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及全省的蒲城学潮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08年10月，在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一次轰动全省的学生运动，因为事情发生在蒲城县，所以称为“蒲案”。
1906年，蒲城县高等小学堂成立，同盟会员常铭卿、陈会亭等在该校任教。他们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会员，到1908年秋，加入同盟会者已有五十人左右。
1907年，蒲城县成立了教育分会，常铭卿被选为会长。许多革命党人纷纷加入，并利用这一合法组织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例如组织学生演讲队，利用星期天和城乡集会，分头向群众演讲，并演出由同盟会员李桐轩编写的《一字狱》、《如皋狱》、《黑龙江》等街头戏剧，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控诉清朝政府的腐败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罪恶，深受群众欢迎。同年夏，县城守营军官刘某用搜刮来的钱财请客演戏，为其母祝寿，却不准学生入内看戏，学生遂冲进城守营衙门，闹得刘某狼狈不堪。同年冬，县衙差役又暗中摆设赌场，引诱群众聚赌，从中取利。消息传到学堂，学生认为官府三令五申，严禁摆赌，今县衙差役摆赌，实属法纪难容，于是十多名学生冲进赌场，当场就把设赌差役捆绑起来，送交县衙要求惩处。这些差役都是知县李体仁的得力帮凶，李自然不愿惩处。但由于清政府也曾明令禁赌，于是，他不得不装腔作势地进行处罚。这些斗争的胜利使进步学生们更清楚地看到团结战斗的力量，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地方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蒲城县教育分会和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生的革命活动，引起了以李体仁为首的当地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李体仁亲自写信给陕甘总督升允，叫嚷道：“中国祸患，将来不在外洋，而在萧墙之内”。①升允对李体仁的反革命嗅觉十分赏识，深表赞同。李体仁自恃背后有靠山，更加处心积虑地妄图镇压蒲城县的进步势力。他攻击学生“肆无忌惮，倡言革命”，命令常铭卿对有革命思想的学生进行惩罚，被常拒绝。在陕西绅商学界反对清朝政府出卖西潼铁路主权的斗争中，蒲城教育分会和高等小学堂广大师生亦积极参加。李体仁侦知常铭卿、陈会亭及县立高等小学堂学生张鹏、王之瀚等人和井勿幕、井岳秀弟兄往来密切，暗做革命工作，便挖空心思地准备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1908年9月初，原任县立高等小学堂管理员刘友仁调升勉县教谕。李体仁乘机派自己的爪牙冉澍川、苏民章担任学堂管理员，借以监督师生的革命活动。革命党人常铭卿、陈会亭等坚决反对，并组织学生以这两人品行不端为理由加以拒绝，学生们要求由常铭卿担任学堂管理员。李体仁当然不会同意。在双方坚持不下的情况下，学生提出暂时不派管理员，由学生自治，到年终再推举合适的人充任，李体仁被迫答应。9月25日，教育会照例组织学生出外演讲，宣传革命思想。冉澍川、苏民章等人立即向李体仁报告，李立即与县劝学所总董兼巡警局总办张晓初密谋策划，准备制止。教育会得知消息后，于10月3日晚秘密商议对策，决定由同盟会员井岳秀、雷电率领学生中的同盟会员暗杀张晓初，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深夜，井岳秀潜伏于巡警局外警戒，雷电率领学生王之瀚等人冲入巡警局内。这时，才发现县衙差役正在灯下聚赌，并未见到张晓初。在这紧急关头，雷电急中生智，立即率学生赶上去抓赌。当场捉住巡兵何问章等四人，送交县署要求李体仁惩办。李体仁恼羞成怒，一面函告提学使余堃，诬蔑县教育分会越权妄为，要求解散县教育分会；一面指示冉澍川、苏民章等联名向县衙诬告常铭卿等人管教学生无方，“教习唆使学生自治以固禄位；学生博欢教习，图积多分”。②李体仁接到诬告后，立即煞有介事地批示道：“禀如属实，教习学生均欠文明”③。并把控告信和批语抄送学堂让师生传阅，妄图施加压力和试探虚实。常、陈和学生看到抄件后，非常愤慨。常、陈立即以辞职进行抗议，并于10月6日搬出学堂。10月7日，学生也派代表向李体仁提出书面抗议和质问，并集体离开学堂，搬到县城北街关帝庙内组织“自治公学”，继续学习。李看到学生竟敢公开对抗，更加恼怒，立即派县署衙役封闭了学堂，并下令解散学堂，通知各家长领回学生。对此，学生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在“自治公学”坚持学习，一方面推举米端蒙、王之瀚、张树仁为学生代表密赴西安控告李体仁压制学生，摧残教育的罪行。李体仁得知消息后，再次向余堃报告说，学生迁出学堂是常铭卿、陈会亭教唆，要求解散“自治公学”，另招学生，还指控常、陈等几十名师生为“革命党”。提学使余堃见禀后，同意所请，下令把常铭卿等人严加查办。李体仁得到余堃的支持，更是得意忘形，马上召集党羽，进行布置。
