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巨额赔款，捐上加捐，税外增税，名目日益繁多。地方官吏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上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人祸天灾闹得广大农民群众饥苦不堪。从1903年到1908年间，关中、陕北各地农民群众，揭竿而起，自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交农”抗捐运动。
　　1903年陕西人民的抗捐、抗税斗争，首先从凤翔府开始。
　　盐税是清朝政府压迫剥削较残酷的一项税收。陕西当时食盐主要是由山西、甘肃两省运进，省东各县属山西运城潞盐销售范围，凤翔府属各县及兴安、邠州、延安、榆林、绥德等大部分州县，都属甘肃花马池盐的销售范围。
　　凤翔府属各县，光绪初年盐价每斤十几文，后来涨至每斤三、四十文。自1902年改为“官商并运”(或叫“官督商办”)后，在凤翔设立了“官盐总局”，以候补直隶州李显诚为总局委员，又在所属各县设立了“官盐分局”。官盐局成立后，垄断了盐的销售，并托专商包运包销，每商包销一至两县，其他人不得私自贩运经销。盐局买盐全靠贫苦农民脚夫驮运，花马池离陕路途遥远，运输困难，驮夫又常因交不够斤数而赔偿，种种勒索苦不堪言。官商、包商售盐，更是为所欲为，“总局定价七十文，各县按里递加，有加至百数十文者，官局发盐系九五折扣，包商领到手，暗掺沙石，明减分两，以掺假之盐，用十四两之秤，买者稍向争论，勇丁殴骂交加，贫民大半淡食，搢绅无法忍受”。(37)加之，该总局招巡勇二百名，总司李显诚常借查私盐为名，“带队四出搜查，纵勇擅入民舍，调奸妇女，乡民畏凶如同盗贼。”有时巡勇捉到卖盐小贩，“竟有将人腹剖开，而实以盐汁之事”。(38)其种种残虐，人民实在忍无可忍。
　　同年12月初，凤翔府属麟游县分卡，无理没收了岐山县运盐驮夫李猪娃、晁黑狗、王摇摇等人的盐和牲畜。他们愤愤不平，回家后立即用鸡毛传帖约集群众反抗官盐局。四乡农民早已对官盐局义愤填膺，闻讯纷纷响应。12月14日(农历十月廿六)，李猪娃、晁黑狗等首先发动岐山县的蔡家坡、高店和宝鸡县的阳平、虢镇附近农民起事，分了该地分盐局的盐，捣毁了盐局。然后向凤翔总盐局进发，沿途凤翔、岐山、宝鸡各地农民积极参加，队伍越走越多，人数很快达千余人。到了凤翔城东关，烧了凤翔官盐总局。接着官府出动巡防兵，又从省城急忙调来巡防马队，在李显诚的指挥下，四乡“剿洗”，残酷镇压。晁黑狗、王摇摇被捕，根据陕西巡抚升允的命令，晁、王二人被“照章就地正法，传首起事地方，悬杆示众”。(39)李猪娃逃避甘肃，亦被拿获解押回凤翔杀害。参加的群众被捕被杀者更无其数，“三县之民，扶老携幼，舍命逃生，勇丁淫掠，控营不究，而投河自尽，被枪毙死者，不计其数”。(40)残酷镇压之后，清朝政府亦怕引起群众更大的反抗怒涛，不得不下令把李显诚、麟游县分卡司事张士恭、副将刘琦等人“即行革职”，把臬司严金清、候补知县王荣绶交上司议处，同时每斤盐降止五十文。又把凤翔知府傅世炜和知县彭毓嵩撤职查办。但是，群众斗争的火焰並没有就此熄灭。
　　1904年3月25日(二月初九)，接着兴平县农民要求免征学捐，进城“交农”。当时县府不顾农民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又借口办学堂为名，向农民额外增派学捐，激起民愤。先是县西桑园村举人刘锡纯，联络同县南乡人张鹏翼等，代表民意，向县府提出建议，请求将县城盐商赵思敬包销的盐局移往他处，並令其交出历年兴平县人民代纳的盐课，充作学捐；然后由兴平人民另外自设官盐局，将其所盈和所抽盐税支付学捐，不要再向农民摊派。知县周丕绅，(41)不仅不理，反认为刘、张两人是煽动闹事，将张鹏翼逮捕，唤堂前训责。刘锡纯因是举人未缚，他挺身直前，夺掷戒尺，解开张的手缚，挟之而去。接着，刘、张二人立即组织桑园、赵村、解村一带群众，联名向县府提出要求和抗议。官府认为这是煽惑“莠民”“闹事”，将刘锡纯革去举人，与张鹏翼等多人押入县狱。群众得此消息，非常气愤。于是，在刘锡纯的弟弟刘坎坎和当地刀客刘三(外号刘疯子)的领导下，集合了桑园村周围十多个村的农民群众二百余人，扛上农具，赴县城交农。知县周丕绅闻知，紧关城门。群众围城高呼：免掉学捐！释放刘举人！喊声震天动地，周丕绅怕事态扩大，登城当众答应了群众的要求，大家散归。
