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的成立和活动
何寓础遗稿
“双十二”事变以后，在陕西教育界成立过一个秘密的群众团体，名称是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简称教盟)。这是当时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一部分比较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当地党的地下组织的支持、指导之下，秘密组织起来，配合其他方面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并曾起过一些进步作用的团体。
现将教盟的成立、组织、活动、结束和所起的作用等，概略分述如后：
(一)成立的客观条件
教盟在一九三七年一月成立于西安。这时，“双十二”事变刚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不多久。
一时震动中外的“双十二”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并作出巨大的努力，因而得到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伟大胜利。这样，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准备扩大内战的阴谋以严重打击；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剿共”政策，事实上停止了内战；同时，也推动了全国统一战线的迅速成立，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早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这次国内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起了如此伟大的舵手作用，在全国人民中间获得了更高的声誉和更为广泛的拥护，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经过事变的发生和解决，人们的觉悟程度、对实现抗日的认识和必须从各方面去作抗日准备的决心等，都大大不同于以前。当时，在事变发生和解决的中心地区——西安，抗日旗帜飘扬，新的抗日阵营建立，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纷纷成立，积极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并对明的和暗的逆流，进行或准备进行斗争。这是教盟成立时的政治形势。
新的政治形势，给当时陕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界，带来了新的工作任务。这就是：要使教育工作服从张学良、杨虎城在政治上提出的联共抗日的主张，使教育工作配合其他工作，共同为实现抗日救国这一伟大目标而努力。这就要求陕西教育界，上自“双十二”事变时新组成的省教育厅，下至每一所学校和社会教育机关，都不能墨守旧章，仍然实施国民党政府所制订的那一套复古的、反动的、法西斯蒂奴化教育，而必须改弦易辙，实施抗日救国教育，也就是国难教育或战时教育(以下统称为国难教育)。这样，就必须对教育对象、教育目标、实施原则、教育方法、教师、训练、课程等，总之，整个教育精神和具体措施，都要大加改革，重新规定，并认真贯彻执行，才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满足广大爱国的教职员、学生和社会广大群众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
要胜利完成新的教育工作任务，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并提高一批对实施国难教育较有认识，也较为积极的教育工作者，作为在陕西实施国难教育的中坚力量。因为日寇的侵略魔爪深入华北，妄图独占全中国的时候，特别是经过“一二九”运动与“双十二”事变以后，虽然说中国除了汉奸亲日派外没有人不赞成抗日的；在陕西教育界中，从口头或内心上赞成抗日，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如要求他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把抗日救亡见诸实际行动，那就会有不少人表示迟疑、推拖、躲避甚或借故反对。惯于奉令办事，照本宣科的，会认为必须由教育部或省教育厅对实施国难教育有所规定，否则，便无法遵行；思想顽固，积习难改的，即或上级颁发了实施国难教育的新规定，也会阳奉阴违，敷衍了事。此外，还有明哲保身派、读书救国论者、超然教育家以及无所谓的混事派等，都不会积极主动地，在国难期间认真实施国难教育。这说明，为了在各种阻力中间，顺利而有效的实施国难教育，就必须有一批力量可以作为核心和支柱，同时再团结其他可能团结的人，然后才能创造并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陕西各教育机关对在校学生和社会广大群众进行具有战斗力的教育。
这是“双十二”事变后新的政治形势。当时陕西教育界新的工作任务以及需要团结一批教育工作者作为中坚力量等，就是教盟成立的客观条件。