经过一番密谋策划，10月16日下午二时许，李体仁派原烈先去关帝庙堵住学生，不准外出；他则亲自率领县署胥吏衙役和临时召集的地痞流氓二百多人，全副武装，先到教育分会逮捕了常铭卿、李雅轩、李九标等人，并当场进行毒打；同时对教育分会进行搜查。但由于教育分会事先已有准备，一无所获。接着，又到关帝庙去抓学生，被捕者三十多人。押到县衙后，李体仁立即升堂，酷刑审问，强迫学生承认是革命党。因为学生冯士斌在学生拒捕时和衙役搏斗打掉李体仁的官帽，被李认出，当场被打一千大板，几乎被打死。17岁的同盟会员、学生原斯健因与李体仁爪牙原烈同宗，原烈企图引诱原斯健说出“革命党”的秘密，遭到严词痛斥。原烈恼羞成怒，禀李体仁对原斯健用重刑拷打。原斯健身体瘦弱，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用冷水浇醒再打，如此数次，致成重伤。被捕的学生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就连年仅十二岁的学生李明伦也未能幸免。打完学生后，李体仁又对常铭卿进行审讯。根据清朝法律规定，对举人没有革去“功名”者，不能用刑。李体仁采用卑劣手段，把事先伪造好的革除常铭卿举人的假公文在大堂上一晃，接着就下令毒打。但是，尽管李体仁用尽酷刑，从下午五时许一直拷打审讯到深夜，被捕师生个个坚贞不屈，无一人招供。
李体仁在县衙审讯的同时，又派原烈率领大批差役四处搜查革命党人。还派衙役沿街鸣锣吆喝，要其他未被抓到的革命党人和教育分会职员到县衙自首。第二天，李体仁再次拷打常铭卿等，还给他和教育分会职员及学生代表带上七十多斤重的铁枷游街示众，真是残暴至极。
“蒲案”发生后，迅速得到陕西各界人民的极大同情和有力支援。蒲城当地群众纷纷捐钱送饭，每日到狱中探望的人络绎不绝。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杨虎城，得知“蒲案”消息，不仅异常气愤，而且怀着强烈的正义感为狱中志士送食，到处奔忙。消息传出后，数日之内，省城西安的健本学堂、师范学堂、高等学堂，以及商州、凤翔、同州、三原等许多州、县的中学堂，在各地同盟会员的启发和领导下，纷纷罢课，给予声援，学潮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学生分别给巡抚衙门上书，强烈要求严厉惩办李体仁、原烈等罪魁祸首，并分别向在上海、北京及日本学习的陕籍学生发函，揭露“蒲案”真相。同盟会陕西支部支部长井勿幕，从外地回陕知此消息，立即写信给蒲城的师生，高度赞扬了他们英勇斗争的精神。省城各校学生集会在省教育总会，声讨李体仁等人的罪行，并通过三条决议：(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城学生；(二)推选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三)要求惩办李体仁。④
李体仁自以为背后有升允、余堃等后台，妄图一举消灭蒲城县的革命烈火。岂知由于师生的坚贞不屈，革命党人的坚决斗争，结果使李体仁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关于“革命党”的证据，反而闹得学界沸腾，引起公愤。当时，陕西广大农民“交农”抗捐斗争尚未平息，又出现了波及全省的学生运动。陕西当局怕事态扩大，无法收拾，只好下令释放被捕学生和教育会职员。调查蒲城学潮的经过。
在“蒲案”的调查处理过程中，统治集团施展了各种阴谋诡计，充分暴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提学使余堃本来是“蒲案”的直接策划者，但他看到学生运动的烈火很快烧遍全省，为了逃脱罪责，他在李体仁10月30日逃到西安的当天，就派人骗去了他给李体仁的批示信函，把责任都推到李体仁身上。10月31日，李体仁求见巡抚恩寿请示办法，恩寿首先对他大加斥责，接着，又给他面授机宜，让他立即赶回蒲城迅速妥善结案。李体仁11月2日回到蒲城后，以大量金钱买通前往查处的周楠、王猷两人，请求为他开脱，并保护他的眷属。第二天黎明，李体仁离开蒲城逃奔西安。原烈也以大量金钱向周、王贿赂。周、王受贿后，在给臬、藩、学三司和潼商道的报告中，把李体仁、原烈的罪行几乎刷洗干净；只把苏民章、冉澍川当作替罪羊稍加处分；接着，就倒打一耙，把“蒲案”的责任完全推到常铭卿、雷电和学生代表张树仁等人身上。
