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树藩压制下的西安“五四”运动
张俊青
“五四”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山东半岛，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殴打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开始的。运动爆发以后，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到处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向卖国政府，向帝国主义者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五月十日以后，西安学生从外地寄来的信件和报纸上刊登的消息中，才了解到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开始互相联系，秘密酝酿举行游行示威，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是，陕西的军政大权操纵在投靠段祺瑞的封建军阀陈树藩手中。陈以段为靠山，对段俯首听命。北京怎样对待学生爱国运动，他就依样画葫芦。陈树藩起初采取封锁政策，不让陕西报纸刊登这方面的消息，继而千方百计的进行压制，破坏。但是，西安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扑灭不了的，他们热烈地响应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封建军阀陈树藩及其走狗们进行了一系列斗争。这场斗争大体上经历了酝酿准备、开展公开斗争和受到阴谋破坏三个阶段。我是这场斗争的参加者，现根据我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日记及记忆所及，略述如下。
一
当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引起了西安学生的极大关注，他们怀着同样的热情，迅速进行了校际之间的秘密联络，学校里，街道上出现了标语、传单，呼吁各界人士奋起反抗段祺瑞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山东半岛。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出现了署名“孤愤子”(即张德纯)的传单，上面有“国人如不起谋救国，吾将蹈东海而死”的悲壮辞句；接着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出现陈鸿藩给冯亮功写的血书，上有“男儿死所东海东！”的壮烈辞句；同时，还有署名秦人(即张立德)写的呼吁传单，我在五月十日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记载了传单的全文：
东瀛肇祸，侵略中华，国贼卖国，开门揖盗。巴黎会议，列强又复偏袒，置公理于不顾，视强权为当然。处此环境，能不痛心；听此消息，令人发指！溯自满清孱弱，德人占我青岛，日人据我旅大，世界大战告终，德寇业已投降，我乃战胜国（协约国）之一，青岛自应归我。孰料日本小丑，蛮不讲理，派兵竟行强占，在和会中又威胁各国，逼我割让。似此行为，盗匪何异！亲日之败类，认贼作父，承认丧权辱国之条约，出卖如锦似绣之河山。北京学生，闻讯之下，非常震怒，乃聚三千之众，打卖国之贼；否认辱国条约，驳斥和会决议。申此义愤，大快人心。
吾陕学生，素称爱国，高举义旗，焉能后人。振臂而起，作北京学生之后盾；登高号呼，唤醒国民之忠忱。事不宜迟，此其时矣。
同胞乎!同学乎!人之常言：‘悲莫悲于国亡，哀莫哀于心死，’国亡矣而心不死，则枯木尚可逢春；国未亡而心先死，则死灰不可复燃矣。苟吾国人心不死，则劲敌谁敢我欺!试想山东问题乃中德问题，德寇败北，理应还我，日本何物，竟敢强占，英法诸国，又复左袒，若使他人占各国之领土，以此法处之，吾见各国反而许之，此岂谓平! 而卖国之亲日派犹力主同种之说以媚之，此真可谓凉血动物矣。冶容诲淫，而谓人逾我垣者，可怪之哉。幸我学生界爱国情热，致使奸人丧胆，吾陕学生能不急起而直追乎?
同胞乎!同学乎!‘男儿死所东海东’，救亡图存，时机勿失!同胞、同学，盍兴乎来!
当时各校和我校贴出的传单很多，由于我和张德纯(第一师范学生)家居近邻，经常来往，也共同谋划这件事，所以日记上只记了师范和一中的一些情况。又过了几天，见到《益世报》载有这件事，使人愤慨。日记载：
世界实无公理有强权耳。故青岛问题犹不知何时解决也。盖肉食者谋之，他人愚人耳。苟食肉者奸，以国作奇货之居，岂真不使人干涉耶?呜呼，肥己害人，岂仁人之心也哉！吾闻之，韩国之独立，死人实多，亡国者之复国，其苦可胜言耶。中国真有李完用(朝鲜之卖国贼)其人耶。
当时南北和议破裂，陕西战争又打起来，天真的爱国学生爱国情殷，认为不对外而打内战，表示更为愤慨。五月十八日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闻南北和议，又行决裂，南军(靖国军)之郭(坚)、樊(钟秀)等又将进攻省城，奉军又机谋叵测，吾陕祸患，何时乃已?军队真祸水哉!我同胞实不堪再扰也。呜呼，中国和平不可得，世界和平又焉能?中国人真无心肝者，何强敌恶邻，实逼处此，而犹同室操戈，鹬蚌相持，自贻其咎；将焉悔哉!
