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吴新田时期的陕西学生运动
王芾南
一
吴新田是一九二○年前后继张敬尧接任陆军第七师师长的，这支军队系北洋军阀的主要武力之一。吴本人又是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的亲戚和亲信，于一九二○年和阎相文(当时的新任陕西督军兼陆军第二十师师长)、冯玉祥(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为驱逐陈树藩一起开进陕西；先驻在陕南汉中一带，并兼了陕南镇守使的头衔。后来阎相文死了，继任陕西督军的冯玉祥不久也因参加直奉战争离开陕西，刘镇华以省长兼任督军，对吴特别拉拢，军队虽仍驻在陕南，但吴却又兼了“陕西军务帮办”的职务。一九二五年初，刘镇华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势力，阻止国民二军进入河南，把他在陕西的镇嵩军全部调往豫西，支援憨玉昆反对胡景翼。“胡憨战争”时，就把吴新田和陆军第七师从陕南请到西安来，并以“陕西军务帮办”的名义，代理“陕西军务督办”的职务。这时，段祺瑞刚刚接任北京政府的“执政”，正企图恢复皖系军阀的势力，当然予以赞同支持。不久，豫西战事结束，刘镇华在失败后逃往山西，北京执政府即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正式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
吴新田为人昏庸而又贪馋好货，做了四年的“汉中王”，对陕南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滥征捐税，贩运鸦片，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染有很大的烟瘾，常常几天不起床。军队纪律很坏，他亦不加过问，任其官兵非法妄为，所以陕南人民恨入骨髓。这次开来省城，又升了督办，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的军队一开进西安城中，就非常蛮横，买东西不按价付钱，看戏不买票，随便拉差，任意拉夫。不光商民害怕他，连警察也害怕他。人们都说：“这比镇嵩军更坏。”而且他一来到西安就与压榨陕西人民八年的“嵩山匪首”刘镇华相勾结，共同反对国民二军(国民二军是陕西军队，在当时是比较进步的军队)。这就更加引起了陕西人民的不满和愤恨。同时，就全国总的政治形势来看，这时候正当着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大革命风暴的前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所以陕西人民(当然包括青年学生)驱逐吴新田的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与具体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全国革命洪流巨浪中的一个支流，是进步的，是革命的。
二
陕西的学生运动，从“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的开展起来了。早在一九二二年，渭南各校学生就积极参加了驱逐教育局长王述道的斗争。接着华县咸林中学的学生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教务主任徐梅村的斗争。西安成德中学等校的学生也先后爆发过反抗学校当局无理压迫学生的斗争。但是这些斗争都只能说是初期的自发的各自独立作战的斗争。到了一九二四年夏天，才开始走上新的阶段。因为这时候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陕西的学生运动就在党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大大地改变了原来的斗争内容。当时针对陕西文化教育界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的口号。一九二四年五月，西安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在莲湖公园举行了数千人的“平民教育运动”大会。会后并进行了示威游行与宣传讲演，成立了“陕西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组织。会场上的指挥和领导是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的周文化。