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首先，是陕西绅商学界爱国人士争取修筑西潼铁路权的斗争。自庚子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势力迅速由沿海伸向内地，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争夺在中国修筑铁路、开发矿源的权利，因而激起全国性的“保路”、“保矿”运动。当时由于比利时帝国贷款给清朝政府时，订立了修筑汴洛铁路借款合同，合同中第二十三款规定：由河南至西安铁路，将来可由比国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妥商议办，如中国自办，或招华股共办，该公司不得争执。(18)1905年汴洛铁路开始向西伸展，陕西一些开明绅商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恐怕一旦汴洛铁路由洛阳西伸至陕，则秦省路权将落入外国人手中。于是，纷纷议论由陕西省“自办”西潼铁路，以防外人插手，使权益外流。
　　陕西统治当局从自身利益考虑，也酝酿办铁路事宜，遂经藩司樊增祥奏请，由陕西巡抚曹鸿勋批准，令樊增祥任总办，开始筹款，实行“官办”。潼关至西安以三百里计算，当时约需银三百万两，而“陕西凋敝，官绅商民，罕有余积”，加上解赔款、行新政，“实已力尽筋疲”，难以筹此巨款。遂决定暂时先修临潼至西安这五十里，着手筹款。议定将盐每斤价加收制钱二文，土厘每两收抽制钱十二文，又将“仓捐”每亩三升划归路捐。另外再大量吸收官股，规定“一等每年派银一千二百两，二等八百两，三等四百两。”(19)这种名义上是由各级官吏分等认股，实则是变相的民捐，最终还是转嫁到群众的头上。于是强捐勒派、按亩加捐接踵而来，遂激起将近四年之久的农民“交农”抗捐风暴。清朝政府不得不“出示晓谕，停收此捐”。(20)结果，因无款可筹，官办计划宣告破产。
　　陕西政府官办西潼铁路的计划落空后，英国、比利时等国均企图插手包办，以巡抚曹鸿勋为首的陕西当局竟想出卖铁路主权，不仅阴谋与英商瑞记洋行买办徐树德勾结，而且派其亲信道员郑思贤赴上海以“招股”为名，欲借外资修铁路。消息传出后，舆论大哗，《秦陇报》、《夏声》、《关陇》等省内外较有影响的杂志，纷纷载文抨击。指出：“英公司运动政府包办西潼铁路，二十五年购还，已订草约，电询曹抚画押。……国破家亡，祸自今始”。(21)于右任在上海主办的《神州日报》，亦发表文章予以揭露。陕西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校师生，更是群情激愤，以全体学生的名义，上书陕西当局，坚决反对出卖路权。陕西的爱国士绅还推选张拜云为代表，赴京上书邮传部，控告陕西巡抚曹鸿勋等官僚企图出卖陕西路权的可耻行径；同时，联络在京的陕籍爱国人士共同行动。在全省革命党人、爱国绅商和进步知识青年的反对下，在广大农民群众的抗捐斗争中，陕西当局招纳外国资本修筑铁路的企图也未能实现。
　　1908年，绅、商、学界提出“商办”。由赵元中、崔志道等发起，发表了《筹办西潼路启》文，认为西潼铁路“自官办失败后，如梦如醉”，希望“联合京内绅商，在省城设一铁道筹办处，详议招股集款之法，呈请当道，改属商办”，并拟定《筹办西潼铁道处简章》，成立“西潼铁路办事处”。(22)清政府因官办无银可筹，借外资修铁路又受到陕省各界人士的反对，遂不得不同意“商办”，但规定“认足三十万股后，再行奏明办理”。岂知陕西各界爱国人士认股十分踴跃。1908年3月25日，各界代表在省教育总会事务所开会商讨认股事宜，会上纷纷痛陈铁路利害直接关系中国主权，全秦命脉，为杜外人觊觎，急需集股自办。会议群情激动，当场认股竟达二十余万股之多。接着，吴宝珊、井岳秀、南兆丰等除积极筹集三万股(每股银二两)外，还各自单独认了股。在西安的各校学生也纷纷认股，就连乞丐有的也认了股，可见气氛之热烈。由于大家出于满腔的爱国热情，争先恐后认股，很快集股达三十多万。崔志道等将集股情形禀知巡抚恩寿，经恩寿同意，将西潼铁路转归“由绅商专办”(即“商办”)。
　　可是，由于陕西工业比沿海各省薄弱，商业亦较落后，经济基础不够雄厚，领导者多数不懂筑路业务，所以数年间亦无成效。但是，陕西绅商学界这一自发的爱国“保路”运动，却抵制了帝国主义侵占西潼铁路和清政府出卖路权的阴谋。同时，还出资保送爱国青年出国留学，学习铁路建筑和管理，为陕西培养铁路科学技术人才，这也算是西潼铁路办事处的功绩。例如，后来成为陕西著名水利专家的李仪祉，就是1909年由西潼铁路办事处总干事阎乃竹具禀作保，资送到德国学习的。
