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抗战八年我是生活在西安的，当时西安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也是国内阶级斗争的最前线。生活在西安的人，对于当时阶级矛盾的现象，接触的比较多，因而认识得也很清楚。当时流行着一副联语是：“国家政令出重庆，人民心理向延安”，这都可以说明社会思想的情况了。兹为提供史料，就我所知道或亲身经历的几段事实，拉拉杂杂地把它写出来，藉供参考。
　　一
　　自从1937年 7月 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制造芦沟桥事变，发动侵略战争，至1945年 8月10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请求无条件投降，整整八年零—个月，我全国人民，为了抵抗侵略，保障民族独立，牺牲的生命财产，直不可以数计，西安在抗日问题上是有特殊历史意义的。
　　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向采取不抵抗主义，他的实力是用着对内镇压人民维护他的法西斯反动政权的。当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介石在江西“剿共”，陷于泥坑而不能自拔，便令张学良放弃沈阳，退入关内，日本不战而占领我东北数省，全国人民激于义愤，反日爱国运动，达到高潮，蒋介石遭到人民的反对，曾一度通电下野。不久又同汪精卫勾结起来，共同登台，汪主政治，蒋主军事，并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口号，在南昌设立行营，为蒋介石对红军进行围剿时“御驾亲征”的机构。但是外来的侵略越来越厉害，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革命形式的发展也就越来越迅速。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及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经过一年的时间，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又调集大军，进入陕西，西安便成为国内阶级矛盾中心了。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因而大大动摇了蒋介石部队剿共的军心和士气。驻在西安的杨虎城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关系虽各不同，但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蒋介石对张、杨这一主张，不但不加考虑，反而蛮横地加以斥责与压力，终于演出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把蒋介石扣留于西安。在事变发生之前，张、杨已先和延安方面建立了联系，结果以蒋介石承认抗日为条件，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形成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初步基础。
　　“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正式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称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寇作战。但蒋介石仍不放弃反共目的。战争一开始，蒋介石就派胡宗南驻兵西安，对陕甘宁边区政府进行封锁。为阻挠全国各地青年投奔延安，胡宗南在宝鸡设有青年学生辅导处，在西安设有劳动营和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在兰州设有西北干部训练团。对军事教育，在王曲设有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在翠华山设有游击干部训练班。为包围陕甘宁边区，除了强征民工筑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纵横层叠的防御工事，并以庞大的兵力构成严密的封锁线外，还对邻近边区地带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和坚壁清野。为了防止西北各地人民起义，在陕甘宁青全面施行联保连坐。凡剿共省分所采取的种种法西斯政令，都在西北认真实行。西安自抗战开始至1949年解放时止，就是在号称西北王胡宗南的“辇毂”之下，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最近我回了一次西安，看到解放十五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真使人有沧桑之感。 
　　二
　　“七七”事变前的两个月，安徽省政府改组，我调任行政院参议，5月初交卸安徽民政厅长，同时将代理主席职务移交新任主席刘尚清。到了南京，参议原是一个领薪不办事的闲散人员，行政院长王宠惠却要我到院办公，那时行政院正在准备组织一个规模宏大的视察团，分赴各省视察，打算安排我在视察团负相当任务，就让我每日到院做些筹备工作。“七七”事变发生，此事因之搁浅。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抗战，下令疏散职工眷属，我就在9月初送眷回西安，并没有打算在西安久住。不料南京于12月13日被日寇占领，把我多年来收藏的大部书籍，如图书集成、九通、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还有许多外文书籍，都随着南京沦陷而散失。但在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情况下，这些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我回到西安，最初寄居在中山门内华洋义赈会新建的房屋。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铭三)见我回不去南京，就在行营给了我一个设计委员名义。陕西省政府主席是孙蔚如，杜斌丞是省政府的秘书长，他对国民党的政治向不满意。