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鼎文主陕时期的陕西省政
朱在勤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从汉口撤退后，便集中兵力于西南的重庆和西北的西安。西安那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不是蒋介石的嫡系。1938年蒋鼎文正在做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所有兵力，却在胡宗南手里，司令长官是光杆子，在军事上不起什么作用，但他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陕西省政府主席继孙蔚如之后，便落在蒋鼎文的头上。他从1938年7月1日接任，到1941年6月30日止，整整做了3年的省主席，其间我一直跟在他身边当秘书。因之蒋鼎文在这三年中，关于陕西省政的措施，我凭着记忆，写一点出来，作为参考。惟事隔20多年，文中挂一漏万之处，还望熟悉当时情况的加以补充和指教。
一 人 事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官最感麻烦的，是人事问题。当时西安国民党内派别，有胡宗南的武力派，有于右任派，有CC派，有地方士绅派；外部，有共产党领导的陕北边区政府与之对立。做一个省主席，主要的事情，就要“均衡”这些内部派别势力，所以人事问题，最是难办。为了人事，当时蒋鼎文曾开了两次“公馆会议”，出席的有李家鼐(蒋鼎文的参谋长)、张炯(蒋鼎文总参议)、刘祖舜(十战区的参谋长)，先拟定了省政府的各厅长及委员名单，这时朱绍良正在西安，蒋鼎文又与朱绍良去商量了一次，便决定以原民政厅长彭昭贤为民政厅长，以周介春(孔祥熙夹袋里的人)为财政厅长，周伯敏(于右任的外甥)为教育厅长，李仪祉(陕西人，水利专家)为水利局长，孙绍宗(李仪祉的学生)为建设厅长，XXX(黄埔一期生，已忘其名)为保安处长，杜斌丞(士绅，思想较前进)、张炯(蒋鼎文的私人)为委员，至于秘书长，即以前任孙蔚如的秘书长李志刚蝉联，将这个名单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更动，就准了下来。此外，又聘请了两个顾问：一个是大名鼎鼎的西山会议派钱西樵；一个是做过大夏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的徐逸樵。人事问题这样解决后，1938年7月1日正式接收省政府。接收时，又派寿家骏、朱在勤、傅秋声、洪泽到西安北院门省政府，分别接收卷宗、印信、器具、帐册等项。
省政府接收过来后，四肢俱备，缺少一双省主席的耳目，所以不久就成立了一个视察室，以钱西樵为视察主任，并由钱西樵介绍了戴少咸，汤XX(已忘其名)等为视察员，以充耳目。后来省政府又成立一所政治经济训练班，以徐逸樵为主任，又成立一个《舆论》出版社，出版《舆论》杂志，作为省政府的机关刊物，以留法学生余谦(浙江诸暨人，共产党叛徒)为编辑。这样，省政府的躯干、手足、耳目、喉舌，粗具了规模。此外，蒋鼎文又与寇遐(老同盟会员，北洋军阀时任农工部长)、景梅九(老同盟会员，西安国风报主笔)等拉拢，作为外围力量，把人事布置得四平八稳，就是所谓“均势”。
二 财 政
蒋鼎文主持陕政时期，日本人正占据风陵渡，陇海路大半段在日寇手里，上海货物不能来，陕西土产出不去，各项税捐收入大大减少。因为打仗，要强拉壮丁，种田的劳动力减少，生产衰退，钱粮也减少；但是收入减少了，而行政费用支出，非但没有减少，而且因人事扩大而增加，加以那时法币贬值，公务员的生活也困难。蒋鼎文对于财政措施，采取量入为出，以适应战时客观环境的需要，号召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为原则，实际上要开发新税源，也无从着手。如胡宗南的第七分校，教育处长苏玉衡，明目张胆的走私，就不能去征收税款，商人走“单帮”，也没有税款可以收入。