陈树藩统治下的陕西，战火炽烈，爱国不能，真令人气愤万分！五月二十二日日记载：
老顽固不死，中国尚望有人耶。学生之爱国热诚，实不可遏，而彼等不诱导之而反阻遏之，能不令人气愤耶！闻各地有解散学校者，有罢免校长职务者。此辈毫无热忱，真乃凉血动物！北京学生牺牲于爱国者，如郭钦光之被殴身故，彭云峰之爱国致疯，二人乃北京大学预料生，殊堪令人敬仰也。
西安各校经过多日暗地里酝酿、宣传，人心多已激动，这天日记又载：
午后闻第一师范学生激于义愤，有倡为义举者，惟以单独举动，势孤力薄，故有鼓吹我校及第三中学，共同行动者。苟克成功，亦足为他日国家外交后盾，殊可喜也。
在运动尚未向学校公开以前，还有一个十人救国团的秘密组织出现。据五月二十三日日记载：
救国观念，实已印入每一学生之脑海中，故今午十人救国团之办法一出，而从之者风起云涌。晚，同志辈亦谋而效之。其宗旨为：各凭良心，抵制日货；鼓吹商人，勿购买日货；各表坚定之主张；等等。
第一师范学生来一公函，询问我校学生态度，并提出他们的办法，征求意见。这样一来，我校学生就不能动起来。五月二十四日日记载：
今日为此事(学生救国组织)发生之初，亦师范公函来此之时也。人人愤起，个个同情，真有所谓不期然而然者。……又闻各处女子学校有先我着鞭者，而直鲁工业界人士亦有先我行动者。人皆有血，繄我独无，若再浑浑噩噩，能无愧于工人、女子乎？
二
第一师范给我校的公函，实导致爱国事件的明朗化。我校同学持函向学校当局交涉，要成立学生救国组织，还要加入西安学生救国总组织。五月二十五日日记载：
学校倡导救国运动之热潮，今日已达高峰。闻已将此举达知校长，但能否得到允许，俟诸明日。
五月二十六日日记载：
本日上课如常。惟下午因发表意见事至“通用教室”开会，大家各发表对国事意见后，校长亦有心人，颇赞成，但训示一切必须循规蹈矩，毋得丝毫暴行，致贻人口实。
会后，适逢第三中学代表约我校代表赴第一师范开会，盖因前日公函所约。我校推我及陈文科前去。这天日记又载：
又与陈文科往师范开会。盖前日公函所约，今日三中代表过我相偕也。会议研究五事，大旨为：(一)游行、开大会及组织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完全对外，绝不干预本省军政问题)； (二)通电巴黎陆(征祥)公使据理力争收回我国权利；(三)通知北京学生救国联合会，表示陕西学生誓作后盾；(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五)明日全体代表赴教育厅见郭希仁厅长表达意见。此为各校救国联合会成立之始。会议又委托我及陈文科往成德中学(陈树藩办的私立中学)，约该校代表明日同往教育厅谒见郭厅长云。
会后，我和陈文科君即往成德中学会见屈武君，说明联合会相邀的意见后，屈君极表赞同，答应征求一下同学们的意见，明日到教育厅跟大家晋见郭厅长去。五月二十七日日记载：
本日赴教育厅谒见郭厅长事，蒙厅长接见，对代表们所提出的意见，极表赞许；惟尚须与军民长官商量，方能进行。
当时郭希仁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对学生代表虽表示赞同，但对陈树藩也不敢违迕。所以总是敷敷衍衍，推推拖拖。陈树藩的态度呢?由于学生反对的正是他所倚靠的段祺瑞政府，他怎能让学生自由爱国而不加禁止呢？郭希仁当然要向他请示办法。在他们尚未作出具体决定之前，先叫郭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对全体学生敷衍一下。第二天郭希仁就到各校召集学生讲话。他讲了些什么？五月二十八日日记载：
