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四六年春天，在当时西北大学所在地陕西城固县爆发的“城固学运”，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美蒋反动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西南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之后，在西北、特别是在蒋介石嫡系胡宗南严密统治下的陕西地区，进一步掀起了反内战、争民主的人民运动。斗争坚持了三个多月，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尽管当时西北大学地处陕南山区，国民党反动当局千方百计地封锁“城固学运”的消息，但是，我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仍先后五次报导和广播了“城固学运”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也四次刊载西大学运的新闻，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报刊的造谣诬蔑。全国其他进步报刊对这次学生运动也都作了报导。据此可知，发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城固学运”，对于当时的青年运动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现在搜集整理这段历史资料，对于研究我国青年运动的历史、继承发扬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都是很有裨益的。由于距事件发生的时间已三十五年了，我们整理的这份资料，难免有遗漏错误之处，希望知情的同志补充、指正。
　　一、西大城固学运发生的背景和序幕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迫切愿望下，经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签订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国民党根本没有和平的诚意。“双十协定”刚一公布，蒋介石就命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遭到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也日趋高涨，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一九四六年一月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决议，不利于蒋介石的一党法西斯专政，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公开撕毁这个决议，二月十日在重庆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并于二月二十二日借口苏联红军没有从东北撤退，又在北平、重庆等地诱骗、煽动一部分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示威游行”。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策划的这场反苏反共的恶浪，很快就吹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也吹到了西安和设在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是在抗战初期于西北联大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全校设文、理、法商三个学院，共十五个系，当时共有师生约一千五百多人。在八年艰苦抗战中，广大敌占区学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怀着抗日救国的决心，不愿在沦陷区受奴化教育，纷纷长途跋涉，远离家乡，来到大后方的西南、西北等地就学，因此当时西大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东北、华北和中原等沦陷区来的流亡学生。在八年抗战中，西北大学虽然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严密统治下，但是革命的地下斗争活动始终未停，这时随着政协决议的公布，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西大学运象一湖春水似地激荡起来。
　　自西北联大成立以来，就有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虽几经敌人的破坏，但由于贯彻了党的秘密工作方针，保存了实力，党的地方组织仍有发展，地下党员通过“单线”方式和陕西省委及地、县委保持联系，定期向上级汇报情况和接受上级组织的指示。此时，有了国共两党的协议，就逐渐加强了活动，积极领导西大进步师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党和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下的秘密青年外围组织，如“真理卫队”、“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进步社团象雨后春笋般地恢复和建立起来。当时西大的进步社团如“星社”(其中以秘密读书会“北方学社”为核心)、“西北风学社”、“笃行学社”、“春秋学社”、“三·三壁报社”等，这些组织不少是由地下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骨干所创办，有的社团会员多达二百余人。进步社团出版刊物和壁报，并经常举办有关时事、学术、文艺等内容的纪念会或讨论会，在全校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秘密读书会“北方学社”的影响更大。该社保存着“一二·九”运动后由北平革命学生带来的马列、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其他进步书刊。这些书刊有的留下了赠送者的名字和珍贵“留言”；有的虽没有名字，却在首页记述着该书所有者已遭逮捕或牺牲的事迹。学社通过组织关系把这些书刊象“传家宝”一样在同学中留传下来，用秘密方式在进步同学中传阅。这些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建立的红色思想阵地，对于提高同学的政治觉悟、开展民主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昆明各大学“一二·一”血案发生的消息传到西大以后，有的同学将昆明学生寄来的传单在校内张贴，可是，贴出去的传单不到一天，就被特务学生撕毁了。