多年前他同王复初到山西运城小住，那时我住家运城，曾经交换过多次意见，他见我回来很高兴，鼓励我参加动员工作。他说：“你这几年在安徽搞的还不错，不过在我看来，把国家命运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是靠不住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发动侵略战争，非依靠人民群众作长期抵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时西安正在成立动员委员会，由地方人士分赴各县，动员人民发挥抗战力量。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也是我能够做的，于是便趁着春节回了一次郃阳。路过渭南，县长崔孟博刚接事，邀我到县署休息，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对我说了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政府总害怕人民力量壮大，不便控制，不敢放手发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在渭南没有久留，晚间到了大荔，县长聂雨润(滋轩)安排我住在县署，他说：“你来的很凑巧，明日正是这里召集各乡农民代表宣传抗日救国的期会，就请你届时出席为群众讲话，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是动员人民抗日的，当然乐于参加。在会场看到自乡下而来的农民群众，虽灰尘满面，但精神饱满。我一提起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全场显示出无比的愤恨，对日寇发动芦沟桥事变，肆行南京大屠杀，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事后我感到参加这次大会，不是我动员了人民，而是人民动员了我。聂县长还要留我多住几日，但是我要趁春节回郃阳的，他就替我借了—辆小汽车，我记得是旧历12月27日回到家乡，汽车一进村，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地跑来观看。但彼此大多互不相识，真是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摧。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慨。当时郃阳县长是苏资琛，驻军长官是李兴中。他们约我住在县城。我就先到城内同他们谈了些动员工作，因为春节期间，机关学校都在休假，并且我的动员对象是农民，于是仍回村舍，借亲友往来拜节的机会，同他们多见面，并利用新春各种娱乐活动，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原有的形式上注入些目前现实的材料，这对宣传工作是十分有利的。按照农村习惯，春节初一至元宵节的半个月内，大一点的村庄，或是白天扮演故事，或是夜间跑船走马，有些村庄还有所谓“自乐班”的业余剧团在春节开演，名曰“杂戏”。我就和他们研究临时排演些新的剧目，他们练习得很快，多是随排随演。有一次我在邻村看到新排骂伪组织的几幕话剧，对于汉奸们那些丑恶嘴脸，刻画得形态逼真，惟妙惟肖。看完之后，我深切体会到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有怎样的事实，就有怎样的认识，也就会用各种各样的动态把它表现出来。在戏台的明柱上写着—副对联，我觉得也很有意致。联语是：“活鬼乱当家，倘廉耻犹存，似此类妖孽，应该愧死；群魔徒害国，使法律有效，看这些东西，如何下场。”
　　我本来是回家动员群众的，看到农民抗战情绪这样高涨，更给我以莫大的鼓舞。为了扩大宣传，我就每日藉着探亲访友，四出游行。当然我所接触的乡亲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上说服力很大，当时还不习惯写标语，多用联语表达自己的意志，我在各处看到的很多。兹记数则于后：
　　寇势正猖狂，愿人人戮力同心，为整个民族求解放；
　　国忧方严重，望家家节衣缩食，从长期抗战谋复兴。
　　世界趋大同，必摧毁侵略阵营，民族始有解放日；
　　国际崇公理，能树起和平堡垒，倭奴会到覆亡时。
　　国事正艰难，痛念外侮凭陵，当矢敌忾同仇志；
　　秦俗乐战斗，回溯先民典范，毋忘车辚驷铁风。
　　我在家乡住了两个多月，走的村庄很多，接触面也很广。有一次我到露井镇探亲，适逢集日，有不少昔年同学来赶会，听说我来了，都赶来和我见面。有一位研究历史的老同学，用今昔对比表示他对时局的看法，他说：“中国今天的形势，我看和宋代差不多，宋自徽、钦被虏，高宗南渡以后，金人在北方先立张邦昌为楚，后又立刘豫为齐，敌伪纷存，几无一片干净土。南宋王朝岳飞力战，百代流芳，秦桧主和，万年遗臭。人们读史，对于古人的功罪是非，明若观火，一旦事到临头，就迷失了方向。自日本侵华以来，满洲伪政权，华北伪组织，仍扮演着傀儡戏，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退守武汉，闻也有人暗地主和，这不是和南宋同一类型吗？”他这些话，对我也有很大的启发。
　　我由郃阳回西安，已经是1938年的3月了，这时西安已有敌机不时飞扰，有时轰炸也很厉害。有一次，我的住所近旁曾落过几颗燃烧弹，避在防空沟里的人，都被炸裂的尘土所掩盖，幸而落弹处距离稍远，人未受伤。城内居民每日为避敌机轰炸，黎明就携带干粮，出城躲避，至晚始归。政府鉴于局势紧张，暗中便作放弃西安的准备。当时蒋介石左右有些新从德国回来的法西斯信徒，如酆悌之流，大倡“焦土抗战”的谬论，凡是不能固守或者不愿固守的地方，决不能以一人—物资敌，在放弃之先，必须做好准备，能搬动的物资，尽量运走，不能运或者不及运的，临走时付之一炬。人民因无生活资料，就不能不跟着政府后迁。政府曾经一度把地方有代表性的人士排列次序，拟先分批送至汉中，当时已经送走—批。我也作了准备，曾把一部分眷属安置在郿县近山的地方。后因战局稍稳，停止再送。但敌机不断袭扰，跑警报便成了西安市人民的日常生活。我为避免朝出晚归的麻烦，就在东关南城根自己原有的空地上靠崖打了几个窑洞，每日全家到此躲避。日子长了，我又打了两眼井，筑了—围墙，盖了几间小屋，索性把全家移住这里，名曰“莘庄”，这就是抗战八年我在西安的生活根据地。因为那时我没有担任政府实际工作，就把种树栽花作为我的曰常事务。后来果树成林，花草满径，取自力更生之义，遂以“更生”名园，而自号“自力子”。
　　三