今午郭厅长来我校讲演谓：“向外通电事，余全负责任，学生爱国举动，余极表欢迎，军民长官亦极表欢迎，以为后生真可畏也。至于开露天大会、游行一事，尚在磋商中，明日再行答复。抵制日货，乃消极办法，应不求过甚。青岛问题，就各方面言之，我均长而有理，列国不能持公论，实属遗憾。总之，今日之爱国义举将使列强毋谓中国无人也。”
在郭希仁讲话后，同学们鉴于事实的需要，推举了外交人员和会计人员。我又被推为外交员。据日记载：
此次义举，余亦实鼓吹之，但愿做无名之英雄耳。
同学们又推余为外交员，故余不能规避。今后赴汤蹈火，亦将从众，虽缺堂旷课，在所不惜也。
第二日，外交人员到第一师范开会后，即赴教育厅询问关于开露天大会及游行一事，郭希仁这时不再支吾了，就把陈树藩的意见传达给大家。九月二十九日日记载：
本日外交会议后，经郭希仁厅长传达督军之意见，谓督军对学生此举，诸多赞同。对开大会、游行一事，恐聚千人于一处，偶有不测，则学生不能自洗，恐治安亦将有扰，殊堪忧虑也。
外交员对于郭希仁敷衍了几天后竟这样答复，殊为不满。于是往见董雨麓先生。董是成德中学的校长，和陈树藩交情很厚，可以帮同学们说话的。董对学生代表很热情，接受学生意见后，即往见陈树藩。日记载：
外交员往见董雨麓先生，先生则热情犹高于学生也。彼即往见督军，及出告学生代表却与郭希仁所云相同。又谓督军愿与各校代表面磋。时间即定于明日下午，地址则为成德中学。
军阀政客们对于学生组织救国的行为，明里表示赞成，暗里却百般破坏。他们的办法是敷衍、阻挠、威吓、拆散学生救国联合会，提前放暑假，最后就用武力镇压。现在敷衍、阻挠都不行，陈树藩就亲自出马威吓一下，再看情况怎样，做下一步安排。
我回到学校，向同学们汇报了情况，请同学们另选代表往见陈树藩。当时四年级选出王秉鉴、杜肇卿，我级仍推我前往。五月三十日日记载：
今日上课如常。惟下午晋见督军一事，同学们仍推予。予自知讷于言，坚辞不得，乃与王秉鉴君、杜肇卿君前往成德中学。
这时各校代表已陆续到齐，共约二十余人。其中能回忆起的有张德纯、史秉笔、王某(以上师范)，王秉鉴、杜肇卿、张立德(以上一中)，屈武(成德)，李耀南(职业)，刘道杰(三中)，屈武和李耀南以后被推为陕西出席全国学联的代表。大家等了一会，陈树藩就出来接谈了。日记载：
俄许，督军即来接谈。初态度颇亲热，言语亦和平。在对代表所提开大会、游行二事，似允而实未允之时，师范代表王某忽用“戒严”字样阐明彼所提之问题，正予督军以口实。督军遂撇开正题不谈，而大讲“戒严”之严重意义，致使攻败垂成，恨何如之!代表一再申明开会游行不会发生扰乱行为。督军此时态度突变，以呵叱之口吻曰：“如果学生队伍中出现坏人，即以你们是问，你们可签上名来。”代表等犹欲有所申辩，督军已怒形于色，复用威吓之言向代表曰：“我听得有一孤愤子要蹈东海，咱们这儿没有东海，要跳又何必跑那么远的路，就在这儿跳一跳莲花池好了!”彼更进而恫吓曰：“我是不怕负恶名誉的，我本是一黑脸人，今后给脸上再添两笔黑也是看不出什么的，你们当三思而行！”代表等均面面相觑，默不作声。督军退，代表亦出。
代表们怀着愤恨之情，离开成德中学。这时开会、游行已不可能。每次代表会议，总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五月三十一日日记载：
打电报(通电巴黎及北京)，自由讲演等亦未议妥，又推之明日。噫!会议如此之多，而卒至失败，会议、会议，真难矣哉!