　　接着，省城派参将刘钰督带马队四十名，前来弹压。到桑园村一带搜捕、拷打、勒索交农群众。同时省城为了缓和矛盾，将周丕绅调离兴平，临时委派张树功代知县参加处理这一事件，要求对刘锡纯“非革讯严惩”不可。(42)当时交农的领导人刘坎坎隐避，刘三英勇牺牲。第二年，经新任知县王景峨奏准，将刘锡纯革去举人锁押县狱，並勒令起事群众，“将刘坎坎等二犯交出，方于保释管束，不然，永不释放”。(43)但是，群众识破这是欺骗，所以默而不语。这次交农抗捐斗争虽然被镇压，而群众反抗的怒火並未熄灭。 
　　1906年，扶风、武功、郿县、岐山、麟游等县农民群众掀起了更大规模的交农抗捐运动。首先是扶风，继1903年凤翔、岐山打“官盐局”之后，1906年春，由张化龙(升云)、李化虎、帅大旗等领导，又发动农民群众千余人，拿着农具，扛着旗帜，打着锣鼓，像过庙会一样奔赴县城交农具，要求停止路捐和减低盐价。知县谭绍裘与群众谈判，假意答应了大家提出的三项要求：(一)取销西潼铁路路捐；(二)取消盐斤加价；(三)查办劣绅马临太(外号马十四，包销扶风食盐)、杨新、侯二(廷栋)等。群众受骗立即散归。事后，不仅三条要求一条未执行，反而又给每斤盐加价四文。此事再一次激怒了群众，于是在张化龙等的领导下，再次起而与官府斗争，这次张化龙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不免捐，人不散，坚持斗争到底。起事后先烧了马临太的酒房，捣毁马家祖坟石碑数座，以表民愤。然后张化龙带队进驻太白山的九明宫，设防驻守，作长期打算，同时派人同官府交涉。至年终，凤翔知府尹昌龄派奸细入山混进群众队伍，借机瓦解军心，从中煽动，假装关心群众，说服张化龙同意春节给大家放假，结果使大部分人离队回家去过春节。清兵闻讯，于农历腊月十九日，乘虚围攻，农民留驻人数很少，无力抵抗，很快败散。李化虎、帅大旗等四人被逮捕入狱。张化龙非常气愤，又率几百群众乘腊月二十三日县城遇集的机会，进城打开狱门，救出了李化虎等被捕群众。这时新任知县陈官韶，骑马带役追赶，被群众苟七一杆子拨下马来，只好带役回城。劫狱后，官府又派军队前来镇压，四乡搜捕，腊月二十八日将李化虎、帅大旗再次逮捕。官军又探知张化龙隐居在杏林镇南的秦家台村秦黑狗家，第二天便包围了秦家台。张化龙怕累及群众，挺身而出，遂被捕。
　　1907年2月13日(正月初一)，扶风县农民群众，想到英雄们为了大家，春节还在狱中受苦。遂再次传呼群众赴县城营救被捕的张化龙等。由扶风群众带头，一呼百应，临近凤翔、郿县、岐山、武功、麟游等县农民，不顾路途遥远，纷纷前来支援，很快聚众十多万人，围得扶风县城水泄不通。群众高呼：要我张化龙！要杀劣绅马十四、杨新、侯二！喊声震天。知县陈官韶又亲自上城，向群众赔情道歉，当众宣布免捐，释放张化龙等，惩办劣绅马十四，再次骗退群众。当大家散归后，官府一面立即暗中将张化龙、李化虎、帅大旗等六人分别杀害。(44)同时，为了缓和矛盾，也不得不将知府尹昌龄撤任，“劣绅杨新、侯廷栋极应斥革，侵吞之款交陈令严追”。(45)
　　事后，当地群众为了传颂张化龙等英雄的事迹，“助资立石，爰序其事，以垂不朽。”(46)表达了人民对领导抗捐英雄们的怀念。
