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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镇华种烟敛财，对周至人民的危害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刘镇华攫取陕西省长后，便大开烟禁，强迫扩大种烟面积，加大“烟亩罚款”的征收，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极其惨重的祸害。兹就在周至县的见闻，概述如下：
　　(一)
　　刘镇华在陕西八年的反动统治期间，对周至种烟面积的扩大，“烟亩罚款”的加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周至县种植鸦片烟，始于清末。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周至即征收“烟亩税”。当时烟亩税款的款额是：平原地区每亩白银一钱；坡地、滩地六分。全县年征一千七百余两。光绪末年，“烟亩税”增加为平均一两，全县年征白银两万余两，种烟面积约为二百余顷。民国初年，陕西禁种鸦片烟较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自刘镇华充任省长后，始则与陕西督军陈树藩狼狈为奸，大开烟禁；继则扩大种烟面积，加大“烟亩罚款”（以下简称烟款），祸国殃民，遗患无穷。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刘镇华给周至县摊派了一千顷烟亩，比清末增加了四倍；规定每亩征收烟款白银十两，比清末加重了十倍，全县烟款总数为一百万两，比清末骤增了五十八倍多。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烟价下跌。刘镇华将每亩烟款白银十两，改为征银元十元，但给周至强派了两千顷烟亩，勒令交纳烟款二百万元。到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民国十二至十四年)，周至烟亩因刘镇华的强派，竟扩大到三千顷以上，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庞大数字啊！
　　(二)
　　贪婪无厌的刘镇华，在摊派烟亩，催收烟款方面，极尽残酷暴虐之能事，言之令人愤慨！
　　刘镇华对周至烟款，始终采取硬性摊派、勒令定案、强制科敛的政策。每逢农历二、三月间，他便从省上派遣一批所谓查烟委员来县，协同县派委员前赴各区(当时周至有东南、东北、南、西北、中五个区)游转一趟，名义上是勘查烟亩，实际上是勒索受贿。委员回到县里，便召集官吏、土豪、劣绅宣布刘镇华硬性规定的烟亩总数，强行定案上报。这种摊派的数字，当然不符实际，往往是实种面积少，摊派的烟亩数字多。例如，一九一九年摊派的一千顷烟亩分派到各村后，农民群众无不表示震惊，曾联名呈请实地丈量，以期核实。这时刘镇华巡视各县，来到周至。看见沿途烟花盛开，烟苗茁壮，认为周至地区适宜种植鸦片烟，可作为全省种烟主要县份。对群众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决定逐年增加种烟面积，以满足欲壑。这是周至种烟面积较全省各县特多的主要原因。
