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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建章血洗陕西省模范监狱二则
　　[编者按]
　　一九一六年五月初，陕西督军陆建章长子第一旅旅长陆承武所率中坚团在富平被陈树藩部胡景翼所歼灭，陆被生擒，陈树藩即在渭北宣布陕西独立、反袁逐陆。陆建章以爱子生死不明，张慌失措，下令封闭省城四门，实行戒严，且征集大量石油、笤帚，准备纵火屠城。
　　此时陕西省模范监狱押有犯人三、四百名，他们闻知渭北陕军分三路向西安进军，陆的统治临近土崩，遂乘机暴动越狱，从监狱蜂涌而出。陆建章派军队镇压，把赶回监狱的犯人一一斩首；并沿街搜捕，把抓获的逃犯或被误为犯人的行人、乞丐都就地杀戮，一时西安城内各大街、路口，死尸横陈，极尽惨凄。
　　此事发生在五月十五日。接着，陈树藩入城，迫陆建章交出印信。陈于十八日布告就任陕西督军兼民政厅长，陆建章旋于二十五日狼狈离陕。几天之内所发生的上述事件，过后并未引起人们所关注。现征集到有关此事的回忆录两篇，一并刊出，借以保存这一历史事实的记录。
　　陆建章屠杀陕西模范监狱亲历记
　　侯明玉
　　陆建章屠杀陕西模范监狱一事，我是身历其境的，现就回忆所及，写出如下材料：
　　我是陕西省临潼县零口镇圣力寺村人，幼学木工。辛亥革命后，在兴平张子宜开设的“西安精业公司”作工。一九一五年陕西成立了模范监狱，他把我介绍给典狱长俞宪曾，从此我便担任了监狱木工科的技师。同时经张子宜介绍担任模范监狱技师的还有栽毯科的关自利，油漆科的王林三，染织科的宁天训等人。染织科的宋锡侯技师，是由北京染织学校毕业的，与典狱长是朋友。我们这些人都是技术人员，专教犯人学艺。
　　一九一六年的春天，忽然听说：督军陆建章对监狱犯人颇有怀疑，并令高等检察厅长易恩侯和典狱长俞宪曾共同对犯人严加防范。为此，高等检察厅还召集了一次会议。会后对犯人的管理较前严了一些，经常考查犯人的行动，还实行轮流值班巡逻。
　　当时监狱的犯人共有四、五百人，他们是由陕西各县送来的。监狱的看守人员只有三十多人，有枪十几支，其中能用的仅有两支。
　　记得是一个星期一，高等检察厅突然打来电话，叫典狱长和科长们去开紧急会议。这时监狱里只留下几个看守，犯人们借此机会，发动了暴动。
　　这次越狱暴动，是由犯人王兴奎和小向首倡的。他们原在木工科学习，暴动前，他们先做了准备：偷去了一把凿子，启掉了屋墙上的砖。当看守查号时，他们用棉被堵住了挖通处，使看守不易发觉。暴动这天，他们打通了砖墙，并用砖先砸开了脚镣，冲了出去，打死了看守，夺去了枪，开了监房门；还到第二科取来铁凿子、鎯头等物，把各监房的门启开，砸开脚镣，以院内正在修房用的木椽作为武器，发给犯人们，一涌而出，去找典狱长和各科科长，当时他们不在，只有姓索的教诲员在屋，即被打死。犯人们还开放了女监，一起冲出大门。不料他们一出大门，就被城上的机枪兵和九府街、老关庙十字的军队包围上来，开枪射击，打死了不少人，抓回来一百多人，连那些没有越狱的犯人也都捆绑起来。这时我躲在监狱对门姓杨的老百姓家里，后被士兵搜出，硬说我是逃犯，捆绑起来，拉到他们连长面前，不由分说，命令把我杀掉。当时我已吓糊涂了，被拖出监狱门口，正要处决，跑来一个士兵传令到九府街口执行。走到刑地，眼看就要杀头，突然来了一队巡查队，为首的军官问：“这是怎么回事?”押我的两个兵士说：“他是抓回的逃犯，连长命令杀头”。这位军官立即解释说：“他不是犯人，他是监狱的技工。”并命令兵士给我解绑，把我带到北院督军府，交与一个管马号的人，要他保护我。这时我的头脑渐渐清醒了，才想到刚才救我的那个军官，是督军府卫士营曹营长。曹营长曾在监狱木工科订做过一批行军床，我曾几次给他交货，因而相识。在这九死一生的时刻，我侥幸免遭屠杀。
