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九二三年渭南县东西两原农民交农斗争
本会史料调查组
一九二三年冬季，渭南县东西两原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抗粮抗款的交农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拿着镢、锄、杈、棍，迫使反动统治当局暂时让步，当众出了布告，免去粮款，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我们为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一历史事实，特组织力量协同政协渭南县委员会进行了实际调查，访问过若干有关人士，其中多是亲身参加了这次斗争的。现将调查访问所得资料，整理如下：
(一)交农斗争的起因
一九二三年，正是北洋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时期。渭南驻军是北洋陆军第二十师阎治堂的孙吉甫旅，县知事是孙吉甫的过继儿子孙秉文。这些军阀、贪官，勾结地方豪绅，以支应军需为名，横征暴敛，直逼得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据不少人回忆，当时农民负担各种粮款，除田赋外，其他临时摊派，名目多得难以计算。
渭南县的田赋，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所谓“一正二荒”，即正赋以外，附加百分之百。正赋共为十万零八千两银子，添上超过百分之百的附加，就成为二十多万两了。这还不算刘镇华的多次预征田赋数。尽管如此，刘镇华和当地的驻军还把比田赋多得多的所谓临时摊派，强加于农民头上。这些临时摊派，有的叫捐，有的叫费，有的叫借款。就其大者来说，捐有棉捐、麦捐、商捐、富捐、烟亩捐、四季捐、常年捐、粮秣特捐、驻军月饷捐等；费有柴草费、麸料费、鞋袜费、棉衣费、伕马费、车辆费、米面费、布袋费、竹竿费等；另外，还有什么“飞车”、“飞麦”等稀奇古怪的名目。又如麦捐中还分什么富麦、商麦、口粮麦、月月麦等。据崇信人民公社铁王村七十五岁的王汉三回忆：在刘镇华时期，税捐名目太多，不光是纳税的百姓弄不清，就是收税的那些官吏狗腿子们也觉得很麻烦，以后把许多名目并在一起，统统叫做“十种款”，其实十种款收不多久，新的捐税又出来了，逼迫百姓交纳。交纳不上的，就得忍痛找奸商借高达十分利息的所谓“桄桄子帐”。这样，农民在支纳捐税外，又加上一层高利贷的残酷剥削。
上列种种摊派，以月月麦最为苛重。因为其他项目，毕竟还是临时性的，只有月月麦是要按月交。据线王人民公社向郭大队向家村六十七岁的张立功说：“东西两原交农时，我已二十六、七岁了，当时为的是反对月月麦。月月麦每亩每月要出五升(一说出二升五合或三升)，还是当月就预收下月的。那时渭南原上的土地每亩每年好收成不过五、六斗，官府每月一亩地就要好几升。再说这年天旱，东西两原只有三、四成收成，百姓那能出得起呢?实在逼得无法可想，只好交农不做庄稼了。”又据阎村人民公社椗李村李玉才说：“交农是为了反对月月麦，那时，我哥李生玉和我一起过活，有一天里正向我家要月月麦，清早一派就是三石，并威胁说，中午催收交不上，就要增加成六石，到下午再交不上就要增加成十石。逼得我哥没法，就赶快和我分家，各找生路，免得挨那个烂烂官府的绳拴鞭打。”
当时，渭南县署强加于人民头上的所有苛捐杂税，都是通过所谓支应局征收。支应局清乾隆年间叫帮差局，光绪时改为差徭局，入民国改称公议局，有时又称里民局，兵差局等，是专办军队和地方一切差徭的组织，设有局绅，主持摊派粮款。因为油水大，一贯为地方豪绅所把持。这些人上而勾结县知事与地方驻军，下而假手所谓区长、里正、值年之辈(渭南县当时共分七区，五十六里，每里十甲。区设区长，里设里正，甲有值年)，乘摊派机会，层层加征，大发横财。有人还包收月月麦，开设磨坊，磨制军用面粉，从中再大捞一把。