　　刘镇华每年派到周至的查烟委员，动辄达十余人。这些委员，除领干薪外，还在地方勒索受贿，及至返省交差时，无不腰缠累累，满载而归。例如，一九二一年派到周至的查烟委员师某，到处勒索受贿。他在二屯东所索贿八百元，二屯西所索贿六百元。因向二屯中所索贿未遂，就将东、西两所应派烟亩数，大部转嫁中所承担，以泄其私愤。其他省上来的查烟委员，亦莫不如此。至于县署给各区、各所、各村分派烟亩时，县派委员则以送贿多少决定种烟亩数的标准。送贿多的则以多报少，送贿少的势必以少报多，而最后都由他们上报定案亩数，平均计征烟款。因此，各所、各村实征数字，极不平衡。例如，一九一九年哑柏东上堡西门巷种烟五十四亩，除去缺苗断条部分外，实有烟苗三十六亩，却被分派了八十三亩，每亩烟款十两。结果，该巷被迫以三十六亩的烟苗，承担八十三亩的烟款，按每亩二十三两白银交纳。
　　刘镇华征收烟款，每年分做两个阶段：一是征收当年烟款；二是预借下年烟款。两种办法都采取严刑勒逼的手段，残酷暴虐，达于极点。
　　征收当年烟款。周至县署催收烟款，按五个行政区划进行。各区设置保卫团总，以土豪劣绅充任。五区共辖三十六所，每所辖十余自然村。所设总乡约，村设散约（又称小乡约）。散约直接向农户收集烟款上交。一九一八年以来，烟款由县署统一经收。各区总团就近督催。到了收款期间，县署严刑勒逼，夜夜板子打到天明。一九二二年以后，为了催收便利，达到如期洗数的目的，改由五区分别经收，每逢收款时期，各区还经常住有刘镇华派来的镇嵩军参谋、副官等所谓催款委员；各所住有“坐所”（经常住在所里催款的差役）；各村则有时来时去为数众多的催款差役。各区每到所谓比款日期(一般每月九次，如中区每逢农历二、五、八日，西北区每逢三、六、九日)，总散乡约，齐集各该区应比。催款委员为了如期收清烟款，常采取责打催收不力人员的办法，来吓唬群众。由于每一比期，常有人挨打流血，因之群众把这种比款，叫做“血比”。一九二三年农历五月间，刘镇华派镇嵩军副官汪某来周至催款。汪带武装士兵三十余名，在中二屯庙前广场，召集中区各所总散乡约八十余人，勒逼交款，并喝令士兵对交款少的乡约轮流责打，受伤重的有数人，经过几月的治疗始能下床。此即“血比”中突出的一例。
　　总散乡约一旦挨了打，回到村庄就有了借口，偕同县区派来的催款团丁、差役，对欠款农民施以非刑。除采用鞭打、蝇拴、带枷、游街、监禁等刑罚外，还以拉走农民的耕牛，提走饭锅等手段，进行勒逼，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在这种蛮横暴戾的压榨下，迫使许多农民变卖房地、出售牲畜农具，来交纳烟款。例如：二屯堡农民白受采因交纳烟款，卖掉了土地房屋尚不足以餍官府，被迫卖了活人妻，本人以乞讨为生；豆村堡郭升因交纳烟款，卖完了数十亩土地和耕牛农具，全家流离失所。此外，被迫放弃耕耘，逃避烟款的，则为数更多。如一九二三年夏忙后，豆村堡七百余户中，临时逃避烟款的竟有二百多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
　　预借下年烟款。贪得无厌的刘镇华，不仅当年的烟款要洗数收清，还向农民预借下年烟款。每于征收烟款尾数的冬季，便开征预借烟款，直到次年夏忙前止。其数额全县为二十万至四十万元之谱。这时农民已到山穷水尽、精疲力竭之际。但刘镇华不顾人民死活，硬性摊派。贪官污吏，为虎作伥，巴结上司，图多得奖金，更是加成摊派，严刑勒逼。
　　刘镇华如此强取豪夺，犹嫌不能应其急需，竟然采用“拨款”的办法，直接指拨烟款抵付军政繁费。每到征收烟款时期，省财政厅就给军队、机关、学校“拨款”，让各单位派人提取。当时带上“拨文”来周至提款的，有镇嵩军军官，有警察厅警官，有省署各厅以及法院、学校等单位派来的人员。这些住在县署的提款人员，常达数十人。特别是需款紧急时，刘镇华即派人称“五大人”的胞弟刘茂恩来提款。他带领武装卫士，横冲直撞，立逼付款，时日稍久，便对经征人员进行威胁打骂，甚至对县知事也不宽恕。各级经征人员，明知征收不力者受罚，超额征取者可以多得奖金，便不惜残害农民，以逢迎“五大人”。