　　1906年12月19日(十一月初四)，渭南县农民群众，赴县城交农抗捐。渭南县当时征收西潼铁路路捐，每户粮赋加银一分二厘，激起民愤。渭北固市大中寨村农民汪启青等，用鸡毛传帖，四处传呼群众，约集反抗路捐。知县张世英探得信息，下令将渭南所属渭河渡口的渡船全部集中起来，停放渭河南岸，企图阻止渭北农民过河。19日，数百名农民群众，扛着农具，行至渭河渡口，无法过河。当沿河群众知道此事后，积极支持，有会游泳者，奋不顾身游到河南岸夺过船只，帮助大家渡过渭河。群众到县城后，气愤之下捣毁了县官盐局和厘金局，然后冲入县衙。知县张世英被当众拉住，他在群众的要求和压力下，只得当堂写了“免捐”帖子慰众，群众才各自散归。
　　同年12月30日(十一月十五日)，华州(华县)农民数千人进城交农。因为事前有鸡毛传帖通知了各村各户，传帖说明每户一人，带上一件农具，进城交农，要求免掉路捐。所以这一天人很多，连最远的高塘、岭南，群众也纷纷参加。当大批群众到达县城西关时，县城四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城。群众无不气愤，立即捣毁了西关厘金局、天丰通钱辅和“洋学堂”(州立中学堂)。官府调来镇压的马队，“亦被州民殴伤数人，死者一人，百姓亦有死者一人”。(47)接着，群众从南门冲入城内，州官褚成昌见群众声势浩大，不得不当众宣布停收铁路路捐，群众才纷纷散去。事后十多天，官府派马队四乡捉人，后将解铁链子(解发正)、刘豹子两人，以所谓“哄闹华州衙署，冲毁学堂”的罪名杀害。(48)
　　同年12月下旬，华阴县农民数百人，亦进城交农抗捐。华阴县当时为了征收西潼铁路路捐，按每两赋银加收制钱五百文(当时折粮七十余斤)，农民议论纷纷，愤愤不平。11月中旬，鸡毛传帖就在各村传开了，帖上写着各家都要出人去县城交农抗捐。到了约定时间，约集数百人，人人手拿木杈、扫帚等农具，成群结队奔向县城。消息传到县署，知县崔肇林闻知，令住华阴巡防队统领洪香墀出东门，自己出西门，分别劝阻群众进城。当洪在东门外与群众相遇时，群众中有高呼“拔洋杆”者，洪即顺手指电杆说：“那都是洋人的，把它拔了。”群众提出免掉路捐时，洪满口答应立即免收。于是，很快骗退了群众。但是，崔知县出西门却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坐轿带役，耀武扬威，官气十足。当与西门外群众接触后，大家满腔怒火，当即打翻其官轿，摘其官帽，冲入城内，直捣县衙。知县崔肇林威风扫地，一面向群众道歉，一面亲手写了“免捐”帖子，当众宣布，群众才各自散归。事后，官府派兵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毁焚民房三百七十余家，烧伤毙命共百余人”。(49)又四处追查鸡毛传帖的来历，追到敷水一个读书人孙应策那里，就把他以及高利害、屈时兴、雷荣昌等四人，以“聚众抗捐”的罪名杀害。
　　同年10月到12月下旬，富平县农民曾两次进县城交农，反抗西潼铁路路捐。第一次，群众约两三千人，扛上农具，自带干粮，赴县城交农。知县李嘉绩闻知，立即紧闭城门，群众赶到无法进城。知县派绅士仵子新登城劝说无效，遂亲自上城劝解，声称一定豁免路捐，群众被骗散归。事后路捐并未豁免，大家知道上当受骗了，又酝酿再次进县城交农。第二次，群众多达数千人，不仅扛着农具，而且背着麦草，若城门不开就放火烧门。知县李嘉绩知道消息后，自知上次哄骗了群众，这次众怒难容，吓得离城逃走，惊慌之中，“马蹶坠地，受伤甚重，抬回署中，则已气绝。”(50)
　　这一年，蒲城县也爆发了有数千名农民参加的反抗西潼铁路路捐的斗争。群众手执农具冲进县署，吓得县令“踰后墙出西关”，虽保住了性命，却搞得“腿已跌伤”，狼狈不堪。(51)
　　1907年1月11日(十一月廿七)，大荔县农民亦发起交农抗捐斗争。由于仅有一河之隔的渭南、华州发生了交农运动，县府防备甚严。大荔县农民群众在王兴财、王官定、柴新胜等的号召下，采取了分散进城的办法，然后在指定的城内东街十字路口集合，再一起行动。知县陈润灿因事先探得消息，以为群众会成群结队而来，便在当日早晨出城西门，站在三官庙高地等候，企图劝阻群众进城。他一直等到中午还不见群众的队伍，急得转来转去，东张西望。谁知午后听到城内哄闹起来，赶忙回城，不料县官盐局、厘金局以及城内两个天主教堂，均被群众捣毁，而交农群众早已散离。衙役出动捕了几十名群众，但经审讯都是赶集买卖东西的，与此事无关，即全部释放。陈知县为了向上级交差，杀了一个在押犯赵捻子做替罪羊，以了结此案。而王兴财、王官定和柴新胜三人，事毕即逃避华阴县，两年后才相继回家。