　　蒋介石对“双十二”事变，夙恨未忘，西安局势稍稳，便首先改组陕西省政府，调蒋鼎文为陕西省政府主席，代替孙蔚如。西安行营改为办公厅，以熊斌为主任，以民政厅长彭昭贤（君颐）为省政府秘书长，代替杜斌丞，留任杜斌丞为委员，而以CC分子王德溥任民政厅长。王捷三在这次改组时被任为教育厅长，代替了周伯敏。一般说来，地方政府改组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这次陕西省政改，蒋介石却视为极关重要了。
　　蒋鼎文接主席后，为培养基层干部，首先办了一个大规模的行政人员训练班，不时邀我为学员作所谓精神讲话，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每次总是胡拉乱扯，多涉及社会经济情况，他们听了不像精神讲话，就送了我一副联语，上联是“发行国民经济”，下联是“出售工业政策”。因为我曾有国民经济学原论和工业政策两书出版，故以此向我开玩笑。那时抗战军兴，已经近两年了。东半壁河山，大部沦陷，官僚资本和富商大贾在沿海一带或沦陷区各大城市所经营的工厂商行，都迁移后方作经济游击，西安市面反呈现出虚假的繁荣。但是前方一切军需供应，也加重在后方人民的头上，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前方流血，后方流汗”。对人民提出的要求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于是徭役繁兴，催科人员，塞满道路，冗员多，待遇薄，所得薪俸，因物价增高猛涨，有时连伙食也不敷开支，舞弊营私，相习成为风气。乡镇保甲，又复互相勾结，鱼肉乡里，人民受其压迫，敢怒而不敢言。有一次训练班学员结业，蒋鼎文请了些地方人士包括我在内参加典礼，轮到来宾讲话时，大家都不肯讲，我看那些学员都是要到各地同人民直接发生关系的，就代表来宾讲了几句话，我说：“抗战军兴，国家对人民的要求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两句是以‘有’为前提，若一次举其所有，竭泽而渔，则无法支持长期抗战的需要，因此人力物力必须加意培养，能保留更生余地，才能取之不尽，对于人民所出之力所出之钱，必须做到力不妄用，钱不虚糜，才能用之不竭。但是各地情形，大都与此相反，征夫拉车，摊粮派草，漫无限制，壮丁集合无常，运输工具长期扣押不放，保甲人员、下级干部暗中勒索，朋比为奸，长此下去，人民将无力无钱可出了。”我讲完后，蒋鼎文很表赞同，但这不过是表面，内心里恐总觉得这些话不符合他的要求。
　　1939年夏，陕西省临时参议会成立，议长是宋联奎(菊坞)，参议员名额，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任期是—年，开会两次。我连任一年，开了四次会，但对人民并无贡献，殊觉惭愧。这时蒋介石在西安设天水行营，以程潜为主任。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6月6日，日寇陷开封，蒋介石为了保卫武汉，阻止敌人西进，竟不顾人民生命财产，密令前方部队在花园口决开黄河堤岸，制造了54000平方公里的黄泛区，程潜在洛阳奉命督饬进行，结果未能阻止敌人西犯，武汉于10月25日弃而不守，程潜辞职，蒋介石就给他以天水行营主任。天水在甘肃，行营设西安，名实就有点不符。蒋鼎文、胡宗南对程表面上很尊重，遇事却暗中掣肘，连行营挂招牌的地方也找不到适当的场所。程潜到了西安，先在五岳庙旧关中道署原系张聚庭私人的住宅办公，后来才迁移到东厅门西安高中的地址，这时学校已疏散到洋县去了。这里房屋虽多，目标甚大，防空设备只挖了一道狭长的深沟，并未构筑坚固工事，有一次敌机轰炸，炸弹正投在防空沟口，躲在防空沟里的人，因沟口被土壅塞，空气不通，窒死数十人（确数已记不清楚）。程潜因避入在后，抢救在先，幸获复苏。这些殉职人员，公葬于翠华山，称烈士焉。
　　天水行营在西安实际上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构。中央直属部队完全控制在胡宗南手里，关于西北大后方的一切安置，蒋介石都倚靠了胡宗南。西安又有以熊斌为主任由西安行营缩小的办公厅，更显得天水行营是—个上不在天下不在地的骈枝机构，但名义却包括西北各省。程潜为了充实抗战力量，对甘、宁、青进行联系，就在武功西北农学院邀请了专家教授多人，组织西北实业考察团，由陕西到甘肃、青海、宁夏考察农田、水利、森林、畜牧。因我生长西北，向有致力于西北经济文化之夙愿（我在北平任平民大学校长时曾组织西北研究社，发行有西北研究月刊，辛亥革命时倡办西北大学），就让我担任团长，并由天水行营给了我一个参事名义，我就衔着行营使命偕同农学院教授周昌云、余立基、夏受虞、常英瑜、吴信德、董涵荣、黄志尚等于1939年8月24日，由西安乘西兰公路长途汽车出发。由于车辆机件太坏，一路故障层出不穷，27日过六盘山，适遇大批汽车满载飞机零件及军需用品，运往重庆。为了让路，我们的车子在海拔2500公尺的山顶上足足停驶了两个小时，藉此机会，我们就登峰造极，东望秦川，西望陇右，真有目穷千里之概。毛泽东“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诗就是在这里写的。过了六盘山，刚到静宁，汽车又坏了，司机说这次事故较大，修理需时，让我们暂住，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就地便进行调查研究。各教授说，陇东山地适于畜牧，不宜森林，这完全基于土壤的关系。根据客观事实，终南、太白等山，佳木成林；陇东诸山，俱是绿草铺地，这就是显明的事实。在陇东住了一天，车修好了，继续开行，29日才到兰州。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一民)到青海代表中央主祭海典礼去了。省政府秘书长翁燕翼为我们安排了参观程序，建设厅长李世军在省府招待会上又把甘肃建设计划作了一次详细报告。我们按照程序，参观了农业改进所、手工业推广所等许多机关，最使人注意的是制造厂、造币厂和军政部第一织呢分厂，这些厂都是左宗棠在60年前创办的，初不过为修理枪炮，逐渐扩充，现在制造厂只能造七九步枪，产量不高，品质为材料所限，亦不甚优；造币厂只造一分铜币，产量也不大。惟军政部第一织呢分厂规模较大，每月可出军毯两万条，每条成本约七元之谱。正在忙着参观，朱绍良于9月3日从青海回来了，当日就约我到省府谈话，我先请他对我们调查研究工作多加指导。他说在考察团未来之前，我早就通知各县，在你们工作上充分予以便利，提供材料。我在青海还同马子香（马步芳别号）谈过，对你们到边疆省分来一趟，都很欢迎。接着他看报载德国于9月1日对波兰边境，全线开始敌对行为。他说：“欧洲战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你看对中国有何影响?”我说当然与中国有利，因为中日战争原来就是世界大战的序幕，非经过世界大战，中日战争不能结束。非通过战后国际会议，中日问题不能解决，战局愈扩大，发动愈早，我认为对中国抗战前途却有好处。他很同意我的看法。并为我介绍青海人民的生活习惯。我们于9月8日离开兰州，赴西宁。西宁原为甘肃的府城，1929年青海建省时，划为青海的省会，沿途由于汽车时生故障，9月11日才到西宁。