　　农民除了缴纳刘镇华额定的烟款外，还要负担额外的摊派和受军队的抢劫与讹诈。各区保卫团、各所和各村的总散乡约，常年催收烟款，招待催款委员，供应“坐所”、“散差”烟饭零用，都有相当开支。这笔开支的唯一来源，就是额外摊派，即在上一级摊派的数字外，暗中加派若干。县知事、团总、乡约便趁机混水摸鱼，中饱私囊。例如一九二二年，刘镇华给周至摊派了二百万元烟款，县知事熊飞就按二百五十万元分摊到各区。浮摊的这五十万元，除贿赂和招待查烟、催款、提款委员外，熊飞便和驻扎周至的镇嵩军第一路司令柴云升等进行分肥。此外，军队的抢劫和勒索也十分严重。每到收烟时节，镇嵩军的散兵游勇在烟田里抢劫农民烟土的事，屡见不鲜。一九二○年，竟发生镇嵩军在三家庄因抢烟不遂，开枪残杀农民毛豹子的事。一九二一年夏忙中，驻哑柏的镇嵩军营长赵清海，以安宁地方为名，派一位连长率领武装士兵一排，每早在哑柏附近地区巡逻，扬言为保护老百姓收烟。忙后，赵即勒令哑柏八所农民按每亩烟田交纳十两烟土的“保护费”，并派军队下乡勒收。哑柏八所农民在如狼似虎的匪军淫威下，只得被迫缴纳。仅此一地，镇嵩军就从农民手中掠夺了二十万两烟土的“保护费”。这种自上而下，用一切高压手段，蛮横残暴地榨取人民，是刘镇华军阀苛政的突出表现。
　　(三)
　　刘镇华扩大种烟面积，压榨广大人民的事实，远不止于征收烟款中的种种暴虐，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遗患。
　　1、毒害了广大人民群众。清朝末叶，周至吸食鸦片的人，多系官僚、富商和地富阶级，劳动人民吸食者尚少。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间，由于统治当局陆续禁种烟苗，烟价大涨(每两十余元)，少数有瘾的劳动人民相继自动戒绝，吸食的人更加减少。自刘镇华强迫扩大种烟面积以来，吸食鸦片的风气在农村中开始普遍蔓延起来，吸上瘾的人便大量增加。甚至婴孩患病，父母就给“喷烟”，因此自幼时就有了烟瘾。据调查：在刘镇华统治陕西期间，周至郭家堡三十户、一百七十人中，有烟瘾的四十四人，烟具四十付；东村堡四十七户、一百九十五人中，有烟瘾的三十六人，烟具三十二付。其他村庄，也大致相同。按此估计，当时周至县吸鸦片者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一左右，大多数的人家都有烟具。当时全县有二十余万人，堕入烟雾之中的男女老少不下四万余人。平均每人每天以销费烟膏一钱计，一月消耗烟膏十二万余两，全年消耗九万余斤。一县之中，四万余人天天耗财戕身，贻误生产，这是多么严重的恶果啊！
　　县署的胥吏衙役，总数在千人以上，没有不吸鸦片的。他们吸大烟的开支及生活费用，专靠敲诈勒索维持，也给劳动人民增加了额外的负担。
　　2、民食艰难，饥馑成灾。清末民初，周至耕地总面积为七十余万亩，粮食一般可自给自足。但由于刘镇华强迫扩大烟田面积，最多的年份竟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致使粮食作物面积锐减。同时，因烟款奇重，烟价反因种植过多而不值钱(一九一九年大烟土每两五元，到一九二二年每两只值三角，最低时竟只值二角)。大烟歉收，即有倾家荡产的危险。使素谓粮仓的周至，无论在丰歉之年，所产粮食均不敷用，而要仰赖渭北旱原之乾县、礼泉等县输入弥补。粮食贱买贵卖，农民又多受一层粮商的剥削。若遇天雨，道路泥泞，渭河水涨，运输不济，则粮价立即上升，在靠买粮度日的情况下，农民生活更受熬煎。所以，每到青黄不接之季，穷苦人民无钱籴粮，便以糠菜度日，甚至流浪乞讨。遇上年馑，周至农民的生活就更陷于绝境。民国十八年大旱，麦、烟歉收，周至饿死和逃出不归者，共达六万余人。这就是刘镇华迫民种烟所带来的惨痛后果！