这些军阀、贪官、土豪劣绅、高利贷者以及武断乡曲的所谓区长、里正、值年等，骑在人民头上，敲骨吮髓，逼得农民倾家荡产，无法活命，最后只有起来反抗。这就是渭南县东西两原交农运动爆发的根本原因。
(二)东原农民首先掀起交农斗争
一九二三年渭南地区遭受旱灾，东西两原粮食产量只有三、四成。农民纷纷典房卖地，出售衣物，甚或逃亡他乡，以谋生计。在这种悲惨景况下，刘镇华反动政府非但不设法救济，反而加紧催收粮款。这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县知事孙秉文又给各区加派所谓“飞款”两千元，派专人分区收提。东南区区长和区公所人员，收不上派款，无法交差，逃跑躲避。孙秉文得报，在十八日又加派得力爪牙率军警三十多名到丰原镇，进行逼款。指示军警挨户勒索，乱抓乱打。附近各村农民，听到军警在镇上抓人逼款，眼看灾祸快要轮到头上，为了自卫，有些农民就敲钟集合群众，商量对付办法。随着钟声，群众象潮水一般向镇上涌去，那些正逼款的爪牙们，闻风吓得急向镇外逃走，群众追到龙尾坡头，没有撵上才回来。
反动官府没有收来捐款，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广大农民也料到了这一着，大家共同商量，除了继续起来反抗，别无生路。这时，以丰原镇为中心，分途派人发出“鸡毛传贴”，很快地依次传递，当天下午，已传遍东西两原各个村庄。
当时鸡毛传贴上所写的话，据参加交农的群众回忆，有的写：“定于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准时到县，参加交农，每户一人，不能不去，如果不去，定要罚办。”有的写：“各里义仓，存的都是百姓的粮食，今年歉收，百姓不得吃，还要交粮交款，大家求生无路，只有向县署交农不做庄稼了。”有的写：“交农抗款，按时到县，家家都去，贫富不管。”
至于当时首倡交农，写“鸡毛传贴”和递送传贴的究竟是哪些人？群众接受了历次交农的惨痛教训(反动官府临时被迫假意让步，欺骗群众，事后进行镇压)，一直保守秘密，年深日久，到今天没人能记得他们的真实姓名，暂时无从调查清楚。
东原交农日期，预定在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公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开始行动。但在十八日夜半，各村农民都已起来，钟声乱响，南端的一些村子，天还没亮，就纷纷上路。交农队伍每过一村，村里的群众就参加进来，汇合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东原各个村落，都卷入了这场风暴之中。
县知事孙秉文，事先听得了交农的风声，就派中区区长田沛霖(赤水人)和支应局委员吴复恒(绰号“吴狗”，吴杨村人)，到东原找赵景廉(绰号“瘟神”，罐子村人)，及卸任的东南区区长田德全(丰原镇人)，要他们设法制止群众到县，有啥问题，在原上就地解决。田、吴四人见面后，知道众怒难犯，是制止不住的，加上他们平时名声臭得很，不能取信于人，所以干着急，没办法，最后决定一同回县，商讨对策。
当几万人的交农队伍到达距县城五里的龙尾坡时，县知事孙秉文带着随从乘马赶来，在龙尾坡下的瓦塔村老爷庙前，和田沛霖等四人相遇。驻军旅长孙吉甫为给孙秉文壮胆，还暗派一连士兵隐蔽在东张村附近，准备于必要时，对群众进行镇压。