　　马步芳是青海省政府主席，对青海人民直以封建式的家长自居。关于他在政治上的措施，不是我们考察的对象，因而在省政府为我们安排参观程序和考察路线时，各教授都说青海四分之三的面积属于游牧区域，其人民多系蒙藏少数民族，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与内地大有不同。为了有所创获，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进行调查研究。于是决定分为两组：一组是周昌云、常英瑜、吴信德，其路线拟由湟源经都兰穿过柴达木盆地达敦煌，由敦煌返兰州；—组是余立基、夏受虞、董涵荣、黄志尚，我也参加在这一组，其路线是，先赴大通、互助、门源、八宝等县，仍返西宁，再由西宁赴共和、贵德、化隆、循化等县，取道临夏(原名河州，因其地临大夏河，故改今名，系甘肃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驻在地)返兰州。预计两组途次日程，均须三旬左右。时间有限，宁夏之行，只好俟诸异日。决定之后，9月19日就分途出发，于10月13日都在兰州集合回西安，所有考察所得，各教授在科学技术方面，集体作了一分详细报告，因天水行营于1940年5月奉令撤销，未能见诸实施。关于青海一般情况，我曾印有青海调查报告，供留心西北人士的参考。
　　我在西宁住了上十天，马步芳除在省府召集有关方面向我们汇报情况外，有一天约我到他的别墅，很客气地问我对青海省政有何意见。我说：这几天我们看到的都是省政中心工作，我感到都是脚踏实地的去做，尤其是对于壮丁训练，特别认真。我这句话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他说：白部长(指白崇禧)去年到青海来。对我谈广西训练壮丁的办法，我感到很适合于青海，就把它列为六大中心工作的首要，实行以后，没有受过训的壮丁，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就由该地强迫施训。因此，受训证在青海人民看来，就是一种通行证，为了取得一纸证明，对受训都不敢规避。但在编组工作，与保甲有连带关系。青海游牧区域，人民逐水草而居，迁徙无常，这一点比较困难。我问六大中心工作为什么不包括水利?他说，青海河流甚多，无水不能灌田，雨量亦不缺，水旱田并没有多大差别。接着他说，蒙藏民族，对佛教有些迷信太过，喇嘛在社会上占有特殊优越地位，凡人家有数子，必送一子入寺为喇嘛，甚或其家只留一人，余均送入寺院，但一切生活费用，仍须由家中负担，死后还要把家中应分给他的资财收归寺有，这不但影响人民生计，且与种族繁殖有极大关系。近年因实行强迫教育，各寺喇嘛，其数锐减，有些寺活佛无法传授其衣钵，向乡间强派喇嘛，如拉夫征兵者然。省府已下令禁止，可见教育普及，迷信自破，我们把推广识字列为中心工作之一，就是为此。最后他说，地方情形，都很安定，就是都兰附近新来哈沙民族约三四万人，该族原隶苏联边境，因为不服苏联教育改造，被苏联用武力驱逐，经过新疆，盛世才又不相容，现全部来到青海，能否相安，不无顾虑，此事我已向中央报告矣。这是他和我谈话最多的一次。
　　西宁附近的塔尔寺，为黄教鼻祖宗喀巴诞生的地方，也是到青海作客必游的名胜。有一天省政府秘书长陈耀堂陪我们去参观，导游喇嘛告诉我们说，塔尔寺本名十万佛身寺，因宗喀巴大师圆寂后，其出生时埋葬胞衣的地方，生称旃檀树，树叶显有十万佛身，故以为名。我问旃檀树现在还有没有，他领我们到大殿参观，宗喀巴像后一塔，最高最大。他说宗喀巴大师出生的胞衣就埋在这个地方，后生旃檀树，年久树就凋残，乃建此塔以留纪念。一般以屋瓦系金色，故名金瓦寺。住有喇嘛3000余人，规模之大，西安各佛寺无可伦比。在寺内看到班禅生前所乘的马车，忽然触动我一种感想，自民初以来，在西藏问题上达赖外倾，班禅内向，在1924年冬班禅入京，路过西安，曾在西安八仙庵停留过一个时期，那时我任陕西教育厅长。联欢会上，法会场中，曾经有过殊胜因缘。班禅住京数年，回藏途中，在玉树圆寂，法体送之西康，供于甘孜，其生前所用器物，则保存于塔尔寺。当时护送班禅回藏的专使是赵守钰（友琴），他宣慰西藏回来，在西安见我，谈及亦有同感。
　　我还记得到互助县时县长说，互助有却藏寺，为章嘉活佛的专刹。近年活佛驻锡北京雍和宫，很少回来。我又回忆在1936年9月初，章嘉活佛在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陪同下到九华山巡礼，山在安徽青阳县，那时我任安徽民政厅长，代表安徽省政府前往招待，在山盘桓多日，形迹颇不隔膜，到处拍照，兴致甚浓，临别他用黄缎亲书“功德在民”四字赠我留念。因此，我听到却藏寺，瞻乌及屋，就像有不同的感觉。
　　我这次到青海从西宁各界人士的谈话和到外县同人民群众的接触，使我在经济发展史上所看到的畜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情况，获得了感性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但是长途患痢疾，健康大受影响，主要是消化不良，头脑昏晕，连纪念周都不能参加，因为站立的时间稍久，就会昏倒在地，后来端坐也有时发晕，往往在顷刻之间，不省人事，稍缓才能恢复知觉。医生说是慢性肠炎，很难医治。经怀仁医院吴霁棠院长负责治疗，—直到1940年冬天，才开始好转。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杜斌丞忽来莘庄，手里拿着王复初一封电报，内容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成立经济游击指挥处，处长由李自兼，副处长一席，约长承乏。斌丞力劝我去，我也愿去，但顾虑我的身体不能胜任，因而迟疑。次日拟了一电婉词推托，请斌丞代发，斌丞见我说，你来的正好，刚才老河口来电话，说经济游击指挥处急待成立，立候应允，我看你还是勉为一行吧，我替你复电报好了。从此我的心理上经常交织着两种不同的矛盾思想，时而想到我的身体，医生坚决不让操劳，时而又想到抗战建国人人有责，遇事不能为国宣勤，未免有负期许。推延多日，卒以足部浮肿不耐远行而罢。曹志麟原来相约一道前往，我行不果，他就先走一步，我的情况由他代达。未几李宗仁和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复电嘱我静养，并说经济游击指挥处已决定暂缓成立，俟我病愈到酇后再议。后来王鸿韶到西安，说抗战三年，物资供应，日感缺乏，军事第一，已转变为经济第一，各战区均有经济委员会，操奇运用，藉资补助，所以要成立经济游击指挥处，为的是向敌抢购物资。我未去，第五战区经济游击指挥处也未成立。
