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陕西时期的史料(三)
俞嗣如
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王鸿恩部被消灭经过
一九二五年春，刘镇华率镇嵩军东出潼关夺取河南地盘时，调北洋陆军第七师兼陕南护军使吴新田来关中“照料”督军兼省长职务，并邀驻川陕边境之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王鸿恩驻咸阳，以防兴平、礼泉、武功、岐山一带国民二军的陕军。
一九一七年间，省署派我为汉中区吏治财政调查委员。王鸿恩时任北洋陆军第十五混成旅管金聚部参谋长。我们在汉中相识。此次王调咸阳，设办事处于西安红埠街，不时来省。我正办《新秦日报》，彼此往来较多。
王鸿恩与吴佩孚系山东同乡，关系较密，吴曾给他一个配备新式武器的学生营。此时见国民二军节节胜利，李虎臣进驻潼关，二华、三原、耀县又为国民二、三军势力，他在三面武力包围下，逐渐动摇了对吴佩孚的信赖。一次向我说：“胡笠僧虽然死了，国民二军还不断发展，看来吴新田是站不住脚的，吴佩孚的前途也未见乐观。”我乘机劝说：“目前吴新田与你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如南山一带再要受敌，就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如早谋出路。”他说与国民二军曾有联系。我说：“这还不足取信于人，要干就得加入二军。这样吴新田即使失败，也影响不到你。”王鸿恩权衡利害，认为甚是。但又顾虑时机还不成熟，怕吴新田觉察不利。我乘势鼓动他说：“既下决心，说干就干。最近我去华山参加胡笠僧葬礼，事毕往开封，你可写一封诚恳的信致岳西峰，由我代交，玉成其事。”王表示同意，不久将信给了我。这时，驻长安、户县一带曾由刘镇华编为镇嵩军第七混成旅现属第七师步兵旅旅长邓全发，也辗转托人请我带信致岳西峰，愿意投靠国民二军。
我于华山参加胡笠僧葬礼后到开封，把王等的信，通过刘允臣转岳西峰。刘并电邀暂去北京的王鸿恩代表郭瑞圃(曾任《新秦日报》总编辑，与我相识。)回开封。我们三人研究了收编王鸿恩的问题。
岳西峰很快派人送来国民二军任王鸿恩为第廿二旅长、邓全发为廿一旅长的委任状。我偕郭瑞圃到洛阳，见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孙对王鸿恩等投国民二军，很表称赞。我在洛阳小停，搭船至潼关，把王、邓两旅情况，告李虎臣，即回西安。过渭南时，见吴新田军队已在布防。我到田玉洁的办事处，托该处长将二军给王、邓的委任状，转送三原田玉洁，以便王鸿恩派人来取。
我回到西安，已是风声鹤唳，气氛紧张，城门增加岗哨，旅馆一日数查，吴军上下惊慌不安。王鸿恩也回咸阳驻地，不再和吴新田照面。
我赶到咸阳见王鸿恩，王让我偕其参议张某，赴三原和耀县，与田玉洁、杨虎城联络，谈得都很融洽。回咸阳，王鸿恩对我说，李虎臣由潼关西进，吴新田调邓全发旅东开堵击，他们拒绝调遣。吴获悉这两旅已受国民二军改编，知事不可为，已于七月十五日夜，弃西安南遁。有人曾劝王截击，王不愿落井下石，未予采纳。他又让我去兴平县见卫定一。卫对王投靠国民二军，甚表欢迎。我当日下午即返咸阳。
翌日，我回西安，见李虎臣，告其因王、邓按兵不动，吴惧而退出西安，李颇以为是。我又介绍李虎臣与王鸿恩在长途电话中交谈，李邀王来西安。次日王来，由我陪同见了李虎臣，两人谈得也很相得。
一天，我到李虎臣处，李的朋友王某，自称咸阳人，任某银行行长。王坚邀我至其住室，在烟灯下没谈几句闲话，就小声对我说：“王鸿恩有一营学生兵是新式好枪，大家看的眼红，得想法把枪弄到手，特请帮忙。”我正色告诉他：“王鸿恩已与吴新田脱离关系，现在属国民二军。李虎臣西进时，由于王、邓两旅拒绝吴新田的调遣，才加速了吴的溃退，李虎臣得以顺利入西安，现在怎么能对王的一营枪打主意呢?”那人仍是刺刺不休。我又说：“王鸿恩投靠二军，是我居间介绍，不能因一营新枪，使二军失信于人。如果这样做，以后谁还肯再来归顺呢?”我看那人见利忘义，也就不再与他交谈。正是这些人从中挑拨，使李虎臣与王鸿恩的关系冷淡下来，终至产生裂痕。