全校进步学生对此无不表示气愤，坚决支持和声援西南联大等校同学的正义斗争。不少社团将昆明各校同学寄给西大学生的有关“一二·一”惨案真相的传单，在油印刊物上重新转登刊出，并广为散发，对于全校学生的民主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西北大学的校长是国民党教育部原社会教育司司长刘季洪，系国民党C·C骨干分子，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自他任西北大学校长以来，在政治上他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镇压和摧残革命民主势力，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培植私人势力，把他的同学、老乡和亲信分别拉来掌管西大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区分部和其他行政要职，并使用中统、军统特务分子加强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以训导长蓝文征为首，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成立“铁血团”、“手枪队”，随身携带武器在学校横行霸道。学生没有言论、集会的自由。刘季洪曾在周一例行集会上公开宣布：西北大学教职员工不准成立教授会、职工会，学生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在思想上他想方设法严密控制进步师生的言论行动。城固是个小县城，消息闭塞，加上学校当局的有意封锁，师生经常看不到报纸和杂志，图书馆只有一些陈腐破烂的旧书，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无人敢去公开借阅。学生秘密读书会虽有一些革命书刊，但这些书刊只能在私下偷偷传阅。在课堂上，进步教授的讲义经常受到校方的检查，甚至教俄文的教授都被怀疑是赤色分子，行动受到特务的监视。因此，学生在课堂上学不到什么新东西。学生中虽有各色各样的社团组织，但不少被刘季洪的亲信和特务所控制，他们举办各种反动刊物和壁报，制造舆论、欺骗群众，与进步社团相对抗。而对于进步社团的墙报和板报，学校训导处则严加审查，处处刁难。此外，训导处的“课外活动组”，在表面上也搞什么排演京剧、编造灯谜、提倡打扑克等活动，但实际上则在暗中监视进步同学的行动。因此，全校广大师生的进步思想受到压制，没有丝毫的民主自由。同时，刘季洪在经济上还以“贷金”、“奖学金”等为手段来笼络和控制人心。当时我党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就以“特务统治学校，陕南学生提出控诉”为题，揭露国民党在西北大学等校实行特务统治的内幕。
　　国民党为了发动全国性的内战而掀起的反苏反共大游行的浪潮一起，西北大学的反动当局就推波助澜，紧密配合，遥相呼应。当时，刘季洪为参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于二月下旬先期到达重庆。国民党的二中全会的目的就是为公开破坏政协决议而召开的，刘季洪对蒋介石的阴谋自然心领神会。因此，在重庆、昆明等地国民党导演的反苏反共大游行刚一举行，刘就迅即打电报给学校的亲信，指示他们策划西北大学和城固县城的反苏反共大游行。果然，二月二十六日，就有国民党、三青团及少数特务学生出面，分别在法商、文理各学院以“东北同乡会”名义，贴出海报，发起反苏游行的签名运动。接着，二月二十七日，又在这些亲信的策动下，以“西北大学全体教授”名义，分别发了“致国民政府主席电”、“致斯大林电”、“致杜鲁门、艾德礼、斯大林”等三个反苏急电。国民党、三青团和一些特务同时忙碌起来，上窜下跳，四处活动，压制公正舆论，监视进步师生，歇斯底里地制造反苏、反共的口实，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这预示着一场狂风恶浪即将到来。
　　二、西大进步师生回击国民党的反苏、反共阴谋，学生自治会成立
　　国民党、三青团在西大策划举行反苏游行一事，引起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密切注意。在教师中，对于校方假“全体教授”名义发表反苏通电极为不满，外语系教授徐褐夫就起草了一篇文章：《从国民立场来看东北问题》。得到季陶达、王衍臻、原政庭、王守礼、李毓珍等六教授的签名支持，后发表在西安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公开对国民党的反苏挑衅提出异议。教师的进步行动，鼓舞了学生，同学们誉他们为西大的“六君子”。可是不久这几位教授即遭特务监视，有的还收到了特务装有子弹的恐吓信，随后便逐个被解聘离校。
　　广大进步学生，对于国民党特务统治学校的现象早就忍无可忍了。解聘进步教师，更激发了学生的斗争要求。因此，在二月底，当校方召开各院系学生班代表会议，又妄图假“西大全体学生”名义拍反苏反共的通电时，即遭到到会大多数代表的反对，未能得逞。为了明辨是非，回击学校反动当局的阴谋，有的班级学生就和进步教师一起，共同讨论时局、分析形势，公开与特务学生进行辩论。与此同时，学生中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和进步社团的积极分子，也不约而同地在下面讨论形势和对策。二月底的一天晚上，在法商学院附近的仁义村，由我党影响下的进步社团“星社”出面发起，召开了“西北大学学生社团联谊会”。会上大家认为：借口苏联占领东北而掀起的这场全国性的反苏游行，矛头完全是指向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民主力量的，是为他们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作舆论准备的。是否参加这个游行必须由我们学生自己来决定。会上，大家一致主张成立学生自己的民主组织——学生自治会，然后再由自治会来讨论决定是否参加游行的问题。会后，各社团纷纷贴出大标语和壁报，要求成立民主学生自治会，结束党团特务统治学校的现象。
　　三月一日，校方以“共同商讨爱国游行”为由，召开了全校各院长、系主任及各班学生代表参加的师生联席会议。会上，先由训导长蓝文征报告游行之必要，接着竟断然决定全校同学必须参加由他们策划的所谓“维护国权游行示威大会”。会上，有不少班的学生代表坚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一个起来发言的是法商学院学生杨远乾(系地下党员、“民青”盟员)，他说：“我们都是爱国的，但现在是民主的世纪，我们要自己办自己的事，学校不能越俎代庖，既然名义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就应该由学生来领导。”接着，有的同学补充说：“由同学自己来领导，就应该首先成立西大学生自治会”。这个提议当场得到了与会学生代表的一致拥护。这时，会场立刻紧张起来，校方率领一些“特殊学生” (即三青团骨干和特务学生)与同学代表展开激烈辩论。绝大多数学生坚持“要游行，由自治会自己组织游行”。当时代理校务的教务长杜元载，即以刘季洪过去曾宣布不准成立学生自治会为由，断然拒绝了学生的这一正当要求，他推卸责任说：“刘校长因公赴渝，我仅能办理例行校务……组织学生自治会乃校中大事，非我个人所能决定，须向校长请示，或提校务会议审议”云云。他又企图诱骗学生先游行，然后再“电请刘校长作决定”。然而学生们没有上当，反激起了大多数学生对校方的不满，学生一致决议：自治会如不成立，明天即不参加游行。三月二日晨，同学们再次要求校方准许学生自治会备案。但杜元载回答说：“限于法令(指国民党禁止集会结社的规定)，自治会成立是不合法的”等等。同学们立即在台下反驳说：“根据蒋主席的四项诺言，禁止结社的法令已经失效了。”可是，这位代校长装着没有听见，转身就走了。同学们眼看校方无视政协决议，践踏学生民主权利，非常气愤。当场各班同学便选出自己的代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并决定抵制校方组织的反苏大游行。