(二)成立经过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取消了所谓“西北剿匪总部”，成立了以张、杨为首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这时，由国民党政府任命，以邵力子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已经瓦解。重新成立陕西省政府。前教育厅长C．C分子周学昌逃跑(后随汪逆精卫当了汉奸)，由李寿亭任厅长。在活动停止、人作鸟兽散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原址上，设立陕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潘自力、方仲如、苏资深、宋黎等参加组成。
关于陕西教育工作这时应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并需在教育界成立一个团体，将比较进步的分子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国难教育的中坚力量的意见，是由杨明轩提出，首先得到李寿亭的赞同。杨明轩即向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一负责人正式提出，得到同意并答应予以大力支持。陕西教育界建立抗日组织——教盟这一工作，就由杨明轩、李寿亭分别告知崔仲远、冯一航、何寓础、杨可均、张耀斗等，积极进行筹备。当时，要抓紧作的是：起草一个组织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研究并通知一些教育工作者参加大会，并且必须注意有东北籍的人参加，等等。
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教盟的成立大会在西安通济坊西头，东北军所属某一单位内举行，出席约四十人左右。会议由杨明轩主持，说明开会意义，并由李寿亭讲话，然后，就逐条宣读、修改通过了由冯一航、何寓础、杨可均起草的组织大纲。确定组织名称为：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①；宗旨为：“团结西北抗日救国教育工作人员，实施国难教育，完成中华民族之自由独立”；组织系统为：总同盟(以下简称总盟)——省同盟(特别分盟)——县(市)同盟(特别分部)——分部——小组。此外，对组织方式、盟员条件、入盟手续、纪律、盟费、会期等，都作了规定；特别是列有十项信条，如“我们要联合前进的教育工作者推行国难教育”，“我们要团结革命的教育工作者参加民族抗日阵线”，“我们要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我们要使教育机关成为传授大众救亡知能的场所”……等，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参加教盟的人的一些认识和信念②。最后是选举，记得杨明轩、李寿亭、车向忱(东北籍)、冯一航、武伯纶、何寓础、张耀斗(可能还有崔仲远、张光远)……等十余人当选为总盟第一届执行委员。从此，在“双十二”事变后，陕西教育界一个进步的秘密团体，也是中共在西安的地下组织的一个外围组织——教盟，就正式成立了。
这里，须加说明的，有以下几点：(1)教盟的名称为什么要冠“西北”二字？这是因为当时计划还要在甘肃教育界中建立教盟组织，曾拟议委托吴鸿宾先在兰州发展盟员。后来由于客观情况变化，教盟员只在陕西建立了组织，但仍保留在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名称，未作改变。(2)在成立大会上选出总盟首届执委后，因当时陕西省同盟尚未成立，曾决定暂由总盟兼代陕西省同盟的工作，但以后因在甘肃未建立教盟组织，所以也就没有另成立陕西省同盟，就由总盟长期代替陕西省同盟的工作。(3)组织大纲中规定教盟的组织方式是：“团体名称及主张公开，组织及分子秘密”。以后，因局势变化，连团体名称也未公开。有些要向外散发的文件、材料、书刊以及要表达的意见等，就尽量利用别的机关、团体名称(如省教育厅、某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或另拟学术性的团体名称(如国难教育社)，甚或作为盟员个人意见，在适当的场合提出(如一九三八年七月，总盟执委交由武伯纶、郑竹逸、何寓础所拟关于陕西教育界情况和对救亡工作意见的材料，就由车向忱携至武汉，在有关会议上提出等)。
(三)组织概况
教盟成立大会开过以后，总盟首届执行委员会就在李寿亭家中开会。经过研究，暂不设立常务委员会，也暂不设秘书主任(按组织大纲，均应设立)。分工结果，杨明轩为主席，李寿亭为副主席，车向忱担任宣传，何寓础担任组织，张耀斗担任总务。
从此以后，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总盟二届执委会选出前，总盟首届执委就经常开会进行领导活动，研究有关陕西教育、抗日救亡和盟务等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种种决定，通过其他组织或盟员个人去实行。执委会常常扩大，通知有关盟员参加。会议多由杨明轩主持，在杨明轩出国期间，多由李寿亭主持，有时李寿亭因事回三原，遇有紧急问题，也由别的执委主持过。会议地点，一般都在李寿亭或韩望尘家中。