某天半夜，李虎臣派车接我到他处，说咸阳来人报告，王鸿恩扣留县参议员，有反叛迹象，嘱我立刻乘车前去，查清原因。
我天明赶到咸阳，分别向县知事刘次枫和王鸿恩了解情况。原来有人鼓动几个县参议会参议员来县署，要求停发王旅粮饷，王旅派人守提，双方发生冲突，后由王旅稽察处长命人把几个参议员带走，等提完粮饷，即把他们放了，并无军事行动。我对王说：“这样做会招致地方士绅不满，不如将稽察处长撤职，给些钱让他回家，免得受人报复。这样既有助于你和地方士绅恢复感情，也对李虎臣有理可讲，是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王表示愿意照办。我又到县参议会，议长张宝珊等人也说，王旅军纪还好，只是四千多人粮饷咸阳负担不起。我劝说：“饥寒生盗贼，如没粮饷，纪律也就谈不上了。过去西路一带驻军，苛害人民，可为前车之鉴。王旅人多，咸阳供应不起，可请军署调出一部，或请省署令他县接济，不能停止供应，以免酿成事故。”他们认为有理。第二天，我回西安，李虎臣听完报告说：“这下我的心掉到原地方了，只要不是兵变，就好得很。”由李话中，想来报告此事的人，故甚其辞，想煽起李的怒火，一举派兵往剿，他们好趁火打劫。幸李虎臣未急躁用事，否则真不堪设想。但王、李之间，自此隙嫌日深。此次我在咸阳，王鸿恩颇有感慨地说：“你这次来是上级所派，我要以客礼相待。”流露出对我不信任的情绪。
咸阳士绅与驻军王鸿恩发生冲突后，县知事刘次枫，深感左右为难，坚决辞职。省长刘治洲，几经考虑，希望我能继任。我想王鸿恩投国民军，是我介绍。二军改编时，把一个混成旅编成普通旅。后又有人向李虎臣谎报王要叛变，几至酿成战事。王虽未对我明说，内心不悦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一直不挂国民二军的旗帜。这已使我对双方失信，若任其发展，势必还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那我就更对不起人了。于是决定将所办的《新秦日报》稍加安排，应允刘治洲去咸阳干几个月。
王鸿恩得悉我继任咸阳知事，立刻打电话欢迎。陕西省长公署很快送来委任令，接着王鸿恩又送来一份国民三军总司令孙岳委我咸阳知事的委任令，弄得人莫明其妙。问王鸿恩，他说孙原委了一个县知事，后听王说已委我，就改成我的名字。我表示推辞，王说孙已下委，就不能再变更，还是早来咸阳。这时孙岳以国民三军总司令督理陕西军务，李虎臣帮办军务，刘治洲任省长。孙、李之间已有矛盾，暗中磨擦。李、刘同为陕人，可能关系较近，从发表咸阳知事这件事上，可见其中微妙关系。而王鸿恩靠拢孙岳，对李很冷淡，也就造成了王、李关系的加剧恶化。
我将报社事务安排就绪，到咸阳接事。中秋节后，王鸿恩以咸阳驻军过多，与田玉洁部张九才团商洽，开出一部。初决定张团开渭北，后改王旅开河南。我为此事曾劝止王鸿恩，因他对我已有芥蒂，加以国民二军对王旅虎视眈眈，万一再发生问题，就使我更加为难，所以不便多加劝阻。于是就为王旅筹款征车，准备开拔需要。
王鸿恩离咸阳前一天，张九才团长在县署三堂设宴饯行，邀王旅营长以上军官出席，我是陪客之一。席间闻女人喊冤，县署收发员徐筱轩和张部两个护兵跑进来，说有人告状，请我解决。等我出去，人已走了。我再回席上，王鸿恩已向张九才辞谢，在哈哈声中，一哄而散。
晚间，徐筱轩告我：“今天好险，你们快入席时，张团两个护兵来收发处对我说：‘一会有女人喊冤，你就把俞知事请出来，我们要解决王旅。’不久，真有女人喊冤，他们就挟着我到席间，请你出来，喊冤的人又不见了。以后张团的兵没来，宾主辞谢时候，都还很客气。”事后打听，原来张团阴谋，为王旅发觉，早有戒备，张团无法下手，一场火并才算暗中熄灭。他们表面雍雍揖让，骨子里却想置人于死，想起这场“鸿门宴”，我心里尚有余悸。
