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封建势力笼罩下的陕西女师
　　一九二三——一九二八年，我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上学。这个学校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成立的。当时的社会封建势力还相当的大。开办女校，为的是培养女子师资，除设有语文、数学、教育学等一般师范学校通有的课程外，还增设了家政和缝纫等课程。其目的还是培养贤妻良母，为封建社会服务。
　　学校中男女界限分得非常严格。在校女生和外界也是完全隔绝的。学校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和男教师们，多是些秃顶驼背的老先生。他们一律住在学校二门外，若不上课、不查自习是不能进能进二门的。女教师、女工友和女生宿舍，都在二门内。学校规定：住校学生无事不准出二门。往来信件要经过学校的检查。家人来校看望学生，女的可以进内，男的只能在大门口的会客室里接待。西安有家的学生，礼拜六可以请假回家。家里来人必须向学校打招呼。象我当时年龄较小(十四岁)而且家住外县，外出时，必须由在西安的哥哥替我请假；平时需要日常用品，即托年龄较大且快毕业的远房侄女出外代买。一天除上课外，只能坐在校舍内，仰望云天；想家时，悄悄地暗自流眼泪！
　　学校规定每天早晨有二十分钟的朝会，照例由老校长——一个面无笑容的老学究——训话。内容多系要求学生贞静幽娴，朴素好学等。约在一九二三年，有一天朝会时，校长一上台就大发雷霆地宣读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一年级学生陈真玉(陈建晨)给外校男生写的。信内写了一些学校专制黑暗的事实。被学校检查出来，认为不法之极，因此大加斥责并宣布开除学籍，即刻离校。同时张贴了布告，罪名是：“倡行社交……”。陈真玉非常勇敢，她下朝会后，回到宿舍时，向围在宿舍门口的同学申辩。她说：“那个男生是她的表兄，校方嫌她揭露了学校的黑暗，因此以开除的办法压她……。”许多同学听她讲得有理，都深表同情。她班上的同学有的还感动得流泪。但是也有些外班同学，却以鄙视的口吻说：“不嫌丑!还厚着脸皮讲什么!”这说明，当时学校和学生的思想，都相当混乱。
　　女师的第一次罢课和党对我的教育
　　一九二五年春，女师张校长，因病离校。教育厅派来的新校长康寄遥。他第一次和学生见面时，手拿念珠，以佛家厌世的态度，表示他无心尘世上的事，教育厅硬要他出任校长……云云。散会后，学生会康效英代表全体同学向新校长提出了几项要求。康校长听后，登时大发雷霆，疾言厉色地对她斥责了一顿。康效英向同学们述说时竟委屈地哭了起来。同学们听了后都很气愤，决定以罢课来抗议新校长。其他男校同学闻之，在党团领导下纷纷前来支援。然而女师同学还怕别人说闲话，吞吞吐吐地拒绝了男校同学的支援。由于女师的罢课是孤军作战，因此声势不大。一九二六年，西安发生了刘镇华围城事件，学校再未开学。这次罢课运动虽然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但却锻炼了同学。康效英很快的投进革命行列，成为女师学生中第一个共产党员。
　　当时西安的革命前辈王授金的女儿王观德、王观政，是我们的老师。她们都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五年冬天，我因反对家庭包办婚姻，逃藏在同学家中。这件事在当时竟轰动了全城，成为社会上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学校和家庭合夥对我施加压力。有位同乡名叫田伯荫也是共产党员，他鼓励我反抗，还告诉我应当参加组织，有了组织的支持斗争时才会感到不孤立。他告诉我参加共产党、国民党、青年社均可(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半公开，工作人员多是共产党员)。这使我在艰苦斗争中找到了一线光明的道路。虽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但我却知道它们反对旧制度，那我最需要。当时王观政老师找我谈话，并介绍我加入国民党、青年社。之后，我和同班刘雪霞、董思秦、张群玉等同学常去王老师家中开会。一九二六年的“五一”节时，我还去南四府街国民党党部听过张秉仁讲劳动节的意义，张安仁讲巴黎公社。其时，西安出版一种青年刊物，上面的文章多是署名按刃、金刃、冰刃写的。在西安学生中起了鼓动的作用。