教盟成立以后不久，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初步形成，但就西安及其附近地区来说，“双十二”事变所形成的局面却在逐日改变。顾祝同率领大批喽罗来到西安。陕西省政府由国民党政府任命，另行组设，C·C分子周伯敏任教育厅长。继张学良在南京被管押之后，杨虎城要被派出国。前一时期曾经销声匿迹。鸡飞狗逃的顽固势力与特务分子，又公然张牙舞爪、横行起来。因此，教盟对于吸收盟员，发展组织，就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有时甚至失之过严，以致有好些当时应当加入，他本人也可能一知道有教盟这个团体，就会愿意参加的人，也没有被吸收。虽然如此，教盟的组织还是有发展的。一年以后，不仅在西安的省教育厅、省立西安师范、西安二中、西安一中、女师(女中)、小学教师训练所、民众教育馆、私立乐育中学、竞存中学、省立三原中学、三原女中、私立尧山中学(后为省立蒲城中学)、尧中附小等处，先后有了教盟的组织或盟员，而且在省立凤翔师范、华县咸林中学、渭南县教育局、富平县一高、蒲城县教育局、尧山中学附设师范班的学生中、熊庄小学以及临潼、韩城、南郑等处，也都先后有了教盟的组织或盟员。
教盟的基层组织是分部，分部人多时可设小组。教盟在各地的基层组织，虽成立的先后和存在时间的长短，各有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地召开过会议，进行过活动。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教盟在西安大湘子庙街竞存中学召开了代表大会，出席近三十人。这说明，一年多以来，教盟在组织上确有发展，活动也在增加。在这次会上，报告了教盟成立以来的工作，研究了当前陕西教育界情况，确定了教盟的态度和主张，讨论了健全和发展教盟组织问题。最后选举，记得杨明轩、李寿亭、车向忱、张寒晖、武伯纶、郑竹逸、何寓础、余达夫、李瑞阳、张耀斗……等十一人当选为总盟第二届执行委员。
总盟二届执委的分工，杨明轩为主席，李寿亭为副主席，车向忱任宣传，何寓础任组织，张耀斗任总务。不久，车向忱随竞存中学赴凤翔，宣传由武伯纶担任；何寓础赴山西参加抗战部队工作，组织由李瑞阳担任。
教盟共约有盟员一百四、五十人。盟员原有一名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教盟盟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有两人：潘宗周被省立西安师范解聘后，到晋南中条山参加抗战部队工作，在“六六战役”(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日寇九路进攻中条山)中牺牲。冯异僧在渭南县教育局长任内，于日寇飞机轰炸渭南时牺牲。
教盟的经费，是由李寿亭从省教育经费存入银行的息金中，拨支一笔款额(按当时规例，此项息金由教育厅长支配)，由张耀斗经手掌管，主要用于印刷品的开支。教盟组织大纲中虽有盟员交纳盟费的规定，但各地都没有严格执行。
(四)主要活动
教盟成立以后，就通过其他机关、团体和盟员个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但这种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并非一帆风顺，始终如意的。在政治形势较好，客观条件有利时，如当“双十二”事变所造成的局面还未改变和在抗日战争初期，活动就开展得多，也比较集中而且显著；反之，在政治形势逆转，客观条件不利时，如在国民党反动派大搞摩擦，特别是在蒋帮于抗战中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后，活动就开展得少，也比较分散而且隐密。教盟的主要活动，可提出的有如下几项：
(1)研究安排各校人事：李寿亭在“双十二”事变中担任陕西省教育厅长后，即委任冯一航为省立三原中学校长，王芸竹为省立三原女中校长。对西安各省立中等学校的人事安排，经总盟执委研究。认为须给东北军方面的教育工作者留出西安一中校长人选，在联系后确定为林日轩(东北籍)。此外，确定江隆基为西安二中校长，石雨琴(石以前被人认为不大过问政治，但当冯幼龙征求他加入教盟时，他却立即同意，并表示：“为了抗日，现在就牺牲了，也不算是夭折”)为西安师范校长。以上，均经李寿亭任命。其他西安内外各校、馆，当时人事均不更动。这样，就在原先已有比较进步力量的各校(包括公私立)、馆外，又给西安、三原两地大部分省立中等学校，配备了实施国难教育的领导力量；同时也给当时教育厅计划要以抗日为中心的新设施，多布置了几处基点。
(2)草拟《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和《寒假工作提纲》：为了提高青年学生对于抗日救国的认识和指导他们在一九三六年的寒假中进行抗日救国工作，经过研究，确定由杨可均负责草拟《国难期间青年学生之任务》并附《寒假工作提纲》，由当时教育厅铅印成册(封面绘一完整的中国地图，被一只血手抓住东北各省)，分发全省各校、馆、县、局。这不仅对青年学生在各地进行救亡工作有好处，毫无疑义，各校如按照这样精神教育学生，并督导其进行寒假工作，那对教育工作者本人，在思想上也会有所提高。
(3)编拟《陕西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要实现教盟成立的宗旨，真正在陕西实施国难教育，就必须有一套关于国难教育的方案和具体实施办法。这样，才能给愿意实施国难教育，但不知如何去做的人，提供一些新的认识和办法。因此，总盟执委确定由车向忱、何寓础、余达夫、刘尚达四人负责，编拟《陕西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当时，在由刘尚达任馆长的省民众教育馆(在西安马坊门街)内，约集有关盟员，开过多次座谈会，经过热烈讨论，终于在很短时间内，编拟出《陕西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草案》。鉴于当时国内一些进步刊物上所登载的这类材料，多是详于方案或只有方案，而略于实施办法或没有实施办法，所以对于编拟上述草案，就要求在实施办法上比较详细、具体。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对编拟工作必须作适当分工。