群众听说县知事来了，立刻拥上前去，将孙秉文和随从人员团团包围起来，四周锄、镢、铁杈如林。群众历数摊派苛重、生活困苦的情况，揭发军警团丁和差役人等各种害民事实。要求把各项捐款，尤其是月月麦全部免了。孙秉文听罢，虽然很气恨这些群众，但他不但不压住火性，站在一张桌子上，伪装和善，说：“你们说的事实，我全不知道，所有摊派是由支应局绅、各区公所和里甲人员办的，我回县一定查清，给大家出气。”许多群众把用麦麸、谷糠做的馍在杈上举起来叫孙秉文看，并说“知事，这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孙看后，又欺骗群众假惺惺地说：“百姓的生活太苦了，我回县后报告上级，把粮款都给你们免了。”群众听说知事答应把粮款免了，进一步喊道：“口说不行，要县署张贴告示，免得日后抵赖。”孙秉文慑于群众的威力，当场命随从写了：“各种派款，一律豁免，里正值年，任尔择选”这样一张简单告示，当众宣布。群众听后，觉得不切实际，究竟免那些粮款，也没说清，尤其没盖官印，不足为凭，群众据理向孙秉文力争。
这时田沛霖、吴复恒、赵景廉、田德全几个劣绅，唯恐暂时失掉了剥削农民的各种机会，并为了向孙秉文邀功买好，便交头接耳，进行密谋，然后由田德全爬上桌子，他开口就为孙秉文辩护说：“方才孙知事说把粮款全免的话，固然是为了体恤大家，但孙知事要粮要款，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给军队要哩。如果全免了，叫军队吃啥呢?我看还是免上一半吧……”田德全的话还没落点，群众立刻愤怒地喊叫起来：“人家知事说全免了，你田德全为啥说要免上一半?……”全场立即响起一片喊打声。站在前面的窟埼村农民王新章指着田德全说：“你们这些人，既不出粮，又不纳款，那管百姓的死活，大家还不把这狗东西往死打！”群众听了，齐拥上去，由王秉治和王映泉(皆窟埼村人)把田德全从桌上拉下来，按倒在地，锄、镢、杈把及打土骨朵子象雨点一样向田德全打去。田德全立刻被打得脑浆涂地，一命呜呼。这个多年横行乡里，鱼肉人民的劣绅，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
另一部分群众，向赵景廉、吴复恒扑过去。赵的头被锄砍伤，在几个同村人掩护下，逃往北张村，幸免一死；吴也被砖块将头打破，乘机混入人群中溜走了。
县知事孙秉文见田被击毙，赵、吴被打伤。登时吓得爬在地下，向群众磕头告饶。群众喊道：“你说粮款免了，要说清楚是哪些粮款。空口白话无凭，还得出告示盖县印。”孙秉文连忙应道：“好!好！”立刻命人将告示的头两句改为：“月麦借款，一律豁免”，并派人骑马回县，多写几张盖上县印送来。群众见了告示，目的已达，才兴高釆烈地分途散去。
(三)西原农民捣毁阳郭区公所、包围县城
在交农的前三天，许多军警还在西原各村火急地催粮逼款，每到一村，挨户勒索，动不动就打骂捆绑，农民吃苦受气，忍无可忍，也正酝酿发动交农，忽然在十八日下午接到由东原转来的鸡毛传贴，大家争相转递，天黑前就传遍西原各村。群众连夜商量，决定分两路交农，南三里到区上，北三里到县城，天明立刻出动。
据当时亲身参加交农的卢兆瑞(卢家村人，现年七十七岁)和有关的人回忆：十九日清晨，三张镇西回龙寺首先响起集合的钟声，不一会各村钟声也都响起来了，农民们身掮农具携带干粮集合出发。
南三里(冯光、阳郭、江村)及贺家村、牛家村的交农队伍，由贺家村的贺仓粮和贺宁馨等人带领，去阳郭区公所，路上高喊：“交农为令，铁杈为证”的响亮口号。大约吃早饭时间，交农队伍进了阳郭镇西门，立刻包围区公所。区长周维豳(绰号“阎王”，周家岩人)和区保卫团团长惠福寺(惠家沟人)见风头不好，急令团丁紧闭大门，他们躲在里面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群众在外面喊道：“周阎王，赶快滚出来，老子们给你们送粮来了，为啥不开门?”“周阎王，你赶快朝外滚，要不就烧掉你的鳖窝。”大伙一边怒骂，一边用砖头石块砸门，还有的拿白灰在墙上门上写字画画骂周维豳。
群众的怒火，象要席卷这个小小的区公所，周维豳不敢露面，让惠福寺出头向农民回话，惠战战惊惊地爬在房上对群众央求道：“我和区长一定向县署请求，免了各种粮款，三天以内给大家回信，请都回去吧！”群众听罢，议论纷纷。有人喊道：“咱们先回去听候消息吧。”大家同意了，于是队伍撤出镇外。可是大家转念一想，周维豳这些阴险狡诈的家伙，口说无凭，必须要他写个凭证才好。于是大队又绕道镇北，由东门冲入，及再到区公所，周维豳和他的爪牙都跑光了，群众气愤不过，把区公所全部家具器物捣毁，还把一窑萝卜也吃了个净光。