　　四
　　1941年8月陕西省政府又改组，熊斌任主席，秘书长是辜仁发(达岸)，民政厅长彭昭贤，财政厅长周介春，建设厅长凌勉之，教育厅长王捷三连任，还有五个委员是李志刚、马凌甫、刘楚材、刘治洲(定五)，张迺威(警伯)。当时省政府设有垦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人，由主席兼任，民、财、建三厅长为当然委员，还有委员数人由主席聘任。在省府委员分工的时候，熊斌就给了我—张垦务委员的聘书，并指定我负责处理会务。垦荒在陕西当时是一种政治运动，自抗战军兴，冀、鲁、晋、豫诸省相继沦陷，满目流亡，麇集西安。尤其在黄河决口以后，黄泛区灾民，更像潮水冲开闸门，蜂拥而至，据当时官方统计，为数约十万左右，实际决不止此。为了安辑流亡，陕西在抗战开始，就把开垦荒地，扩大农村耕地面积，视为重要问题之—。从1937年冬筹设黄龙山垦区以来，先后划定的垦区有：关中北边的马栏、汉南的黎坪、关中西部的*（左氵，中干，右干）山、太白山麓这五个垦区，全部荒地，据初步统计，约有500万亩。还有非正式垦区，如扶眉垦区，泾阳嵯峨山垦区，陇县杜阳垦区及各县未划垦区的零散荒地，合计约在200万亩以上，若能全部施垦，不但难民得到安置，且可奠定后方建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在1940年的行政计划里又把垦荒运动列为专案，并制定各县发动民力开垦荒地暂行办法。关于清查荒地、处理产权、分配收益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其目的在使各县大规模发动民力，增产粮食。除机关、团体、学校、保安团队等，动员人数及垦地亩数依可能范围另行规定外，凡荒地多、人口稠的县分须动员5000人，少者亦须动员2000人，按照规定亩数，分配荒地，组织垦荒队，用合作方式，进行开垦，寄养难民，就地参加。后因黄龙山垦区收归国营，黎坪垦区亦由中央派员筹办，*（左氵，中干，右干）山垦区划为省营，各县所垦的荒地，便称民营。但不管国营也罢，省营也罢，民营也罢，农村因征发频繁，熟地辍耕，所在多有，垦荒成绩，并不甚大，且在当时社会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到各个阶层，土地占有与土地利用，也存在着矛盾的因素，非耕者有其田，不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非通力合作，集体经营，不能合理地发挥土地的生产潜力。于是垦荒运动中本着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组织，有由资产阶级承领荒地配给农民耕种，自己经营管理的。有用股份组织，结合难民作集体经营的。前在西北军盘踞陕西时做过西安市长的杨斌甫，承垦渭河夹心滩，陕西各界救济豫灾筹募会发起*（左氵，中干，右干）山垦殖畜牧合作社。*（左氵，中干，右干）山合作社的理事是王守信，我被推为监事主席，胡宗南看到垦荒运动关系军糈民食，也组织了一个官兵生产委员会，内分理事、监事、设计三部，理事三人以陶峙岳(岷毓)、李延年及某师长任之，负责办事。据陶峙岳说，监事将在地方绅耆中聘任，拟议中的几个人有张凤翙(翔初)、宋联奎(菊坞)、李元鼎(子逸)等。设计部分拟在有关垦务机关中酌聘，在谈话中我意识到要聘我做设计委员，果然他就带着一张由胡宗南署名的聘书，但名义却是监事。其施垦区域先划定扶郿一带，*（左氵，中干，右干）山、渭滩都要成立办事处。但是陶峙岳只同我谈话两次，以后如何进行，我就不知道了。
　　在垦荒运动中省保安处在太白垦区里面划定虢川为施垦区，省政府为加强领导，于1942年成立了一个垦区指导委员会，熊斌又指定我为委员，让我负责主持会务。10月间我就到垦区视察—次，熊斌同我一道前往，还有王捷三、刘治洲同行，我们是在郿县车站下车，先到郿县城，视察各机关。县长是高应笃（紫星），他陪我们就近到汤峪参观正在修建中的温泉——凤凰泉，泉水出自太白山缝里，从地下岩浆中分离出来，受到地心热力的影响，温度极高，水内含有多量硫磺等矿物质，可以治疗医学上认为难于治好的疥疮类的皮肤病和风湿性的病症，这就是温泉被人重视的原因之一。一般说凤凰泉的水比临潼华清池的水温度还要高，温度愈高，疗效愈大，因此群众赞美的称为神泉。这里自然风景很优美，山峦互峙，曲水长流，“凤凰神泽”就列为郿县八景之一。我们在此盘桓半日，晚宿齐家寨梅惠渠办事处，次日到斜峪口参观水利工程后，熊斌等一行回省。我同王捷三在保安处垦区人员的陪同下，由此进山，行30余里至鹦哥嘴宿焉，是为入山第一站。此处东南西三面有六嘴拱向，有名此为六个嘴者，“六个”与“鹦哥”音似相近，故转变如此。次早启行，十五里至关爷岭，南北川道俱巳在目。再行十五里至灵丹庙，亦名桃川，有小学校一所，再行十五里至五里坡，乃秦岭之脊，峰不甚高。分水作南北流，北流者出斜峪口入渭，南流者由汉中入江。垦区拟在此办一中学，名曰两川中学。因为由此北望为桃川，南眺则为虢川，就是保安处所划的施垦区域。再行十五里至唐口，就到了垦区，我们住宿于距唐口十五里之拐里镇。次日参观所垦田亩，走了“经济”、“亲爱”、“精诚”几个山庄，官兵们都是按照编制，划分地段，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集体劳动。看到我们来了，官兵们都高兴的了不得，把他们生产的东西像表功一样拿出来作献礼。并要求我为他们讲话，又共同合照了很多像片，还导游我们到嘴头游览。此地山明水秀，有类江南，正在修建一所小学，规模相当宏大，以其地属终南乡，名曰终南乡小学。我同捷三私议，不若名为太白小学，较为适宜。在垦区视察了一天，仍循原路而回，到了齐家寨农业中学，校长孙元集合该校师生举行了一次欢迎会，要求我们把垦区调查研究的所得，提供他们充实学习的内容。我就把垦区集体生产和官兵生活的情况向他们作了一次汇报，并动员师生们经常同垦区进行联系，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感性认识中提高理性的认识。齐家寨的太白学社(剧场)，还为我们演了一次戏，演员都是保安团队的官兵，演出的剧目很精采，艺术也很高。因为我们往返都住在梅惠渠办事处,不但参观了水利工程，还参观了沿渠利用水力建设起来的很多工厂。我能忆及的有阜新纱厂、华新纱厂、济生纸厂、大丰米厂、秦兴面粉厂，规模均不大，但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抗战的后方，是值得保护奖励的。
　　五