　　我在马号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回到监狱一看，不由心里一怔，大吃一惊：监狱的技工关自利、王林三都被陆建章的兵杀了，大门上姓赵的和姓薛的看守，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姓名的看守也被不分皂白地杀了，每天给监狱送货送菜的酱园、面房的几个伙计也一同被杀了。至于因越狱暴动被捉回来的犯人，更是一无幸免，逃脱性命的只有宋锡侯技师。听说这种残暴的处决，是奉了陆建章命令的。在被杀死的一百多人中，有些不是犯人，很多是街上的乞丐。只要谁说话是陕西口音，都被指为逃犯。有些刑期快满，并没有参加越狱暴动的犯人，也都被提出来砍了头。陆建章借此泄私愤，祸及无辜，人称他为活阎王、大屠户，真是一点不差。
　　有一个犯人叫张三女，是山东人，在城隍庙门住，以收破烂为业，犯的是小罪，他在受斩时，刀砍在后背肩上，随手倒下落在坑里，后来搬尸的人发现他尚有气息，立即抢救，才慢慢地活转了。他是被陆建章害而未死的一人。
　　我看见在监狱西边因筑墙用土所挖的深坑里，填满了尸体，血水腥气令人闻之恶心。搬尸的人，泪落如雨，非常伤悲。
　　当时有人说，在各十字路口杀的人，比在监狱杀的人还多，多是无家可归的穷人和乞丐，头天半夜及当日清晨都下了雨，这时尸横街头，血水四溢，真是惨绝人寰！
　　回忆陆建章血洗模范监狱事
　　宋锡侯
　　一九一六年陆建章被迫离开陕西的前夕，曾大屠杀西安模范监狱，把越狱犯人尽数杀戮，在各大街巷口又杀了许多无辜人民，造成空前血案。其时我正供职监狱，目击此事，现就记忆所及，作以下记述。
　　我于辛亥后，在北京住染织学校，毕业后回到西安。因与模范监狱典狱长俞宪曾熟识，被介绍到监狱作染织科技师，教犯人织毛巾等工艺。这时陆建章刚做了陕西督军。
　　犯人暴动越狱事，发生在民国五年农历四月中旬，记得当时气候还不热，监狱附近麦田的小麦正在吐穗，被杀死的犯人们都还扎着裤腿。
　　陆建章在陕西，剥削人民，压迫陕军，杀戮革命党人，助袁世凯谋帝制，引起各方人士的义愤。当时高峻、郭坚、曹世英等先后举兵反对陆建章。陆命其长子、陆军第一旅旅长陆承武率中坚团追击郭、曹，军至富平，被胡景翼将其全部歼灭，生擒陆承武。陈树藩乘机宣布陕西独立，渭河以北陕军向省城进军，北路由草滩过河，东路进至十里铺，西路亦由咸阳渡渭。此时西安城内，风声鹤唳，陆建章的局面已呈动摇。因此，狱中犯人认为时机已到，遂发生暴动越狱事。
　　当时狱中在押犯人约三、四百人，有许多是由外县送来的“要犯”。越狱是那些人首倡，我不甚了解。侯明玉说是王兴奎和小向。据我知道，王兴奎是蒲城刀客，小向是辛亥时从富平监狱出来以后，带领向字营在西路作战的哥老会大爷向紫山的儿子。他们因什么案情系狱，我不清楚，暴动由他们首倡这是很可能的。狱内犯人同外边反对陆建章的活动有没有联系?这确实是有的。我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朋友，托我给在押的吴清纯(字志德)传递了一封秘信。信的内容虽不知晓，而吴清纯确是一个搞革命活动的人。最近陈省生对我说：吴清纯（白水人）在二次革命时，被张凤翙捕押，陆建章来后移交，张于离去时曾嘱把吴处死，后因有人从中缓颊，故而搁置。迨陆建章子承武在富平被擒，陆急欲觅得与渭北有关的人前往疏通，挽救他儿子的性命。适陈省生此时来西安，为救吴清纯，通过王一山，向当时的军警督察处长张绰甫、警察厅长张竹亭，推荐吴清纯可担任赴渭北传讯之任。张果欣允，即将吴从狱中释出，送至王一山家。次日即雇骡车一辆，送其出城，陈省生与吴同车从草滩渡河时，遇到从河北开来的逐陆陕军，遂应邀一同加入陕军转而共趋省东迫进西安。这是犯人暴动越狱前一、两天的事。
