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轩-回忆杨老
胡景儒
杨老讳明轩，是陕西教育界的老前辈，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在陕西早期的传播者之一。
我认识杨老，是在一九二七年他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教育厅厅长的时候。那时，我正在西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杨老任教育厅长后，取消了女师的家政课，增加了三民主义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同年初夏，为了打破女师一潭死水的状态，以女师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发起了反对一些守旧的老教师的活动。这个活动引起了全校教师的罢教，学校停课，人心不安。校长让我们去向教师认错，请他们回校上课，我们不答应，于是校长也表示要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全体党、团员去教育厅请示杨厅长，这是我第一次见杨老。我们这些没有斗争经验的娃娃闯了祸，闹得局面无法收拾，我原以为杨老会狠狠地批评我们，谁知他却笑呵呵地对我们说，情况他都知道了，女师校长也来见过他，不能让校长辞职，要设法请他动员其他教师上课。交谈中，杨老给予我们很多具体的指示。在他的亲切关怀下，女师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杨老在任省教育厅长期间，大力提倡办平民夜校等扫盲活动。当时各校大兴办夜校之风，我们女师学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附近挨家挨户动员年轻妇女来上夜校。对来夜校就读者，按不同程度分班授课，不仅使我们得到了锻练，而且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妇女群众学习的热情很高，她们久守家中，晚上来校学习文化，参加社会活动，精神十分愉快。
杨老一生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一九三六年下半年，他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我们都去看望他。在看望杨老的人中，有一位在革命处于高潮时表现很积极，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却对革命失去信心，不和进步朋友来往，一心升官发财，杨老对其极为冷淡，似不相识。我们见了杨老，如同见了久别的亲人，杨老也热情地同我们握手，问问这个的情况，问问那个的情况，说说笑笑，好不热闹。而当这人同杨老握手时，杨老却冷若无视，任其拿起自己的手摇了摇，毫不动容，使此人十分尴尬，略坐即去。和杨老长期来往的，多是比他年轻的思想进步的下一代，大家都尊称他是青年的带路人。他对青年人从不摆架子，总是爱护亲切的态度，谁有了困难，他都极力帮助，他对我、李馥清、杨玉珊、彭毓泰等女青年，就像对女儿一样，不仅在政治上引导我们进步，而且在生活上甚至婚姻问题上也尽力帮助。
一九四四年，杜老(斌丞)和杨老在西安筹备成立民盟西北的组织。杜老是总负责人。杨老协助杜老主要做组织工作，曾经提出要我负责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备委员会的妇女工作。我因孩子多，家务拖累大，同时还在学校教书并担任班主任，经常早出晚归，住的地方又比较远，就对杨老说：“有具体的任务要我承担，我就尽力去作，但负全面责任，我不如杨惠莲、李馥清她们有时间。”杨老说：“我也估计你忙，那就叫杨惠莲负责好了。”虽然杨老体谅到我的困难，但我常以有拂他老人家之意为憾。
杨老从来不计私人利益，不置个人财产。他在解放前走南闯北，也曾作过象省教育厅长那样的大官，虽然那时是无官不贪，但他始终是两袖清风。解放以后，他的官作得更大了，解放初，他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委员会主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到北京后，又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从不用党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及亲属谋取任何好处。
有一年夏天，我去民盟中央参加工作会议，会议休息期间我去他家看望他。那时他已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仍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待我象对女儿一样。由于天气很热，他上身只穿了件汗衫。当他和我正在闲谈时，忽然服务员来说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前来看望他，他即赶快换了衣服到门外迎接。我当时就感到受了教育，杨老这么大的年纪，这么高的职位，竟还如此礼仪，想到自己常常随便待人，心中十分愧疚。
杨老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和楷模行为犹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当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分外怀念他。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杨明轩/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文史委员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