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训话”挨打记
陈子坚
杨虎城于一九三○年冬率部回陕，先后扫清冯玉祥在陕西、甘肃的残余势力刘郁芬和雷中田后，在军事上完全控制了陕甘两省，青海的马步芳、甘新边境的马仲英及其他杂牌军队均纷纷派员向杨表示服从。于是，杨虎城的声威远播，影响到整个西北。蒋介石与冯、阎中原大战之后，力有未逮，且西北辽阔，鞭长莫及，不得不任命杨虎城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潼关行营主任(一九三二年二月改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主陕后，引用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因之西安的政治空气异常活跃，特别是学术探讨和学生运动比较突出。当时各学校师生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著作及其他进步书籍是比较公开的。“九一八”事变以后，各校学生纷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大批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南京政府派到陕西任教育厅厅长的李范一(李是C.C分子)想对陕西各校学生爱国运动和学术自由加以压制，不久就被杨虎城协同地方进步力量把李驱逐了。由于杨虎城和地方进步力量在西北的发展，蒋介石对杨即持排挤与压迫的态度。一九三一年蒋派顾祝同率陈继丞(第三师)、蒋鼎文(第九师)两师进入潼关对杨威胁(后因“剿共”需要而调走)，又策动杨部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叛变(被杨派军击败，马只身逃走)，后又派胡宗南的第一师以“追剿”红军为名插入汉中(后驻天水)。总之，此时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一九三二年四月初，杨虎城接到驻南京办事处的电报说，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将来陕游历，请准备接待。杨除准备接待外，并电询戴来陕是否有其他任务。据复电称，可能奉蒋指示暗中视察西北政治和教育情况。杨平素深悉戴季陶和蒋介石的密切关系(过去蒋介石和戴季陶在上海滩狼狈为奸、投机倒把、同嫖共赌；现在戴是蒋的理论制造家、阴谋策划家)，更知道戴季陶一向对陕西的观感特别坏。当时社会上传说：戴季陶认为陕西人“野蛮”，出过张献忠、李自成；清末，发生过回乱以及一连串的犯上作乱事件。因此，他说写陕西的“陕”字要加上“犬”旁。他并认为陕西没有教化，还常对人说，陕西的十七、八岁大姑娘都不穿裤子。由此，再加上杨与南京政府军事政治上的种种矛盾，故认为戴季陶此次来陕定然没有好事，至少也是不怀好意。所以对此非常警惕，决定“妥为招待，随机应付”。当时我在西安绥靖公署任职，杨派我负责招待，计划请戴季陶住新城大楼，并预备了中西厨师和乘坐的汽车。
戴季陶于四月中旬某日下午到达西安，杨虎城率军政人员亲迎于东郊(当时火车还未通到西安)，当晚即设宴为戴洗尘，借表欢迎之至意。不料戴季陶的随员竟对我说：“替院长另预备几样素菜，院长信佛不吃荤。”因时间已晚，来不及调换素席，只好临时做了几样素菜。至于行馆问题，戴季陶对我说：“我此来志在游历，不愿住在绥靖公署内，想找个合适的庙宇住，以便朝夕礼佛。”我把他的意思报告杨虎城，杨说：“这个妖精真会装相!那就在卧龙寺住吧！”(卧龙寺是唐建古寺，康有为欲盗的珍贵佛经，即藏于此)。我立刻通知副官处赶快到卧龙寺收拾好三间房子，当夜戴就住在卧龙寺。因为他吃素，自然中西厨师用不上，又连夜找好素菜厨师赶办素菜。次日早点后，戴季陶对我说：“早晨熬粥的米太细，我有糖屎病，不能吃好米，以后我吃的饭用红糙米即可。”关中产米很少，大米多系外地运来，糙米太粗，且往往夹有砂子，只好派专人替他从糙米中拣去砂子。
戴季陶到西安的头几天，确实游兴很浓。他游了咸阳北原上的汉唐帝王陵墓；游了临潼的华清池，并在贵妃池洗了澡；游了西安近郊的周秦汉唐古迹遗址；参观了城内碑林和图书馆；瞻拜了西安的名刹古庙(戴季陶游历庙宇都要对神佛点香礼拜)。去较远地方游历时都得随带素菜厨师和各样素菜、糙米。有些地方如华清池、大小雁塔、碑林等处都是我陪着去的；有些地方是绥署副官长慕哲夫陪着去的。有一天游览回来，晚饭后与我聊天，戴说：“西安这地方傍山倚水，形势雄壮，怪不得周秦汉唐都建都于此；气候也不错，一切古色古香；我倒很喜欢这地方，想在这里找风景幽静处，建一座园林别墅，以备西来小憩之用，还得麻烦杨主任多帮忙。”我看这家伙要敲竹杠，就含糊其词地说；“院长肯常来西北，真是地方之幸，杨主任是非常欢迎的。”
戴季陶的字写得并不算好，可是他很喜欢写，只要有人送来纸，他总是有求必应。我没买纸，他却写了一副对联送我。戴季陶很喜欢接见地方士绅，尤其是宗教界的人，对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党棍们接见更多。陕西省党部委员如田毅安等不时与戴见面密谈。这就是戴季陶秘密侦察陕西政治情况的一种方式。他对陕西教育界和学生运动特别注意。有一次闲谈，他问我陕西教育界和学生为什么反对教育厅长李范一?我回答说：“教育界的情形不大了解，听说李是C.C分子，专门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所以教育界和学生才反对他。”