　　3、凭空窃取民财的“砸款”和高利贷猖獗，加剧了农村的破产。周至种烟既多，烟款又奇重，农民难以将烟款一次交清。因此，便给贪官污吏、绅商、高利贷者又一敲诈剥削的机会。
　　如前所述，烟款是由官吏按照各所烟款多寡，分定比额，勒迫限期交纳。而农民纵有烟土，一时也难以大量售出。因此，农民在比款日期无法交足比额，即遭到无情的毒打。受刑不过，只得央请官吏指定的所谓殷实商号，开出代付烟款的条据，转交经征人员提取。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砸款”。“砸款”利息，由起初每天每元一分，涨至一角，最高时竟达三角多，并附有过期未还，利上加利的规定。
　　当时包揽“砸款”的商号，在哑柏有镇嵩军第一路司令柴云升开设的“德盛成”，在县城有商会会长郝维新开设的“福德永”等号，在终南、马召等集镇，也有类似上述商号。“砸款”的残酷性，不仅仅是时限短、利息高，它完全是一种凭空窃取民财的圈套。包揽“砸款”的商号，并不真的垫付现金，只是开张空头条据，应付提款单位，也是用此来障群众的耳目。等到下次应比，农民将“砸款”的本息还清后，他们才将烟款汇送，而“砸款”的利息，就落进了这伙亦官亦绅亦商者的腰包。这样一来，使农民上一比期的烟款交不出，下一比期的烟款就更难清，一回“砸款”，回回“砸款”，是一条捆在农民身上的绳索。
　　一部分农民为了不致于落入“砸款”的圈套，或为度过青黄不接时的生活，只好向高利贷者告贷。于是土豪、地主、富农，有的开设“小押当”，有的采取“支土”方式盘剥(是一种春季贷出烟土一两，夏忙收回烟土五两的高利贷剥削)。还有的干脆“买青苗”，一盘端走，大发其财。例如：西北区余家坡堡的任东明，就在哑柏和西安等处开设了“忠信和”等三座商号，置街房八院，田地一千八百余亩，迫使青化、竹峪一带许多农民成了他的佃户；东北区西坡村卢三娃，在尚村、终南等处开设“长春隆”等七座商号，盖房一百五十余间，置地四百多亩，使该村附近不少农民，卖掉了全部土地，流浪他乡。“砸款”和高利贷剥削，夺走了农民手中最后一文钱，大大加剧了农村的破产。
　　以上所举，仅系荦荦大端。他如征收烟土运销税、内销税等搜刮，以及使人民精神生活的堕落，农村勤俭风尚的被破坏，种种滔天罪恶，难以尽述。总之，刘镇华扩大种烟面积加重“烟亩罚款”对广大人民的危害，较之洪水猛兽，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陕军冯毓东部两次参加驱刘战役回忆
　　叶雨田
　　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陕军冯毓东(子明)部，两次参预驱逐刘镇华的战争，笔者时任冯部骑兵连连长，现就见闻所及，追述于下，以资参考，疏误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一、第一次战役
　　一九二四年秋，第二次直奉战起，刘镇华奉吴佩孚命出兵豫西，以巩固后方。陕军冯毓东等部趁此时机，发动了第一次驱刘的战役。
　　刘镇华自一九一八年率镇嵩军来陕，以对抗靖国军为名，要挟陈树藩当了省长；一九二二年，趁冯玉祥出关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机会，又爬上了督军的宝座。从此军政大权在握，肆意扩充实力。到一九二四年前后，所部已由原来的几千人扩充为三个师（师长为憨玉琨、张治公、柴云升)、五个混成旅、三个骑兵团，加上炮兵团、独立团等兵种，总计不下十二、三万人，这都是搜刮陕民膏脂豢养起来的。