要争公债借款么，那时西安仅中、中、交、农四行及上海、中南、中国实业等几家银行，省债不容易进行。西北资本家方面，如石凤翔是蒋介石的亲家(蒋纬国的岳父)，毛虞岑和蒋鼎文有关系，自不能向他们头上去打主意。但事实上当时省库并不空虚，1938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半年之间，省库收入33,248,758元，而支出数为31,649,913元，收支相抵，库存1,598,845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那时币值猛跌，物价飞涨，省银行发行了辅币550万元，大量用来搞囤积居奇，这样就生财有道了。所以蒋鼎文到任之初，即派他的军需科长王宝康去做省银行的总经理，这个“多财善贾”的办法，就是蒋鼎文主陕时期的财政措施，横竖省银行的辅币与当时正在贬值的法币，混在一起贬值，大家一点不觉得，但是这些纸币，都是吸取人民膏脂的工具，以后都散在西安市上，没有一个钱收回来，这就是当时的财政情形。
三 禁 烟
陕西的大烟，从刘镇华主陕时起，就一直没有禁绝过。过去因为陕西是贫瘠的省分，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小、各派军阀林立，军饷负担过重，陕西即以烟土运销外省，以维持军费。所以蒋鼎文主陕时，如凤县、留坝、略阳、佛坪、镇巴、石泉、镇安、洋县等处，鸦片仍大量种植。视察员戴少咸就告诉过我，他去视察凤县，凤县的县城墙底下，就种满了鸦片烟。吸食鸦片就更为普遍。国民党也反对吸食大烟，曾派员到各地查禁。1939年，当时国民党内政部派了王仁(东北人)来当陕西省禁烟处长，他到省政府，先来见我，与我谈起禁烟的事。我说：“陕西的鸦片，到处都有种植，凤县的鸦片烟，种到县城墙脚下。”他说：“对于禁烟，我想办一办，但是初到这里，不晓得应该从何着手?”我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西安吸食鸦片的大亨，如党积龄等，弄他一两个，禁烟自然便有成绩。否则，这些大亨，平常大摇大摆，挡住了禁烟的路，你任何努力，都禁不了烟。”他认为对，就与彭昭贤、蒋鼎文谈起，彭昭贤也同意了。蒋鼎文说：“这件事你与彭秘书长去商量。”便这样，在党积龄头上开了—刀。但是蒋鼎文没有胆彻底干下去，所以党积龄鸦片烟案，就有头无尾地结束了。对于禁烟，弄得毫无成绩。
四 民 政
蒋鼎文主陕时期，民政厅长经过了两个：一个是彭昭贤，老牌的CC分子，一个是王德溥，也是CC分子，所以民政厅里的科长，如翁墨山、张梅谷、乔维森、张X X(已忘其名)等，没有一个不是与CC有关系的。因此各区专员和各县县长，如果与CC没有关系的很难立足。蒋鼎文自己的系统里，派出去当县长的很少，原因是第十战区已安插了不少人，而且十战区的薪水是由国民党中央支付，待遇较好(就我说，虽然在省政府当秘书，薪水却在十战区支取），所以关于行政上的人，几乎为CC独占。如果蒋鼎文与CC争夺县长，势必与CC要发生摩擦。在军事系统上，蒋鼎文是不怕CC，但是政治系统上，当时CC在全国范围内，都占有势力，不能与之竞争，足见当时CC是权倾一时。所以蒋鼎文为了自己作官顺手一点，对于和他自已有关系的人，一般就不放出去搞行政工作。
那时作官的，人人要钱。陕西全省90个县，除去陕北外，较好的县分是陕南的南郑、褒城、城固、洋县等，关中的咸阳、宝鸡、凤翔也比较好，这些地方都是CC所注目的地方。其余各县，不及浙江的乡镇，蒋鼎文本人是一个庸庸碌碌，只图个人发财，没有雄才大略，不想在陕西做多少事业，不想为人民做多少事情的，因之他身边也没有人才，即有人才，他也不肯重用。那时蒋介石重视西安，把兵力集中在这里，主要是提防和对付共产党，所以重军事，不重政治。蒋鼎文在这种形势下，担任省政府主席，等于一个闲差，所以乐得把地方政权让给CC，这样干法，有功，是省主席的，有过，则可以推给CC。因之，在蒋鼎文主陕三年期间，对各党派都不得罪，其原因在此，他主陕三年，毫无一点成绩，原因也在此.