　　由春到冬，刘镇华的军队把西安城围得水泄不通。杨虎城、李虎丞在城内艰苦守卫。城内外枪炮声整天轰鸣，时密时疏。开始时，人们感到惊慌，时间长了，也就习以为常。革命者，在此时，更要比平常加紧工作，我们党的工作并没有因为战争而中断。五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院中吃午饭，一颗流弹突然飞掠过来，碰在墙上反落在我的头上，立刻鲜血顺着发际直流。幸亏我的哥哥即时给我涂药包扎，渐渐伤愈，但却怕出意外再不让我上街了。因此，由党团领导的热火朝天的暑期学习会，我亦未得参加。围城时间长了，城内吃粮紧张，有人设法逃到农村去。而我恰在这时患了伤寒病，一躺半年才能起床，身体瘦弱不堪。当同学董思秦和刘雪霞来家看我时，她们都已剪成短发，把暑期学习会的活动情况告诉我，使我十分振奋，同时也十分遗憾！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于右任率师解了被围困八个月的西安城。解围前，城内的野草都被吃光了。饿死的人很多。街上行人，面带菜色，孱弱的身体，若被撞倒就起不来了。城围初解后，乡村人背粮携饼，络绎不绝的进城看望亲友。城内城外的人们都欢欣鼓舞，互庆重生。
　　女师开学后，校长已换成石雨琴。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因此学校呈现一片新气象，革命空气十分高涨。同学们的革命活动也很活跃。方鉴昭、徐九龄、康效英已到外县去教书，负责掩护地下党的工作。学校党支部书记是王启珍，党员有杨玉珊、刘雪侠等人；团支部书记是彭淑贞。彭淑贞介绍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组织指定我担任学校国民党支部书记和青年社支部书记。我们发展了一些进步同学，并定期过组织生活，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不久，我担任了团支书，就转为正式共产党员。国民党支部和青年社的工作，交给了别的同志。当时大家的热情很高，但对革命的道理，还是不够理解。我当时就不懂得阶级关系。只是因为我深感求学的困难，家里无钱，随时都可能遇到失学的威胁。所以我十分憧憬共产主义社会中无贫富之分，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大家都能上学。因此我就愿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同学们的思想和我都差不多，凭着一股热情参加革命，愿为未来的美好理想而奋斗。
　　学校里成立了学生会。学生会会长人选，在组织内部事先酝酿好了，让一个受我们影响较深的同学当选。这样既可争取她对我们靠拢，又可由她出面替我们说话。不象过去照例都是由校方指定。此外，我们还选出王启珍同志负责学生会的组织股，我负责出版股，每周定期出版壁报。
　　学校开始有了民主生活。学生会可派代表列席校务会议，参与学校大事，并且可以向学校提出要求。校长、老师对我门学生也稍微和气了，不象过去那样都是冷冰冰的。
　　女师同学开始参加斗争
　　我们学校地理教师孙仁欤在教室中讲过：“党者尚黑也，故君子群而不党”的守旧观点。当党团员联席会上决定派人反驳孙的言论时，同志们都不愿去。大家推到王启珍和我时，王启珍强调她的嘴笨，要我上台去讲。其实她也并不嘴笨，而是因为女同学富于感情，站在台上反驳老师实在扯不开面皮。我拗不过王启珍，就硬着头皮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天晚上，我在宿舍自习时，训育主任吴湘如来和我谈话。她问我赞成不赞成在上课时把宿舍门由工友锁上，我说赞成。因为我们宿舍过去丢过东西。她高兴地说，那明早朝会上，我宣布这个办法后，你们有什么意见时，你就上台来说你们赞成的话，这是拉我给她捧场。我也正为有这个上台的机会而高兴，就满口答应。她高兴地走了。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她宣布了这个办法后，我就乘机上台表示赞成。接着我就反驳了地理老师孙仁欤的守旧言论，还说这样的老师我们不欢迎。训育主任绝没想到我会讲这些话，这是破天荒的事，出乎她们的意料之外。当时校长很生气，认为这是学生给他出难题。老师们也都愤恨学生们敢于反对老师，认为这样伤害了老师的尊严，此风一长尔后学校将永无宁日。于是全体教师罢了教，对付学生的“造反”。同学中意见也是不统一，不少人同情老师，嫌我们过分了。当场我就听见上班一位同学说：“看！孙老师可怜的，咋来上课呀!”
