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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踞陕南之吴新田与鸦片烟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北洋陆军第七师吴新田部初来陕南，枪不满六千，人不过八千，但在三、四年之内，大肆扩充，卒拥枪二万四千多支，人逾三万。吴军盘踞陕南七年期间，一切军政费和挥霍用度，全以残酷剥削陕南人民而来。除了把持地方财政、截留各种田赋、税收外，其敛财的主要手段是大开烟禁，迫使陕南人民广种鸦片。当时烟款之奇重，为数之巨大，为先后驻军陕南的军阀所不及。本文所述吴新田种烟敛财资料，是薛紫丰等数人互相交谈回忆综合所得，错误难免，至希阅者指正。
　　一、从“广盛老”钱铺说起
　　“广盛老”原是一家估衣铺。它由估衣铺转营钱铺，是经过一次意外事变而发展起来的。事情是这样：一九—三年三月十九日夜，汉中城内驻军余永宽团的两个营突然哗变，一时市面骚然，银钱、布匹、百货、药材等大商号损失巨大，而广盛老估衣铺幸免抢劫。恰好这时铺中囤积食盐三十石，劫后物价陡涨，获利颇丰。复以市内钱业被抢，倒闭者殊多，该号遂在门口摆了一张桌子兼营兑换银钱业务。由此积资，置田地买街房，数年之内卒成“广盛老钱铺”。一九二一年，广盛老钱铺声誉渐著，居然自己发行钱票三千串。但是它的流动资金不多，只有白银一千两。
　　是年冬，吴新田率军来驻汉中。当时汉中没有银行和大钱庄，遂由南郑县知事阮贞豫(字翱白，合肥人)推荐广盛老、万镒合、长盛合等钱铺与吴军做银钱往来。从此广盛老成为吴部的外库，受陕南边防军总司令部、汉中道尹公署、南郑县公署的委托，经手代收南郑、褒城、城固、洋县等县烟款，支拨军饷，并代吴军官兵收购烟土。广盛老遂一跃而为汉中首屈一指的钱铺了。这是由于广盛老的东家兼掌柜的张文学为人善于奉迎、结交官场、博得吴新田信任的原故。一九二六年，冯玉祥的西北银行西安分行，计划在汉中设办事处。吴新田为抵制西北银行势力进入陕南，就自己开办“兴元银号”发行纸钞，并利用广盛老钱铺的人力，委张文学和薛紫丰分任正、副经理之职。一九二八年，吴军东开，薛紫丰也随军同行。这时广盛老钱铺因吴军提取军款，市面震动，业务一蹶不振，旋与兴元银号同归结束。
　　二、吴新田开放烟禁，迫民种烟
　　陕南地区开始公开种植鸦片烟，始于刘存厚驻汉中以后。虽然一九一七年间陈树藩曾在关中大开烟禁，而当时陕南所受影响尚不为大。及至一九一八年冬，四川督军刘存厚率其残部窜入汉中地区，才公开迫令人民种烟。初期，农民都不敢在邻近城郊的田里种烟，刘存厚竟指示其军队从农民手中租用土地来大量种烟。如此提倡的结果，农民种烟者渐多，烟款的收入，成为刘存厚窃踞汉中期间的大宗财源。待至吴新田来驻陕南，“萧规曹随”，把公开种烟大为扩展，于是，兴安、汉中两府所属及当时划归的商洛区三县，共二十五县，凡是能种烟的土地都种植了大烟。
　　当时开放烟禁的军阀都有一个通用的名堂，叫做“寓禁于征”。吴新田也用此掩耳盗铃的手法，把所征烟款叫做“烟亩变价”。意思就是说，政府(军队)禁种鸦片烟，种烟者的土地本应予以没收，但农民失去土地则失去生业，所以将地亩变价作为罚款，土地仍归农民。这样一来，种烟者继续种，军阀则继续征收烟亩变价款。吴新田就是利用这种手法，公开迫令农民种植鸦片烟的。究竟一年收入多少烟款，烟款逐年增加的情况又是如何?这在当时外人就不易知其详情，时至今日更是无法摸清的。仅据道尹王丙坤编著的《汉南纪事类编》载：一九二二年即吴新田摊派烟款的第一年，其数为一百四十万元。这项收入是官方记载，显系大大压缩了数字，但已几等于陕南二十五县每年正杂各项款收七十五万元的二倍。如果按当时“烟亩款”每亩十元计算，则种植鸦片烟的面积就在十四万亩以上。但是，实际种烟亩数绝不止此，因为这当中尚有层层隐瞒、上下舞弊的情事。而所谓年收一百四十万元只是吴新田总司令部伸手向各县要的数字，经过县、区各级的增派和勒索各种名目的附加，实际人民缴款也绝对大大超过此数。