　　到1942年，抗战已经过五年的时间，物资供应紧张，法币数额膨胀，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狂涨不已，人民生活，动荡不宁，都盼望政府有一定办法，为之平抑。陕西省政府为适应人民的要求，于1月间成立物资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人，由熊斌兼任，副主任委员二人，一为谷正鼎，一为凌勉之。不久又改常委制，把副主任委员取消，改设常务委员五人，除谷正鼎、凌勉之改为常委外，加派张迺威、马凌甫、李志刚为常委，并指定张迺威驻会，马凌甫为日用品管制组组长。由于国家财经大权都掌握在四大家族手里，金融机关，公司商行，都由官僚资本操纵把持，投机倒把，不务正业，省政府任何措施均不起什么作用，而好的办法也想不出来，只有设法便利运输，先把粮食煤炭等物挤其上市，对日用品拟先从调查入手，举办总登记，等到存货量与消费量正确明了之后，再用种种方法，奖励货物的来源，并准备发行一种购物证，调节不合理的浪费。但这些舍本逐末的节支办法，根本不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
　　1941年在抗战过程中是变化最大的一年，6月30日德国发动攻苏，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香港沦陷，腊戍被侵，滇缅路封闭，外货输入之路塞，沿海及内地工业城市大部沦陷，工业品来源益感枯窘，农产品亦因征发频繁，壮丁不时服役，牲口长时供差，土地单位面积产量，因耕作失时，减产甚巨。货物在供给方面，形成有减而无增，而需要方面，反以法币滥发，购买力不断增强，物价继长增高。存货物的不肯轻售，持法币的急于易成货物，而官僚资本又不依照国家经济政策，投资于生产事业，一味经营囤积，以助其气焰。在商品生产的社会制度之下，全部国民经济，都受着价值规律的支配，物价不稳定，人们生活就会受到莫大的影响。为了平抑物价，我在省政府会议上曾提过三项办法：
　　(—)银行缩小商业贷款，已贷出者限期收回，对工农借款特别予以便利。
　　(二)由公家多办示范工厂，鼓励私人集资经营，对农村副业，凡各地物质环境所宜，人民生活所需的，普遍促其发展。其与生活无关纯以营利为目的之经济机构一律取消。
　　(三)在农业方面应增强合作组织力量，宽筹农贷资金，推广垦务计划，并充实农业改进机构，多设农业辅导机关，尽力推动。
　　各委员审查结果，认为原则很对，但最重要的是第（一）项，省政府的职权，只能达到省银行，实行起来效果不大，且有困难。当时政府对于物价的措施，一是限价，一是查禁囤积。为了贯彻执行限价政策，尚成立所谓限政会议，以沈鸿烈为秘书长，在1943年8月他来西安，曾在省政府举行过一次陕、甘、宁、青、晋、豫、绥七省限政会议，我也参加，内容就是把市面流通的货物，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公定价格，悬牌标明，交易时不得私行更改，自由变动，这个政策，一直实行到胜利以后，效果如何，两个字的答复是“破产”。限政一开始，市场便出现了有行无市的现象，问价则有，问货则无，货物都藏在防空洞里，按照漫无限制的黑市，进行交易。市价限得越低，黑市涨得越高，相习日久，限价与黑市在市场上形成了并行不悖的双轨，和平共进，商家都写着两本帐，—是真的营业，一是为备检查，这就是限政的成绩。
　　至于查禁囤积，情形更复杂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一向是官僚资本活动的园地，而国家政权又掌握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政府查禁囤积，就是贼喊捉贼，官僚资本便利用自己的工厂或再挂些筹备工厂的招牌，藉购储原料作掩护，大事囤积货物。如官僚资本雍兴公司后方经营的事业，在蔡家坡的有蔡家坡纱厂、铁工厂、酒精厂；在益门镇的有益门酒精厂；在咸阳的有咸阳纺织厂、制革厂、印刷所；在虢镇的有虢镇业精纱厂；在兰州的有兰州面粉厂、铁工厂，这是我所知道的。它们都是以囤积居奇为本业，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有一次雍兴公司在中国银行透支了2亿元在市上垄断货物，大大激起商民的反感，原来雍兴公司和中国银行，就是母子关系，雍兴公司经理束云章，也就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他是投机倒把的能手，因而就成了出色的人物。
　　我知道的还有第二战区经济委员会，在1942年该会结束时，原办各厂及其他投资事业，奉行政院命令移交财政、经济两部。陕西省政府派我代表行政院监交。因此我对该会了解的比较清楚。主任委员是罗厚庵，副主任委员是黄胪初，原分四个组，除第四组早经结束外，现存三个组，应交代的有三个厂一个公司，三厂由经济部接收，公司由财政部接收。三厂是：(一)毛织实验厂，在西安。(二)轻油提炼实验厂，在宝鸡，二厂系该会自办。(三)耀县钢铁厂，系该会投资。此外有西北印刷公司，在西安。我在监交时参观各厂，规模均不大，毛织实验厂只有纺机四部，织机数十部，主要经营囤积居奇，走着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查禁囤积的这幕活剧中，市场货物的流通，无形中分着三道沟渠，官僚资本和后迁工厂的民族资本，都是用工业掩护商业。缉私机关查禁人员，对于它们积存的货物，就很难过问，资力小还有些非商人，则另有一种掩耳盗铃的办法。我住在东关，东关的南大街就是行店集中的区域，它不但代客经营买卖，还代客保存货物。行店存货有在抗战开始时就关进库房的，中间不知换了多少主人，这宗货仍然原封未动，因为它的主人今日是甲，明日是乙，天天都在流通，囤积的帽子就扣不到它的头上。
　　查禁囤积的矛头指向就是私人的商业资本。当时在西安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通诚晋案，为省政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此案在缉私处初发觉时，相传囤货值2000万元以上，舆论愤激，不但认为存货应全部没收，商人还应从重治罪。持论稍涉平稳，即疑其受贿而成为众矢之的。后来缉私处移交此案于省政府时，只有4700匹布有囤积居奇嫌疑，余均照章放行矣。省府以事关重大，先交建设厅拟具办法，建厅按照现行规章，拟将货物变价，并提出处理原则，均甚平允，秘书处则于办法之上，加了一个签呈，说货非一人所有，关系多数商民利害，应从宽处理，但没有法令根据，省府就按建厅所拟办法处理，通诚晋不服，诉愿于主管官署。同时省政府接了一封公开信，对通诚晋代鸣不平，原信略谓：中国系农业国家，工业处于落后状态，在抗战初期本有在敌后抢购物资的可能，而政府严厉查禁仇货，一般商人对仇货不敢问津。后来感到物资枯窘，复奖励人民向敌后作经济游击，商人策动游资，冒着炮火的危险，通过敌我双方阵线，无谓之损失，不知超过物价若干倍，幸而辗转运至后方，物资管制机构时而检查，时而没收，时而处罚。反使一般商民感觉国家各种管制政策，有类猎人之设陷阱，渔人之布网罟云云。未几通诚晋诉愿得到主管官署的平反。省政府亦于1944年1月奉行政院电着将已处分之货物变价，于一星期内发还原商，否则定予议处，通诚晋案就这样虎头蛇尾地告了结束。