西安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几乎全都参加了。记得有陕西省立一中、三中、省立一师、女师、女中、省立一职、甲种农业、单级师范、成德中学、民立中学、乐育中学、适道中学、敬业中学、新民中学、圣公会中学、长安一中，西北大学也有一部分学生参加。莲湖公园内挤得满满的，莲花池街上的观众形成了庞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宣传队的红旗在街道上到处飞舞。这次大会是当时轰动陕西文化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当时的领导人是魏野畴、雷晋笙、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同志)，对当时陕西教育当局提倡的“尊孔读经”等反动措施给以正面的反击。因而反动的教育当局便感到非常吃惊，并极端的仇视。
眼看暑期考试快到了，反动的教育厅在省长刘镇华的阴谋指使下，为了分化学生运动的力量，破坏学生运动的进展，极力准备严格的“学期会考”，企图借此把生气勃勃的青年学生，都变成“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与不问政治的顺民。所以尽力鼓吹“学期会考”的作用，以欺骗和转移学生的视线。然而它们的阴谋诡计却失败了。“会考”的消息一经传出，马上引起省城各校学生的反对，西安学生联合会即举行会议，表示坚决反对；并发表了反对“会考”的宣言和传单。有些学校(如省立三中、成德中学)的学生即公开表示要进行“罢考”，绝不参加“会考”，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会考”的浪潮。各校当局受到来自广大学生方面的压力，害怕事态扩大，激起风潮，影响他们自己的地位和饭碗，差不多都采取了“阳奉阴违”与“息事宁人”的敷衍态度。对教育厅，虚与委蛇，背地里却对学生作保证，对学生说：你们不要害怕，考试仍和往常一样，绝不让一个学生因会考而留级或退学。所以期终考试依然是官样文章，“考”而未“会”。它们的阴谋完全破产了。
经过不断的斗争，学生本身的组织也逐步地健全了。原来在某些学校(如一中、三中、成德中学等)只有名义上的学生会或学生自治会组织，自平民教育运动大会以后，不仅各中等学校都有了学生会，而且，他们的组织机构也不断巩固加强了。嗣后，进而发展为陕西学生联合会。这对以后推进陕西学生运动，特别是驱逐吴新田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与学生会关系最密切的“陕西青年生活社”也在陕西各地开始组成并开展活动。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和公开组织。它在西安各主要学校都组织有支社，三原和渭南等地也有分社。它领导青年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代办《向导周报》、《中国青年》、《新青年》、《共进》、瞿秋白著的社会科学概论等新书报新刊物的发行；后来还出版了《青年生活》刊物，指导青年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和政治活动。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学生革命活动的迅速发展。
三
一九二五年春天，吴新田的军队开进西安后，分驻在西关大营房、城内北校场、灞桥、临潼等处。他的第十四旅旅部(旅长顾琢堂兼第七师参谋长，吴任陕西军务督办后即代理第七师师长)就驻在西安城内的西仓。东隔壁就是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即现在的西安市第二十五中学)。吴军驻到省城后的种种非法行为，一中学生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身受其苦。纯洁的青年学生心中，充满着愤恨与不平。学校的大操场与吴军旅部的门口仅仅是一墙之隔。学生在操场踢足球，有时把球踢出场外，被吴军拾去，经常发生麻烦，同学们总是好说好要，把球要回就完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五日下午课外活动时，二年级甲乙两班(我在甲班)学生举行足球比赛，事前大家就说，踢球要小心，不要把球踢出墙外。可是，球赛快要结束时，忽然一个同学用力过猛把球踢出场外，落在该旅旅部门口。操场的围墙并不高，个子大的同学爬到墙角上向外看望，亲眼看见旅部门口的士兵抢着球跑进旅部里边去了。