除方案部分(约占草案全部的六分之一)由四人共同负责外，实施办法部分中的“中学之部”由车向忱负责，“师范之部”由余达夫负责，“小学之部”由何寓础负责，“大众教育(社会教育)”由刘尚达负责，以期做到专而细。这一草案编拟完成以后，就由教盟交杨可均负责先在教育厅油印，并迅速发送至当时分设在西安、三原两处的小学教师训练机关，供作教育课程的补充教材③。但因那时西安政治局面变化得相当快，这一草案还未来得及由当时的教育厅正式令颁全省各校、馆执行，国民党政府就委任C．C分子周伯敏为陕西教育厅长，李寿亭即离开了教育厅。以后，这一草案改由教盟秘密铅印，为三十二开本，题名为“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取掉原有“陕西”及“草案”几字，下署“国难教育社印行”④。这一铅印本，曾由教盟向陕西公私立各学校、各县教育局、各图书馆、民教馆、教育界知名人士、各盟员以及西北各省教育机关等，大量寄赠。这在抗日战争初期，各地都要求实施战时教育或对现行课程想要有所改变的时候，确实起过一定的参考或推动作用。
(4)训练初等教育人员：初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无论在城市或乡村，小学校都是设立得多，分布面广的教育单位。因此，为了迅速在全省实施国难教育，就必须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抓紧训练初等教育人员。当时教盟认为：周学昌原在西安东关设立的“陕西省小学教师训练所”，已经调训过好几期小学教师，传播的毒素一定不少。应当立即改组这一小学教师训练机构，先把以前被调训过的人全部集中，进行短期再教育，然后再分批分期轮训其他小学教师。同时，为了能在短期内多训练一批小学教师，又另在三原设立“陕西省教育厅三原初等教育人员寒假训练班”，利用一九三六年寒假，训练渭北各县部分初教人员。西安师训所由杨明轩任所长，冯幼龙任教务主任(杨明轩别的工作忙，所内工作实际多由冯幼龙负责)，周彬如任训育主任。中华民族抗敌史由武伯纶担任，中国近百年史由李瘦枝担任，教育课程由冯幼龙担任，新文字由杜松寿担任，其他课程由韩述之等担任。另外，还多次约请所外的人来讲政治、时事。三原训练班设在三原中学，由三原中学校长冯一航兼任班主任。政治课由赵曼青担任，国难教育课由何寓础担任(教育厅油印的《陕西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草案》，在训练结业以前，就由杨可均逐日托交当时在西安、三原间跑趟子车的人，分批捎来)，军事、防空、救护等课，由刘兴贤、侯又可、侯文博担任，其他课程由原禾森、彭学文等担任。西安、三原这两处对初教人员的训练，时间虽然不长(西安师训所在杨明轩任内，只结业了对前几期初调训人员的再教育，分期轮训才开始新的一期，为时仅数周，周伯敏就给杨明轩以出国考察教育的名义，将其调离师训所，所遗所长一职，由周伯敏自兼，对所内教职员也逐步加以调换；三原训练班原定期限只有三周)，而且前来受训的人，以前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反动教育，特别是在西安师训所，有些人甚至已经参加了反动小组织；但因他们绝大部分是青年小学教师，一般说来，对新事物的感觉还较锐敏，要求前进的心情还较迫切，所以在学习期间热情较高，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必须实施国难教育等道理，接受得也比较快。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在回到工作岗位以后，都能程度不同地发出一些光和热。
(5)支持办《老百姓》报：用陕西地方话写出，宣传团结抗战，在陕西、甘肃、晋南、豫西一带发行较广的通俗周报——《老百姓》，原是李敷仁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他担任省立西安师范训育主任期间，独自一人创办的。第一期是白报纸十六开，两面印，稿件全是李敷仁自写的，并自出法币三元试印了二百份。取回后，他认为编排得不好，又自出法币三元，另印二百份，全数向外赠送。跟着就有好多读者要订阅。第二期以后，又有更多的读者要订阅。他临时在同事中“拉差”，勉强编印了第三期以后，在组稿、编辑、校印、发行，特别是经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自己没法解决。因此，就向教盟提出，请求支援。于是在一次总盟执委会上，由李敷仁汇报了《老百姓》报的创刊经过，目前情况和向教盟的要求等，大家也对《老百姓》报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等，提出了意见。最后决定：把《老百姓》报收归教盟办，扩大发行，但仍由李敷仁负责，在经费和人力上教盟要大力予以支持；教盟给《老百姓》报津贴的款额，由张耀斗支付；所需的人力，由李敷仁自行接洽商定，教盟盟员凡能给《老百姓》报帮些忙的，都应乐于尽义务。这样，《老百姓》报就以李敷仁为主，由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课余兼办(发行地址是省立西安师范学校)。一九三八年暑假李敷仁和其他教盟盟员被学校解聘，致在陕西教育界失业以后，才有时间和力量改为专办(地址先在西安案板街基督教青年会内李敷仁所住的房间，后在二府街专租一院房屋，再后又迁到北大街租住女子平民职业学校的房屋)。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法规，出版报刊要办登记，要上报发行人、总编辑姓名和资金等。《老百姓》报在办登记时，填报的发行人为何寓础(以后，何寓础离开西安曾建议改报别人)，总编辑为李敷仁。在撰稿、审稿、校对、发行等工作上，张寒晖、潘宗周、武伯纶、郑竹逸、余达夫、田克恭、杨鹤斋和其他教盟盟员，都出过不少力量(当然还有好些非教盟盟员朋友，参加了《老百姓》报的工作)。特别在以后纸张缺乏的时候，张寒晖在凤翔给《老百姓》报造纸。张用麦秸以土法造成常有淡红、淡黄或淡绿颜色，可供两面铅印的纸供给《老百姓》报使用，解决了很大的困难。关于经费，因教盟以后无力经常津贴，就由《老百姓》多次向外募捐。好些教盟盟员，曾为给《老百姓》报募捐，向各方奔走。当一九四○年四月《老百姓》报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刊时，《老百姓》报还出刊了最后一期，向读者告别，并向社会公布各次募捐的收支帐目。