　　这次交农抗捐，因捣毁了洋教堂而涉及洋人，官府生怕触犯教堂的利益，一面速派骑兵驰往高陵、三原及陕南安康、汉中等教堂集中地区，“认真防范保护”；一面出简明告示，飞行各州县，让其“格外加防”。(52)尽管如此防范和镇压，也难阻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
　　同年夏，商州农民群众，约千余人，在杨春华、阎万民等领导下，扛上农具，背上干粮，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奔赴县城交农抗捐。州官孔繁朴，见群众人多势众，当群众提出要求时，他立即答应“免去路捐”，群众当即解散。
　　1908年11月——1909年6月，陕北米脂县农民群众反抗“烟囱捐”的交农运动，是辛亥革命前夕农民运动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斗争性较强的一次。当时，由于知县潘松在正捐之外，又借口以办警务为名，擅自派征“烟囱捐”，即每月按各家烟囱数每个收制钱三十文，每年就是三百六十文，在当时陕北能买一百多斤粮食。陕北农民为了冬季御寒，哪家都有几个烟囱，正捐已使农民无力负担了，现又加“烟囱捐”，再加上差役四乡收捐，敲榨勒索，人民实在无法负担。特别是到西川(今绥德县驼耳巷镇，当时属米脂县境)一带去收捐的差役，横行乡里，连破旧久无人居住的窑洞上的烟囱也要收捐，而且催逼甚紧，逼得群众走投无路。遂在苗庆元、李生荣等的领导下，散发传单，联络群众，于1908年11月28日(十一月初五)，西川农民群众百余人，带上干粮，扛上农具，进县城交农。到米脂县城后，立即向知县潘松提出两项要求：(一)清算县厘金局的账目；(二)免掉“烟囱捐”。知县潘松假装热情，提出让群众派代表共同商议，其余的人可以回家。群众信以为真，百余人只留代表四人，其余散归。当群众走后，潘松竟背信弃义，将所留代表苗庆元、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四人，严刑拷打，並以“聚众抗捐”的罪名押进监狱。这时还留在城里的景堂奎的儿子景兆桂、马象宽的儿子马国风，对此事非常气愤，即速赶回西川传呼群众，大家无不表示愤慨。
　　12月27日，景兆桂、马国风和李生荣等，约集农民群众三百多人，第二次进县城交农，每人扛着镢、锄、杈等农具，背上铺盖，带上口粮，准备找知县潘松讲理。群众队伍浩浩荡荡开赴县城，当行至城外桥头时，和前来企图阻挡的兵勇相遇，兵勇本想阻拦，见群众人多且都拿着铁器农具，遂逃回县城紧关城门。群众义愤非常，奋力砸开城门，冲进监狱，救出了景堂奎等，只有苗庆元因伤势较重，行动不便，仍留狱中。出狱的三人在群众支持下，要和知县继续交涉，潘松先是吓得躲在大堂暖阁里不敢露面，后在群众的解释下才开始谈判。在群众还占据县城的情况下，潘松又耍花招，假意向群众认错道歉，满口答应继续“商谈”。群众再次被骗散归。
　　等到群众走后，留下景堂奎、马象宽、高鹏飞、李生荣等，一方面同知县潘松交涉，一方面将此事告到榆林道和榆林府。同时，米脂县知县潘松亦将此事报告榆林道、府，並请求上司发兵弹压。榆林道台和知府，“谓人民因公聚众，当视情节若何，不宜骤然示威”，(53)未有用兵，并将此案委绥德州查处。绥德州知州张铭坤通知交农群众派代表来绥德州当面商议，令潘松以欺骗手段把李生荣、景堂奎、马长胜、陈兆铭四人哄到绥德州，不问青红皂白，押入州狱。西川群众知道后，激起更多农民群众的义愤。