翌日拂晓，王旅出发前，张九才还想截留两门大炮，经我劝阻，他才作罢。我们一同骑马，到咸阳城外送别王鸿恩。
王鸿恩逃过了张九才的暗算，全军及辎重乘船至潼关时，遭到守军李虎臣部的猛烈狙击。王旅独立营长张某，骁勇善战，绰号张飞，舍舟登岸，率部向潼关猛冲，已占南原高地，李军纷纷后退。这时暗通李军的王旅机枪连连长郭某，集中火力，向张营扫射，李军乘势回扑，转败为胜。王旅大溃，王鸿恩率千余人东渡黄河，又遭阎锡山部缴械，王仅以身免。这支四千余众枪炮齐全的陆军混成旅，离咸阳不足十天，就这样全军覆没了。
一九六五年
吴新田祸陕记略
本会史料调查组
(一)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北洋军阀吴新田盘据陕南，横征暴敛，荼毒人民，较之在他以前和以后驻军陕南的大小军阀，为时最久，为祸最烈；且曾两出秦岭，助刘镇华为虐，关中人民亦深受其害。
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夺得中央政权，遂于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明令免去附皖之陕西督军陈树藩职，以直系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六月，阎相文率阎治堂第二十师及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由潼关入陕。驻湖北随(县)枣(阳)一带之吴新田第七师亦奉北京政府命随阎相文入陕驱逐陈树藩。
当时，陈树藩以外有靖国军之压迫，内有其所置省长刘镇华暗通直系，故于直军西来时，稍作抵抗，即退陕南。直军进据西安、咸阳；吴新田率其所部入荆紫关，经商南，出蓝田，至西安。七月七日阎相文就督军职。冯玉祥乘胜扩编其部为第十一师。未几，阎相文自杀，冯玉祥继为陕西督军。
时关中各县久经战乱，地方财政濒于绝境，冯玉祥急欲统一陕局，调吴新田第七师开赴陕南，进一步驱逐陈树藩，占领陕南富庶之区。
吴新田号芑荪，安徽合肥人。原为皖系军阀湖南督军张敬尧第七师的一个旅长。直皖战时，湘军谭延闿、赵恒惕乘机驱逐张敬尧，张败退湖北后下野，吴新田遂代第七师师长，转附直系，并听命率部入陕。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吴新田以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名义，率第七师七千余人，分兵两路向南进军。一路是第十三旅，经柞水、镇安进取安康；一路为第十四旅，经宝鸡进取汉中。吴新田及师属部队随第十四旅进发。
这时陈树藩在汉中重整残部，欲凭秦岭天险保存力量。可是，南进吴军于十二月二日攻克凤县南天门天堑，继向柴关岭推进；向安康方面进军之第十三旅亦于同月四日取得安康。而陈树藩犹欲作最后挣扎，乃打出“西北自治后援军”的旗号，以党自新为右翼司令，张仲仁为左翼司令(时张为汉中镇守使)，陈以总司令自兼中路，誓师抗吴。所谓“自治”，是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福捏造出来的一个以军阀割据为实的骗人的幌子，陈于穷途无奈，举此为号召，真是不伦不类，且新由关中败退入山，士失斗志，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故当吴军攻至汉中迤北最后一道门户——褒城鸡头关时，陈以大于吴新田的兵力，对战四昼夜（九日至十三日），终于退出汉中，至西乡，再经镇巴逃往四川万源，投靠川军林宓。吴新田于一个月之内拿下了兴（安）汉（中）两府，从此陕南落入吴新田的统治之下。