(6)推动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以下简称西安教联)的工作：西安教联是西安各中等学校教职员的一个职业性团体(当时西安还没有大专院校)。凡是西安中等学校的教职员，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它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委员会，是由西安各中等学校选派代表组成的。在“双十二”事变以前，“西安教联”就已成立，并且曾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备过案(备案的名称是西京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但一般均称它为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一九三六年上半年，武伯纶已参加西安教联执委会，担任宣传，还曾主编过西安教联的一个刊物——《播种者》(只出刊了一期)。“双十二”事变以后，教盟成立，就注意到这个团体，计划要通过这一团体，进行抗日救国工作。但因当时教盟正忙于其他工作，而且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各校开学后，“双十二”事变形成的局面已有改变，所以只通过教盟盟员的活动，由西安教联请西安新文字促进会在省立西安师范学校举办了一期“寒假新文字讲习班”，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学。到了一九三七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政治形势大有变化，西安各种救亡团体，或开始成立，或重新改组，真如雨后春笋，表现出抗战初期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激昂民气。当时，西安教联因原有执委变动较多，也进行了改选。好几位教盟盟员和其他进步教员，参加了新的执委会。执委分工，刘仲哲(非教盟盟员，大家认为刘可在进步力量影响下进行工作)连任主席，何寓础担任总务，其他工作由余达夫、陈廷缵、向愚等执委分担。“西安教联”在改选后，就配合西安学生抗敌后援分会各方进行活动，要求实施国难教育。在各校内部教盟盟员和其他进步教职员，也与学生共同努力，要求改变课程。十月十九日，由西安文化教育界、各救亡团体和各校学生参加，在易俗社露天剧场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八路军代表邓颖超、西北各界救国会代表徐彬如等讲话以后，参加大会的群众列队列到陕西省政府请愿，除提出改组由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控制的各界抗敌后援会等要求以外，还提出要实施国难教育。此后，西安教联曾约请西安部分教育工作者在省立西安女中开会，专门座谈实施国难教育问题；在省立西安师范召开西安中等学校全体教职员大会，请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徐旭生讲演。到十一月上旬，省教育厅被迫稍为改变态度，各校得到许可，才对现行课程稍有改变(西安师范、西安二中、竞存中学、乐育中学等校，改变得比较好些)。但是，在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整套旧课程、旧教材的基础上，只作小的局部的改变，是难以实现国难教育的真正要求的，也远远不能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西安教联在十一月下旬，发出《对目前抗战局势宣言》，主要内容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当时抗战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任务，进行宣传。并且要求教育工作者“加强战时教育”，“充实战时教育”，“务使教育力量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⑤。此外，西安教联还多次参加别的救亡团体召开的有关会议，也多次与别的救亡团体联名召开有关会议或发出有有关文件(如与西安文化界协会等二十一团体联名，上书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要求对国际联盟讨论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事，绝不应该承认等)。一九三八年一月，教育厅长周伯敏先后无理撤换省立三原中学校长冯一航和富平县教育长赵佑民。教盟为对此项反动措施予以还击，曾通过西安教联，以西安教联名义发出宣言，表示反对。