这时，天已正午，各村农民集合商量下一步办法，忽然有人提议道：“人家北四里的人，都到县上去了，咱们也快去吧。”真是一呼百应，大队立刻向北前进，走到罗家坡和北四里(冯光、渠泉、西王、张村)的农民汇合起来，共有几万人，沿着大路直奔县城。
县知事孙秉文，刚由龙尾坡下落荒逃回，惊魂未定，又听说西原农民来围县城，急忙请求孙吉甫派兵防守县城、大桥及西关市区，并封闭各栏栅门，以防群众冲入。这时，交农队伍已拥到城下，进不了城，群众一怒之下，首先将西关的盐店和厘金局捣毁了，接着就在城外呐喊：“不做庄稼了，交农！交农！”喊的震天价响。孙秉文被迫爬到西稍门的*（上雍下瓦）城墙上，向群众回话：“大家这样困难，我是一县之长，岂能不关心吗?粮款都给你们免了，回去安心过日子。”一会，又把印好的免粮免款的告示从城上撒下和由城门缝里塞出来。劣绅陈永义也装模作样地向群众说：“知事把粮款都给你们免了，天不早了，还是快回去吧。”群众一听陈永义开腔，恨得眼里冒出火星，齐指着这个害民贼骂了起来，站在最前面的椗李村李万荣，因家穷交不起粮款，平日经常挨打受气，现在更是情绪激昂，他袒开胸膛，怒骂道：“陈永义，你这个坏蛋，也配出来讲话，你给全县百姓胡摊乱派，害人好苦！葬埋你妈时，给百姓摊钱，还把各村石碑拉去给你妈修墓，你这个害民贼净干坏事。”群众齐声高呼，“把陈永义送下来，我们同他算帐。”陈永义吓得面如土色，将头缩进去，再也不敢露面。孙秉文只得硬着头皮说道：“陈永义对不起大家，我一定要重办他，给大家出气。”群众明知是欺骗，继续吼道：“还是把陈永义赶快送下来；”还有的喊道：“烧栅栏门，冲进去！”这时，城上守兵，竟然瞄准交农群众连开数枪，李万荣当即中弹死亡，其他十余人受伤。群众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伙伴，愤怒到了极点，数万人齐喊：“打！打！打进城去给死伤的人报仇！”孙秉文见闯了大祸，急得连连向群众告饶说：“军队真混蛋，我马上请求旅长，追查开枪的人，杀了他，给大家出气。死者由县署负责棺殓，从优抚恤。”城下群众仍是一片吼声：“你如不负责惩凶和抚恤，我们谁也不回去。”这时天渐渐黑了，县署派人备棺装殓了李万荣的尸体，孙秉文又一再回话，群众才抬着李万荣的棺材，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去。
(四)斗争的胜利及影响
群众对这次交农运动的英勇斗争，曾编了一段唱词，今天还在皮影戏里演唱：“孙秉文，坐渭南，粮款派了一大摊。老百姓，活不成，不交农器不得行。众百姓，脚一*（左足右单）(dān音旦，渭南方言跺之意)，一心一意要下县。路过走到瓦塔滩，先把绅士撇一砖。众百姓，真个铮，土骨朵子把他楔(xīng音兴，渭南方言打之意)，先把劣绅要了命，后到县里去围城。孙秉文，着了危，好话说了一大堆。出告示，满天飞，先免款子后免麦。眼看红日落西山，地下百姓千千万。城上军队不是*（左骨右泉），竟敢打死椗李村李万荣。不偿命，不送灵，叫你这狗官不得成。”
这次交农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迫使军阀政府暂时免除了“月麦”和各种非法摊派，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当然，这种自发的农民反抗封建军阀、地主阶级压迫的斗争，它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所以过不多久，各种苛捐杂税，又纷纷强加在农民身上。但这次轰轰烈烈的交农运动，毕竟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嚣张气焰，在当地广大农民群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