　　说来也有趣：当一九二二年鸦片烟收割以后，北洋政府重申厉行禁烟，委令特派员赴各省查勘烟禁。陕西省长刘镇华在西安也摆出一副雷厉风行的禁烟样子，订有各种单行惩办章程，并将全省分为五区，每区委督察大员一人查勘烟禁。陕南分为汉中、安康二区，汉中区十二县督察是刘次枫，安康区十三县督察是刘介甫。汉中并成立了“禁烟自进会”，辅助官厅进行禁烟，标榜的是“务使根株净尽，决不容发现一茎”。汉中区十二县中，竟有十一县呈报“冬烟禁绝，境内一律肃清”，并出具了“印结”。可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吴新田和汉中道尹王丙坤以“陕南军集如林、财空似水”的理由，认为对于“烟禁一层恐难过持严格主义”，仍按上年前例，又摊派了一百数十万元的烟亩款。若“冬烟禁绝”烟款何出？原来各县出具印结，只是为了给督察大员能以消差的一纸凭据，完全是一句空话。
　　一九二四年，道尹王丙坤病故，吴新田推荐他的亲信阮贞豫升任道尹，其迫民种烟，就越加疯狂。扩大种烟的办法，就是增派烟款的数额，数额既已派下，农户不能不缴，势必随着烟款的增加而扩大种植的面积。每年征收烟款多少，是由吴新田根据他的需要而定。道尹公署则按照总司令部筹款的总数，略按各县之大小，土地之肥瘠，分摊所属各县。各县又分到各区，区再分到各乡(坝)，直至派到各花户。款子一经派定，即使花户一亩鸦片烟也不种，烟款照样要缴。农民为减轻沉重负担，防止天时不好减产，遂不得不将粮食和经济作物耕地面积缩减，改种鸦片烟。迨到翌年，又在此基数上增加。如此年复一年，越种越多。这就是那时陕南地区罂粟遍地的主要原因。
　　汉中地区种烟最多的县份，是南郑、褒城、勉县、城固四县，尤以南郑占首位；其次是宁强、洋县、西乡等县。南郑县一九二二年间，据说经过县公署查实过的种植面积，是二万四千亩。薛紫丰回忆：广盛老此年代收南郑大西区、南区两地烟款，是十万余元，而到一九二五年陡增至五十万元之谱，增加的数额在五倍左右。其他各县数字虽不能以此类推，但二、三倍的增加是可信的。人们至今还常说：那时鸦片之多，多的没法说，出了汉中城四门，一望无际都是烟地；由洋县到汉中的沿途，春季罂粟花开，只见阡陌相连，一片花海。在汉中盆地上，估计百分之四十的耕地种植了鸦片烟。每当割烟时节，男女老少都忙着去“赶烟场”，代人割烟，或是“拣烟”，形成一种特殊的忙碌。
　　三、“烟亩变价”与“禁烟罚款”
　　吴新田盘踞陕南的七年间，凭借鸦片烟以自肥，并赖以扩充其军队实力，汉中、安康所属二十五县人民备受其毒害。吴新田在鸦片烟上的敛财手段，是无孔不入的，产、运、销、吸食，各个环节上，都巧立名目，层层剥削，亟苛征暴敛之能事，故当时陕南人民把鸦片款叫做“千层皮”。
　　吴新田征收鸦片烟款，可以分为两大项：一是向种烟农民征收的，叫做“烟亩变价”和某种“附加”；一是向运、销、吸食者征收的，统名之曰“禁烟罚款”。
　　烟亩变价款，每亩计征白银十两或银元十元、八元不等，视各地土质的好坏，产量的高低而定。例如城固的土地好，烟的产量高，质量也好，每亩款是库平银十两，而高山地区的县份则有每亩八元的。烟亩变价是烟款中最主要的一项，征收的办法是：花户根据上面摊派的烟款数目，来定各自的种植面积；待烟下种，烟苗出土后，县署派委员下乡查实亩数，根据实际种烟的面积填造花名册，报送县署复审，县署认为各区所报的数额业已超过摊派的烟款，即可准予定案；若不足则以不实再令复查。一经县署定案，即将这一区按乡或坝(坝是陕南地区一种行政区域，与乡相等。)各花户种烟亩数出榜揭贴。让农民核对，明年即据此榜示数额缴纳烟亩款。凡是种烟的人都在榜上有名，但到缴款时，那些首事、团总、乡约以及“有面子的人”①却可以不交烟款；不仅如此，首事、团总等还要在办理烟款上弄到油水。收烟款时，县署与各区首事等人伙同舞弊。上报的款子，既要减去首事、团总、乡约等应缴的款额，而且要给县知事匿报二、三成，作为县署人员的好处。官吏们彼此心照不宣：满足了吴新田司令部的派额，剩下的就可以中饱私分。所以每年实际征收的数额，谁都无法知道确数。