除上述主要活动外，可以提到的还有：(1)在一九三八年上学期开学前，根据学生要求，支持省立三原中学学生反对教育厅撤换校长冯一航，拒绝新委校长王圣域，和支持省立西安师范学生挽留校长石雨琴(石因对周伯敏不满，提出辞职)，反对新任校长陈固亭而进行的斗争(结果，王圣域未得进校，教育厅改委李瘦枝为校长，陈固亭因答应学生不更动进步教员等条件而进校接事)。(2)一九三八年下学期开学后不久，和教育厅长周伯敏还进行过一次斗争。那时，周伯敏因要肃清教育界的“左倾分子”，已令省立西安师范、西安二中、西安女中、西安高中等校，分别解聘教盟盟员和其他进步教员二十余人，并将车向忱、李敷仁、何寓础、刘仲哲等六人通令各校一律不准约聘。但在事后，周伯敏又想向被解聘的教员买好，拟在教育厅内设立一个点缀性的机构(闻似名为“设计委员会”)，挑选其中三、五位，予以安插。企图借此减少所有被解聘教员的不满和可能引起的社会谴责。为此，教育厅已向陕西省政府报请增设机构和增拨经费，理由是要安置当时仅有的数名被解聘教员。省府把这一问题列入省府会议议程。在要开会讨论的前两天，杜斌丞(时任省府秘书长)将此事告知何寓础，并且对周伯敏一方面将多年的老教员解聘，一方面又表示作安插，而且解聘的多，安插的少，深为不满。这事，经总盟执委交换意见后，即由李敷仁、郑竹逸、何寓础、韩钝初等，分别联络被解聘教员，联名具文向省府说明仅在西安一地被解聘教员的总数，并要求约聘他们在教育界工作(签名者共十余人)。这样，就使周伯敏所提的骗人计划，成为泡影。
至于教盟盟员个人的活动，如参加西北各界救国会、东北救亡总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西京世界语学会、西安文化界协会等团体的领导工作，参加或主持有关抗日救亡工作的集会或座谈，发表有关的演说和文章以及会见、招待某些有关人员，等等，那是难以记述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教盟不仅在计划成立时就得到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意，而且在开始组成时，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参加，中途也有教盟盟员被接收为中共党员，在总盟的两届执委中，都有中共地下党员参加。因此，教盟的好些活动，应当看作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或通过党在西安地下组织的指导而作出决定并组织执行的。
(五)结束和作用
教盟约从一九三九年起，活动大为减少。其原因如下：
在客观方面，首先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倒行逆施，陕西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局面日益变坏，教育界和其他各界的进步力量连续横遭压迫和摧残。计在一九三七年，教盟盟员和其他进步的教育工作者，先后被迫从省小学教师训练所和省民众教育馆退出(从省立蒲城中学也退出部分人员)。一九三八年一月起，反动当局更其加紧了对进步势力的迫害。省立三原中学和省立西安师范校长易人以后不久，省立西安二中校长江隆基被换成刘景向，西安一中校长林日轩被换成卫泰若，西安高中校长李伯恂被换成王捷三。同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布解散十三个所谓“非法团体”⑥。事隔三天，在同月二十六日上午三时许，C．C分子张守约和国民党三原县党部书记长郜鼎印，纠合特务于夜间，将三原中学教员原禾森、朱茂青、赵曼青三人(均系教盟盟员)绑架至三原县政府，拘押多日。同年六月底，西安二中学生为驱逐教务员李尚志(特务分子)而罢课，教育厅采取高压手段，宣布提前放假，开除毕业班一学生，其他学生重新登记。结果，刘景向虽去职，而新任校长雷震甲武装进校，教职员被迫离校，学校驻扎了军队。一九三八年暑假，大批教员被解聘。那时，西安的政治环境，已是日见险恶。生活书店被搜查，进步青年被逮捕，在保卫西北大会中竟演全武行，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少将参议宣侠父的“失踪”更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行事之卑鄙和阴毒。从此，教盟和其他进步团体的活动，就较前更多地增加了困难。
其次是，日寇飞机轰炸，为了进行疏散，西安好些中等学校从一九三八年秋季开始，先后迁至宝鸡、泾阳、汉中、城固、洋县和西乡等地。这时，西安已不是许多学校集中的地方。因而，总盟二届执委也就分散在几处，在开会和与各地教盟组织的联系上，都诸多不便。
在主观方面，主要是，好些教盟盟员(包括总盟执委)，在国民党以防共反共为主要内容的五届五中全会(一九三九年一月)以后，鉴于蒋帮消极抗日，积极防共，日益露骨，反动统治更加残暴和腐朽，教育设施更加法西斯化，因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按照教盟宗旨规定，把团结对象仍只限于教育工作人员，主要活动仍只在于实施“国难教育”，已不符合当时实际，难生实效。这也就是说，在政权还掌握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的地区，光靠教育界一部分人的努力，就是对于教育工作，也是很难解决任何一点象样的问题的。因此，好多教盟盟员，或先或后的，把自己的注意力和活动范围，从过去的只限于教育界放宽到整个社会。杨明轩和总盟其他执委，已把更多的力量放到别的工作方面去。总盟执委以后很少开会，教盟二次代表大会从未召开，总盟二届执委中有人患病家居，有人已赴抗战前线或进入解放区，也未及时补充或改选等。