当时我们就开了操场的大门，大门朝着西仓，斜对着旅部的门口。我和几个同学向旅部门口的卫兵交涉，请他们把球交还我们，并说了些客气话。不料他们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看见球踢过来，态度也很蛮横。我们总是婉言向他们好说，请费神给我们找。交涉了许久，他们不特不为之所动，反而说我们太罗嗦，故意找麻烦，要把我们轰走。我们仍然是据理解说，继续交涉。这时陆续前来的同学多了，有的同学就说有人亲眼看见是某人把球抢进旅部去了。他们一听这话更大发雷霆，说是诬赖他们。这样一来就彼此争吵起来，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时候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军官，看了这个争吵情况，竟然不问是非来由，吹了一声哨子，一下子集合了一大群士兵，大声地说：“把这些王八旦赶走！”于是，他们就高声大喊!“打啊！”“轰啊!”蜂拥而出，有的还拿着刺刀和军棍，一齐向我们“冲锋”。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当然抵抗不过这些手拿武器的士兵，只有向操场退却。他们冲进操场的大门，因为人多势猛，连操场大门旁边的砖墙也被挤塌了。这时操场上的同学很多，猝然看到这种情景，就一齐向校内跑。由操场进入校内的门并不很大，同学们都挤到门口，一下子挤不进去，聚集一团。凶恶的军队在虎狼般的军官指挥下，不仅用刺刀、军棍等向同学们身上头上乱砍乱打，而且拾起砖头瓦块向聚集在门口的学生群中乱抛乱扔，在这样“退却”与“追击”，“赤手空拳”与“刺刀军棍”的两相悬殊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挨打受伤了。当场有四个同学受了重伤：即王守度(头部被军铲砍伤，礼泉人)、侯永孝(肩部被刺刀刺伤，华县人)、李云程(头部被铁镐打伤，户县人)、马训（腰部被砖头打伤、长安人）。其他受伤的还有二十余人。一时鲜血满地，喊声震天，有的帽子被打掉了，有的鞋子被踏丢了，有的衣服被撕破了。一群欢乐活泼的青年学生，竟变成军阀任意行凶的对象。一个活跃欢腾的操场，顿时变为暗无天日的战场。当时的惨痛情况，到今天犹令人不愿回想。吴军演完了这一场野蛮的“全武行”之后，才呼啸而去。
此时，太阳已渐渐西下，暮色降临。我们用笼筐拣拾了同学们丢在操场上的鞋子和帽子。但洒在地面上的鲜血依然清晰可见，砖头瓦块狼藉遍地。第二天早晨，学生会曾把这种惨状，拍照了几张像片，留作罪证。
我们当时将几位受重伤的同学送到东大街竞爽医院医治，并请医师来给受轻伤的同学进行敷药包扎。学校内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有头上、臂上、脸上、手上包着绷带的同学。连医师也表现得非常气愤，说：“这是个什么世界啊!岂有此理!”学生会马上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应变办法。会场上挤得满满的，大家气愤得都坐在桌子上。全体同学一致要求，“必须惩办凶手”，“必须赔偿损失”，“必须负责医好受伤同学”，“第七师要向一中同学道歉”，“从明天起全体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并决定将事变经过报告学生联合会及有关机关，通知各校学生会声援。同时还决定立即印发传单和拍发代电向各界告知事件真相，全校的教职员们也都气愤地挤在学生开会的会场，表示了一致的行动。紧张而愤慨的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记得把这种情况最早报告给学生联合会的是一中学生会代表任致远同学(兴平人，三年级学生，共青团员)。当时负责学联会工作的是成德中学学生张秉仁，第三中学学生张含辉等。学联会第二天即召集紧急会议，并将惨案经过立即通告各校学生会。随又通知各校各派代表二人，共同到一中慰问受伤同学并表示全力支援。当次日各校代表到达一中后，与一中学生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诺大的会场挤得座无虚位。教职员们几乎也都参加了。学联会代表致慰问辞，慷慨激昂地指责吴新田匪军的野蛮暴行，提出了响亮的口号，说学联会和西安各校同学一定要支援一中同学反对吴新田匪军暴行到底，决不中途妥协。但是一中校长侯良弼却别有用心地马上站起来说，一中的事情，一中自己本身就能解决，教育厅也会设法解决，不需要学联会和各校学生会费神援助；要各校代表回去安心上课，不要罢课，不要多管闲事，不要荒废学业等一大堆反动的论调。这一来马上激起了会场上的激烈反对，纷纷发表竟见：“一中学生被打伤等于我们西安全体同学被打伤”；“今天能打伤一中同学，明天就会打伤各校同学”；“吴军欺侮蹂躏了一中，就是欺侮蹂躏了各学校”；“我们都是同学，我们都是同胞，不能见伤不救，不能袖手旁观”；“同学被打成什么样子了，我们还能安心上课吗?”“我们都是青年学生，不能任人打伤，坐视不救。”这样针锋相对的辩论与反驳，整整争吵了一个下午。