　　刘在政治上，又一手包办一九二二年陕西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当时有八个县区以其非法，拒绝选出议员，不久乾县吴博山、韩城杨干丞，遭刘派人暗杀。刘既组成御用省议会，一切苛派勒索，加增粮加税、收烟亩款、派地亩捐、预征钱粮等等，都假借议会通过，强迫人民交纳。陕民苦不堪言，遂激起一九二三年渭南农民的交农运动。
　　刘原属段祺瑞的皖系，适直皖战后，皖系失败，刘又倒入直系曹（锟）吴(佩孚)怀抱，竭尽其恭顺拉拢之能事。如吴在洛阳过寿，刘孝敬寿礼二十万元；曹锟贿选，得到刘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对曹的左右李彦青之流，也曲意逢迎，时有馈赠。
　　刘对陕西地方部队，采取排挤分化甚至武力消灭的手段，陕军受其迫害，积愤已久，常想得机一逞。时田玉洁驻泾、原，所部康振邦驻蒲城兴市镇，冯毓东驻富平、耀县。卫定一驻凤翔。石象仪驻高陵。马青苑驻临潼的交口、雨金。高峻部驻白水、澄城。其中田玉洁名义上是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即胡景翼师)留陕的一个旅，实力较强。刘对力量薄弱的高峻部已用武力解决，而对田、冯则采取分化离间手段。他认为田容易控制，冯难以对付。于是示意田为冯扩编部队，经田征得胡景翼同意，编为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第五旅。刘意冯部扩编，可望调离陕西，以减轻对自己的威胁。果然，胡景翼不久即电调冯率部出关训练，刘借机派王普涵催其开拔，冯以富平一带财源充裕，粮饷不匮，借故一再拖延开拔时间。这是一九二四年春天的事。
　　及至第二次直奉战起，刘镇华部张治公师随吴佩孚开赴前线，憨玉琨师东开洛阳，留陕者大部系收编豫西之土匪，关中空虚，有机可乘，陕军内部就开始了驱逐刘镇华的酝酿。由于他们对刘素存积怨，加上个人都怀着争夺权力、扩充地盘的欲望，所以很快就取得一致同意。当时采取三面包围、东西截击的战略计划。卫定一部由西路出兵，牵制咸阳、周至、户县柴云升师；田玉洁部除派康振邦渡渭助冯堵截华县马水旺部外，大举进兵渭南，控制省城；冯毓东部渡渭河攻华阴，直扑潼关，切断憨玉琨后路，迫使镇嵩军首尾难顾，然后联名通电声讨，驱逐刘镇华离陕。
　　冯毓东部辖张菖、韩兆瑞两团，王雄藩、冯晋卿、刘子威、杨子猷、范升初、刘定邦六补充营和叶玉田骑兵连，约四千多人。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四日冯接康振邦从兴市镇来函，云奉田玉洁命，派任子扬团五日出发，按计划进行。冯即集合部队，于八日全军出动。彭仲翔、成柏仁、严敬斋、纪子文、马青苑等随军参赞。至渭南北焦家村，值路禾甫衔刘镇华命劝冯暂缓东开，冯军不顾，由仓渡过渭河，留张团刘成章连守渡口，余部十一日抵华阴属义合村一带宿营。当晚决定先扫清华阴城憨玉琨留守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即令叶玉田率骑兵连袭击华阴，并破坏沿途电线。叶率部于十二日拂晓前出发，一举占领县城，并迅速扫清窜逃在附近的敌人。当日上午七时，冯旅司令部进驻华阴。遂商定十三日进攻潼关。军事部署如下：
　　1、韩兆瑞团由岳庙至东、西泉店吊桥一线向潼关西门进攻，并派范升初补充营扫荡三河口少数敌人。
　　2、张菖团由东原经刘家沟、习家堡一带，向潼关东原十二连城等地挺进，进攻潼关南城。
　　3、王雄藩补充营以两连防守华阴西关与西关堡，一连由十里铺向南山根择地驻扎，防敌从西侧窜扰。其余各补充营，集结华阴东南各村待命。
　　4、骑兵连除以一排随张菖团前进，余接替华阴城防。
　　5、冯毓东司令部驻华阴城内，运筹全局。另派马青苑任前线临时指挥，随韩团前进，并与张团随时保持联系。