虽然如此，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以后的好几年内，总盟个别执委相互之间、总盟个别执委和教盟有的地方组织之间、教盟盟员和盟员之间的工作联系，教盟有的地方组织或盟员个人，为了抗日救国，争取民主，争取进步，在条件许可时还进行了一些活动，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参加或支持进步活动，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结合教材补充进步内容，接近和保护进步学生，设法抵制反动党团在校内的活动，等等，还是若断若续的做着。
教盟是在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在陕西进行活动，发展组织，许多教盟盟员先后加入民盟以后，自然而然地结束的。一九四二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西安进行联络，就和杨明轩有接触。一九四四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盟，先在西安筹建民盟陕西和甘、宁、晋等省的领导机构，后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正式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教盟许多盟员就相继加入。杨明轩、李敷仁、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还在民盟西北总支部分别负责组织，青年、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从此，教盟就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自行消失。
教盟于“双十二”事变以后成立，盟员只有百数十人，先后建立组织的地方也不多，而且常受到反动当局的压迫和摧残，所进行的活动，只在短时期内比较显著、集中，而在长时期内却是隐密、分散，若断若续的；但是，因为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其他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的配合、协助，所有教盟盟员，除个别人中途变坏，被国民党反动派拉了过去，少数人在环境险恶下表现消沉，几乎是只管教书，不问他事以外，多数人在那一段时间内，一般说来，表现得还是不错，至少是不反苏、不反共，要抗日救国，不满意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所以，仍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一点进步的作用。
教盟所起的进步作用，分别说来，可有以下几点：
(1) 为了使教育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也就是为了执行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的(八)抗日的教育政策)，在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并且也多少提高了一部分比较进步的教育工作者，给中共地下组织增加了一批外围力量。
(2)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和主张、毛主席当时公开发表的著作(如《论持久战》等)的主要内容。通过盟员个人和其他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特别是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和支持学生要求，向不少教育机关和教育工作人员提供了实施国难教育的具体意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过一些实践行动。
(3) 对党的地下组织增加活动据点，多少有些方便和协助。
(4) 给民盟建立地下组织，在干部和思想上作了一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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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记述，因事隔较久，且限于当时接触不全面，遗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知者惠予补正！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
附注：
① 当时刻有方形铜章，文曰：“西北抗日救国大同盟印”。已交武伯纶，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② 当时关于教盟组织和入盟手续，有盟证和好几种铅印印刷品。现只找到《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组织大纲》两本(一本有残缺)。以前在陕西省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西安南城门楼上)；一本系郑竹逸所保存，已由冯幼龙抄作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一文的附件。
③ 《陕西国难教育方案及实施办法草案》油印本，现陕西省博物馆保存有一本，尚完整。兹录其中方案部分第一条“从事国难教育者应有的认识”如下，以见当时参加编拟及座谈者思想认识之一斑。
