱戴,死后又受到人们深刻的怀念。“生则有益于时,死当有闻于后”,三位师长英名不朽,永远是启迪、教育和鼓舞后代人奋发前进的旗帜和力量源泉。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