　　是日上午，即校方拟定举行城固各大、中学校反苏游行大会的当天，个别院校的队伍已由郊区来到城内民教馆等候，而西北大学的游行队伍却集合不起来。这时，杜元载叫训导处生活管理组主任、课外活动组主任以及各学院的训导员到学生宿舍催促学生集合，可是大多数宿舍已空无一人，把训导长蓝文征，校长秘书肖廷奎和几个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升旗场周围团团转。由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导演的这场反苏反共的游行，只好由他们的喽罗和几十名不明真相的学生参加，呼喊几声反动口号而草草收场。
　　为了和美蒋反动派的反苏反共阴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地下党员和“真理卫队”成员为核心的“新世纪学社”和其他进步社团，共同协商决定于三月四日由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名义领导举行爱国游行。各进步社团事先为此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筹备会还组成了纠察队，在游行时维持秩序。三月四日晨，西北大学升旗场春光明媚，全校同学在自己的学生自治会筹备会的领导下，排着整齐的队伍，手持“反对一切外国侵略！”、“维护政协决议！”“实现四项诺言”的红、绿三角旗，高呼反帝爱国口号，浩浩荡荡地开向城固县城。大会还以西北大学全体学生的名义发表了通电。国民党、三青团对学生这一爱国行动恨之入骨，当即派特务和爪牙尾随游行队伍，撕毁自治会筹备会所贴的革命标语，进行破坏和捣乱。当游行队伍行至中途，发现三青团骨干分子，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张子正在街头当众撕毁标语，并张贴反共传单“重庆学生质问中共书”时，引起了同学们的公愤，纠察队迅速将其拦阻质问，张无言对答，灰溜溜地逃走了。三青团的卑鄙活动，更加使同学们认清了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反苏反共的面目，同时，也认识到，为了和反动派进行斗争，保证自己的民主权利，必须加速成立自己的组织。当晚，自治会筹备会召开了全校同学大会，到会者四百余人，正式宣布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名单，经过酝酿，在各班选出的代表中，推选文学院卢永福(“真理卫队”队员)、法商学院杨远乾、理学院王庆新、女生罗炜等八人为自治会负责人，以卢永福为自治会总主席。
　　三月七日，正式召开了“国立西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大会，当时发出了“告各界人士书”，向社会各界宣称：西大同学“不甘困羁于奴性的自瞶、自昏，绝不作残渣病菌，为了民主，为了最低限度的作人权利，我们愿意奋斗到底”，并提出“我们要求有组织的学习，我们要对现实作高度而深刻的认识，我们要发挥民主的力量，为了和平、民主、自由与幸福，我们不肯永远落伍，我们不愿作时代的尾巴!”会上还通过了会章。鉴于校方拒不承认自治会的合法地位，自治会当即决定从即日起宣布全校罢课。自治会一成立，首先自动废除了训导处的“壁报审查制度”。在“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全校女同学贴出了“三八特刊”，自治会临时出了各进步社团供稿的大型联合壁报，“笃行学社”也出了包括理论与文艺副刊的大壁报。次日，自治会主编的“自治会星期刊”亦问世，四个钟头内便销售了六百多份。接着，自治会又举行了全校性的文艺晚会，呈现出西大从未有过的活泼、民主的新气象。
　　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西大掀起一股反苏反共的逆流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随着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学生民主运动的声浪在西大更加高涨起来。
　　三、为争取民主、维护学生正当民主权利而斗争，怒赶训导长蓝文征
　　西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冲破了国民党特务对学校的严密统治，为争取民主和维护学生正当的民主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是，学校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眼看自己的统治发生动摇，自然绝不允许。他们在惊恐之余，施展了各种破坏学生自治会的伎俩。当初，代理校务的教务长杜元载等以势压人，蔑视学生成立自治会的要求，继见学生不畏权势，并举行罢课，以后，他就施展鬼计策划各院院长和各系主任出面，于三月六日午后联合发表三点书面“劝告”，其内容是：“(1)以至诚劝告同学务须于三月八日(星期五)复课；(2)在复课后同仁等绝对负责向校长建议许可全校性之学生组织，但须循合理的合法的民主的原则。(3)在复课后务希全体同学保持秩序，免生枝节。”这三点所谓“劝告”，它完全否定了学生成立自治会的民主权利，实为“警告”，因而遭到了学生自治会的严正驳斥和拒绝。此计未成，于是杜元载派亲信三人至汉中，与在重庆的刘季洪通了长途电话，请示机宜，根据刘的示意，杜元载于三月十一日召开了校务会议，企图进一步用高压手段把全校学生要求民主的运动压下去，会上作出了三项决议：“(1)学生卢永福、杨远乾、王庆新、罗炜等鼓动罢课，破坏校纪，着即开除学籍；(2)学生自治会准予成立，惟须循合法手续，民主方式，另行成立正式组织，现有机构，着即解散；(3)限于三月十二日一律复课，倘有故违，严惩不贷。”
　　校方的三项高压决议，在会毕张榜公布后，全校大哗。同学们看后群情激愤，纷纷向杜元载提出抗议。学校民主墙上贴满了各系级会的抗议书。抗议书中指出：“罢课是全体同学自动要罢的，凭什么理由说他们四位鼓动我们？” “说出改组学生会的理由?”更有几幅对联写着：“民主声中岂可容学阀专横？自由园里那能让小丑跳梁!”“非法开除四代表是什么道理?无由改组自治会乃何种居心?”“学校乎?监狱乎?教育乎?奴化乎？”……等。一封封抗议书，把杜元载等人质问得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也立即贴出公告，严重抗议校务会议的无理决议，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号召全校同学无限期地实行罢课，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挽救被开除的四名同学的学籍。