吴新田取得陕南后，北京政府加委为陕西军务帮办，旅长刘宝善为陕南镇守使。当时驻在汉中的王鸿恩第十五旅（管金聚旧部扩编的）也归吴新田节制。吴新田对于退往川北之陈树藩，时备其反扑，乃派第十三旅之第二十五团及炮兵第七团驻防安康，第二十六团驻石泉，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驻西乡，第二十八团驻汉中，骑兵第七团驻城固，严密防范。
一九二二年春，直奉战起，冯玉祥率部开往河南，陈树藩乘此时机，分兵三路：一路向镇巴，一路向紫阳，一路向岚皋，反攻安康。吴新田一面急电刘镇华(时为督军兼省长)求援，一面亲赴西乡督师堵击。刘镇华即派镇嵩军第五、第六两路等部驰授。未待援兵到达，吴新田已将陈树藩军打垮，陈部张仲仁旅在紫阳投降，陈树藩再次逃往川北。但驰援之镇嵩军仍继续南进，分驻于汉阴、石泉、商南和凤县、留坝一带。
吴新田于打退陈树藩反扑之后，进一步北与刘镇华相依托，西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通声气，南与川军刘存厚相勾结，不仅稳住了他在陕南的统治，还形成了一个附属于直系军阀、地跨陕、甘、川三省交界区域的军事联盟。从此野心勃勃，“得陇望蜀”，觊觎川北。
是年冬，曹锟、吴佩孚为贯彻其武力统一政策，对川用兵，派五省军队入川。次年春，熊克武受孙中山命组成四川讨贼军，北伐曹吴。四川境内南北两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刘镇华承曹吴旨派遣其留驻陕南之镇嵩军配合刘存厚打回四川，支援刘湘、杨森。吴新田亦派刘宝善旅、王鸿恩旅、张仲仁旅，共编为十个支队，由广元、城口入川。刘宝善等部侵占绥定府十余县，进到昭化、广元、剑阁后，见曹吴五省联军被讨贼军击败，遂停滞不前，意存观望。此后，吴新田闻知刘宝善直接向曹吴活动扩编成师，急将刘调回撤职，以团长张耀枢继为旅长兼镇守使。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直系军阀倒台，刘镇华急调援川的镇嵩军回关中。吴新田的援川部队也陆续撤回陕南。
(二)
吴新田独据陕南之后，称王称霸，扩张实力，横征暴敛，压榨人民。又由于当时政局变幻，给了他两次出山、为害关中的机会，并曾一度跨上了陕西督军的宝座。
第一次出山在一九二四年冬。“北京政变”，直系北京政府被推翻，冯玉祥联合奉张(作霖)拥出段祺瑞组成“临时执政府”。这时，在汉中的吴新田和在西安的刘镇华喜出望外，他们原属皖系，今段氏再次上台，遂心猿意马，跃跃欲动。特别是刘镇华，时为陕西督军兼省长犹不为足，乘段执政当国的机会，急调镇嵩军三十五师憨玉琨部东出潼关，名为驱逐洛吴(佩孚)，实想逐鹿中原，与国民二军争河南。当北京政府己明令发表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时，刘镇华犹进兵未已，憨玉琨师至郑州，胡、刘矛盾日益显著，大战一触即发。刘镇华遂急电吴新田及甘肃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分别由汉中、安康、天水各抽出一部兵力，开入关中填补镇嵩军所遗防地。
吴新田即于当年十二月间派两个团出益门镇，接防宝鸡、眉县、周至、户县；又调安康顾琢堂八个营，接防蓝田、长安等县；派第十五旅王鸿恩驻咸阳一带。孔繁锦也调兵千阳、岐山。是月二十三日，吴、孔应邀联袂至西安，与刘镇华共商所谓“陕甘军事善后联防事”。这三个安福系爪牙休戚与共，其中刘镇华势力最大，吴、孔竭力助其发展，企图从中分得好处。迨胡、憨战争爆发，刘镇华次第把柴云升、王振等部投入战场，并亲率严际明旅出潼关参战，遂将陕西军政悉交吴新田暂为“照料”。这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七日的事。
刘镇华倾其全部镇嵩军与胡景翼国民二军战于豫西，战未半月，镇嵩军大败，溃众多窜入伏牛山和商洛山中为匪；柴云升等部得到吴新田的眷顾，退至安康一带，一切军糈照样取给当地人民。