　　罢教延续了两个多星期，校长找教育厅长杨明轩要辞职，学生找教育厅长要上课。石校长为人正派，但他不理解我们斗争的含意。第二天校长召集学生讲话。他说，他诚心想办好学校，但是现在学生把教师得罪了，老师都不来上课，那他就没有办法了。如果想不荒废学业，只有学生去把老师请回来上课，他本人怎么都可以。听了校长的话，同学们心都软了，我也很受感动。我说：“校长，我们并不反对您，也没有反对其他老师，老师们一齐罢教，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都赞成校长，还是请您想办法维持学校吧!”由于我们没有给老师陪情道歉，所以未能复课。又拖了两个多礼拜，石校长不来了，训育主任也不来了。教育厅派来了新的校长呼延震东，他把老师们又请了回来。呼延震东是共产党员，他对我们各方面都大力支持，取消了学校的一切清规戒律。他不爱钱，不拘小节，平易近人，能团结人。由于他的作风比较民主，所以对我们的工作十分有利。那时候我们搞宣传要用钱用东西时，就向学校要。事务员马上给办。老师们对我们也开始另眼看待。当然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和我们前一段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女师学生参加西安学生运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省委领导下，由各校学生会选派代表，成立了西安市学生联合会；召开了全市青年社社员大会，成立了青年社的市级组织。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是王林(省一中学生)，青年社的负责人是王文彬(成德中学学生)。办公地址均设在城隍庙后门省一职学校隔壁(今庙后街小学内)。在四月底，各县派来代表成立了省级学生联合会，王林当选主席。办公地址与西安市学联设在一起。委员是互相兼任。我就是这三个委员会的常委和委员。
　　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指示各校每周出壁报，宣传革命道理并办扫盲夜校。在女师，学生会原来已办了壁报，现在开始登记附近的妇女和失学儿童，聘请住校同学担任夜校教师，每晚上课两小时。西安学联还组织过一次史无前例的男女学生讲演比赛。女师派我参加。我们语文老师原禾生(共产党员)，他很重视这一竞赛，主动的给我写好讲演稿(是宣传革命的内容)，叫我念熟背下来，练习试讲多次。竞赛完毕宣布结果时，我得了第一名。全场的男生，以惊奇的心情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吓得我不敢从前门走，从后门溜出了会场。那时候男尊女卑的思想还很严重，女生敢和男生比赛，而且女生还取得优胜，这是前所未有的事。
　　其时学生活动频繁。学生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说话也有了力量。特别是我们女师学生，那简直是打开了禁区，冲破了牢笼，什么也阻挡不住了。首先，我们几个党团负责人，由于活动太多影响了上课。我虽然不愿耽误上课。但因活动多，每一周也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不能上课。至于课余那更没一点时间复习功课。老师也不干涉。除了开长一点时间的会必须向学校请假外，一般临时性的会随叫随走，不用请假。其时，对我来讲，不但学校二门可以随便出入，就是大门也随便出入，回迟回早无人过问。
　　因为封建意识还很浓厚，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恶习依然存在，所以女师学生过去一直不敢去男校。就是女生走在街上见了男生也都胆怯的低头而过。男生几个人同行，见到女生时不是交头接耳的评头品足，就是怪声怪气的讲些调皮话。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女同学都不敢走进男校。我因为工作关系非去男校不可。一开始，我也是不敢去，总得找个人陪着我，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忙，谁能经常陪我去？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去。以后不但学校要经常去，而且还要到各机关去。记得我同杨玉珊两个人第一次去驻陕总部(于右任同政治部驻在机关)交涉宣传品时，到那样大的衙门乱闯乱问，这确实难以设想。