事实的发展怎么样呢?教育厅派来了一个人(姓名忘记)，只将受伤的同学看了一看，竟说：“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的，医药费不要你们负担，不要胡闹，好好上学。”等一套欺骗小孩子的话。对惨案如何解决，却没有提及。真是叫人气愤。至于其他方面(如省议会)，也都是采用敷衍拖延的态度，没有一点具体的办法。
一中学生会和西安学联会为了争取惨案的解决，除向各军政机关发出请求解决惨案的代电外，并组织了十几个人的代表团，亲自去到吴新田的督办公署(地址即现在的西安北院门市三十二中学)请愿，要求吴新田当面答复。已经是上午十一点钟了，代表们费了多少口舌，才到了公署的会客室。但副官们却说：“督办还没有起床呢，你们等着吧！”实在等不住了，代表们一再催问，第七师的参谋长顾琢堂才代表吴新田出来会见。他的官架子真不小，只板起面孔说了几句话：“你们上给吴督办的公文看到了，事情就要查问了，你们赶快回校，好好念书，不要罢课，不准胡闹，再不听话，你们还要吃亏!”代表们讲了千言万语，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代表们在“逐客令”的语气和愤怒填膺的气氛中，离开了那个所谓“督办公署”。这个情况很快的传到各校的同学中去，自五月十日以来不能安心上课的情势(事实上许多学校早已罢课了)，到现在就发展成全西安各学校学生总罢课与教员总罢教的反抗局面。社会上也跟着发生很大的反响：“吴新田打学生”的事件，已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引起满城风雨，怨声载道。
这时吴新田已正式宣布就任“陕西军务督办”职务，正是他洋洋得意的时候。因为当督办是他多年的愿望，也是平时一般小军阀最理想的升迁。他对军队打骂学生这一点“小事”而引起学潮，自然是十分不满。他除命令教育厅压迫各学校严格管制学生，强迫学生上课外，并派人秘密的侦查学生联合会及各校学生会负责同学的行动，准备进行逮捕。而对自己的军队在惨案发生后，并未进行任何教育和斥责。反而大事宣扬，说学生是“丘九”，太嚣张，受赤党分子煽动，故意闹事，不安分上学。有意煽动军队对学生群众的仇视，挑拨相互间的冲突。以致造成西安城中到处发生吴军殴打学生的事件。如有的学生在城隍庙中挨了吴军的耳光；有的学生在东大街受到吴军的欺侮；有的学生回家在灞桥遭到吴军的盘问和打骂。各学校的当局这时也发生了分化，有的对学生仍继续表示同情和支持。如成德中学校长黄锡九先生就暗地里对学联会的负责同学说：“你们出去开会要小心，人家(指吴新田的督办公署)盯你们的哨，还向学校要你们的名单呢”；有的学校校长只劝说学生不要出去，说外边风声不好，出去有危险，会吃亏；有的学校当局则甘心为虎作伥，想严格的禁止学生活动，并力图恢复上课(如第一中学等)。西安城中一片“一夕数惊”与“风声鹤唳”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惨案的解决毫无希望，同学们都感到有随时挨打受辱和遭受逮捕的危险。因此，有些同学，特别是外县的同学，纷纷表示要离开西安，回到外县去。为了坚持反抗吴新田的活动，因而需要开展新的途径。西安学联会和各校学生会在中共陕西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定将西安学联会移到三原县城。因为三原是渭北学生联合会的中心地区，政治活动比较自由，当时驻三原的国民二军对吴新田不满，支持反对吴新田的学生革命运动。于是在五月二十日前后，西安学联会的负责同学和各校学生会的代表都先后秘密的离开西安，前赴三原。事前，中共陕西党的负责人魏野畴同志(当时他在第一中学任教员)，曾亲到三原去作了一些准备。当时各校学生也有跟着学联会离开学校去三原的。因此，各学校当局在教育厅的命令下，就尽量的阻止学生离校。同学们则采用各种方式方法，离开学校。省立第三中学的教务主任坐守在学校门口不让学生出去，但同学们却一个一个从后门走掉了。不到几天的工夫，各校的学生大都离开了学校。
我们到了三原以后，受到渭北学联会的热情招待，同学们分别住在渭北中学、第三师范、三原工职等学校。西安学联会的办公地址设在三原县城隍庙内，地方非常宽敞。大约在我们到三原后的第三天，渭北学联会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三原各中等学校的学生都来参加了。在欢迎会上，西安学联会的代表高文敏(成德中学学生)，报告了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发生惨案的经过，愤怒地谴责了吴新田军队的野蛮暴行，并讲述了西安学联会组织各校同学反抗吴新田的斗争情况。会场上的情绪非常高涨，同学们一致地发出了声讨吴新田，要求“驱逐吴新田”的吼声，从此反抗吴新田打伤同学的事件，变成了“驱逐吴新田”的革命运动了。