　　越狱暴动的那天早晨，我正在房里，忽然听得人声咆哮，犯人们从监房冲出，有的手拿铁镣，有的拿着棍子、大椽，乱嚷乱喊涌出大门，我跑到门口，看见约有百十人向西，朝老关庙街一带奔去；一路，约七八十人向东从九府街奔去；还有一路，人少一点，向南往许士庙街奔去。其中老弱带病的，分散潜藏附近民家。接着陆建章的军队来了，鸣枪禁止骚动，从东、西、南三路把逃出的犯人压迫退回，但逃走了过半，被胁迫回到监狱的约百数十人。这时他们锁住监狱大门，遂在附近居民家挨户搜查，把那些不能走路的，患病的犯人搜出，一律拉进监狱。
　　当时我躲在监狱西边一家老百姓屋里，也被搜出。我一再申明是监狱的职员，不是犯人。他们把我带进监狱里。带队的营长从电话得到陆建章的指示，着将越狱犯人一律斩决。他们便着我记录犯人姓名，一一叫到，记下名字，拉往监狱西边一个大坑旁斩首。后来见我一人记录来不及，又加了一个人一同记录。仿佛记得那个营长在电话上报告说一百一十七人，这一点不能确定。总之，在监狱杀人绝对在一百人以上，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在各街抓到就地斩首的人到底有多少，因我当时在监狱，不得知道，但据事后听人说西安各街口，如南院门、西大街、西华门、九府街口都杀人不少，确实是骇人的大屠杀。
　　陆建章未来陕西以前就因残酷嗜杀，有“陆屠户”之称，是袁世凯的一个凶恶的爪牙。他血洗陕西模范监狱一事，就完全可以证明。
　　刘镇华筹建铜元厂弹药厂的经过
　　李宗祥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发生，陕西督军冯玉祥离陕，刘镇华从省长而又攫得陕西督军，掌握了全部军政大权。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扶摇直上，他的军事力量也逐步扩大，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就他所带领的镇嵩军说，已由援陈入陕时的三千余人，扩充到四个师，连同直属部队和收编的麻振武、缑章保、郭金榜等，不下六、七万人。但是，当时陕西境内仍存在军事集团割据一方的局面：吴新田盘据陕南；井岳秀占据陕北；渭北几县仍被胡景翼的留陕部队驻扎，在行政、军事、财政方面经常掣肘。野心勃勃的刘镇华，既掌军政最高职权，又拥有较大的兵力，绝不甘心于这种现状，时刻企图巩固统治权力，扩大地盘。因此，进一步奠定经济基础，垄断金融，补充军队实力，就成为刘镇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筹备铜元厂和子弹厂的计划，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措施。
　　一九二二年，刘镇华甄录国内外大专学校毕业生，我被录用在省长公署第四科（教育实业科）充任科员。当年秋季的某一天，刘令我检查民国元年张聚庭任实业厅长时所办的面粉厂机器，看现存的那些可以使用。当时，我猜不着他的意图，不知要用这些机器作什么。经检查制面粉机器大部破烂不堪，仅有一部卧式单汽缸蒸气机和一部水管式锅炉尚完好，但蒸气机的负荷量如何，因机器上的牌子已脱落，无由知悉，估计不过一百多匹马力，仍须加以修理，才可使用。以上情形，我向刘当面报告后，他对我说：拟在陕建设铜元厂一处，日造铜元二、三千串（以制钱计），作为富秦钱局钞票兑换准备基金。嘱我把这件事计划一下。