当时我们遇到许多穿军服的人，他们都是客客气气的对待我们，使我俩感到有点自豪!当我们去红城(今新城，是冯玉祥的总司令部)交涉事情时，还有几次在红城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及冯玉祥要出兵北伐在红城誓师时，听我代表学联在会上讲了话。我和冯玉祥、于右任能站在司令台上讲话，这说明当时的学生运动已进入高潮，学生的社会地位已大大提高。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五一”来到了!党指示我们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以显示劳动人民的威力！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宏伟的农民队伍，人人荷着闪亮的梭镖和红缨长矛，臂上缠了红布，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乡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莲花池的空场上和市民商人、学生的队伍站在一起。
　　那一天，我参加到散发传单的队伍中，散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告农民书”。这是党团在陕西第一次公开向农民散发传单。为了有组织的作好这项工作，省委从各个学校支部抽调了几十名动作较敏捷、胆量较大的党团员，在大会前两小时就集合在学联后边屋里整理印好的传单。叫我们把传单折成三角形，然后一叠二十张套起来，装进自己的书包中。这样做，为的是散发时方便。党要求我们在开会之前，站到农民队伍行隙中。两个人一行，一个人站在队首，一个人站在队中，背向主席台。在听到主席台上宣布：“现在要开会了!”就开始散发传单，要求我们以最快速度把传单发到农民手中后，再返回学生队伍中。
　　大会开始后，于右任及农民、学生代表在大会讲了话。开始游行时，农民的队伍走在前面，雄赳赳气昂昂的，显示出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西安城内人山人海，都在观看这从未有过的场面。
　　记得那年的红五月中，革命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五四”检阅学生的队伍；“五五”纪念伟大导师马克思；“五七”、“五九”、“五卅”举行反帝大游行。这几次大会都是在红城广场上集合群众，然后手持小旗高呼口号，由省委书记耿炳光和省团委曹趾仁在前面领路，排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到大街游行。此外，我们还组织了同学在课余时间向街巷群众作反帝宣传和纪念国耻的讲演。
　　在白色恐怖下女师坚持着斗争
　　一九二七年七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西安形势很快恶化，许多党员都离开了西安。首先是党中央派来陕西工作的黄平万，团中央派来的吴化之，都撤离了西安。吴化之同志在撤离西安前，一次群众会上，还代表党团省委讲了话。不久，教育厅长杨明轩，第一中学校长雷晋笙，都被反动当局撤职。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的中山学院，也被迫停办。刘含初等都撤离了西安。
　　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的摊子实际上由共产党撑着。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实际白色恐怖，首先是镇压革命力量，迫害为革命出过力的人；他们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内的共产党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他们名之曰“清党”，实际就是清除共产党员。在陕西也不例外。原来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担任常务委员的共产党员王德安就被敌人逮捕。并与省委秘书处被捕的同志一起被反动当局活埋了。当时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同志，如熊文涛、王炳南、师守命、刘光智等都一律撤退。