　　在物资管制工作中最难处理的是物价与工业的矛盾。照理论讲，物价高涨，可以刺激生产，发展工业，但这要有一定的限度，超过限度，就会摧毁生产，窒息工业，目前物价上涨的速度是飞跃式的，完全超过了经济的常轨，这种性质的涨价，对任何生产事业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就实际情况来看，原料涨价，往往较成品为速而差额也较大。工业界每当一次再生产之际，便感到资金之不足，原因是把成品销售出去，所收回的货币，尚不足买回相当于成品数量的原料，生产一次，要亏本—次，欲维持单纯再生产，已不可得，遑言其他。面粉公司经常同省府所纠缠的就是这个问题。西安面粉公司，只有三家，（一）华峰公司，是河南的官僚资本，经理是祝伯柔。(二)成丰公司，是由济南迁来的，经理是于乐初。(三)和合公司，是河南同乡集资经营，经理是毛虞岑。此外，还有豫资创办的大新面粉公司，厂址在宝鸡，黄自芳为董事长，和李百朋创办的象峰公司，厂址在渭南。省政府对此五家公司同样看待，故称西安五公司，合计每月产量不过18万袋，西安全市有6万多户，根本供不应求。而公司每月要磨军粉15万袋(至少要磨12万袋)，还要磨机关及特工粉4、5万袋，因而就没有时间来磨商粉。为了照顾一般市民的生活，省政府要求五家公司要磨一部分商粉向市民出售，面价由公家规定。因此在面价问题上，省府同公司经常摆事实，讲道理，求得公平合理，使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很困难的是麦价有涨无落，面价也不能固定不动。于是便协定了一个原则：麦价涨，面价则作相应的调整，决不让机粉的价格，低于磨房的面价，这本来是很合理的，但行之未久，公司又提出要求，面价以麦价为标准，是合理的，但现在的麦价经常长在面价的前面，拿一袋面的价来买麦，决不能够再磨出一袋面来，公司磨一次面，赔—次本，长此下去，必至破产。有—次公司代表黄自芳还带着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你是经济学家，经济学上不是说商品的生产，不决定于原生产费而决定于再生产费，因而商品的价值，不是以原生产费为准，而是以再生产费为衡。我说原生产费，在成品生产以前是确定了的，是可以计算的。再生产费，在成品生产以前，不能预知，以未知数作计算的标准，是不可想象的事。于是公司因磨面吃亏，就用大量资本购麦，暗中出售，完全走上了囤积居奇的道路。每月除代磨军粉取得相当的工缴费外，经常借口修理机件，洗刷锅炉，或故意制造种种事故，减少开工时间，因而面粉日益不足供应社会的需要。为了避免市场抢购的混乱，便发出一种购粉证，由保甲按户轮流配给，无证不能买，又要常涨价，市民生活遂形成粉证难得，粉价过高的双重困难。
　　六
　　陕西是产粮的省份，也是出棉的地区。农民每年除负担征实、征购以外，还代各战区代购军麦，发价比市价相差甚巨。我记得1944年2月间一次，就代第五战区购军麦148000包，代第八战区购军麦288000包，每包200斤，发价1000元，分配各县摊购，按目前市价，每包须赔价1600元，只此一端，人民的痛苦，可以想见。至于棉花，自1941年起，政府实行花纱布统制政策以后，棉花由物资局统一收购，纱布只给厂商以20％的加工费，原料由公家供给。抗战期间，西北只有新式纱厂三家，除由敌占区后迁的申新公司在宝鸡，官僚资本雍兴公司的纱厂在蔡家坡、虢镇外，在西安只有大华纱厂一家，它在1936年就开了工，装有纱机12000锭，布机320台，由于棉价通常较沪、汉低3—4元，布价每匹高1元左右，获利甚大。1937年又向日本订购纱机13000锭，布机500台，抗战开始时，已投入生产。1939年10月某日敌机轰炸西安，烧毁工厂存棉3万余担，机器亦被烧，工厂停工数月，方才修好。又因电扇走火，布厂全部被焚，直接间接损失甚大。经理石凤翔，湖北孝感人，曾在日本京都高等工艺学校习染织，他在大华对于培养技术干部，提高生产技术，改进生产设备等都有相当贡献，后因其女石静仪与蒋纬国结婚，石与蒋有姻戚关系，亦多社会活动，解放前夕去了台湾。
　　陕西自泾惠、渭惠各渠开成后，产棉地亩，日益增多，泾阳、三原、富平、高陵四县，差不多家家存棉，西北纱厂无多，棉花多由宝鸡运川销售。自花纱布统制政策实施以来，棉花由物资局统一征购，棉价也归物资局掌握。1942年物资局拟订陕棉征购价格，凡存量在50市担以上者，每担按520元征购，但是产棉成本据中央大学农学院调查，每担为1150元，陕西农业调查所调查所得为1650元，依此计算，征购—担棉花要赔本千元以上，陕西农民是靠种棉麦维持生活的。于是出身农村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主张集合渭北产棉之家，以合作方式，集资自办纱厂，当时在西安曾发动过棉农自办纱厂的群众运动，为了扩大宣传，各报还登载出劝棉农集资自办纱厂书。据调查当时美国12500锭纱机，全部共价28万美金，先交十分之一，即2.8万美金，按外汇折合法币7840万元，再加户头费700万元，即可订购。正在积极进行之际，日本无条件投降，经济界又起了翻天覆地的新风浪，这一运动，也就无形停顿了。但当时所发表的劝棉区农民集资自办纱厂书，为这一运动的主要文献，兹录于下，藉供参考。
　　劝棉区农民集资自办纱厂书
　　抗战八年，消耗物资，难于数计。负担以农村为最重，输将以农家为最多，而其所感之痛苦，亦以农民为最深。迩者欧洲战事，宣告结束，盟军全力行将集结于远东，最后胜利近在眉睫，举国人士，咸注目于战后经济之建设。陕西僻处西北，利源未启，而厥土黄壤，田惟上上，沃野千里，号称天府*(左阝，右奥）区，男耕女织，向为秦民基本生业。海通以还，帝国主义挟其机制货物，廉价倾销，我国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关税不能自主，外货遂充斥于通商大埠，渐侵及于城乡市镇。不但新式机械工业无法提倡，农村亦伤谷贱，濒于破产，家庭女工纺织，且受舶来布匹之压迫而摧残以尽。抗战军兴，海疆沦陷，外货输入之路塞。物价遂以供不应求，兼受法币膨胀之影响，增高继长，莫可记极。乘此非常时期，正可发展各种产业，为战后树立经济独立之基础。乃连年以来，社会游资，大都流入于囤积居奇，而用之于生产事业者，至微且细。大规模之新式企业，未见萌芽，所恃以支持军需民用者，仅有资力薄弱设备简陋之小型工艺作业场，此在封锁期间，不受外货竞争，尚可勉强图存，一旦战事结束，国际贸易，恢复自由，物美价廉之舶来品，源源流入，此等无力竞赛之弱小经营，万难存在。我之广大市场，恐仍沦为外商排泄剩余货物之尾闾，国内贤达，对此多已虑之深而筹之熟矣。