　　同时，学生自治会当即召开了各班代表会，分析了形势，商量了对策。鉴于原自治会主要干部被校方开除学籍，在群众未充分发动的情况下，有必要充实学生自治会的力量，团结起更多的群众，以适应斗争的发展，决定进行改选。在改选中，把刚由西安请示我地下组织归来的政治系四年级学生、“民青”负责人卫佐臣等同学，选进了自治会主席团，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力量。
　　学生自治会组织充实完善以后，以新的战斗姿态继续领导同学坚持罢课斗争。为抗住校方施加的压力，自治会组织了“赴渝请愿代表团”和“赴西安请愿代表团”，进一步呼请社会各界对西大学运的支持和同情。学校不给路费，同学们就从自己的伙食费中捐款筹集。请愿代表团出发的那天，同学们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把代表们送上了征途。赴渝代表王松益、梁致宏、陈保奇、王庆新等人，沿途依靠各地进步学生的支持到了陪都重庆，先找到正在参加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刘季洪，义正词严地向他提出了学生们的正义要求，抗议校方的无理作法。刘故作镇静，虚伪地予以应付，他说：“你们来了，情况我都知道了，我正开会，很忙。”“天还冷，你们穿的衣服够不够?你们先住下休息休息，一切好说好说！“请愿团的代表对他这一套政客作风早就预料到了，没有与他多理论，就怒气冲冲地跑到国民党的教育部。教育部对请愿学生怕得要命，知道西大请愿代表团来了，大小官员们都纷纷避开，推辞不见。请愿代表团在渝期间，曾先后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拜访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向他们散发了西大学生自治会的公开信，并口头说明了西大学运的真相。其间，邵力子先生接见了代表团，各民主党派人士对西大学生的正义要求深表同情和支持。此外，据参加代表团的同志回忆说：他们在渝时听说，周恩来同志得知西大城固学生罢课的事后，还首先向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长朱家骅问及此事，深切关注。当时，朱以“西大的问题已告解决”进行搪塞。
　　赴西安的请愿代表赵允让、周希瑄等同学到西安后，也做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西安教育界著名人士《民众导报》的主编李敷仁和民主同盟负责人杜斌丞、武伯纶等文化、教育和报界著名人士接见了代表。代表团还带去了自治会负责人给李敷仁同志的信，信中汇报了学运的情况，并请他指导代表团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将西大学生自治会的宣言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予以发表，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由于得到社会各界人民的广泛支持和同情，全校同学在自治会领导下，坚持罢课斗争的意志更加高昂。校方见局面益僵，硬压不行，为了缓和空气，又施展骗术，指使各院系负责人于十六日出面调解，提出的条件是：学校对“四同学之开除处分暂缓执行，俟校长返校，由院系负责人绝对负责向校长说明”；但交换条件是：“下星期一(即十八日)一律复课，由学生代表通告”，“现有自治会即日停止活动，所有印记交由院长暂为保存”。自治会经过讨论，认为这完全是企图用“暂缓执行”四同学的开除处分为诱饵，来达到破坏罢课，根本取消自治会的目的，因此断然拒绝。西大校园和城固县城到处是革命同学揭发国民党、三青团统治学校的标语、漫画和壁报。这时，特务训导长蓝文征则叫嚷：“要求自治会成立显系受‘奸党’指使”。并派特务学生大肆撕毁各系、级会贴出的意见书和标语，甚至无耻地偷窃自治会文件，密造捕人“黑名单”，气势汹汹地叫嚣要“逮捕”、“捉拿”自治会成员，企图实行反扑。为了打击学阀蓝文征的气焰，自治会于二十五日晚八时召开了班代表会议。在会上，各班代表纷纷揭露训导长蓝文征在罢课以来的一系列破坏民主的法西斯罪行，会中，特务学生竟公然鸣枪威胁发言同学。此时全场激愤，一致认为要结束特务统治学校，必须“请学阀蓝某离校”。当晚，同学们奋战一夜，第二天清晨，全校即为“蓝某十六罪状”及各色揭发学阀蓝文征的壁报、漫画所布满。这些壁报揭发了蓝文征表面上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师长面目，而背地里却亲自指挥特务学生干坏事的小人勾当。尤其是一幅幅充满讽刺意义的漫画，把蓝文征镇压学运的本来面目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一贯神气十足的特务训导长蓝文征，顿时脸面涂炭，威风扫地。第二天便灰溜溜地离开学校跑到汉中去了。
　　四、和校长刘季洪针锋相对斗争，“四·一五”事件
　　重庆、西安各界人民的声援，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全校革命同学的罢课斗争，另一方面却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三月下旬，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刘季洪，在重庆开会期间因校内学潮如坐针毡，会毕即赶忙从重庆乘飞机回汉中。秘书肖廷奎和庶务主任郭君实等亲信以迎接校长为名，专程由城固去汉中和刘商议了对策。刘于三月二十六日返校后，次日即召集全体学生“致训”。在讲话中，他开始以一位“师长”的身份大讲教育为建国之本，读书为学生之本一类的“大义”，装着一副“至城”的样子，企图感化同学们停止罢课；接着又摆出一副党阀的面目，向大家“数以利害”，进行威胁。他自信这必能瓦解同学们的斗志，但会后绝大多数同学对他的虚伪说教和威胁恫吓根本不予理会，一致坚持必须承认自治会和取消开除四同学的决定方能复课。为此，自治会派负责人和刘进行了多次谈判，正式陈述了全体同学的呼声，并坚决要求撤销被开除同学的处分。在谈判中刘不仅态度冷淡，而且装模作样，瞎说什么“临时校务会议是各系主任和教授先生们的代表组成的，他们决议的事项校长无权推翻”等，学生代表当即据理驳斥了他的谰言。刘理屈词穷，又急于要平息学潮，向上司复命，就在二十九日假意许诺：只要复课，一切都可以重新研究。并虚伪的表示可以同意同学的两项要求：承认学生自治会和四代表复学。同学们在获得初步协议之后，当即决议自三月三十日起先复课一周，静待证诸事实。
　　可是，不料事隔一天之后，刘在四月一日的全校“纪念周”讲话时，竟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宣布：(1)自治会可予成立，惟须由校方指定教授组成所谓“指导委员会”，代拟章程亲予指导，而且，现自治会必须改组。(2)对四代表处分问题，以折衷办法办理(暂离校或予记过处分留校察看)。同学们听了之后，全场哗然。大家对刘季洪玩弄两面三刀的骗子手法非常气愤，一致要求：不承认自治会的合法性，不恢复自治会干部的学籍，决不停止罢课!