　　韩团十三日下午进至东西泉店、沙城子，与约两连敌人遭遇，鏖战至次日上午，将敌悉数缴械，继续前进。至吊桥，又遇约两营敌兵，在官道北抵抗，激战甚烈，赵营王志成连长阵亡，嗣经姚营猛攻，敌不支，始退向五里铺。
　　张团于十三日晨进至刘家沟，与敌六十九旅李德标团遭遇，经尚振明营猛攻，向前越过两条大沟，已望见十二连城，敌人固守阔沟一道，利用迫击炮向我方轰击，我军两次进攻，未能冲过。乃调骑兵连排长刘某率骑兵，抄袭敌人后方据点习家堡，敌遂东退磨沟，据吊桥河东岸，凭险顽抗。十四日下午，我军进攻未有进展，乃于十五日与尚振明、王家曾两营攻河岸之敌，并派王丕经营绕道南山袭敌后方。敌仍顽抗，固守待援。
　　我军占领华阴，进攻潼关，切断豫、陕交通。憨玉琨回师援救，尚在途中。西路镇嵩军受卫定一、田玉洁等部牵制，未敢轻动。在这种形势下，冯毓东即派严敬斋赴三原，促田玉洁如约出兵，攻取渭南，控制西安。而刘振华亦大施政治手腕，加紧拉拢田玉洁，使不为冯助，派关中道尹贾济川，陕西暂编陆军第一师驻省办事处处长赵宋丞赴三原，佯称刘愿让出省长一职，请田担任；并表示对冯此次出兵，极愿和平解决，让其仍回渭北。田虽口头推让，内心实已动摇。刘又派路禾甫持宋芝田、宋菊坞诸名流函至三原劝驾，并提出各厅长名单，田也派郭锦屏赴省探听情况，同时，故作持重，迟不出兵。严敬斋至三原见田，田正为刘甜言所感，心旌不定，仅派人送现洋两万元，子弹两万发，到华阴慰劳冯军。严见其毫无诚意，愤而离去。这就是冯部孤军作战，终至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刘镇华一面以省长为饵诱骗田玉洁，一面又对冯毓东摆出求和姿态，派杨叔吉、张扶万于十六日到华县，由华县知事魏祖旭转来刘的求和信，略谓：杨、张两人已到华县，请冯派代表前来和谈。冯邀集彭仲翔、成柏仁等主要人员研究，鉴于田玉洁延不出兵，憨玉琨方正反扑，而康振邦部任团(实际一营)一度渡渭后，又被阻退回，我军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下，大家认为刘既求和，不如就此下台，遂决定派彭仲翔为代表。彭于十七日下午三时由华阴出发，晚抵华县，始知杨、张已于上午回西安。彭见其求和既无诚意，即欲折回，无奈杨松轩(杨叔吉之兄，咸林中学校长)与镇嵩军张营长再三挽留，劝其明早再走，彭遂下榻咸林中学内之公储局。孰料刘镇华电话命令所部于次晨二时许将彭就地勒毙，并移尸埋于城隍庙后殿东墙下。
　　时憨玉琨已回潼关，向冯部大举反扑。十七日晨，憨亲率八团兵力，全线进攻，意在首先打通东西大道。我左翼韩团，受到极大压力，姚思信营由五里铺退至东泉店，沿渭河及中路我军也纷纷后退。敌以三团兵力尾追，并用大炮轰击。十九日晚，我军退至岳庙南城子一带，各部有很大伤亡。
　　我右翼阵地，虽地形复杂，较易防守，但要抵抗敌人三团的进攻，实感吃力。十七日上午，敌首先突破吊桥河防线，经尚营连长罗伯章奋勇反击，毙敌二百余，夺回阵地。接着敌人连续进攻，罗伯章阵亡，另一连长侯子善胸部负伤。加上左翼失利消息传来，士气大馁，不得已全线撤至刘家沟，凭险固守。终因敌军攻击猛烈，于二十一日撤至庙前、小张村、南寨等处。在憨玉琨大举反扑同时，华县敌人夺去了我所扼守之渭河渡口，刘成章连退回华阴。二十一日晨，敌人向华阴大举包围，进占岳庙。刘镇华又调马河清、王老五等部集中渭南，自西向我军夹击。
　　时王丕经营突然投敌。憨玉琨派人劝冯接受改编，并愿让出一条去路，让我军回驻渭北，这显然是敌军企图诱我军出城乘机予以消灭的诡计，经冯严辞拒绝。在强敌重围下，外援无望，粮尽杀马充饥，这样苦撑五、六天，到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连长以上军官商议突围，决定骑兵连以第一排袭击岳镇与县城间小庙之敌，掩护退却。待城中全部撤出，向南山山麓撤退，绕道省城西边渡渭河。其余三排作前卫冲击，张、韩两团及各补充营跟随前进。弹药全部发给士兵，辎重、马匹及行李一律不携带。二十六日晚十时出发，沿途未发一枪，天明抵华县境。检查部队，张团全到，韩团大部向西大小涨一带去了，补充营只有范升初营跟来。遂由侯坊东渭河，向固市前进，于二十九日回到富平。