五 建 设
建设是需资金和人才的，—个无能的和不想有所作为的省主席，对于一个地方的建设事业，是根本谈不到的，所以在蒋鼎文主陕时期，建设厅等于虚设。那时建设厅的技术人员王恭睦(德国留学生，学开矿的，曾任西北农学院教务长，浙江黄岩人)对我说：“我学习了半生采矿技术，而且陕西矿苗又不少，但现在我却闲得没有事做。”从这几句话里，就可以看出当年陕西建设情况。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一则开矿权属于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担心军事上对付日本人没有把握，万一沦陷，所有工程投资，都将白费。二则当时作官的秘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开矿权既属于国民党中央，下边就落得推诿搪塞，“三日京兆”，得过且过，国计民生，与己无关。并且当时建设厅长孙绍宗善于钻营，对于个人地位得失，很会计较。这样的人来负责一省的建设责任，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树。所以当时建设厅所负责任，仅以运煤为主要业务，调拨煤炭，供应工厂(如华峰面粉厂等)，建设厅等于运输处，其余就没有事情了。
六 教 育
在蒋鼎文主陕时期，教育厅厅长，也经过两个，第—个是周伯敏，第二个是王捷三。周伯敏凭着舅父于右任的势力，对于陕西教育，是用官僚态度去办的。全省各校校长，好像他的属员，“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对于学校，几等于是他私人的地盘。而且个性刚愎，不接受任何意见，把教育经费，任意移用去囤积居奇，弄得各校校长敢怒而不敢言。这个情形，当时曾有人报告给蒋鼎文，我看蒋鼎文听了这些报告后，脸色很不好看，当时还叫我写信给于右任，所以在省政府改组时，第一个便把他改组了出去，以王捷三继任教育厅长。王捷三也是CC分子，但他态度谦和一点。他自兼第一中学校长，当时因为日寇滥炸西安，他把一中迁到南门外(地名已忘记)窑洞里去教学，个人生活也较朴素，比起周伯敏这个顽固老官僚来，要高明得多。不过那时“三青团”组织在该校活动得很厉害。
此外，蒋鼎文主陕时期，还办过陕西省政治经济训练班，班址在西安北院门，以徐逸樵为班主任，他以汉高祖的叔孙通自命。有一次对我说：“汉高祖以马上治天下的时候，叔孙通随着高祖，默默无闻，他的学生们都说：夫子以礼学博士，而不自杏坛独占，却追随武人，意欲何为？学生多有散去意，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叔孙通定立朝仪，叫学生们来演习的时候，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肃。高祖也说：吾今乃知为皇帝之贵，拜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于是门弟子才佩服叔孙通有先见之明。”他说这个故事的意思，是拿汉高祖做皇帝来比蒋鼎文，将自己比叔孙通。以这样的人来办政治训练班，还能训练出什么人才来?结果，这个班由陈立夫（国民党教育部长)并到政治学院去，作为预科。
在蒋鼎文主陕时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舆论》，封面上集了小碑林颜礼公勤礼碑“舆”“论”两个字，主编是留法学生余谦，主要内容是针对陕北共产党，宣传国民党党义，为省政府的机关刊物。由于这个刊物思想陈旧，抄集一套资本主义的理论，而且内容庞杂，在陕西思想界不起一点作用，《舆论》不能代表当时的舆论，所以也没有人注意它。
七 特 务
在蒋鼎文主陕时期，省政府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做秘书处调查组，由省政府秘书朱在勤兼负责任，搜集陕北边区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等项情报，转报于蒋介石的行政院。其情报材料的来源，由陕北各县县长供给(以后改由县政府调查室报告)。调查组没有特务经费，平常是承转国民党行政院发来的文件，转给陕北各县长，或由陕北各县长呈报一些共产党军队移动，或保甲长互相抢人殴打，及新华书店发行一些钞票等事情。