　　新烟一上市，催交烟款急如星火，县署收款还恐不及，便委托钱铺分区代收。钱铺每天将收到烟款的数目，造名册送到县署，未交或欠有尾数的花户，县署派委员、班头带着差役下乡催征。委员和班头一上门，除饮食招待之外，还得奉送黑费(贿)，才得宽限数日；稍有不合，便绳捆索缚，带到县署大堂，按下就打，直打得血肉横飞。打后还得花钱取保，限期缴纳。如此相逼，种烟的农民只得以最低的价钱把烟卖出，受烟商的宰割。
　　若遇产量减收或无收，烟款丝毫不得减免，农民就陷于绝境。据《汉南纪事类编》载：一九二二年，陕南雨水成灾，为历年所仅见，面积普及二十五县，仅汉中十二县，灾民就有二百余万之多。王丙坤写到当年烟亩变价催收的情形是“各属囿于派额查报多未翔实，以故各县原报总数九十余万两，现收之款仅五十余万两，尚不及原报十分之六，而荡家鬻产、卖儿逃亡者时有所闻。……兹据各属报明，尾数可收之款，不过十万余两。”虽然如此，还是严令于阳历八月以内，将烟亩变价尾数催收齐全，解道备支军饷。这时农民的处境如何，人们是可想而知的！
　　至于烟亩变价的附加，名目之多，各地不一。就《汉南纪事类编》记载，城固县当时附加等于“正款”的三成以上。一九二二年间，城固县烟亩变价共计是十余万两，每亩征收库银十两。该县收银每两加收钱四百三十文，又每两附收坐沽钱二百五十文，总计每两浮收六百八十文。那时每两白银抵制钱一千八百文，附加在百分之三十七以上。迨后，附加的名称越来越多，有总司令部的，有道尹公署的，还有县地方的临时附加。据经收过烟款的人回忆，附加有达“正款”的百分之五十者。附加的款项，多是假借名目，实际是落进了官吏的腰包。无怪乎吴新田的亲戚故旧，相互角逐当县知事和委员，吴之宠妾三姨太竟公然卖官鬻爵，有人说黄官岭县佐余敷五调升褒城县知事，就花了活动费一万二千元，这不是无因的。可是肥脔人人垂涎，吴的部下都为此不平起来，吴新田为缓和此种内部矛盾，特示凡驻军所在县份的知事由驻军提名推荐，然后加委任命，以示“利益均沾”。这是一九二五年七月吴在关中失败后，军心动摇，不得已而为之。
　　自一九二四年阮贞豫任道尹后，每年烟亩变价增加到多大?由于吴新田走时，将各县烟款案卷焚烧无存，现已难知确数，但从其扩军的情况看，亦可推知大概。一九二二年，吴新田所部不足万人，每月的军饷十五万元，一年发饷八个月，年一百二十万元，到了一九二四年后，拥军三万，依此照加，一年的军饷当不下三百六十万元；吴军每个士兵月饷是四两二钱银子，折银元六元多，三万人每年也近二百万元，而当时官兵薪饷相差悬殊，按此推算一年也得三百万元以上。此仅薪饷一项，至于购置枪支、弹药等的耗费，尚不知道有多少。如此浩大的军费，大部是仰赖鸦片烟款一项来维持。据罗搏九(当时在洋县县署搞总务工作)回忆，他记得一九二七年吴新田给各县摊派的烟亩款总数是三百七十万元。由此可以推知，陕南每年烟亩变价款一项的收入，约略估计为数在四百万元左右。
　　再说“禁烟罚款”。此项罚款，由禁烟罚款局征收。汉中地区设有：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镇(巴)、勉(县)略(阳)、宁强、凤县六个禁烟罚款局，留坝、佛坪因系山区，种烟较少，只派有禁烟罚款委员。安康、镇、柞等十三县同样有类此设置。局下又设所、卡，如此机构遍及二十五县，人员密布各要津关卡。
　　“禁烟罚款”是统称，按照不同的征收对象区分，又可分为：内销，外销，熟膏罚款三种。“内销罚款”是向坐商征收，每一千两烟土收“罚款”十元。“外销罚款”是向贩运商征收，每一千两烟土收“罚款”五十元，故又称为“罚款大票”，有“罚款大票”的烟土，始准运销陕南辖境以外；另外，还有一种短途临时行销，即由甲县运到乙县出售的烟土，得扯分运票，所缴纳的“罚款”叫“运销费”，每千两烟土收“罚款”十五元。“熟膏罚款”是向烟馆征收，按营业额计算；甚至还有“烟灯税”，一灯一日收费一至二角，逐日计征。仅此几种罚款，每年吴新田的收入约近百万元之多!