这次大会以后，以西安学联会与渭北学联会为中心，正式组成了陕西全省学生运动的统一组织——“陕西学生联合总会”。作为驱逐吴新田运动的领导机关，大大地展开了斗争活动。这时不仅是“写标语”、“散传单”、“发通电”，在三原、泾阳等县附近地区进行宣传工作，并以陕西学生联合总会名义，派出代表向各方面进行呼吁和联络。记得曾派张含辉等去耀县谒见杨虎城将军。杨的军队当时驻在耀县一带，他倾向革命，同情学生运动，正在筹办一个新型的军事学校——三民军官学校，此后不久即请魏野畴同志担任该校政治部主任，还聘请共产党员刘含初、吕佑乾等同志去教政治课。并派人去高陵雨金镇见甄寿山(他当时也很同情学生运动)，请求他们以实力支援学生运动并准备进行驱逐吴新田的军事行动。这两处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时，还派了赵宗润(渭北中学学生)等人去河南与国民二、三军联络，请它们早日进军入关，驱逐吴新田出陕。此外，还向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陕西学生旅京、旅沪同学会等机关团体发出了请求支援与揭露吴新田罪行的代电和宣言。为了迅速推进驱吴运动，并组织了许多驱吴运动宣传队到各县去进行宣传活动。计有王子鼎(第三师范学生)等领导的一队去大荔、澄城县一带，景云(西安敬业中学学生)等人领导的一队去蒲城、白水；我和几位同学去渭南、华县；还有些同学去到乾县、礼泉及西路各县，并运用同学离校回家的方便条件，除向当地驻军(当时这些地区的驻军多为国民二、三军所属留陕部队)联络宣传外，并向当地人民群众进行口头讲演和文字宣传。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很高，都争先恐后的参加到运动中来。记得我和几位同学由三原到渭南去的时候，因为大家勇气十足，不到一天的工夫，就步行了一百四十华里的路程，中途还要过一道渭河。那时渭北许多县的市镇，每逢集市的日子，同学们即在那里向围聚的群众进行驱吴的宣传。所以驱逐吴新田的运动，很迅速的由西安扩大到关中各县，从青年学生中扩大到军队和人民群众中去，形成一个巨大的运动高潮。
盘踞在西安城中的吴新田，受到反抗运动的激荡，着慌起来了。便命令陕西教育厅及其帮凶们，一方面严格禁止西安各校学生继续出城；一方面向各方威胁利诱离校学生返校，否则就出广告，重招新生，开班上课。把逾期不回校的学生一律开除学籍，令其永远失学。并给西安各校的教职员发放了两个月的欠薪。当时的军阀们把钱都搜括在自己的腰包里，积欠教职员的薪水是很多的，一下子发放两个月的薪水，那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想以此来收买和分化留在西安的教职员和学生，企图用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遏止住如火如荼的驱吴运动。陕西学生联合会总会针对这种情况，曾由三原发给西安第三中学校长一封公开信，信的原文如下：
××先生大鉴：
自一中被吴军破坏后，我们向来视为较安定而一般人称为大都市的西安，环境突然地加倍险恶起来。从前的吴军凶恶蛮横，已处处使我们青年学生提心吊胆，到了这次满目荆棘的期间，我们怎能安心求学呢？我们固然不怕牺牲，可是轻于鸿毛的死——吴军杀戮——始终在脑际盘旋着，问问良心，它决不肯妥协以至无谓的捐了驱体，这是我们离散出走的原因。在别的方面，以先生的高明，当然不能不受马凌甫的两月积薪。我们为陕西前途计，个人生命计，未奉先生们的命令，不迟疑地跑了出来，不顾一切地驱吴运动，在我们是光荣的一回事，扪心自问过，丝毫未负先生。然而先生负我们之处，委实不少。既往不咎，我们忍一口气，原谅先生吧!以后总使不再负我们好了。
但据省垣来人的可靠消息，据说省垣教职员们已开会决议，发出招生广告，将实际排除我们而另行开班上课。肯昧良心说：“吴新田不走，陕西能好”的狂头话?从前先生压制我们上课，自然是一时观察之错，我们也知原谅省垣的环境，先生不能公然的帮助加诸我们，我们也会原谅。在先生经济的背景与个人地位不听说二职校长已把招生广告张贴出来了吗?这椿事除了丧心病狂的人们、甘心奉承吴氏、做妾小的献媚外，谁能做出?我们对此将有不明言的解决。因为这种人，毫无理性，毫不顾客观事实，试问你们招生，敢保不再被吴军杀戮么?况且身为国民，竟甘为虎作伥，身长六尺驱，全与禽兽无异!我们失学了!我们屡原谅先生，实不胜原谅了!要是先生负我们，我们成千累万的青年也只有负先生了!谨慎着!前途尚遥远，速死何必寻?