　　其次，是绅、商、学界争取延长石油矿权的斗争。延长一带油矿，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发现，而且当地人民把它当作生活燃料。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高奴(延安)，有洧水，可燃。”《延安县志》载：“城西翟河岸边，穿石井，水面浮油，拾之燃灯，一若炬。”《延长县志》云：“县城西门外有井，出石油，……燃之如麻油，多烟熏，收为墨之原料极佳。”可见劳动人民早就用石油点灯、制墨和做燃料，只是不肯提炼而已。庚子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矿山的修筑和开采权，更为激烈。1903年3月，德国驻天津领事和德商世昌洋行密谋掠夺延长油矿的开采权，勾引陕西大荔县绅士于彦彪，跑到延长县，同该县绅士刘德馨等，私自订立合同，并通过延长知县禀请，向官府立案，妄图使他们取得延长油矿的合法开采权。消息传出后，全省人民非常义愤，首先是绅商学界全体大哗，纷纷上书奏请，发表议论，表示反对。认为陕西矿产即全省之生命，令外人觊觎，必然引起利益外流。就连陕西矿务局亦提出反对，认为“民人于彦彪与该县贡生刘德馨等私订合同，未免意图朦混，若竟准其开办，势必肇生衅端”，並提出要求将此奸民“查传到案，押发大荔县严加管束，不得出外滋生事端”。(23)官府当时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同时鉴于延长油矿有利可取，也主张由陕西省官方开采，但是，于彦彪等民族败类，仍私自赴天津与德商勾结，企图开采延长石油。陕西当局权衡利害，即将于彦彪从天津押解回陕西法办，並经巡抚升允奏请清朝政府批准，将延长石油矿权收归“官办”。
　　1904年初，继任陕西巡抚曹鸿勋开始筹办延长油矿，派候补知县洪寅带油样赴汉口聘请日本专家化验，结果认为油质纯好，可以开采。于是，洪寅即与日本人订立合同，並聘请日本的技师、技工、订购日本的机器设备，就此双方达成协议。当时就聘请日本人佐藤弥四郎为技师，又雇用日本木工、铁工、掘井工共六名，官办延长油矿开始动工兴建。为了运输机器，又征用了大批民工，费了一年多时间，修通了铜川到延长的土公路。
　　1907年，机器先后运到工地，4月开始安装，5月开工掘井，9月9日(八月初二)正式掘成第一口井，每日可产原油三千多斤。如果“昼夜取之，又当倍蓰”，且“油质光白烟微，竟驾美孚之上”。(24)11月5日炼油房修成投产，首先装油十四箱运回省城。延长油矿炼出石油这一消息传开后，全省轰动，无不庆贺。陕西巡抚恩寿见试办已收成效，决定扩建，但因财力不足，派员前往上海招股。清政府度支部、邮传部和农工商部见延长油矿油质优良，有利可图，议论将延长油矿收归“部办”。美、日、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更是垂涎三尺，遂秘密地与清朝政府接洽，谋图插手，从中渔利。陕西留日学生闻得此消息后，立即发表言论，呼吁陕西要迅速“确定自办、商办之案”，以防帝国主义“群狼竟逐，眈眈吾土”，使我“财货外流，国力疲困”。(25)当时陕西省内绅商学界一些爱国进步人士，也纷纷发表言论要求“商办”。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开明的住京陕西官员，想支持商办或由陕自办，却怕得罪清廷；不支持陕西人民的正义要求又怕群众不满，遂提出“官商合办”的调和意见。1908年9月13日，由筹办西潼铁路办事处和省教育总会发起，在西安中州会馆召开群众大会，到会者达六百余人，绅商学界纷纷发表言论，一致要求“商办”，反对由部办，更不允帝国主义掠夺。並向巡抚恩寿呈请，由陕西自己招股，改官办为商办。后经恩寿批准，延长油矿即转为招股商办，但允许官钱可以入股投资，实质上还是“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
　　商办确定之后，成立了“保陕油矿公司”，开始招股商办。但是，同官办一样，由于陕西经济基础薄弱，筹款不易，结果商办石油数年间亦无进展。原来开出的一口油井，由于日本卖给中国的多是陈旧机器，日本技师和技工在我国领取高额薪金之后，在业务上却实行技术封锁，並且歧视乃至欺压中国工人和工作人员，在工人与技师间制造种种矛盾，致使石油生产成效甚微。1911年春，商办者才开始掘第二井，10月辛亥革命爆发，厂事遂停。这次由一些爱国的绅士、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发动的保矿运动，虽然成效不十分显著，但却保住了延长石油矿的矿权，使其免遭帝国主义的掠夺，无疑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注释：
　　(18)《秦报》，乙已年十二月，第2期。
　　(19)同上，丙午年三月，第3期。
　　(20)《中国日报》，1907年3月29日。
　　(21)《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32页。
　　(22)《夏声》，第四期，第132页。
　　(23)《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44页。
　　(24)《中国日报》，1907年11月22日。
　　(25)《夏声》，第八期，第113—114页。
　　《陕西辛亥革命》(第二章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及绅商学界的爱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