　　我在日本大阪上学时，曾参观过大阪金币制造厂，对于造币厂内部设备和工作过程，只有一些印象。对大同小异的铜元厂，确是茫然无知，无法着手计划，只好向刘敬谢不敏。但过了几个月，刘镇华又派我和梁文焕(号温如，河南宜阳县人，第四科科员，学过化学，系当时陕西财政厅厅长梁文渊的兄弟)，持刘的介绍信，到豫、津、鄂、宁、沪等处作一次调查，等回来再作决定。我们于当年冬初出发，到指定地点的几个铜元厂调查了一番，于次年二月间返陕。把调查所得的设计、建厂、内部组织和开工使用的工人数，以及原料的来源等，向刘报告后，还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到了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间，刘镇华又命我同张霁若(河南巩县人，系刘的老师，又是刘的妹妹的公公)，同往上海购买机器。临行前刘对我说：除购办铜元厂机器外，再买一套制造七九、六五弹药的机器；另外再各买一套制造马克沁机关枪和修理枪械的机器。我与张起行时，刘交给我俩三十万元向汉、沪两地的汇兑票据，并指示下余不足之款，俟我们到沪后陆续兑去。他还对我们表示说：今年周至、户县所有烟款和税款收入，将作为购机器和建厂的专款，决不移作别用。在此时，外人只知筹建铜元厂，关于购买制造弹药和修理枪械机器一事，对外还讳莫如深。
　　筹建铜元厂的原因
　　刘镇华除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垄断全省的财政经济，势必要统一全省的货币。当时陕西境内流通的各种货币大约有以下几种：① 清末遗留下来的制钱，仍在全省各地流通使用；② 当十(当十个制钱)、当二十的铜元主要流通在关中地区，大部分由奸商运入，少部分是由外来军队和旅客带来的；③ 四川造的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的黄铜元，流入陕南城乡；④ 安康还使用湖北官钱局发行的钱票；⑤ 除镇嵩军以外，有些驻军也自己发行纸币，流通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⑥ 有些县也以该县署名义发行纸币，在一县之内或邻县边境上使用；⑦ 陕西省署财政厅所属富秦钱局发行的纸币，流通于关中地区和镇嵩军驻地。不仅货币流通情况是极其纷杂的，其价值也有差别。一般是硬币高于纸币，硬币中又以当十铜元为最高，当二十的次之，制钱又次之；纸币中以富秦钱局发行的为最高，县级发行的最低，一元硬银币可换七、八十串(指它的票面额而言)。就富秦钱局发行的纸币而论，人民群众对它的信用也不高，平时兑换较少，一遇时局有变，持该局的纸币兑换硬币者，蜂拥而至，秩序大乱。该局库存自来有限，为了应付现状，每人只许兑制钱一串，每日规定只兑出若干串，兑完即行停止。富秦纸币因此而贬值。
　　在这种币制混乱的局面下，地方财政也相应造成许多混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不可估计的灾难。可是却给税收人员营私舞弊和在邻省制造劣币谋利造成了一个大好机会。
　　刘镇华一心想要扭转这个混乱的局面，筹建铜元厂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铜元厂如建成后，有以下的利益：① 铜元厂在制造铜元过程中，就可获得一部分纯利；② 制造铜元给富秦钱局作兑换纸币的准备金，在社会上造成声势，可骗得人民群众对它的信用，借此能以少数的准备金，继续发行大量的纸币；③ 在重要城市建立富秦钱局支局，扩大营业范围，发行纸币，以抵制其他地区发行纸币，可以集中金融财权；④ 支局可在各地以纸币收进银币，给省银行作准备金，借以增加银票的发行额，又可吸收制钱作为制造铜元和子弹的原料；⑤ 本省货币统一后，邻省的劣质铜元和纸币即可逐步排除出境。刘镇华这项预谋如果现实，他的经济实力即可渗入全省各地。在铜元厂和富秦钱局两相结合之下，既可统一本省的货币，又给刘的统治打好经济基础。铜元厂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了。
　　计划以制钱做原料