　　国民党省党部门上换成了清党委员会的牌子。清党委员会的头目是张文穆。他们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另行成立了一个学生联合会筹备会，由西师学生刘明纶出面筹备。刘是张文穆的亲戚，虽然他们把原来学生联合会的牌子卸掉了，但是我们驻会的工作同志尚未搬出，还可以继续以革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指挥各校进行活动。因此在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险恶形势下，我们依然坚持着斗争。
　　李少云同志(共产党员)，曾担任女二高小(现在东羊市小学)校长。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被教育局撤职。张文穆在这时办了一个私立民兴中学，正在用人之际，就拉李到他的学校担任附设小学部的主任。李少云以前因故受到过党组织的批评，由于她态度不好，受到停止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现在听说态度有所改变，组织派我到民兴中学了解她的情况。当我到民兴中学找李少云谈话时，恰巧遇到了陈建晨，她是新来这里教书的，她介绍我同张文穆见了面。张的老婆和我是小学同学，由于这些关系，张又把刘明纶介绍给我，并要我和刘合作，一同搞学联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领导指示我，可以应付一下，但不能做任何工作。这一时期，我的确在装糊涂，佯装幼稚，不谈政治。
　　李少云同志经过组织的一段考察，恢复了她的组织生活。然而因为她性情刚直，讨厌国民党一伙，对张文穆、陈建晨都不应付。结果受到排挤，辞去民兴小学的职务，回家闲住。不久敌人从家里逮捕，她和九烈士同时遇难。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女师校长换成曹配言，教务主任姬载沣，训育主任吴砚青。学生会的负责人未更动。曹配言是国民党员，为人较开明，他处事灵活，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对共产党则留有余地。他经常向我们表示，他对共产党很同情。对我和杨玉珊总是采用诱劝的方式说话。他曾多次讲：“咱们学校和别的学校不同，决不和你们搞对立，什么事都可商量着办，能办到的事，学校肯定支持。”用这样的话来表示他的开明，也防止我们和他闹对立。教务主任原来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对我们也是十分关怀，从不压迫和陷害。女师同学中，除少数落后分子外，大多数人都拥护我们。因此我们在女师的环境比其他学校好些。在当时西安地区的学生运动中，女师的工作还比较不错。
　　十月×日是女师校庆纪念日。我们借校庆机会，组织同学排演话剧，化装歌舞，准备在校庆时演出。当时柯仲平老师很支持我们的活动，并帮助我们排演《咖啡馆的一夜》《纪念“三一八”惨案》和揭露剥削农民等话剧。剧情都比较简单，但是从女师来讲，女学生登台演戏这还是破天荒的事。因此，不仅同学们都兴高彩烈，就是学生家长和社会上的人士也感到新奇，在演出的那一天，校外群众几乎把学校大门都要挤坏。这次活动影响很好，轰动一时。
　　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团省委指示：要领导学生进行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在斗争中团结进步学生，扩大革命影响。由革命学生联合会通知各校学委会于此年的圣诞节那一日，在北大街体育场整队集合。开会时，学生联合会的负责同志讲了话。他们揭露了基督教的黑暗，并指出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前驱，宗教是文化侵略的一种方式。会后整队游行，高呼口号。记得那次游行队伍是由北大街体育场到钟楼，转向西大街经土地庙什字教会的南堂门前。沿途，同学们情绪激昂多次蜂拥上前，要捣毁布道所和教堂。幸亏我们学生联合会的同志都在队伍前面紧紧地拦阻。男委员挡不住了由我们女委员挡。因为男同学不好和女同学挤，就后退了。然后，队伍出了西门到西关教堂去示威。天色将晚，才整队转回学联门口，高呼打倒伪学联拥护革命学联的口号，然后解散。会后还通知各校于第三天上午仍在体育场集合，继续声讨基督教的罪行。