　　这时，学生自治会干部召开会议，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了斗争策略。大家认为：大多数同学是要求民主、反对特务统治学校的，只要刘季洪同意学生成立自治会的组织，无论什么“指导委员会”“亲予指导”，都不能改变全校同学要求民主的主流；因此决定：针锋相对地开展一场“改选”自治会的合法斗争。会后，自治会通过各进步社团和同乡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取得改选的胜利，维护进步学生在自治会的领导权，展开下一场竞选斗争。
　　竞选开始时，刘季洪等人以为在他们的“指导”下，一经改选，自治会就会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于是他动员了几个反动社团，如“正义社”(后改为“反共社”，又改为心声社)等，出动全班人马，捧出了几个人与进步学生竞选。选举是由班、系、院、校四级逐级展开的，特别是在基层班的竞选中，斗争非常激烈。竞选提名时，刘的爪牙和亲信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候选人塞进来，而大多数进步同学则全力以赴地通过表决把他们挤出去。在班、系和全校的竞选辩论会上，斗争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些特务、爪牙倚仗权势，在会上抢先发言，诬陷自治会代表。进步同学采取“二对一”或“三对一”的办法，让品学兼优、能说善辩的进步同学发言，给特务学生以有力的批驳。由于进步学生代表大都是人品很好、学习优秀的高才生，他们的发言“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因此博得了同学们的一片鼓掌叫好声；与此相反，那些特务、小丑由于平素就不得人心，加上功课不好，不学无术，因此，在辩论中一个个地出尽了洋相而败下阵来。在有的辩论会上，特务学生辩论失败后，就掏出手枪威胁同学，这就更加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目，失尽了人心，引起广大同学的公愤。改选结果，各班、系、院和校级自治会干部仍多为原人。这样就更加激怒了刘季洪为首的反动校方。
　　四月八日，刘季洪正式通知自治会称：“①本校学生自治会会章须经校方会议通过。②学生受记过处分或留级者如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代表或职员时，应由学校通知自动辞退，不遵守者应予论处。③学生自治会如有违反校规情节重大时，得由学校随时解散之”云云。学生自治会接此通知后，于次日下午在校期刊阅览室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对校方的“四·八”通知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学生应有的民主权利的根本否定。自治会根据代表的意见，坚决拒绝了“四·八”通知，并将“国立西北大学学生自治会干事会职员名单”正式呈送校方。当刘季洪看到改选后的自治会干部仍多是原人之后，更加气急败坏，意识到自己企图通过“改选”把自治会变为自己的工具的阴谋完全失败了。特别是四月九日，当自治会通知并请校长亲临参加改选后的自治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刘季洪更是恼羞成怒，声言“现在的自治会，校方绝难承认！”并命令自治会必须立即解散。他还恐吓说：“如不自动解散自治会并立即复课，则马上停发贷金，然后解散学校”。这时，刘季洪一方面打电报请示国民党教育部，打算本着“少闹少开除，多闹多开除，全体闹则全体解散”的原则，和全校同学硬顶到底。另一方面，又采取拉拢自治会干部的办法，企图从内部瓦解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罢课斗争。他邀请学生自治会主要负责人到他家里谈话，开始用威胁的语气说：“陕南这么一块地方，任你们闹吧，闹过了也逃不出我的掌心！”继则，甜言蜜语地利诱说：“我一来西大就看出你是一个成熟的学生，你四年级了，快毕业了，也该为自己的工作考虑一下吧！”自治会负责人听完这些话后，一眼就看穿了刘季洪的阴谋诡计，理都没理他，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因此，刘季洪无论采取威胁恐吓的办法或是欺骗利诱的办法，都没有能够达到瓦解分化自治会的目的。
　　四月十四日，自治会召开了全体干部会，并吸收各班代表参加，到会的约二百多人，大家一致认为：刘季洪是个十足的阴谋家、两面派，他反民主的顽固不化的面目，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只有把他赶出西大，学生自治会才能建立，被开除的自治会干部的学籍才能恢复。于是决定：次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则庆祝自治会改选的胜利；二则再一次请刘季洪到大会表态，承认改选后的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如刘拒绝出席大会，即驱刘离校。
　　四月十五日晨，当全校庆祝大会召开前，自治会再一次邀请校长出席。刘不承认自治会而拒绝出席，还指派了一群特务学生，拿着棍棒捣乱会场。自治会干部上前劝阻，特务学生梁尚德等人，横行无忌，竟持棒殴打同学，当即引起了全体同学的公愤。这时，自治会总主席卫佐臣等人在会上发言，系统地揭露了刘季洪为首的校方，扼杀学生基本民主权利、迫害进步学生的一系列罪行。会上，有的同学在发言中指出：“象这等一而再、再而三地由欺骗而威胁，终要强迫我们解散自治会的卑劣阴谋，难道我们能忍受吗?”义愤填膺的同学们纷纷提出：“刘季洪这样的人不配当文明大学的校长”，一致要求自治会马上对刘采取行动。于是，自治会立即成立了纠察队，纠察队长一声号令：“走，去找他算帐！”同学们就一拥而出离开了会场。当大家跑到刘季洪家中时，早有特务学生报告了消息，刘已从家中后门逃跑了。为了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动，学生自治会主席团即在刘季洪家中堂屋东间，召开了主席团紧急会议。大家在激怒中作出决定，立即接管校政，把刘季洪赶出学校，并在院中当众宣布了接管的具体分工名单。正在此时，有同学报告，说刘季洪正在校内偷偷开会，要抓学生。激愤中的群众顾不得一切，马上带队冲进了学校，找到刘季洪一伙开会的地方，一进门就下了他的警卫和校警的枪。刘季洪看到蜂拥而至的群众，面色如土，但又故作镇静，歇斯底里地拍着桌子喊道：“你们闹吧!你们闹吧！……”刘的秘书肖迁奎见同学冲了进来，赶快把校印抓到手中准备转移，恰被政四同学吴佩印发现夺了过来。这时，同学们围着刘季洪，斥责他的人格不配当校长，是大阴谋家，宰割青年的刽子手，是教育界的罪人。一致要求：①承认自治会的合法地位；②收回开除自治会干部的错误成命；③“恭请”校长离校。自治会文书股当即将同学的上述三项要求，分别以校方的名义，草拟了三个布告。刘季洪在愤怒的群众面前色厉内荏，不敢公开表示反对。于是同学们将夺到自己手中的西北大学校印就地一盖，当天就将布告在校长布告栏内贴了出来。布告文称：“国立西北大学布告：本校学生自治会现已组织就绪正式成立，合行布告周知，此布。校长：刘季洪。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关于恢复杨远乾、卢永福、王庆新、罗炜等四同学学籍的布告和刘季洪自称“本校长自本月十五日起离校”的下台布告，也同时公诸于众。在同学们一片指责和唾骂声中，刘季洪如过街老鼠一样，狼狈地离开了学校。这就是当时被反动派谓之为“四·一五暴动”的事件。