如上所述，吴新田是代刘镇华“照料”陕西军政的；刘既逞兵豫西而于转眼之间溃不成军，不能再回陕西，只身逃山西，投奔阎锡山。这时吴新田将何以自处呢？事有出奇：北京的段执政竟于此时正式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可是，好运不长，他的正式督办并没有当上几天就被赶走了。
当北京临时执政府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任命吴新田为陕西军务督办后，国民二军、三军同声反对。豫西之战，国民军的目的就在于取得陕西地盘，形成陕豫统一局面，然后与奉张(作霖)、鲁张(宗昌)争霸，绝不能让吴新田坐收其利，为自己留一后患；而陕西人民则因吴新田在陕南作恶多端，已陷陕南人民于水深火热，更不能容其窃据全省军政，毒害全省；同时，吴新田一心拥段，支持段氏的“善后会议”主张，与当时全国人民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政治主张大相迳庭。所以吴新田在政治上正处在一个极不利的地位；而且在军事上，处境也很不妙：吴的军队占领着眉县、周至、户县、长安、蓝田、临潼一线；渭南、二华虽有镇嵩军邓全发一部，澄城、合阳有何梦庚一部，已成残败之余；西路千、陇、宝、岐数县虽有孔繁锦部驻守，但已在国民三军杨虎城和陕军卫定一部的监视之下，缓急难济；大荔、朝邑、韩城一带的麻振武和蒲城的缑章保等部虽曾投靠刘镇华，甘作爪牙，但刘倒以后，纷向国民二军输诚，不受吴新田调遣；渭河以北，泾(阳)原(三原)一带，尚驻有国民二军田玉洁部，随时可渡渭水以薄省垣。因此，吴新田这时虽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在陕西的地位是非常孤立的。特别是吴部军队在西安以足球故殴打学生，引起轩然大波，卒至发展为全省学生的驱吴运动。运动扩大发展，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性质，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界反吴斗争，促进了各派陕军联合的军事行动。
吴新田惶恐之下，派陈世钰为代表赴河南与国民二军求妥协。时胡景翼已死，岳维峻率其众，陈世钰求好未得要领。接着孙岳、李云龙即领兵西进，吴新田部在新丰稍作抵抗，西退周至、眉县一带。在眉县遭到何经纬团(张仲仁部)的反戈一击，丧失全部辎重，又遇卫定一、杨虎城部截击，狼狈溃逃入山，吴新田本人逃往天水，后又回窜汉中。
第二次出山在一九二六年春。吴新田于上年被逐回汉中后，段政府又委以“陕南护军使”名义。遂重整旧部，编为四个旅，任顾琢堂为陕南边防军总司令，张耀枢为副司令。划安康属数县为镇嵩军柴云升、王振等部驻地，以深结刘镇华。又由汉江运现洋一百五十多万元，白银二十多万两，烟土百余万两至汉口，大量购买枪械弹药，准备乘机再起。会国民二军用兵山东、山西相继失败，放弃河南回陕，刘镇华得吴佩孚、阎锡山之助，集结旧部，在豫西截击国民二军，二军溃败弃械，刘镇华复振，并以吴佩孚所予之“陕甘讨贼军”旗号，悍然西入潼关，再图陕西。吴新田也再次出山，帮助刘镇华攻略关中。吴军一路出子午峪，直指长安，一路出益门镇取宝鸡。时国民二军新败，李云龙与国民三军杨虎城及陕军卫定一部共守西安。刘吴两军合共十万之众，围困西安城八个月之久。围城期间，吴新田军驻周、户一带，暴虐人民，过于镇嵩军。在周至屠杀焚掠三十余村庄，死农民一千五百余人，尤为罪大恶极。迨冯玉祥军经甘肃来陕，打退刘镇华，解西安之围，吴新田再次龟缩陕南。
吴新田二次逃回汉中后，全国政治形势大变，国民革命军奄有大半中国，北洋军阀已日薄西山。于是，吴新田急忙另谋出路，利用与冯玉祥的旧关系，取得冯的改编，遂脱去陕南护军使的旧帽，戴上了国民联军第十六路司令的新冠。这时，吴部共三师。第一师师长吴自兼，第二师师长张耀枢，第三师师长李长明；另外编两个旅，为孔繁锦在甘肃被冯玉祥军击败投归吴新田者。