我记得最大的一案，是当时行政院发下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本小册子，是专对付共产党的活动，其中最要紧的是指示各县县长，尽量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如果发生事件，作为地方事件处理。这个意思，就是要下级尽量对共产党压迫，向共产党争夺，如果共产党据理反抗，切不可作为国民党中央的指示。这是相当毒辣的一个案件。谁知此案不久被共产党知道了，直接向蒋介石去交涉，蒋介石恼羞成怒，要彻底查究泄露密件的人员。我记得有一天，彭昭贤将我喊了去，板起了面孔说：“你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那件密件拿出来！即刻去，即刻拿来！”我当时真如丈八和尚，摸不着头脑，赶紧把那“密件”检了出来，交给他时，他面色缓和了下来，说：“好，好，交给我。”我当时虽放心了，但心里却满不舒服。看到上司的卑鄙无耻，指示下级向对方摩擦，又不肯自己承认，把责任向下级去推卸。而且手段毒辣，反目无情，万一将来自己一有疏忽，便会有性命之忧。这就是我要摆脱反动派政治关系和摆脱蒋鼎文的关系的动机。因此，我从这个事件以后，对于陕北公事，就采取向上请示，向下推卸的办法，自己不拟稿，预备将来有责任时，我可以推卸。由于我思想上已产生厌恶情绪，所以对于以后发生的种种案件，我都是用这样的官僚态度来对付的。
当时在省政府内，还有民政厅第四科、保安处，都有专管特务案件的人员，尤其是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第四处，谷正鼎负特务的总责任，萧勃在玄风桥又有军统特务机关，所以省政府的特务组织，也无足轻重了。
八 其 他
蒋鼎文主陕时期，最轰动一时的，就是西京电厂舞弊案，当时有人认为是蒋鼎文想娶粉牡丹(西安的梅兰芳)，而粉牡丹却嫁给了西京电厂寿厂长的儿子，因之蒋鼎文吃醋，押起了寿厂长。其实完全是两回事。
粉牡丹在西安世界大舞台挂头牌，有西安梅兰芳之称，这是个人人都知道的。1938年朱绍良由甘肃到西安，蒋鼎文想叫粉牡丹到公馆来唱戏给朱绍良听，派洪副官(蒋鼎文的随从副官)坐汽车去接，适逢粉牡丹身体有病发烧，睡在床上没有起来，洪副官因为奉着主人命令，且有客人在家，非邀粉牡丹不可。而粉牡丹个性不弱，反抗心很强，认为你硬要我去，我偏不去，这样两下相持，洪副官自恃有武力（卫兵）在身边，就动起蛮来，从被窝里将粉牡丹拖了出来，并给一个巴掌，等于绑票一样，将粉牡丹拖上了汽车。这时粉牡丹衣冠不整，来到蒋鼎文公馆。蒋鼎文得知她在生病，勉强唱了一出“苏三起解”也就放她回去了。粉牡丹因此一怒，便决心不再唱戏，择人出嫁。恰在这时，寿厂长的儿子（已忘其名，浙江诸暨人)天天在世界大舞台看粉牡丹，拚命追求她，粉牡丹在刺激之下，不管你是否花花公子，以为嫁了人，就免得受侮辱，这样，就与寿XX结婚了。可是蒋鼎文却没有注意到这回事。那时蒋鼎文第三个老婆蔡文媛对蒋管得很紧，并且那时东有日本人，北有共产党，内部与胡宗南面和心不和，而且地方上派别又多，他自己有西华酒精厂、面粉厂及地下钱庄等，日日与马宝山(地下钱庄老板)等人打听黄金、美钞市价，实在没有空闲时间去搞女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偏逢西京电厂帐目不清，因为该厂机器，是原来由南京电厂拆卸下来的旧机器，电力早已不足。寿厂长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生，对于电机工程，并不是专门人才，当时拆来的时候，以为电力足够西安应用，殊不知机器过旧，发电力不足，加以西安那时军队集中，军队偷电，是普遍的、公开的，他们都不用电表，直接向路灯接火，因之，那时西安是“电灯不明，马路不平，电话不灵”。蒋鼎文对于这个同乡(寿厂长也是浙江诸暨人)，早有不好的印象。忽然视察主任钱西樵接到戴少咸的报告(戴是寿的同学)，说西京电厂帐目舞弊，囤积居奇。囤积煤炭，以多报少，修理机器，以少报多，厂长侵吞巨款，舞弊营私，言之凿凿。蒋鼎文听了他的报告，即刻命令，先把寿厂长押到省政府，随后清查帐目。这时西安全市哗然。此事实在与粉牡丹的事是两回事，不过粉牡丹事在前，寿厂长事在后，好象可以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此误传。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回忆起来，便在这里写了出来，也可作为蒋鼎文主陕时期的一件故事看。
（1963年4月28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