此次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谓：“工业建设，在发展工业经济，建立自力更生之基础，实行民生主义之政策，完成国防民生之合一。”又谓：“应辅导鼓励人民之资本，在国家整个计划之下，参加工业建设工作。”夫所谓国家整个计划者，即就各种生产事业，区分为国防民生两部门，凡与国家生存有关之重工业，由国家直接经营，而关于民生问题之工业建设，完全鼓励人民自动投资，此已明示国民参加工业建设之途径。陕西出产棉麦，乃民生衣食之源，面粉纺织，均宜设厂。而渭北产棉区域，尤适合于纺织工业发展之条件。盖任何工业之发展，其必备之条件，为(1)原料，(2)动力，(3)市场，(4)资本，(5)劳工。故工厂地址之抉择，必选原料出产地与燃料附近区。陕西棉产，质美量丰，在世界棉花市场，向占重要地位。自泾渭开渠，泾阳、富平、三原、高陵等县，多为灌溉之所及。比年政府提倡棉花增产，棉田面积已由130万亩增至300万亩，棉产已由30万担增至50万担，有此大量产额，原料之供给无虑矣。同官、耀县之煤，近在咫尺，各渠水力，亦可利用，动力自不成问题。至工厂所出之布匹，有西北广大市场可供推销，盖甘肃、青海向不产布，所需全仰沿海城市远道转输，陕棉成布运销西北，距离近而又有陇海铁路、西兰公路贯穿于其间，运费省而成本轻，外来布匹自不能与之相角逐。惟创办伊始，集资方法与劳工来源，首先应予特别注意，依工业经济之原则，工厂规模愈大，出品成本愈轻，筹办新式纱厂，规划当力求宏大，值兹物价高涨之时，建厂购机，动需巨款，此在豪商大贾，厚资坐拥，长袖善舞，凑集非难。但资本若出少数富人之手，势必造成劳资阶级之对立，欧美先进国家垄断资本之专制，可为前车。为求适于民生主义之原则，惟有棉区农民，自行筹资，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建工业基础于农业之上，产棉之农家，即纱厂之股东，家庭妇女，田间余夫，均可进厂为工人，农工配合，劳资协调，冶原料资本劳动于一炉，据西北市场以自固，工商并进，大利归农。我本农业国家，农民占90％以上，利溥农村，国自富强。甚望我棉区同胞，在今秋收棉后，利用棉价高涨机会，用合作方式，组织起来，每户出棉不要多，而计值则为数不在少。趁此国家正在鼓励民营工业之际，急起迈进，为迎头赶上之计，一面择地建厂，一面请政府代买外汇，向友邦订购机器，群策群力，共成斯举。尤望乡邦硕彦，企业名宿，相与赞助，相与辅导，俾此利切民生之事业，早观厥成，国家民族，实利赖之。
　　七
　　1944年2月，陕西省政府又改组，这次改组是胡宗南主动，事前很少有人知道。省府会议时忽见报载22日行政院会议通过改组陕西省政府的议案。新任主席是祝绍周(芾南)，民政厅长彭昭贤、建设厅长陈庆瑜均连任，财政厅长李崇年，教育厅长王友直，秘书长是林树恩，委员刘楚材、刘恺钟连任，新任委员有杨尔瑛、马师儒、刘蔼如、孔令恂、张大同。大家都觉得很突然，熊斌说：“这事前几天就有消息，我没有告诉大家，恐怕在工作上受到影响。”他还笑着说：“蒋铭三任主席是二年零八个月，现在又整整二年零八个月了，这个期间，好象是陕西省政府一个任期。”新旧任是3月3日交替的，从此以后，陕西省政府就在胡宗南的支配下，进一步完全做了反人民的工具，祝绍周祸陕的罪恶，昭昭在人耳目，如果人们不是健忘的话，回忆一下，都可以想得起来的。
　　我离省府后，北洋工学院正在西安筹设分院，院长李书田（耕砚）在开学时聘我做专任教授。为时不久，胡宗南也送我一张第一战区长官部顾问的聘书。后来听说是少将待遇，每月还有相当报酬，因我没有向长官部报到，都被他的部下冒领去了。这时我的生活由于人口多，负担重，虽然教授除薪金外，还有按月酌发的生活补助费，但对我来说，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记得有一月发了生活补助费2万元，那时面价已涨至2500元一袋，我家每月至少需面20袋，只此一项就要开支5万元，其他可想而知了。工商界友人关心我的生活，曾协助我在莘庄搞了些家庭副业，结果都失败。他们说，你是研究经济的，怎么连这些小经营都搞不成功。我说“割鸡焉用牛刀”这句话，我现在体会到了。春节时因有所感，自撰一联云：“生活日增高，老来常感两肩重；健康喜恢复，病去方觉一身轻”。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情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西安同各处一样，欢声动地，鞭炮声彻夜未息。但在全国庆祝胜利声中，西安工商界像天翻地覆一样起了一阵新的风暴，就是物价经过长期暴涨之后，于胜利突然降临的时候，由于心理上反常的冲动，引起了物价的暴跌。物价暴涨与物价暴跌，沉重打击了工业企业，虽然形式不同，在本质上对生产事业却构成一种钳形攻势。官僚资本和游资在物价暴涨时候，以囤积居奇夺去了工业生产的养分和阳光，在胜利时物价暴落的刺激之下，所有从前被囤积起来的大量货物，轰然从洞里钻出来，像洪水泛滥似地—泻而出。在过去官僚资本和游资从正面打击了生产事业，胜利时对生产事业从反面打击得更为沉重，官僚资本对于物价的暴涨与暴落，都起着杠杆的作用，其所用剥削人民的，就是法币。
　　国民党的法币政策，是一种封建掠夺性与买办掠夺性的货币制度，是深受着帝国主义操纵为统治阶级用来掠夺人民财富的工具。当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时，通货膨胀的迹象，尚不甚显著，从法币改革到抗日战争前夕，发行额只增长了两倍，到抗日战争期间，法币发行额就迅速增加起来，如以1937年6月为基期，到1945年6月增发将及300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对内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就漫无限制地增发纸币，从1945年6月到1948年8月法币就增发了1500多倍。
　　大量发行的结果，法币急剧的贬值，1948年8月法币购买力已跌为战前的0.0000002，即千万分之二，币值的微小，已成为再行增发的障碍。为了进一步实行通货膨胀，遂在这时发行金圆券，废弃了法币，法币300万折合金圆券1元收回。金圆券到1949年5月已发行到697000亿元。如果和它最初发行额比较，不到—年的时间，就增长了24万倍。这就使金圆券又成了废纸。国民党政府宣布用银元收兑金圆券时，金圆券的币值，已贬低为发行时价值的0.000000001，即十万万分之一。从抗日战争到国民党统治崩溃的12年间，货币发行总共增加了1.768亿倍，而物价以上海为例，上涨到138842倍，严重的通货膨胀，促成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 。 (1964年7月于南京)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