(三)
在吴新田驻军的那个时代，陕南被称为富庶之区。其实所谓“富”，指的是汉中盆地盛产稻谷，安康山区特产山货。而土地、山林多为少数地主豪绅所占有，广大贫苦农民在封建的野蛮压迫剥削之下，饥寒交迫，其痛苦更有甚于山外各地。吴新田长期盘踞陕南，真是所谓“山高皇帝远”，为所欲为，极尽压迫剥削之能事。他的刀锋主要对准汉中、安康两府所属二十余县的广大贫苦农民，对于那些富有的地主豪绅，则勾结利用，千方百计搜刮自肥。兹就吴新田压迫剥削陕南人民的罪恶事实中略举数端，以例其余：
一、随赋加征。当时陕南二十五县田赋，全年折征银币三十二万四千三百余元，约自一九二一年间，刘镇华通令附加省税百分之百，即加倍为六十四万八千六百余元。吴新田到陕南后，全部截留尤不为足，别立名目，随赋加征军谷，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稻谷一斗。此项加征军谷总数约在十万石以上。一九二五年九月，吴新田由关中败归南山，又将军谷改为加收粮秣款，并以道尹阮贞豫为筹饷局长，着力催办。此项加收粮秣款是每完纳正银一钱，加收一元五角，总数约在一百二十七万元以上。虽然赋银是由地主缴纳，但地主总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所以农民以此破产者很多。在这种固定加征之外，还有临时摊派，其名目奇特而繁多。如所谓“直奉战费”，“冯军加款”等等。仅一九二二年八月至次年三月的一次“军需借款”就达八十万两之巨。
二、禁烟罚款。吴新田在其统治区域内强令农民种植鸦片烟，征收烟亩罚款。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此项烟款逐年加大，由年征一百余万元增至四百余万元以上。从产、运、销、吸，层层征收款税，名堂之多，方法之巧，著成奇观。自吴新田及其僚佐以至士兵，人人都从鸦片烟里讨生活，成为一支“黑军”。吴的扩充军队也从鸦片中来，当时汉江上高悬吴军旗帜的船只，满载烟土顺江东下，载运军火逆水西上。而被迫种烟的陕南农民因此倾家荡产者更是不计其数。
三、捐、税和支应。吴新田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举不胜举，如客军捐、驻军捐、服装捐、铺盖捐、公益捐、自治捐、船捐、斗捐、土地捐等等，有脚柜税、牲畜税、牙税、赌税等等，又有临时军事费、临时维持费等等。至于支应，是无偿地向各行各业人民强索用品，不惟军队用的麸料柴草要民间支应，就是军队的眷属家什如桌、椅之类，也在支应之列。每遇节日“劳军”，也要卖肉的供肉，卖鱼的供鱼。公馆衙门修缮房屋，人民也要支应木工、土工。
更应该说到的是吴新田奴役陕南人民，异常野蛮残酷。陕南山区，时无公路，交通运输除汉江行船外，陆路全靠人力肩挑背负和牲口驮载。吴军的军需转运、货物贩运、代私商保运物品，都要强拉民夫。这种超经济的剥削，即在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亦属罕见。
有压迫就有斗争。陕南人民从军阀吴新田驻军陕南起，农民的抗捐斗争，此起彼伏；一九二三年六月，佛坪县农民由尹天禄等领导，打进县署，将现任知事张治和卸任前知事车正轨一同捉住，杀于财神岭；同年，在宁陕、商县、镇安等地，都发生了农民群众的武装抗捐斗争；一九二四年，宁强县爆发了农民群众反压迫斗争。吴新田对于人民群众的愤起一律采取镇压的手段，因之陕南人民与军阀吴新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有一九二六年冬，兴（安）汉(中)两府八县农民大规模的反吴武装斗争。