　　以上“罚款”，是所谓照章征收的。除此之外，各局、卡人员，每当烟土过境，要点货验票，一千两烟土又要收点验费一元，这是明要的。至于局卡人员借故刁难，恣意勒索，其中弊窦丛生，不是身历其境的人能知其详的。
　　四、汉中的烟土买卖
　　鸦片烟大量种植，对陕南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南、城、褒数县的变化尤其显著。素以产粮著称的汉中盆地，由于种烟而使夏粮作物面积大大减少，城镇食粮的供应要仰赖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县输入。城镇商业贸易，也由于鸦片利厚，彼此争相经营，趋之若鹜，使传统的商业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药材这样素称陕南大宗贸易反趋向衰落。与此同时，高级奢侈品、舶来品随着烟土商进入汉中，为上层社会的享乐而开设的妓院、赌场、酒馆、戏院等行业，栉比相连，造成了市面的畸形繁荣，而盛极一时的“烟市”尤为“奇观”，使朴素的汉中城充满着糜烂的气息。
　　吴新田既大开烟禁，种烟者缴了“烟款”，买卖烟土者也照章缴纳了“罚款”，所以鸦片的买卖，在吴新田的独立“王国”里，形成了公开而“合法”的交易市场。
　　烟土交易主要是在每年的四至六月(阴历)，新烟上市的季节最盛。在这个期间，汉中这座山环水绕的城市，显得异常活跃，四乡的种烟农民进城卖烟，外地的烟贩子，也由远道成帮结队赶来；其他商人和高利贷者也继踵而至，反正各色人都有。茶肆酒楼终日座无虚席，旅店栈房为之客满。各种商业，都多少与烟土交易相联系着。
　　烟土市场是分布在城的四关，尤以东关为最大。自四月下旬至六月，东关街道两边，地上摆满了盆盆罐罐，装的尽是“黑土”，肩挑手提的也多是大烟，买卖烟土的人把东关狭窄的街道拥挤得水泄不通。但是不管烟土多少，买卖都要经过“土行”。土行既是买卖双方的经纪人，又是烟税征收的监督者，它控制着烟土交易的进行。土行全是由吴新田的亲信开设的，后台老板就是吴本人，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的把土行称为“官行”。土行每县都有，在主要产烟地区的集镇，如黄官岭、新集、周家坪也都设行。只是在偏远的集镇，吴新田的人力达不到的地方，才不直接设行而包给包税人去经营。但到四至六月新烟上市的旺季，往往又临时收回自营。在汉中共有五家土行，其中最大的是东关土行，经理是吴的军需处长兼南褒禁烟罚款局局长李庆纯(字少仙，合肥人，吴的表弟)。土行有牙人、司秤、记帐等人员。农民把烟土摆在沿街两旁，内销烟商看好货色，要买的话，买卖双方偕至土行，牙人从中议价，达成交易。土行还负过秤、记帐、结算之责，而赚取佣金。佣金向买方收百分之三，谓之“行用”，向卖方扣百分之二谓之“秤钱”，合计是百分之五。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这笔收入，除发给员工薪资外，余数概入吴新田及其亲信的荷包。土行不仅给吴新田增加了一道收入，更重要的是买卖都要经过土行，便于他从中操纵，对于征收各种“罚款”起到监督作用。未经土行成交的烟土，就是“私卖”，一经查出则处以重罚。
　　汉中烟市每年的成交数目是非常巨大的。阴历的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五日，是最旺盛的一个月，在一九二二年，东关土行每日的过脚有五万两上下，加上北、西、南三关的过脚合计每日约在六万两左右；待到一九二四年以后，每天过脚约在八、九万两以上。大致五月成交的总数约在二至三百万两，六、七两月，每月也在一百多万两以上。以后几个月为数逐渐减少。烟土的成交为什么都集中在这三个月呢？原因在于烟亩款自四月起征，再拖也拖不过六月，除了有钱能纳税的大户不急于求售以外，大多数的农民都要在这个时候把新烟卖出，缴纳烟亩变价罚款；而一般高利贷者，也多在割烟时收债。烟商则利用农民求售心切，乘机压价，因此，烟的季节差价非常大。汉中四至六月，每两土的售价只卖二至三角(因土有干湿和质的高下)，待到八、九月间，就涨到七、八角，前后不过二、三个月，差价悬殊在三倍以上。可见吴军的官吏和烟商从中猎取了多大的高额利润。