　　军阀割据时代，各省十有七八都没有铜元厂，而造铜元的紫铜(电解纯铜)大都依赖进口。当时国际汇兑高涨，紫铜售价随之上升，依靠进口已无可能。我调查时了解到天津铜元厂库存有大量制钱，作为制造铜元的主要原料。在销毁熔炼时，首先提出其他金属，再化验铜的质量是否合格，如不合格则掺加该厂自制的电解铜(该厂有电解设备)。这样比购买进口紫铜成本低的多。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在大阪上学，在大阪、神户电车道两旁，就有六、七十处专门销毁中国制钱的工厂，仅提炼出的铅已够成本，其他金属——铜占大部分，均为纯利。按照陕西当时情况，各地制钱流通仍占主要地位，参照天津的办法，用制钱作原料，制造当二十铜元，能获得很大的利润。故在我们赴沪购办机器时，刘镇华即密令各地县署和税收机关设法大量收集制钱，为铜元厂开工准备原料。
　　筹建弹药厂的企图
　　刘镇华兼任督军以后，部队扩充至七万余人，所有枪支弹药来源，一部分系收编杂牌和土匪带来的；嫡系镇嵩军除原有枪支弹药外，补充部分是凭陆军部护照向汉、沪等地的外国洋行购买。但这个护照不用金钱礼物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凭护照购买一支大号盒子枪，带一千颗子弹，价格七十元；如在上海黑市，买一支盒子枪带一百颗子弹，价格二百余元。可见“护照”的价值了。还有一部分步枪、机枪、大炮弹药，是分别购自汉阳、上海、巩县的兵工厂。这些兵工厂，均控制在该地区的军阀手里，如吴佩孚之巩县厂，肖耀南之汉阳厂，何丰林之上海厂等。因此，订购械弹，首先须与那些军阀拉好关系。否则，订立购买合同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合同成立，对兵工厂中的上层人物如无金钱礼物馈赠，迟至一年以上还不能按合同将军火交付。在上海，陈树藩曾交给我一张他在任陕西督军时，向汉阳兵工厂订购的价值三十万元的枪支弹药合同一份(他下台已一年有余，终未办妥)，并嘱我将合同转交给刘镇华，以便用陕西省署名义向汉阳兵工厂交涉。刘镇华同以上几处的军阀关系拉拢的很好，并在这几处都设有陕西督军署办事处，派有专人办理购买军火事宜。据办事人对我说，这几个兵工厂科长以上的重要职员，经常收到以刘的名义给他们送的金钱礼物。因此，陕西订购的军火合同于成立后的三、四个月内，即可成交。但是，在订购军火的数量方面，刘镇华也常受制于人。镇嵩军虽拥有七万有余的枪支，而每支枪配备的子弹数量，较之皖、直、奉、晋，以及占有海口的军阀部队，相差很远。刘镇华对此是决不甘心的，故筹建弹药厂，就成为他迫切的要求。当然，在子弹厂建成后，他首先要充实壮大嫡系军队力量，巩固在陕西的政权，用以镇压人民；其次乘机问鼎中原，扩大地盘；再次是西北各省小军阀都没有弹药厂的设备，弹药缺乏，势必要仰仗刘镇华就近接济他们。刘便可进一步与他们拉好关系，稳定后方。
　　购买机器及建厂的经过
　　刘镇华筹设铜元厂、弹药厂，包藏着很大的野心，而吴佩孚不但未发生疑心，且给予支持，代刘向陆军部索取这批机器进口的护照。这是因为远在直系军阀在陕西撤换陈树藩时，刘即暗与直系勾结，倒陈附直，故未经较大战争，很快地赶走了陈树藩，从此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嗣后刘派他的策士马连樵常住洛阳，继续迎合吴佩孚及其左右亲信。据我所闻，刘对吴身边的差官马弁等，每月每人都有一、二百元以上的馈赠，对吴的参谋长李卓章馈赠尤多。因此，吴的左右全是替他说好话的人。所以这批机器进口护照，在我们决定同汉运洋行订立合同时，即按时寄到。