风暴首先发生在石泉县下八地一带。农民群众在下马岭的农民郑克斗倡导之下，从一九二五年就开始以练团自卫的名义，团结起来，建立武装组织，并以抗捐相号召，从而得到石泉县各地农民的响应，很快地自下八地的凤阳台、麦子坪、莲花石，直到县城以南汉江对岸的银洞山，全县大部地区都聚集起了团练。一九二六年夏，团练惩办了下乡收捐款的差役，石泉驻军吴新田部开队前往镇压，郑克斗带领群众上山结寨，打退了吴军的进攻。从此农民武装的声威大振，参加团练的人越来越多；而团练打击那些仗官势欺凌人民的土豪劣绅和官府派来的催款委员、收税差丁的事，所在多有。
洋县农民的斗争组织名为“大刀会”。一九二七年二月，农民群众在锅滩杀死了催款委员，掀起反吴斗争。洋县驻军牛堉椿团派兵“进剿”，农民武装在铁石关、土门关于吴军对战，并在相庙村夜袭吴军营地，歼灭了不少吴军；随后与吴军转战于佛坪、宁陕等三县地区。
此外，在西乡、旬阳、白河、汉阴等县，都有农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吴新田对于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一律采取武力镇压的办法。如在白河县，一九二七年二月，吴军一团在厚子河以至枣树岭一带七十多里，屠杀农民数以百计，房屋一概烧光。同年夏季，吴军攻破了石泉三鼎寨，逮捕了郑克斗及其全家，最后把郑克斗杀害于汉中。吴新田的屠刀虽然杀害了农民斗争的首领，但广大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意志是压不下去的。农民的斗争也推动了社会各阶层人民反吴的活动，当时陕南各界组织有“陕南人民驱吴公民团”、“陕南人民自决会”等反吴团体，以印刷物揭露和声讨吴新田的压迫剥削陕南人民的种种罪恶。
一九二八年，“国民革命军”分路进攻北洋军阀最后的奉系，会师北京，分配一、二、三、四集团军驻军区域。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分得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地盘。冯为整顿内部，调吴新田所率第十六路军移驻河南信阳，陕南防务由张维玺师接替。吴新田对冯素有戒心，自知在陕南七、八年间劣迹太多，而又身染沉重的大烟瘾，绝难见容于冯玉祥。遂暗派代表与驻汉口之第四集团军李宗仁接洽，请求归李改编。李循其请，允为编一个军，由吴任军长。吴新田乃通令沿途各县准备给养，佯作开往信阳，又密令其参谋长陈世钰先期赴汉口，商洽开到湖北以后的驻地及人员编制问题。同年十月初，探明张维玺师先头部队已从宝鸡入山，吴新田即将汉中以北由褒城至凤县一带驻军撤退，转向安康、平利集中，以便进入豫鄂边境；其所属之第二师因已参加北伐战斗序列，早已驻扎湖北郧阳、均川和老河口一带，更便于向南转移。
一九二八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吴新田借其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卫队营、辎重营等，最后离开汉中。经南郑、城固、洋县、西乡、石泉、汉阴，到达安康。等到张维玺进入汉中，吴新田统辖的各师旅团大部分已开至湖北境内。原来李宗仁指定江陵、沙市一带给吴部暂驻，吴新田畏山路跋涉，派旅长王宗良代理第一师师长，率总部直属部队向指定地点行进，他自己带着卫队营乘船由汉中顺流到了汉口。这时冯玉祥闻知吴新田已归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改编，急电诘责李宗仁，说吴为第二集团军部队，违令私开湖北，应予包围缴械，不许擅自改编；并派其参谋长熊斌到汉口会同李宗仁监视缴械遣散。李亦见吴军腐败不堪，只编了两个旅，其余大部解散；对吴新田本人则委以第四集团军高等顾问。吴新田从此北走天津，在帝国主义“租界”的庇护下作了“寓公”。
(李子健、沈传忠执笔)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