代表们都是青年学生，为一时爱国正义所激动，号呼奔走，想凭一腔热情一下子把国家从内外压迫下拯救出来，本无远大计划，长期打算，再加上意志脆弱，指导无人，所以经不起困难挫折。当时做的是和陕西军阀政客相斗争的事，怎能轻而易举顺利地获得胜利？自经陈树藩一吓之后，便灰心丧气，畏缩不前，甚至埋怨代表发言，埋怨会议过多，第一师范张德纯还拿攮子攮了王某一下，怪他发言不当。其实事实上本来是军阀政客早已安排妥贴的破坏办法，这样抓不住岔子，还会那样抓的，与王的发言实不相干。军阀政客们既然步步胜利，便不能放松，乘势指示各校长诱导学生退出学生联合会。我校在学校当局进行指示后，学生态度有了动摇。六月一日日记载：
各校学生联合会之成立，为开会游行也。现既不开会游行，则最初之目的已失去。余校对游行一事，既非初意，则听之自然。其他组织讲演，抵制日货等能如愿以偿，则所愿也。苟不然者，余校将退出联合会，以单独名义以行也。
其他学校怎样呢？就成德中学看来，它是陈树藩的私立中学。陈树藩以董事长兼家长的姿态就硬干起来。首先命令该校学生退出学生联合会；其次对该校学生严加管束。六月二日日记载：
联合会开会一事，自外交失败以来，热情日见低落，会议日见减少。浸假而成德退出，我校亦有两种意见；行将步成德后尘而退会矣。呜呼!人自有心，各如其面，他人存心，谁能知之。以学生联合会而言，足资证明。小且如此，大何以堪！
当时，我在学校当局的影响下，已有一点动摇，且见各校同学日被分化，表示了极大的伤感。这天联合会开会，各校代表商量只有联系商会，共同抵制日货，尚不失为实际办法，但当同学们向商会行进中又被警察用武力干涉，不让前进。代表们遂往见警察厅长，求解决办法。六月三日日记载：
处黑暗世界，一切行为无处无阻力。开会游行被督军直接阻挡，商会开会，又被警察横加干涉。于是乃有晋谒警察厅长之举。到警察厅，厅长虽热情招待，对学生所提要求，只表同情，却不作决定，只嘱代表速递公禀，明日上午八时即可批下。成欤，否欤?又俟诸翌日。
警察厅长叫学生打公禀，真为解决问题吗？不是的。解决学生要求的办法，陈树藩早已想好了，学生代表无论向哪一个行政机关接洽，哪个机关就用踢皮球的办法踢出去就完事。下一步他们就按预定的办法，加紧拆散学生联合会，成立各校学生救国会，各自行动。警察厅长就紧急促成这件事。六月四日日记载：
今日下午吾校救国大会成立。大会主席王秉鉴首先宣布开会。次奏乐，次自由讲演。演说者颇不乏人，大都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及激励一般无血性男子热诚爱国为内容。次举正副会长：王秉鉴票最多，高宗福次之。最后由会长提出职员若干人，由大会通过。余被提为评议焉。余自揣力不胜任，但环顾无人辞职，只有滥竽其中耳。
被选出的正副会长均系正在准备毕业考试的四年级学生。从此，各校之间联系少了，全市学生有组织的行动停止了。我的外交职权也终止了。但学生们爱国情切，在各校救国会领导下，三五成群，分别到街市热闹地方讲演宣传，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甚为活跃，六月五日日记载：
本日下午我们讲演队到南院门(当时西安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讲演，内容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国民应当爱国等，听者颇众。同时，三中及各校亦来讲演。讲演中言语非常激烈……听众听了当局阻挠破坏学生爱国运动的宣传，后颇招物议……。
第一中学自成立救国会后，不仅内部同学非常不满，外间也是议论纷纷，日记上所谓“颇招物议”者，可见当时还有主持公论的。这件事被陈树藩知道了，为了诱导、恫吓，就亲自到各校训话。到一中来讲了这样的话。六月七日日记载：
本日上午上课如常。惟下午图画停止，盖督军来校讲话将钟点占去也。督军讲话约分三点：(一)对一中退出联合会，极表欣慰；(二)你们退出后，必招人叫骂。对付别人叫骂的办法，我是如此的：如果当面骂我，我必以武力极之；如果背后叫骂，我以为犬吠耳，有何伤于余哉！ (三)余早已不畏人言矣，被骂，为余所不能免者。余早已自涂墨于面，虽再加一两笔，其墨犹如是也。此为余学生时代之练习使然，尔等其勉诸。
陈树藩的这一段讲话，和他接待学生代表时的讲话有同有异，拿一个军政长官竟有为样的行为，这样的论调，只能表现出阴险和厚颜无耻罢了。此后学生们的救国义举仍继续不断，各校学生奔赴街头讲演，散发白话报、传单，到商店捣毁日货。有的商人把日货收藏起来，不再出售。总之，西安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在陈树藩的压制下，几经波折，但在宣传民众，反帝爱国，反对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方面，还是进行了大量活动，取得了不少成果。
三
在各校学生正在进行救国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时候，学校公布处忽然贴出了提前考试的布告，六月十日日记载：
余校考试，本拟提前到下星期一(六月十六日)开始，不意今日竟再提前明日即开始。今天下午第二堂课亦不容再上了。学校急于布置考场，学生被迫亦开始温课矣。
各校提前考试，亦提前放假。这样一来，陈树藩破坏陕西学生的“五四”运动已达到了目的，给段祺瑞卖国政府效了忠。但是，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西安学生“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陕西现代革命史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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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距现在已四十四年了。现在把它写出来供作文史资料的参考。不过时间久远，记忆不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希知者指正、补充。
一九六三年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