　　学生们搞示威游行，震动了反动派，他们害怕学生再出动，便指示教育厅连夜通知各校，于次日上午提前举行其中考试。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转移学生的注意力，分化学生的阵营，打乱游行计划。女师的教务主任，晚上把这消息告诉了我，我说，明早全市学生要开大会，这样做明明是故意破坏学生集会。他说：“这是上级命令，学校不能不听，明早八时至九时半考试，考毕可以赶去开会。”我一看，没法更改，就提出希望学校保证我们能按时出校。他答应了我的要求。次日早晨我草草地答完试卷，九时半吹哨集合。女同学对分数都非常重视，迟迟不肯出考场，除过党团员外，再无人来。把我急的都哭了，姬主任才帮助我到教室叫人。好不容易把队伍集合好带出校门到了北大街，远远地看见体育场门外拥了一大堆人。临近一看，才知道是许多警察挡住了西师的学生队伍，不准他们进场。而二中的同学已进了会场。我们和西师带队的同学商量了一下准备两校南北夹攻冲进场内。那时的警察还不敢拉扯女同学，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封建思想，让女师的党团员和学生会的委员站在队伍前边，同学们拉得紧紧的一齐向警察冲去，果然我们女师的队伍冲进场内，但是西师的队伍还被挡在门外。第一职业学校的队伍来到场外时，也是不得进来。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场内场外高呼口号，相持两个多小时，警察人数也是越增越多，用短棒驱打同学和群众。将近午饭时游行不成了。我们几个学校的负责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暂停游行，各回各校。但是要注意各校队伍不能解散。要排整齐队伍，高举手中小旗，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战歌，雄纠纠地踏着正步走回自己的学校。
　　下午，学校继续进行考试。我们班下午考三民主义。这门课本来没人欢迎，教课的老师口齿又不利索。平时大家上课就胡混时间，现在要考试，又没给复习的时间，突如其来的出了四个题，大多数同学答不上来。教务主任走后，同学们都乱喊答不上来。我忽然灵机一动，想到，对三民主义这门课来一次反抗不会错吧？反动派采取突然考试的手段，来瓦解学生运动，我们来不及请示上级如何对付，这时候更来不及和党支部研究，我就个人决定叫大家交白卷。同学们正苦于答不出来，一听说：“答不成不答了，交白卷！”就齐声赞成。各人在卷子上写了姓名，交了白卷。我考虑到一会儿校长知道后，一定要来说服同学，而女同学面情软，对分数又很重视，如果把一个人说通了，这次斗争就可能失败。所以我又向同学们说：“这可是咱们大家愿意干的，可不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如果校长来动员或另出题考试，谁也不能答。”同学们都作了坚决的表态。后来果然校长来动员，但是同学们的态度都很坚决。那位教三民主义的老师以后再也不来上课了。经过了这次斗争，以后校长给我们班安排老师时，非常注意。例如柯仲平老师，在女师只担任一个班的语文课，那就是教的我们班。
　　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真是怕得要死，他们感到施计不成就下毒手。过了两天，在一夜之间，就去五个学校(西师、一中、中山中学、一职、民立)捕走了九名学生，分别判处九个月和二年半的有期徒刑，关押在陕西第一监狱。没有到女师捕人，据说是因为女生多系官僚士绅的女儿，捕了之后麻烦多，而且当时女学生还少，摧残女校在社会上影响不好。因此我们女生得以幸免。
　　上级党团指示我们，要大力营救被难同学，并以此为目标团结组织群众进行斗争。这样，我们每天下午下课以后就派代表去到教育厅请愿。女师离教育厅较近，学联叫我们尽量多去些人。因此我们常常去很多人，约占总人数的一半。开始去时，教育厅长黄统还出来接见，并支吾几句。以后就派科长应付，劝学生回去。再后，就没人理我们了。有一天曹校长把我叫去说：“请愿的女生太多，教育厅批评学校管束不严。”还说：“厅长还问我为首女同学的名字，我没有说。”曹校长当时宁愿不做校长也不愿陷害学生。如果不是这样，我也难免要遭受迫害。
　　上级又指示我们动员群众，到军法处慰问被捕同学并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我们动员群众捐钱买了慰问品，以参观为名，组织同学去第一监狱探望了所有被捕的同学。许多同学由于对被捕同学的同情，探望之后对反动派更增加了痛恨。