　　烟商有内销和外销之分，做内销的是坐商。坐商向农民零星购进，经过加工，制成“烟砖”，再卖给外销商。烟砖分五十两、一百两二种。供应市面的还有碗装。烟砖上盖有字号的印记，标明货系某家的，便于闯出牌子，以广招徕。那时，烟土内销一般多由钱业兼营，特别是代收烟款的钱铺，没有不做烟土内销的。因为烟款存在钱铺，逐月支拨军饷，所以它时常拥有大量存款可资利用。而且，也只有假手烟款，转购烟土，流转既快，得利又厚。若经营其他象布匹、百货、药材等商品，均要往外贩运，在陕南这样交通极不便利的地方，是不便于周转的。钱铺做烟土外销的很少，因其风险太大。汉中城郊那时共有大小二十余家钱铺，经营鸦片烟最多的除广盛老之外，尚有昌盛合、万镒合、正发永等四、五家。广盛老在一九二四年以后，每年要卖五、六十万两烟土，每年的存土也不下二十万两。所以当时的钱铺无不以拉好与吴新田及其部属的关系，视为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命脉。巴结吴军的手法，主要是代吴部人员收购烟土，除代劳而外，还要低于市场的价格计算，实质上是变相行贿。其他商业兼营烟土者亦不少，只是均不能与钱业相比，在烟土内销上可以说由钱业执其牛耳。
　　所谓外销，指的行商，也就是烟土贩运商。做外销的，主要有商洛、汉阳、西安三大帮，以商洛帮为最大。
　　商洛帮原是做川土的烟帮，陕南大量产烟后，舍远就近，转向汉中。这帮土商，都是商县、洛南一带的人，他们在汉中地区进货，由洋县槐树关进山，经两河、关口，出东江口，转往商洛地区，运至湖北安陆县之巡检司出售。由于山高路险，沿途土匪很多，所以这个帮的组织严密。帮内银钱统一管理，烟土统一买卖，结伙而行，盈亏也是帮内统一分配和负担。凡入帮的人，买货的银两交帮汇总后，先运西安交永兴庆号银楼铸成成色划一的银锭，然后携来汉中买烟土。银子和烟土往返，都是自己挑运不另雇人，故人们称他们为“麻鞋缠子客”。商洛帮每一帮有三百多人，最多的有五百来人。一个三百多人的帮，每来一次，就要挑来二、三十万两银子，运走二、三十万两大烟。在路上，他们把人分成二队，一半人挑银子或烟土，另一半人则是选拔年轻力壮者，手执扁担组成护路队，以防土匪抢劫。商洛帮和豫西南的反动地方武装别廷芳多有联络，在那里可得到别的武装保护，安抵巡检司。若路遇土匪，因格斗而丧命者，帮内给予偿命钱。盈利除掉开销，则按交银的多少，按成分配；如因匪抢损失，即在以后经营所得利润中补偿，使之不亏血本。由于利害相连，结合较牢，故此帮长期不倒，获利也最厚。
　　商洛帮每年在四至六月和九至十月两季来汉中，一年两次合计约来十帮或八帮。来汉中多住在东关、十八里铺，旅店住不下，就住庙宇；也有直接去主要产地——褒城的黄官岭(现属南郑)、南郑的新集等地。由于人多，不能久候，只向内销烟商整批进货。此帮每年运销的总数约有二至三百万两，运到巡检司可获百分之三十的利润。
　　其次，是汉阳帮。汉阳帮是指他们由湖北汉阳上来的，也不一定是汉阳人，而且以兼营烟土者为多。此帮以汉水为孔道，上水带的是匹头、百货(实际他们原来都是布匹、百货批发商，做烟是回头生意)，下水运的是烟土。每年在春夏涨水上来，赶秋雨水涨下去，一年只来一回，一次约百十人，运销的数量次于商洛帮，行销于长江下游。