　　“四·一五”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大的法西斯统治，说明革命的民主潮流是不可阻挡的。学生自治会爱护同学，维护正义，争取民主的斗争得到了全校教职工的同情和支持。赶刘出校后，自治会发表了“再告各界人士书”，宣布了为争取民主斗争到底的决心。全校壁报、漫画、革命标语比比皆是：“刘季洪是此次学潮之造成者!”“刘季洪是宰割青年的刽子手！”，“刘季洪是教育界的罪人！”“民主与刘季洪不能同时存在！”“驱逐大阴谋家刘季洪离校！”“请公正教授主持校政！”校本部大门贴着同学们用大红纸书写的醒目对联：“自由声中驱逐刘校长，民主潮下卷走蓝文征”。同学们满怀革命的豪情，组织了反对暴政、反对特务统治学校，争民主、反独裁的诗歌朗诵会和文艺晚会。一位女同学用充满革命激情的声调，在会上朗诵了“星社”诗人的长诗：《血的考验——为“一二·一”沧白堂、较场口等一连串血的事件而写》，揭露和控诉了反动派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发动内战的罪行。西大学运轰动了城固和附近的几个县城，不少中小学师生和市民前来学校看壁报，看文艺演出。全校同学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如同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欢呼自己的胜利。
　　五、驱刘离校后，校内外反动势力武装镇压学运
　　驱逐刘季洪离校后，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当然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四月十五日，刘立即到专区公署所在地汉中，为他们的反扑进行准备。他一到汉中，就用长途电话向重庆国民党教育部报告了学潮的经过和他被学生驱逐离校的情况，又向西北军政头目胡宗南和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等发了呼救电报。同时，还向汉中专员公署和汉中警备司令部要求对他“进行协助和保护”，并策划反动政府和军警联合镇压西大学运事宜。十六日上午，刘季洪召集秘书、教务长、训导长及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会议，共同商议对策。下午，刘坐着汉中保安副司令慈连昭提供的专车，奔跑于汉中、城固之间，紧张地联络部署反扑。但是，直接用武装镇压学生，事关重大，没有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明确指示，军方不敢贸然行事。因为酿成全国轩然大波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才告平息，镇压昆明学生的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的可悲下场，使军界人士不寒而栗。因此，虽然刘季洪几次指派亲信到汉中警备司令部交涉，并亲自找该部司令宋邦荣，要求出动军队协助学校镇压，军方仍以“学潮是你们高等学府的内部事情，还未影响社会治安，我们不便过问”为理由，不敢轻易公开介入。刘季洪初感失望，又多次直接给国民党教育部、胡宗南和祝绍周密电磋商，夸大学生抢枪夺印、武装暴动的严重性，极力要求派兵镇压。上上下下，电报频传，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策划，国民党反动当局决定镇压西大学运，朱家骅首给刘季洪电：“已分别通知胡、祝饬驻军维持秩序，并希返校处理为首分子”。胡宗南也来电称：“已派队进驻汉中”。祝绍周以省政府主席名义下达电令：“学生所夺枪械应限期缴出，印信应令缴还学校当局，至于为首暴动学生应依法惩办，校方执行如有阻碍时，速会同当地驻军及督饬警察充分协助，俾整纪纲而肃校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电示壮了刘季洪的胆，为了让军方更快介入，他和蓝文征、杜元载等人指示爪牙捏造出一系列诬陷学生的谎言，说什么：学生要火烧校本部，周围的商店、住户和整个县城都要遭殃。城固县政府紧密配合，以此谎言作为口实，故作惊慌地通知各商店和住户准备消防用水和砂石等物，并向汉中警备司令部“报警”。随后，刘季洪才装着惊慌的样子前往汉中警司拜见司令，要求“积极采取行动”。汉中警备司令部既有上峰的命令，又得此借口，当即派副司令慈连昭和稽察处长王某，率领武装军警进驻城固县城。
　　刘季洪有了军队作后盾，就在西大校内纠集反动势力，成立“护校团”。他将西大国民党区分部、三青团分团部的骨干分子和素日安插的一批特务“转学生”，统统组织起来，于四月十六日晚筹备成立了“西北大学学生护校团”，以历史系四年级“转学生”孙锡本为该团主席，共三十余人，配备有手枪几十支。护校团一成立，就公开声言：“此次风潮，纯系少数阴谋分子所造成……本团基于正义，为维护国家纲纪，学校名誉及同学之福利起见，在‘迅速复校、驱逐暴徒’之目标下，业已有所行动……”护校团还印发传单，散布谣言，说自治会学生“白昼持刀杀人，夜晚鸣枪恐吓”，为武装镇压学生制造舆论。接着，便于四月十九日晨五时，配合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在城郊的西大法商学院，切断了法商学院和校本部文理学院的联系。文理学院同学闻讯立即组织了约二百名纠察队员，几次到法商学院营救，声援被围学生，法商学院学生也在校内示威，高呼口号，虽然三十多名同学冲破了军警的岗哨，出了校门，但由于军警与手持武器的护校团配合，紧闭校门，大肆鸣枪，乱掷砖石，大部分前去营救的同学只好又回到校本部来了。随后，法商学院即被军警和护校团占领。
　　法商学院被占领后，以国民党、三青团和少数特务学生为首的反动势力，在国民党军警的刺刀保护下，以此为据点，与校本部自治会相对峙。刘季洪在法商学院恢复了办公，派肖廷奎、杜元载等人回校代理主持校务。刘季洪为了尽快瓦解学生自治会，釆用了政治欺骗与经济拉拢相结合的办法。在政治上，他们进一步捏造自治会“暴徒”杀人放火的谣言，污蔑学生自治会。刘季洪的外甥范晓天竟扮演被自治会同学砍伤了手臂的“受害者”，在法商学院一个教室举办了“暴徒史成汗、何自勤、齐斌濡等杀人罪证展览会”，展出了据说是凶手杀人的刀子及受害者的血衣等物。与此同时，城固县法院，以“妨碍公务和杀人未遂”的罪名，对史成汗等三同学开庭起诉。但后经群众调查证明范晓天根本没有受什么伤，他的“血衣”不是人血而是从城固小东门一个猪肉铺子要来的猪血，肉铺的掌柜为此写了证明。这样就戳穿了国民党、三青团的造谣诬蔑。刘季洪在政治陷害的阴谋失败后，就动用备作西大迁校回西安的经费(共计法币十亿五千万元)，企图以每人三千元为代价收买同学参加护校团。无耻地宣称：“占领法商后，即进攻文理，以后加菜加饭，重审贷金公费”，妄图从经济上压迫贫寒同学屈服。但是，学生自治会庄严宣布：“头可断、血可流，壮夫之志不可悔！”“金钱要能买动人心，我们宁可死在刺刀下!”刘季洪见欺骗和利诱不成，又采取威胁的办法，搞学生登记，宣布“不登记就是暴徒!”并扬言不登记的就要“个别加以逮捕”。在校方的威胁面前，绝大多数同学争民主、反独裁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只有少数同学前去登记。
　　在学生自治会领导下，坚守在校本部的学生们，由于敌人的围困，斗争越来越艰苦。“四·一五”事件后，为了维护学校的安全，自治会组织了纠察队，每人手中一个棒子，日夜防守巡逻，时刻警惕着反动军警和护校团的袭击。为此，不少同学几天几夜没有休息。由于学校停发了贷金，当时大多数靠贷金维持生活的战区学生生活无着，加上法商学院被占领后，不少同学跑到校本部来，更加重了食、宿上的困难。饭不够，同学们相互让着吃；没有住处，同学们把自己的被褥集中在大礼堂铺地铺集体住宿。大家表示：争民主是我们的坚强信念，困难压不倒革命青年！饥饿和疲劳没有使同学们屈服，相反地磨炼了大家的斗争意志。