　　组织上决定：非基运动要继续进行。如果不能上街游行，就在学校内打击信教的顽固派。我们就组织同学在夜深人静时，用砖头砸了笃信基督教的舍监阎碧卿的窗户。吓得这老婆第二天就离开了学校，不敢来了。以后，我们又打了顽固的信教徒张叔华。女生本来就胆小，夜静时不敢出房门。但是由于组织的命令，只得硬着头皮干。有一次，刚砸了一个人，校长就提着马灯和教务主任进了二门察看。走到我的房门外喊着我的名字，问我听到响声否？我在床上假装着被叫喊声惊醒的样子，回答他的问话，因为这次不是我去的，所以我回答时心气很平静，校长没发现什么。第二天校长告诉我，各校都在砸呢！好象是统一的行动。
　　以后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我们在学校内贴小标语。内容写的是：“反对法西斯统治，反对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等。白天都被撕了下来，我们晚上又贴上，这样斗争了一段时间。
　　在白色恐怖下，女师过了个红火的“三八”妇女节
　　一九二八年春，学校开学后，由于各校学生会负责人被捕，加上敌人施加高压手段，男同学活动较前困难了。营救被难同学的活动，完全落在女师学生头上。女师同学中也有一些人动摇起来，不敢参加了。非基运动就这样逐渐沉寂下来。
　　上级及时指示我们：要过好革命的“三八”妇女节。这样使女师的工作又活跃起来。我们用红绿纸张写出了许多口号和标语。内容是：“反对军阀混战” “反对法西斯统治”“打倒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劳动妇女要解放”等等。准备到节日时张贴。三月七日下午，我们把女师大礼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准备开会使用。
　　省委又指示我们，要在“三八”节会上成立妇女解放社，并要发表成立宣言。当我们拟好了宣言，交教务处油印时，校长知道了，把我叫到他的房内，告诉我不能发表这个宣言。因为宣言上骂国民党，骂蒋介石背叛革命。宣言发表后，肯定会惹出一场大祸。校长让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然后再决定是否发表。最后他答应将宣言印出后锁在柜子里，实在不能不发时，再来索取。校长当时不明白，这是上级指示，我们无权改变。由于讲话的时间太长了，等我回到宿舍时，同学们正在为我担心，还以为我出了什么问题。
　　“三八”妇女节这天早晨，同志们以严肃紧张的心情来迎接这一伟大节日。上午上完课后，我们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张贴到大礼堂的墙壁上，会场上立刻显示出热烈、庄严的气氛。我们邀请全校的老师参加。下午二时，老师和同学陆续来到会场。训育主任吴砚青陪着国民党省党部的妇女委员陈建晨坐在来宾席上。大会由杨玉珊主持，我代表学生会讲了话，周庆霖作了自由讲话。最后有人提议成立劳动妇女解放社。因为我们事先就有计划地让党团员坐在群众中间，所以当大会主席征求意见时，许多人举手表示赞成。会还没开完陈建晨就站起来走了，当她向我告辞时，脸上显出了怒容。散会前，我去教务处取出印好的宣言，会后同学们就到街上散发了。
　　“三八”节就是这样过去的。我们都十分高兴，因为我们今天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女师学运转入低潮
　　“三八”节的胜利，惊动了反动教育厅长黄统。他听到消息后，马上派人来女师察看，并且把校长叫到厅里要学校开出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名单。
　　“三八”节那天晚自习时，曹校长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脸色阴沉地批评了我。看来，阴云压顶，暴风雨就要来了！他说：“有人向黄统报告女师学生二百多人中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三八’节的会，是共产党包办的，台上一提议，台下乱举手，标语口号很成问题。”校长还埋怨说：“劳动妇女解放社，本来就是空口号，你们硬要发宣言，招惹出这场是非。我从教育厅回到学校，就去礼堂撕掉标语，接着教育厅就派人来察看。晚饭后又派人叫我去，要我开列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名单，我宁可辞职也不做陷害青年的事。我今晚就写辞呈，我不在这里干，可以到南京去。你怎样办？你恐怕在这个学校待不住了。将来这里不能待时可以来南京上大学。”我当时还以为校长是危言耸听来吓唬我！不料这全是实话。次日老师们举行了欢送校长的会，会上还要我代表学生会发言。我因为没有请示上级，因而也没有讲表示挽留的话，只是敷衍了一下，感到遗憾!