　　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间，刘镇华派我同张霁若赴上海购办铜元厂和弹药厂的机器。我对于铜元厂虽然作过一次调查，但对于兵工厂内的一切设备，确是茫然无知。无奈“兼座”有命，只得跟着这位张先生前去。在赴沪途中，经巩县，张在家住了几日。我到巩县兵工厂访问同学刘守愚(号建庭，陕西商县人，日本帝国大学造兵科毕业，任该厂技师，后曾任全国好几个大兵工厂的厂长)，在该厂住了数日，一面参观，一面向刘领教。后到汉口和上海，我们都住在陕西督军府办公处。这两处的办事人员，与汉阳、上海兵工厂的中上层职员都混的很熟。因此我们常到两个兵工厂内部参观、领教，了解兵工厂设备结构。大体胸中有数后，遂拟定购买制造铜元、弹药机器的计划，以便在沪着手进行。上海的洋行消息异常灵通，接踵来到陕西督军府驻沪办公处与我们接洽。他们照例先备盛宴招待我们，吃喝游玩，极尽拉拢之能事。与上海一些洋行交易，时常会发现滑头骗局。我们也提高警惕，从中选择了几家资本雄厚，信用素著，比较可靠的大洋行，如英商怡和洋行，美商慎昌洋行，德商西门子洋行，德商汉运洋行和中国军阀资本家经营的信谊公司，提出我们的计划要求，请他们开帐，以备选购。最后与德商汉运洋行订立了合同。其中的原因是：① 当时我们知道德国的机器，特别是军火机器比别国的好；② 汉运洋行所开的帐与其他洋行比较，机器相同而价低；③ 商议订立合同中，许多条件汉运洋行尽量迁就我们；④ 在付款方面汉运洋行能使我们放心。特别在付定款方面，其他洋行要在订合同后先交百分之四十的价款，机器运抵上海进口后再交百分之五十，到汉口起卸后全数付清。而汉运洋行，依我们的条件，订合同后不需交上述款额，只要我们给浙江兴业银行(我们兑沪之款全数存该行)去一封信，声明这笔存款是以后交付汉运洋行订购机器的专款；然后由汉运洋行持订购合同向兴业银行交涉挪借一部分，付德国工厂定造机器，机器运到上海后，付价款半数，到汉口起卸后全数付清。同时汉运洋行经理夏尔曼(德国人)人极精干，对我们配备机器和建厂计划等等，还提供了许多建议；该行善于拉拢生意的买办朱殿元(湖北省人)又从中周旋，这笔巨款交易终于落到汉运洋行手里。
　　订购机器的内容，共分三大部分，即：动力厂、铜元厂、子弹厂。动力厂系由水管式锅炉、蒸气机、交流发电机、配电盘等组成的。发电容量为二千五百*（左半包围瓦右半包围千）。两厂使用动力，本不需要这样大的容量，因我当时主张为以后两厂扩充时的动力留下余地，或作西安市电灯照明之用，故应当大一些好。
　　铜元厂的内部，系以烘炉、轧条车间、冲饼、光边冲洗车间、轧花包装车间组成。在生产过程中，冲饼、光边、轧花各部机器，都附带两套铜板，可造当十的铜元，也能造当二十的铜元，每日的生产量约计三、四千串(就制钱而言)。
　　子弹厂的内部，系由弹壳车间、弹头车间、制药车间、底火车间、成品车间、装箱车间等组成的。每台机器，均配备制造七九、六五子弹的铜板各一套。每颗子弹的制成，需经过十五、六道工序。工序过程，大半是自动操作，因之这部机器构造复杂、精密、灵巧，价值亦高，在三厂机器价值中，占比重最大，每日生产子弹约计四、五万发。
　　以上三套机器是由德国汉堡和柏林几个厂承造的，购买价值经过讨价还价，多次磋商，最后决定为八十三万元。我们以陕西省署代表的名义，于当年农历十二月除夕晚与汉运洋行经理夏尔曼，在汉运洋行一同签字。合同中规定，一九二四年十至十一月全部机器陆续运抵汉口。
　　此时，原先为扩充陕西机器局(即在西安城内西南角的枪械修理厂)，所购买的制造马克沁机关枪和修理机械的机床等，也业已起运。至此，我们在上海需办的一切手续，均办完毕。一九二四年三月间，我和张霁若、夏尔曼、朱殿元一同返西安，以便同刘镇华商定建厂设计。选定西安西关外，即现在的飞机场为厂址。厂房图样，由夏尔曼负责设计。在此基础上筹备了一两个月，所定购的建筑器材，如水泥(在唐山启新洋灰厂定购五千筒)、美国松木料、钢材等等有一部分先后运到，有一部分尚在运陕途中。不久，机器也如期由德国运至汉口。适于此时，胡景翼与憨玉琨在豫西发生战争。刘镇华企图夺得河南地盘，遂将陕西军政权交给吴新田“照料”。刘亲率镇嵩军几个师，倾巢开出函谷关，满以为他有优势兵力，可以一战就消灭国民二军。不料交战不久，刘军全军败溃，刘镇华由茅津渡过黄河，逃往山西，投靠阎锡山去了。他在陕西的一切阴谋计划和铜元厂、弹药厂等等都成为泡影了。