　　刘季洪为了使学生尽快离校，从而达到孤立进步学生的目的。又采取了另一个毒辣的花招，他利用国民党教育部关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高等学校陆续复员的命令，借口迁校之事，决定提前举行应届毕业生考试和全校期末考试。四月二十日校方贴出布告称：“定于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止，在法商学院举行未参加暴动学生登记手续，以便定期考试，迁移西安。”接着，又宣布定于四月二十四日提前举行应届毕业生考试和全校期末考试(后延至二十六日)，不登记者不能毕业和继续升学。他们还发动护校团员四处活动，将上述布告广为散发和张贴。这是刘季洪变相解散学校，窒息学生运动的毒辣措施。
　　提前举行考试的布告一贴出，校本部的同学中思想出现了波动。因为领到一张毕业文凭和良好的成绩单，是当时大学生寻找职业和解决“饭碗”问题的重要条件，关系着每个同学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同时，抗战胜利已半年了。不少家在战区的同学回家探亲的心切，提前考试后，可以利用时间回去看看光复后的家乡和亲人。如果不参加考试，毕业学生拿不到文凭，未毕业学生不能升学，如何是好？在这一紧要时刻，自治会领导没有提出有力的对策，加上事件发生后，自治会对于斗争应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应釆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没有认真的研究，没有明确的答案。因此，同学们对于局势能否坚持到底产生了怀疑，少数同学怕失学失业，思想上有了波动和动摇。
　　上级党组织对于西大学运非常关怀，认为这次学生的民主运动是全国人民反内战的人民运动的一部分，斗争已取得了一些胜利，鉴于国民党二中全会后，蒋介石公开撕毁政协决议，时局日趋恶化，城固地处陕南边远山区，斗争比较困难。因此，指示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之后，应该讲究策略，适可而止，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为将来的斗争作好准备。李敷仁同志也通过“民青”给学生自治会总主席卫佐臣一封信，传达上级党组织“大局逆转，迅速撤退”的指示。党的指示，给在苦斗中的学生自治会指明了方向和正确的斗争策略。学生自治会接到指示后，当即召开主席团会议，分析了形势。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将来的战斗，大家一致决议：自治会暂时宣布自动解散，已暴露的干部可迅速转移，为了保存实力，可动员说服同学尽力到法商学院进行考试登记，待迁校西安后再重整旗鼓继续斗争。
　　会后，撤退工作紧张地开展起来，为了作好自治会干部的转移工作，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其他外围组织，这时都分别通知已暴露的同志作好转移准备。地下党员、“真理卫队”、“民青”等成员，通过各种渠道筹集了路费。共产党员刘存生和真理卫队成员曹禹等人，冒着风险将地下“读书会”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和油印机等，秘密转移到安全地方。同时，自治会为了保存参加斗争同学的学习及就业机会，在校方截止报名前一天，用了极大的力量来动员学生去法商学院参加考试登记。由于大多数同学对撤退认识不足，思想转不过这样大的弯子，他们思想上只有勇往直前夺取胜利的强烈愿望，很少想到曲折、失败和后退，因此一些同学得知自治会马上要自动解散的时候，简直悲愤到了极点！有的同学竟相互抱头痛哭，泣不成声。
　　四月二十三日晚，学生自治会召集了最后一次全校同学大会。在大会上，自治会总结了这一时期学生斗争的成绩，讲明了当前形势，对国民党反动派武力镇压学运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最后宣布了自治会从当日起暂时解散，待迁校西安后再战的决定。接着，同学们举行了革命诗歌和文艺晚会，充分表达了革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不怕困难的斗争意志。
　　正在准备撤退的同时，反革命的镇压步步加紧起来。敌人的武装警察和特务密切注视着同学们的一举一动，县城早就在包围之中，街头巷尾岗哨密布，由于反动派内部的矛盾和军队的腐败无能，仍有空隙可利用，故二十三日深夜，我学生自治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已暴露的地下党员、“真理卫队”和“民青”成员，大多数秘密安全撤离了县城。待到次日晨，愚蠢的反动军警才发现学生自治会的干部已离校，他们慌作一团，赶紧宣布全城戒严，由特务学生领着军警，分成十个小组，分别到校内外严密检查，大肆搜捕，计有共产党员刘存生等四、五十名同学先后被捕。后来特务们根据早就准备好的黑名单正式逮捕了其中的二十名学生。被捕同学并没有被反动派的暴行所吓倒，大家高唱革命歌曲，相互鼓舞，蔑视反动军警的大声喝斥。国民党反动当局虽然武装占领了西大校本部，并逮捕了革命学生，但是，专、县地方当局没有一家接收这些“犯人”，他们互相“踢皮球”，不愿受理此事。于是，军警将抓到的学生先带到县银行军警驻地，觉得不妥，又带到县法院；法院不敢受理，又只好带回学校在一个教室暂时关押。同学们看到和自己共同战斗的同志被捕后，眼里充满了泪水，心里充满了悲愤！有的同学竟怒不可遏地上前质问那些特务：“你们根据什么逮捕同学?你们要捕把我也捕了！”被捕的同学在被押送县城过程中，沿途路经大街，群众无不同情。在被捕同学中，汤永成同学因多日高烧，不能起床，但也不能幸免，不得不由同伴背着。王松益同学因足部感染，只好由同学扶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路。同学们看到这种悲壮的情景，更加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坚定了继续斗争的决心，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用一辆囚车将被捕的同学解往汉中专署。当离开城固县城时，成百同学和群众不顾反动派的白色恐怖，聚集在西大操场、用饱含热泪和悲愤的眼睛，目送着被捕的同学走上汽车，这充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反动派镇压学运的无比愤慨和对被捕同学的深切同情和支持。
　　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被捕学生胜利获释
　　大逮捕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于四月二十五日将逮捕的同学押解到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妨碍公务，侮辱师长”的罪名起诉审讯。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利用反动报刊，刊登歪曲事实、诬蔑城固学运的报道。国民党中央社于四月二十八日和五月五日发表消息，宣布“西大学潮业已解决”并诬蔑西大学生自治会“被少数学生把持” 、“纠集数十人捣乱学校”、“学校已将为首学生十余人，函请法院究办”。此外他们还在各报登报通缉西大自治会领导人，要求迅速“捉拿归案”。