但是，这种不痛不痒的处理，并未敷衍过去，相反激起了更大的斗争浪潮。西安的进步知识分子也联名要求恩寿严办李体仁。11月8日，省教育会在西安召开周年纪念大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余堃在他的发言中未提“蒲案”只字，与会人士深感不平，会员李厚庵、同文臣、贺稚云等多人要求会长周石笙宣布“蒲案”经过情况，群情激愤。郭希仁等大声疾呼，要求余堃公布蒲城血案真象，严办李体仁，搞得余堃狼狈退出会场。接着，蒲城学生原斯健因伤势过重，于11月26日逝世的消息又传到西安，一时群情更加激愤，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展开了。12月13日，西安各校学生在卧龙寺为原斯健召开了三百多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会场上挂满了各校师生和各界进步人士送来的挽联。大会由同盟会员李可亭主持，省立高等学堂代表王嘉宾，师范学堂代表寇遐及其它方面的代表都致了悼词，大会还宣读了各校送来的祭文。有的祭文中写道：“何日杀贼，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宁牺牲夫六尺兮，毋坏我辈自由，……祝群起以力航兮，誓破釜而沉舟”。⑤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罪恶，表现了对为自由而献身的革命青年原斯健的无比怀念和哀思，号召广大学生紧密团结起来，为保障学生的权利进行斗争。
陕西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英勇斗争，得到国内外进步力量和社会舆论的有力支援。在上海的陕籍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召开会议，声援省内学生的进步斗争，同时打电报给陕西当局，要求严办酷吏李体仁。当时在上海读书的同盟会员杨鹤庆还根据省内寄来的有关“蒲案”的函件编成新闻稿，由同盟会员于右任设法在《舆论报》上发表，借以揭露清朝封建统治的黑暗，支持陕西学生的革命行动。在北京的陕籍学生渊从极、李约祉、李仪祉、徐鹤年等四处奔走，联络陕西京官中的进步人士联名上书清廷，指出：“值此国家励行新政，提倡办学之时，蒲城知县李体仁竟敢封闭学校，擅作威福，违法滥刑，掌责举人，草菅人命，实属目无朝廷法律”，⑥要求惩办李体仁。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以晋、豫、秦、陇四省同乡会的名义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了清朝地方官吏和当权劣绅上下勾结，互相包庇，受贿卖法，贪污腐败，以及玩弄欺骗手法，歪曲“蒲案”真象，极力为李体仁、原烈开脱洗刷种种罪行的劣迹，从舆论方面有力地声援了“蒲案”斗争。
在陕西学生的英勇斗争和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下令陕西巡抚恩寿迅速“秉公确查，认真究办，据实具奏”。⑦陕西当局只好将李体仁以“即予革职，不准援例捐复”。⑧在将李体仁撤职的同时，给原烈戴以劣绅头衔，迫令其退出贪污的学款银六百余两；对教育分会和“自治公学”被抢走的书籍财物，也由教育分会和学生代表分别开出清单，责令原烈及胥吏衙役负责赔偿。蒲城高等小学堂的管理员也由学界公举，推选史进伯担任。1909年3月，学生纷纷回校上课。至此，从1908年10月(九月)到1909年3月，历时五个多月的蒲城学潮，遂告结束。
“蒲案”斗争波及范围之广，坚持时间之长，在陕西学生运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大大鼓舞了革命士气，给以后的陕西学生运动开辟了道路”。⑨后来，农业学堂、陆军小学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罢课斗争。它使陕西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清朝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促使许多爱国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例如，“蒲案”对杨虎城将军走上革命道路，就产生过“很大的影响”。(10)杨虎城后来在回忆“蒲案”斗争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我之革命，实由‘蒲案’起点。”这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蒲案”对陕西辛亥革命前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注释：
①《续修陕西省通志稿》，第十卷，第10页。
②《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54页。
③同上。
④《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2页。
⑤原清月：《蒲案纪念册》。
⑥《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53页。
⑦《宣统政纪》，卷二十八，第6页。
⑧《陕西官报》，宣统元年，第一期。
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2页。
(10)米暂沉：《杨虎城传》，第3页。
《陕西辛亥革命》(第三章 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