　　再次，是西安帮。西安帮主要是由西安来汉中的药材批发商转化来的，如西安帮中的恒聚合、世聚协、大有林等，原都是经营药材的。见烟土利厚，渐渐抛开了本业，转而竞销烟土，形成外销烟商的一帮。每年运销总数在百万两左右。因关中地区也产大烟，汉南烟土横越秦岭，雇人挑运，运费大，且常遭土匪抢劫，故利润不甚稳定。以后慢慢就垮下去了。
　　陕南既是鸦片的大量产地，也是大量的消费地。经营烟土零售业务的，是烟馆。陕南烟馆遍及穷乡僻壤，难以数计，而最多的地方自然是汉中。
　　汉中烟馆林立，满布大街小巷，有挂牌的，也有不挂牌的。那时，汉中城关人口不满五万，烟馆却有一千来家。每馆烧烟的男女枪手，最少二人，多至七、八人。以此为生的至少有二、三千人，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笑谈：“烟是禁不得的。禁了烟，手握烟枪的人也要造起反来！”又如协税是南郑县的一个集镇，那时居民只二百多户，而烟馆就有三十来家。烟馆之多，流毒之广，可以概见。
　　烟馆还将烟釉子从烟枪内刮出来，卖给专收烟釉子的商人。商人将烟釉子配上其他几种药料，制成“杂药面”，也是一种毒品，专销山东、河北等地。起初，还不为外人知道，被视力一种药材运出去，每百斤只纳一、二元的税，待到袁华斋、袁聘如父子进厘金局作会计，他们尽悉其中奥秘，向吴部献计加大税率，每百斤课以二十元的税款，商人还得向袁氏父子送黑费。袁氏竟以此发了很大的财。“杂药面”税，也就是烟釉子税。吴新田统治陕南时期的“千层皮”的烟税，至此也就剥到了最后一层。
　　五、吴新田武装贩毒及其没落溃败
　　上面说的是从征收烟亩变价到抽烟釉子税这一整个过程，以及吴新田在这一过程中大发其财的情况。可是这还未道尽吴新田在鸦片烟上的“雄才大略”呢！吴新田在当时是一个盘踞秦岭、巴山之间、拥兵数万的军阀，他无所顾忌地凭其兵力，武装贩运烟土，把烟毒顺着汉江直放长江下游。武汉、上海成为“吴记”特货的销场。每年新烟上市，吴及其左右官员便低价买进，或从烟亩变价款中折实收进，包封装箱，号定民船，沿着汉江顺流而下，沿途既有他的驻军保护，船上又派亲兵押运，“陕南边防总司令部”的旗帜和船帆一同飘扬在汉江上空，如此浩浩荡荡，乘风破浪直达老河口。吴新田又和当时老河口驻军张连升勾结，一帆风顺地把烟土运到汉口、上海等通都大邑，猎取最高暴利。
　　在这条水路以外，还有平行的一条陆地运输线，以防水瘦不能行舟时的间断。吴新田在陆路上组织了运输营，有骡子五百匹，每次走一百匹，往来于老河口与汉中之间。
　　如此大做烟土生意的结果，当然利市百倍，吴新田遂由一个并不太大的军阀，变作“百万”富翁。但是，吴新田及其官兵，都无例外的大受鸦片的毒害。一九二八年十日，霹雳一声，冯玉祥电令其开离陕南，率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接着冯派张维玺部向南进军，吴军上上下下，慌做一团，大有“地动山摇”之势。吴军中有的犹依恋于鸦片烟利益，不愿放弃汉中，主张拒张维玺于山外；有的因家资太重不便骤离，主张撤往川边，再观局势。一时去留难定，军心涣散。吴新田呢？本身烟毒很深，早已不能振作，只好被迫东开。这支由鸦片烟养育大的军队，一离开了陕南老巢，就分崩离析，不可收拾：牛堉椿旅溃败于西乡；在白河山峡，老河口西又遭陕军李纪才部邀击，以致溃不成军。吴新田素惧冯玉祥的为人，遂暗与李宗仁接洽，受其改编。李宗仁点验吴部以后另委张义顿率其余众。吴新田从此下野，躲在天津租界，一榻横陈，永堕黑乡了。
　　(李子健、沈传忠执笔)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回忆
　　吕颖荷
　　一九二五年陕西学生掀起了一次驱逐封建军阀吴新田的斗争。运动规模很大，坚持时间七十余天，终于赢得驱吴的胜利。我当时是西安一中学生，并担负学生会工作，参加了学生驱吴运动。唯时隔三十多年，有些印象已经淡漠，现就记忆所及，写出片断回忆，不够之处，还请参加过这一运动的同志补充指正。