　　四月二十六日，刘季洪由汉中返校，指使他手下的喽罗们精心排演了一场“凯旋返校”的闹剧。先以“校教职员校友总会”及“护校团”的名义派了两名代表赴汉中“欢迎”，让护校团手执锦旗到车站远迎；沿途张贴欢迎标语。刘季洪俨然以一副“得胜回朝”的英雄姿态在欢迎会上“致训”，在讲话中先虚伪地作了几句“自责”的话，然后宣布考试结束迁校西安事宜。事后，刘季洪立即在法商学院休息室召开了第十四次校务会议，除将此次参加暴动学生黑名单秘密报教育部外，决定以“鼓动风潮，参加暴动”为由，对卫佐臣、史成汗、王绎、杨远乾、史青云、王庆新、杨树德、齐斌濡、罗炜、卢永福等四十名同学开除学籍。对刘竞昌、苏立功、石敬仁等二十七名同学勒令退学处分。对吴维琦等九人记过两次。与此同时，为了表彰一些反动学生“护校有功”，将该团主席孙锡本等人留为历史系助教；马超群、张传贞等四人留为训导处组员。对原教职员中“护校”出力最大者如郭君实等，也都纷纷加官进爵。
　　此时，进步同学一方面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学生的暴行，另一方面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设法营救被捕同学。石敬仁同学的父亲石之英在汉中法院当首席检察官。同学们就通过他给他父亲石之英做工作，开始他父亲不同意，石敬仁就用离家去延安相威胁，无奈，这位检察官只好同意帮忙。随后，石敬仁同学又从他父亲办公室偷偷将西大反动当局对学生的“起诉书”抄出，送到监狱，供狱中同学在法庭申辩之用。张千祥同学也通过他父亲在县城的特殊地位，买通了典狱官，使监狱大小狱吏，不至于做不利于被捕同学的事情，他也常到监狱送消息，讲案情，商量对策。此外，田启秦、詹素农等同学，也一直在汉中组织营救被捕同学，做了大量工作。在监狱里，刘存生等二十名被捕同学，与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在法庭的“审讯”中，他们针对校方在“起诉书”中提出的诬陷，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民主，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种种罪行，伸张了正义。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封锁武装镇压城固学运的消息，但消息一经传出，就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援。重庆我党的《新华日报》于五月八日，以《反动派一心要迫害青年、西大三十多名学生遭逮捕》为题，首先报导，并指出：“这种法西斯暴行发生于最高学府，该校教职员及学生都极为愤慨!”呼吁“制止反动派的绝灭人性的行为，释放被捕与失踪学生”。延安我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五月十八日，以“当局武装镇压学潮，西大学生多人被捕”为题，详细地报导了西北大学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斗争，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的法西斯罪行。张家口我解放区主办的《晋察冀日报》和在邯郸出版的《人民日报》，均为此发表了几次报导。全国进步报刊都纷纷发了消息以表声援，如上海的《文汇报》和《时代日报》于五月十一日曾分别作了报导。《时代日报》在《西安文艺联谊社》抗议逮捕西大著名文艺团体《星社》社员谷风、何自勤、王绎等人的报导中指出：“西大学潮的真相，在刘季洪多方造谣的掩饰下，早经西大自治会历次发表的通电、宣言和告各界人士书驳斥。此次学校公开武装逮捕学生，公开摧残民主力量，令人不禁为之发指。”“我们不能不吁请全国文艺界严密地注视这次事件，而加以有力的援助。”由于全国民主力量的大力声援，特别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等校著名的“一二·一”运动的声浪才告平息，对于已经处于被动的国民党当局来说，西北的这一把革命学生运动之火，只要不扩大燃烧就行了。加上，当时国共两党的谈判还没有最后破裂，因此，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采取克制的态度。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审讯”，他们越来越处于被动，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六月一日宣布：西北大学学运在押学生“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准于分别“找保”释放。被捕学生的胜利出狱，再一次宣告了国民党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破产。
　　城固学生运动和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一样，在解放战争的初期，对于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民主与和平，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真面目，对于促进西北地区的人民运动的高涨，对于动员西北乃至全国人民起来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都曾起了积极的作用。虽然城固学生运动和其他学生运动一样，免不了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误，但它的斗争主流是正确的，全校革命同学敢于斗争，不畏强暴，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可贵革命品质永远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积极参加这次学运的大多数学生。通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和教育，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提高了政治觉悟，成为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在这次学生运动之后，有的继续在敌占区与工农相结合，从事工农和青年运动；有的奔赴延安解放区，投身到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洪流。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锻炼成为我们党的各项事业的中坚力量。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后记：此文在调查搜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京、津、沪地区和在西安的校内外三十多位校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当年学运的主要参加者刘健、卫佐臣、王绎、牛汀、齐越、梁彦、张千祥、卢永福、杨树德、苏立功、史青云、罗理……等同志，热情地向笔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或资料，在初稿写成后，其中一些同志又对史实作了订正。此外，当年在校工作的王道、张亚英先生和教授季陶达、原政庭、李毓珍、王跃东、郁士元等也给了作者不少的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