现在还有几个问题，请先生答复一下：
将来是否有把握招来全体学生?
将来开学是否能担任保障学生的责任?
拿以前的事实证明，你们是否有办教育的能力?
你们维持教育，是否是饭碗问题?
若说招生是应付官廷？否?
你们是否承认马凌甫的人格可以为你们当教育厅长？
你们是否承认吴新田为你们和你们的父老兄弟当上司?
本会敬侯先生复函！
生联合会总会启
六月二十三日(1925)
这封信发出后，对西安各校起了很大的影响，除极个别的顽固分子外，一般的都支持赞助学生的正义行动。招生广告也不敢张贴出去，当然是招不到新生的。对留在学校未出走的学生，也未敢强迫上课。吴新田及其帮凶们的阴谋完全破产了。各校教职员总罢教与全体学生总罢课的局面依然如故，对社会上的影响不断扩大，且有工人罢工与商人罢市的酝酿。
这时国民二军已完全战胜了刘镇华、憨玉昆的镇嵩军，由豫西洛阳一带进驻潼关。在陕西学生群众与广大人民的声援下，就未经过什么战斗，顺利地进军关中。到七月十五日的晚上，那位正式接任陕西军务督办不到两个月的北洋军阀余孽吴新田，便在“千夫所指”与“万口驱逐”，以及省内外国民军的军事威迫下，一枪未放，夹着尾巴偷偷地溜出西安，夤夜西逃。在眉、凤一带受到当地人民的袭击与杨虎城将军部队的追击，丢下了所有的辎重及其搜括的财物、烟土，狼狈不堪地逃入南山去了。几个月来的奔走呼号，轰轰烈烈地驱逐吴新田运动，至此初步胜利了。一九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国民第三军孙岳的部队进驻西安城，陕西学生联合会总会，也结束了两个月来在渭北的活动，紧跟着由三原凯旋西安。
四
当陕西学生英勇奋发地进行驱逐吴新田运动的时候，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发了伟大的“五·卅”运动，奔流在祖国西北地区的一股革命支流，便很自然地汇合到沸腾的全国的革命洪流中去。尚在渭北各地进行驱吴运动的时候，已开始进行了“五·卅”运动的宣传。到学生联合总会迁回西安后，不仅同学们的革命情绪高涨，且因政治局势的改变，全国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开展，陕西的学生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陕西各界人士支援“五·川”惨案的统一组织——“陕西各界对英日雪耻会”的成立，学联总会是它的重要组成方面。在进行宣传，“检查仇货”、“经济绝交”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运动中学生联合会本身的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加强和发展。不仅西安、三原、渭南等较大的市、县有了学联会的组织，即陕北、陕南等许多县也建立了学联组织。同时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也正式派了吴化之为特派员，常驻西安进行联系和指导工作。陕西学生联合会总会还出版了自己的会刊——《陕西学生》，以指导全省的学生运动，并为后来的陕西学生运动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