　　此次战役，从十一月八日发动，到二十七日撤退渡河，历时整二十天。这时直系已倒，刘镇华忙于向河南发展，对冯部也就无暇过问了。
　　二、第二次战役
　　直系失败，背离皖系的刘镇华，又倒向段祺瑞，得到段的支持，仍稳踞督军、省长的宝座。接着反戈倒吴，令憨玉琨进兵洛阳，迫使吴佩孚离去，并收编豫西一带许多地方团队和散匪，以王老五、李有才、张崇勋为一、二、三混成旅长；又将匪首孙魁元、袁英、马文德、詹老末等分别畀以旅长名义，分布河洛；进而占据孝义兵工厂，破坏黄河铁桥，阻止国民军人员来往。同时鼓动河南地方人士反对胡景翼，意图反抗国民军。一时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刘镇华等利用段祺瑞对冯(玉祥)胡(景翼)的不满，乘机勾结皖系，发展实力。他把军事重心东移，图谋控制河南，对抗国民二、三军及樊钟秀等部。刘在陕西，则极力拉拢盘踞陕南的吴新田和陇南的孔繁锦，以壮声势。同时提出“陕人治陕，豫人治豫”的口号，扬言以井岳秀督陕，田玉洁任省长，冯毓东任陕北镇守使，以迷惑欺骗陕人。
　　一九二五年二月，豫西胡、憨战争爆发，憨玉琨登封战败，刘振华只好亲自率部增援，遂将陕督交吴新田代为照料，于同年二月十七日率卫队旅及严际明旅离陕赴豫。这时，刘在陕西兵力空虚，陕军各部又互相联络，酝酿发动堵击刘振华、驱逐吴新田的战争。
　　时陕西地方部队，田玉洁、冯毓东等部编为国民二军，杨虎城部编为国民三军。刘出关后，冯(毓东)杨(虎城)即向田玉洁表示，如仍不顾大局，再按兵不动，就要单独行动。田既恨前受刘之骗，又见大势所趋，只好采取一致行动。商定杨虎城部担任省西地区；田玉洁部出兵渭南，派康振邦团占华县，冯毓东部担任省东地区，直取潼关。此次作战，是支援河南国民军，并清除刘、吴在陕西恶势力的重大战役，为慎重计，吸取上次战役失败教训，成立统一指挥机构——援豫总指挥部，推冯毓东为总指挥，马青苑为副总指挥，发出通电，声讨刘振华祸陕罪行。
　　三月中旬开始军事行动，田玉洁部由上涨渡渭河，与吴新田部接触。冯毓东部于十六日下午二时，由华县东朱村渡渭河，先头部队赵汉章营与敌接火。赵营官兵多系当地人，熟悉地形，并得到群众协助，很快扫清了敌人。后续部队韩团姚思信营过河后，西趋赤水，与田部取得联系，荡清沿河布防敌人，并助康振邦部攻华县，击溃华县守敌两团之众，残敌向南山逃窜。二华一带敌守军邓全发旅，亦被韩团击溃。这时渭华间敌人，全无斗志，当晚都退向南山山麓一带。我张团尚振明、王家曾两营，十八日下午三时占领华阴，推进至岳庙。沿河东进的汝光杰营，亦于十八日下午四时占领三河口。
　　当战事进行中，由于通讯器材缺乏，情报工作不灵，对豫西国民军的进展毫无所闻。及至占领三河口，方听潼关来人谈，当地镇嵩军十七日晚已经逃光了。我军即派骑兵驰往侦察，适国民二军李云龙部丁增华团开至，得悉豫西敌军已全部击溃，刘振华只身逃往山西。十八日晚，冯毓东司令部进驻华县。次日田玉洁部王文秀旅占渭南，渭潼大道，已无敌踪。
　　吴新田部退至临潼斜口一带，重新布防，仍图抵抗。直到孙岳、李云龙部队向其进攻，吴新田方于七月十五日退出西安，在逃回陕南途中，既受何经纬反反戈一击，又被杨虎城在省西拦截，迭遭攻击，溃不成军。窜到洛南一带镇嵩军邓全发残部，以后也为李云龙收编。就此结束了刘镇华在陕西七年的罪恶统治。
　　一九六四年
　　（民进、工商联西安市委员会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