　　就在这紧张的日子里，一天早晨，一位家住在莲寿坊的同学来校告诉我一个消息。她说：“昨天晚上莲寿坊八号捕了人，汽车叫了半夜，早晨起来，看见那一家大门敞开着，院内东西乱七八糟的堆放着，听说是捕了共产党员。”我听后，吃了一惊。那时党的机关是保密的，所以也不知捕了谁。中午我去民众教育馆碰头时，见到了上级才知道是党的秘书处被敌人破坏了，其中工作同志徐九龄、方鉴昭、任礼、校明谛等被捕，只有秘书处负责人刘继曾因为开常委会未归才得幸免。这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陕西第一次破坏党的机关。这件事，社会上震动较大，谣言很多，人心不安。女师学生突然有一半人不敢来上学了，她们害怕反动派来学校捕人。只有我们十多个党团员还照常住在学校坚持上课。
　　后来听说这次破坏省委秘书处的凶手是冯玉祥的部下，宋哲元的政治部主任延国符。秘书处的几位同志被活埋了。解放后迁到烈士陵园，即九烈士墓。
　　曹校长走后不久，派来了新校长刘安国。他和曹校长作风大不相同。经常板着面孔，摆出统治者的架势，不时对学生训话，不准学生会活动。同学们都很怕他，见了他都绕道走，对我们同志的压力很大。杨玉珊同志觉得环境险恶，就去日本避风头了。
　　我们班上有些同学喜欢打乒乓球，一下课就打。一天，刘校长连球带拍子一齐收了，不准同学打。我听见同学们唧唧咕咕的议论，就是没有人敢去取。我说：“休息时间打球又不妨碍学习，为什么不准我们打？”同学们鼓动我去取。其实我心里也害怕，但是在同学面前既已讲出了话，合理的事为什么不敢和校长争？冲他一下也好煞煞他的威风。于是我就代表同学到办公室把球和拍子取出，交给同学们玩。晚上一位同学告诉我：“新校长眼睛整天盯着你，而你竟敢到办公室取球，胆子不小。”
　　刘安国到校后，学校空气十分紧张，党团生活，已经不能正常过了，学生会的活动亦已被迫停止。学校派王蕙薏同学多次催促我从速离开学校。我向组织汇报了这些情况。组织上考虑到我在西安公开活动多，而且头发是生来卷着的难以隐藏，先拟把我调到外县，后来又感到外县也易惹人注意。最后决定调我同几位同志一起搞重建团省委秘书处的工作。因为那时候团省委秘书处负责人已被捕，难以活动。当时秘书处的工作主要是搞油印及密写上报下达文件的工作。由于怕敌人搜查时来不及收拾，我们把油印机架子都拆卸了，只用图钉订住蜡纸，在桌上印。刻蜡板的钢笔就塞在墙缝里。油滚不用时也包起来放在柴堆里。密写是用稀浆糊写在杂志或假信的行间，用稀释碘酒一涂，便显出了字迹。党中央的来文也用的这一套方法。那时，我负责密写，王有章和王榜刻蜡板。字刻得很漂亮。当时经费是靠党来接济的，在白色恐怖下，哪个同志家中经常收到大数目的汇款也会引起反动派的怀疑，所以收到经费十分困难。有时机关里连买菜的钱都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就可想而知。虽然钱少，但遇到节日，我们总是买很好的纸张，印刷传单，把传单印刷得很漂亮。女师高中一位老师拾到过我们的传单，舍不得烧掉，偷偷地收藏起来，留给自己相信的人看。秘书处由王有章负责向外送文件，其他几个人白天都不出大门。这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谣言很多，捕人的消息时有所闻。我们的工作多在晚上，而晚上人静，油印发出的响声，很可能被街上的行人听到。所以我们每天晚上都是在恐怖的气氛中警惕而又紧张地工作着。
　　在我离开女师后，听说反动派派了两名军官到女师点过一次名。假说是查看学生的缺席情况，最后向学校问到我。学校告诉他们说，这个学生早已离开学校，现在不知去向。以后又听说，他们到我在西安的堂兄家中搜捕我，把我的堂嫂惊吓得不得了，不久死去。以后还听说，他们到蓝田我的老家找我，但是扑了个空。
　　我离开女师后，女师的团支书换成杨芝蕙，党支书是贠新民。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党团活动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后来，杨芝蕙同志被调到秘书处工作，任淑英同志调到组织部工作。女师的学生运动在敌人的迫害下，暂时处于低潮。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