　　1909年6月，群众又集合起来，直赴绥德州交农抗捐，营救李生荣等。这次声势更加浩大，人数达千余。为了不使州府察觉，决定晚上出发，天明已赶到绥德城外，乘官府无防，突然冲进州城，砸开狱门，救出了李生荣四人。等知州张铭坤从梦中醒悟过来，群众早已散离州城。劫狱后，又挑选精壮青年数百名，北上赴米脂县城，就在当天又救出了因伤势重而留在狱中的苗庆元，群众听到州府、县衙，没一个衙役兵丁敢来阻挡，于是凯旋而归。
　　由于群众不屈不饶的斗争，迫使清朝政府不得不将米脂县知县潘松，以不恤民隐，强复旧捐，激起民变，“着即革职”。将绥德州知州张铭坤以才识平庸，难资表率，“着以府经、县丞降补”。(54)一个撤职，一个降级，“烟囱捐”亦不得不停收，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斗争的威力。
　　辛亥前夕，陕西广大农民群众，前赴后继，轰轰烈烈的交农抗捐运动，尽管遭到清朝政府和地方官吏的残酷镇压，但是，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清朝政府不得不把那些腐败无能、压榨群众的地方官吏加以惩处。各种额外捐税暂时停收，路捐也“一律暂行免收”(55)，以安民心。这些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经过此交农运动的扶风、凤翔、郿县、富平、蒲城、华州、华阴、渭南、临潼、大荔等州县的农民群众，日益觉醒，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清朝在陕西的封建基层政权和全国一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注释：
　　(37)《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六十二，盐法类，第24页
　　(38)同上。
　　(39)《秦中官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
　　(40)《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六十二，盐法类，第25页。
　　(41)根据《兴平县志》记载，1903—1904年，兴平知县是周丕绅，1905年是王景峨。《樊山政书》卷十五，第17页，记载1905年兴平知县是王景峨；卷十一，第7页，记载商州知州是杨宜瀚(吟海)。《秦中官报》1904年15册4页记载，杨宜瀚在商州任。于右任：《我的青年时代》记载，杨宜瀚于1903年已调商州任。所以，有书记载1904年兴平知县是杨吟海，有误。    
　　(42)《樊山政书》，卷十二，第15页。    
　　(43)同上，卷十五，第17页。   
　　(44)《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480页。
　　(45)《秦报》，光绪丙午年十二月，第1册。
　　(46)碑现存陕西省博物馆内。
　　(47)《中国日报》，1907年3月4日。
　　(48)《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480页。
　　(49)《中国日报》，1907年4月8日。
　　(50)同上，1907年3月1日。
　　(51)《中国日报》，1907年3月10日。
　　(52)《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481页。
　　(53)《米脂县志》，1944年修，卷八，第24页。
　　(54)《宣统政纪》，卷二十八，第6页。
　　(55)《秦报》，丙午年十一月，第6册。
　　《陕西辛亥革命》(第一章 辛亥革命前陕西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