　　刘镇华围城祸陕的资本
　　刘镇华虽在豫西战争中失败，而野心仍然不死，逃到山西后，为了卷土重来，换取阎锡山的支援，遂将与汉运洋行订购机器的合同和交款条据献给阎锡山。胡景翼和在豫的陕籍军政人员，均以这批机器系用陕西省署名义订立的合同，购买的价款也是由陕西省库支付，所有权当然属于陕西。应由陕西省署接收方为合理，故决不许刘镇华私人盗卖。为此，曾招我去河南。当时我因父亲病重，迟延了几日，不久胡景翼又病故，我也因此未赴开封。一九二五年五、六月间，李虎丞驱逐了吴新田，以帮办陕西军务(督办孙岳未到职)处理军政事宜，派我去汉口，表面上是为第十师(李任师长)和西安电话局（当时我任局长）购买一批电话和电料，实际为调查那批机器存于何处，以便赴沪与汉运洋行交涉。我到汉口向各有关方面了解后，方知此项机器早由阎锡山派人协同刘驻汉口办事处人员接收了。他们为了途中安全，未经京汉铁路，而是装船顺长江而东，经海道运至天津卸货，再经北京、石家庄运抵太原。以后听人说，阎锡山用这批机器在太原城北，原有兵工厂的西边，建立第二兵工厂一座，比他原有的厂还大。
　　岳维峻继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后，不自量力，派出国民二军的几个患督军迷的师长，演了一场“杀四门”，进攻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此时，吴佩孚已与张作霖暗中勾结讨伐国民军，拉拢各方面可以利用的力量，刘镇华和阎锡山，都是其中主要的角色。吴佩孚给刘镇华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名义，刘即往太原与阎密商截击国民二军，俟机而动。在樊钟秀攻晋碰壁，李纪才攻鲁溃退，胡景翼收编的旧直军陈文钊、王文蔚、田维勤等师同时倒戈，国民二军在各方面军事失利。刘镇华乘机而起，纠集豫西及驻安康一带的旧部，占据函谷关以西高原要点。阎锡山派兵数团渡过黄河，帮助刘镇华夹攻，很快的把函谷关以西、潼关以东的地区完全占领，截断了国民二军的归路。云集在陕州、灵宝之间的国民二军残余部队约四万余人的武装，完全被刘镇华所解除。是役，若无阎锡山给刘镇华弹药军械和军队的帮助，单凭刘镇华的军力，仅能占据函谷关的几点险要地点，决阻挡不了国民二军数万之众。刘镇华得阎之助，对国民二军达到了报复的目的，且进一步率领约十万之军匪混合部队，未遇重大抵抗，长驱直入，抵达西安城下，围城八个月之久(由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刘军入陕，阎又由风陵渡陆续给刘军供给械弹，其确切数字不得而知。但据当时风陵渡的船夫说：每日运弹药下河滩的车辆，平均在百辆以上，每车以半吨计算，八个多月，约计一万五千吨左右。船夫的传说，未可认为是确切数字。但八个月战争需要的弹药，数量之巨大是可以想象到的。阎支援刘在政治方面固有其他原因，但刘镇华把铜元厂、弹药厂、发电厂三部分机器向阎纳贡，就成了他围城祸陕的资本。我是购买这批机器和筹备建厂的一员，当时也出了许多主意，卖了不少力气，其后果竟做了刘镇华围城祸陕残害人民的帮凶。在围城期间，我的家属居城内，几被困死。我的胞兄在乡间被刘军的旅长万选才拉票，押在城北肖家村三个半月，直到刘镇华失败溃逃后才脱险，这是我自食帮凶的后果，至今思之，惭愧万分。
　　一九六四年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