戴季陶游览兴尽和作了些考察之后，有一天，要我报告杨虎城，说他要对西安各学校师生“训话”。我向杨作了报告，杨当时考虑到戴一向歧视陕西人，而陕西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戴特别反感，深怕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惹出麻烦，叫我婉言劝阻。我对戴说：“西安没有高等学校，只有几个中学和师范，程度也不齐，不一定能听懂院长的深奥理论，杨主任的意思请院长多休息几天，不讲也好。”戴听后忿然地说：“正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我才要‘训教训教’，你转达杨主任，我一定要对他们训话。”我又向杨作了报告。杨看劝阻无效，就通知教育厅长李百龄(李字寿亭，陕西三原县人)布置开会，请戴“训话”。风声传出，各校进步师生就有借机和戴大斗一场的秘密酝酿。地方进步力量认为戴季陶此次来陕，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目的在破坏陕西的群众救国运动，至少也是扩大其反动宣传，麻醉青年，必须予以迎头痛击；要求杨虎城同意他们以群众运动方式，揭破戴季陶的假面具。杨虎城对戴来陕本存有很大戒心和不满，从而也就自然默许了。杨并对维持会场秩序的军警严格指示：“对会场群众活动不准干涉；如果群众打军警，不准还手；群众夺枪就交给他们；带枪不带子弹。”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各校师生五千多人齐集在民乐园，听戴“训话”。教育厅长李百龄陪同戴乘车同来。戴穿蓝色夹长袍，黑马褂，鼻架墨色眼镜，挺胸阔步地走上讲台。他学着蒋介石的样子，首先对听众环视一周，接着连点了几下头，就开始了既臭且长的“训话”(当时我没有去会场，会场情形及讲话大意是事后听说的)。戴首先讲中国的“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直扯到孙中山，说是一脉相承的。又说现在蒋委员长继承了总理，也就是继承了中国自古迄今的一贯“道统”。接着说，蒋委员长所提倡的四维八德就是这个“道统”的精华。教育界应当首先以四维八德为标准狠下修养功夫。学生的责任是好好读书学习。听说陕西的学风不好，好闹风潮，这是不对的。……台下的听众早已听的不耐烦了，渐渐地发出了嗤嗤的笑声。戴虽然也听见了，但仍故作镇静地在继续讲。不一会，群众中纷纷向讲台传递了许多小纸条。下面群众一致的喊了起来：“不要讲了，快答复我们的问题!”戴被迫把一些纸条抽看了一下，马上有点变脸失色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这个，这个，”了一阵，然后说：“你们各位要问‘为什么日本侵略东北政府不抵抗’，‘破坏淞沪抗战’，……这些重大国策都是国府决定的，我的职权是管考试，这些重大问题我不能作具体解答。”群众中有人喊：“胡说!胡说！”也有人喊：“放屁！放屁！”有的还质问：“你看见哪个西北大姑娘不穿裤子？”在这些群情激昂严词质问的声威之下，戴真的有些害怕了，在台上支支吾吾。又听有人高喊：“要你好好答复问题，答复不出来不准下台。”台下群众一致喊：“对！对!答不出不准走!”教育厅长李百龄以职责所在，就向大家说：“请大家安静点，听院长讲话。”群众哪里听他的，又见戴说不出什么，台下就有人喊：“打！打！”一呼百应，哗的一声，四座群众都站了起来，有的喊：“打倒戴季陶！”有的喊：“打倒卖国政府！”同时群众也就拥向讲台。有的校长拦着群众，群众就用土块碎片向台上抛掷。戴一看形势不对，赶快跑进后台，从后面小门跑了。
戴季陶跑了之后，学生也未远追，便在会外空场上开了大会。高呼口号，散发爱国抗日的传单，还把戴乘坐的小汽车烧掉了。
当群众高喊打倒戴季陶拥向讲台的时候，会场军警负责人用电话向杨虎城报告情况。杨怕群众人多，不易掌握，又怕把戴打坏了，不好交代，急派一个连长带一班徒手兵乘汽车前往民乐园，如果戴被群众包围，出不来时，要设法把戴保护出来，并嘱咐连长千万不要与群众冲突。杨还不放心，又叫我乘汽车去民乐园看情况设法救出戴季陶，但要与群众避免冲突。
我到了民乐园，见学生已分散去游行，问了会场军警，说戴由后门走出后已坐人力车去东关八仙庵。我赶到八仙庵，戴正对神像礼拜。我向他说：“杨主任接到电话，派我到民乐园迎接院长，我到民乐园，知院长已离开了，我才赶来接你。”戴神色沮丧地对我说：“谢谢杨主任的关怀，没有什么。我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再回去。”我与杨虎城通了电话，杨也赶来八仙庵向戴慰问并表示歉意。戴对杨说：“这都是我德不足以孚众，学不足以为人师的缘故。希望虎城兄叫报纸不要发表，也不要再追究学生，以免事态扩大。”杨唯唯答应。
不两天，戴季陶就消声匿迹灰溜溜地离开西安回南京去了。行前，他再没有和我谈在西安建筑园林别墅的话，也许是学生们一打之功吧。不然的话，这建筑别墅的钱又要出在陕西人民的身上。
学生们的这一打，把戴季陶的道学假面具揭破了，他来陕的政治阴谋和反动宣传，也因此而失败。当时西安办小报的薛兰生仿照“樊山判词”的话俏皮地见人就说：“杭州剪子并州刀，苏州结子扬州绦，打的真妙呵！”这反映了当时陕西人民对学生们打戴季陶后的痛快心情。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