[1] 方案：(一)从事国难教育者应有的认识：1、目前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2、要求中华民族的生路只有对日武力抗战。3、只有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发动对日武力抗战。4、只有联合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5、“双十二”事变后，西北已成为抗日力量的根据地，同时，民族统一战线已有积极开展的趋势。6、现在全国广大群众的迫切任务，就是努力保卫西北抗日根据地，并积极推进民族统一战线运动。7、现阶段的中国教育，就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实际行动。8、切实推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难教育，是西北教育工作人员的唯一任务。9、只有教师、学生、社会大众打成一片，推行国难教育，才能推进民族统一战线运功，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④ 《国难教育方案暨实施办法》铅印本，当时教盟盟员均发有一本，解放后还有人向历史文物单位捐赠过，但迄未找到一本。当时发送面颇广，有些教育机关或私人，很可能还有保存的。
⑤ 《西京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对目前抗战局势宣言》，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出，曾在当时郑伯奇主编的《救亡》周刊第二期上转载过。宣言首先指出，在上海沦陷，太原失守，国民党政府西迁后，加重了一般恐日动摇分子的悲观心理。同时东线敌人侵入长江下游，华北敌人又复进攻山东，要于囊括华北后，伸其侵略血手于西北。目前抗战形势的这种危机，使西北后方几乎要变为前线。“如何打击民族失败主义，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动员广大民众，粉碎敌人血腥侵略，以抢救华北而保卫西北，就是现时每个西北民众的迫切任务”。接着，提到“由于四个月来抗战血的教训，和眼前无数铁的事实，确切证明动员西北民众、武装西北民众，是完成抢救华北，保卫西北这一任务的中心工作；而改变政治机构，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与改善人民生活，又是动员民众的主要前提。只有实现这些主要前提，完成这一中心工作，才能改变目前抗战的不利形势，使抗战力量更加深入，扩大起来，由单纯政府单纯军队的作战，转变为全国的全民族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因此，我们请求西北军政当局迅速召开西北各党派各界各团体的救亡代表会议，以商讨这些迫不及待的重要问题。我们深信，惟有这种广泛而民主的会议，才能解除目前西北的危机，完成西北民众对于民族解放所应负的神圣使命”。宣言还说，在西北民众努力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工作中，“我们这辈教育工作者，也应加强战时教育，提醒人民抗战意识，增进大众抗战智能，……务使教育力量，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最后，提出“我们的主张和口号是：1、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彻底打击败北主义。2、召开西北救亡代表会议，集中抗战力量。3、动员西北民众，抢救华北，保卫西北。4、彻底肃清汉奸，巩固民族统一战线。5、西北教育工作者动员起来。6、充实战时教育，使其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7、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8、打倒日本帝国主义。9、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
⑥ 关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十三个所谓“非法团体”问题，据找到的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工商日报》，载有敌中央社如下反动消息：“陕西省党部以全面抗战开展以来，全国上下莫不同仇敌忾，以争取最后胜利。近查本市有少数非法团体，未经备案，私自活动，甚或意见分歧，互相攻讦，影响所及，至深且大。顷奉明令，为集中抗战力量，整饬民众团体起见，饬将本市各非法团体，所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西安世界语学会、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西北青年文艺作者协会、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木刻漫画研究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安民众抗战剧社、新时代歌咏团、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等十三团体，自即日起一律解散。除分函有关各机关执行外，昨二十二日已通知各该团体负责人，自动结束。”
(一九六六年五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