　　吴新田军队的蛮横不法行为
　　吴新田当时依附北洋军阀直系，进而勾结陕督刘镇华，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底率军进驻关中。次年二月豫西胡憨战起，刘镇华率部出关督战，以吴新田代为“照料”督军、省长职务。及至刘镇华失败，走依晋阎，吴新田以皖系旧部，得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四月三十日的任命，遂正式为陕西督军兼省长。吴高踞陕西最高统治宝座之后，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吴军纪律素坏，入驻西安后，经常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寻衅打骂市民、学生。受害者向督署控诉，吴新田一概置之不理。于是军人更加蛮横不法，引起人民无比的愤懑。学生对吴新田及其军队集恨尤深，路遇每遭吴军殴打，弄得学生不敢单人上街，以后愈演愈烈，殴辱学生事件经常发生。各校屡向督署呈报军人不法事，吴新田拒不理会，反命教育厅责成各校严加管束学生。没有丝毫是非曲直，这就更激起了广大学生对吴新田的愤恨怒火。
　　吴军制造的“五四”惨案
　　驱吴运动的直接爆发原因，是吴军殴打一中学生激起的。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址在西安城隍庙后街。西侧是操场，与吴部第二十八团驻地西仓以矮土墙相连。学生在操场踢球，不慎将球踢出场外，等开门寻找，往往就不翼而飞。问附近居民，都说是军人将球拿去了。到兵营去索球，吴部官兵非但坚不承认，而且还打骂学生。我记得有一个月，象这样就丢失了五个足球。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午后，一中两个班级比赛足球，旁观的同学很多。正在比赛激烈的当儿，有人猛力一脚又将球踢出墙外。看球的同学，深恐军人将球拿去，有两三个同学立刻爬上墙头，见军人正抱着球向营房跑。有人跳下墙追赶上去，拉着军人索球，军人反诬学生抢球，随手把球抛给站岗的士兵，将学生按在地下拳打脚踢。其他同学看见这样凶恶蛮横，纷纷向前说理。这个吴军见许多学生围在面前，就撒泼耍赖地大喊大叫起来，于是营中吴军蜂涌而出，拉着学生乱打，有的学生就起而还击。这时，有个军官回营，不但不制止殴打学生的士兵，反而纠集大批全副武装的官兵，命令号兵吹起冲锋号，象凶神恶鬼般地朝一中冲来，首先捣毁操场西门，闯进学校，见人就打，学生向内奔跑，因内庭门狭，许多人的鞋袜都被挤掉，一时拥塞在门口。吴军就将手中所执棍棒、铁锨、扁担等凶器齐向学生头上打来，学生呼号之声，惨不忍闻。吴军继而闯入学生宿舍，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毁。正当这伙匪军逞凶肆虐之际，有一个督署官员从墙外经过，闻声进入学校，方命吴军军官率队退出。这时，遭吴军破坏的一中，血迹满地，什物狼藉，据统计，挨打学生近百人，负伤三十多人，其中八人伤势严重。骇人听闻的“五四”惨案，就这样产生了。
　　驱吴运动的展开——西安学生罢课
　　惨案发生后，一中教师魏野畴(中共党员)等，立即约集在校师生，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紧急会议，共商反抗吴新田的具体措施。提出：惩凶、赔偿损失、保障学生安全，由一中学生会发起，自五月五日起，西安各中等学校一律罢课，不得圆满答复，决不复课。这些办法，得到全体学生和一些进步教师的赞成，唯有校长侯良弼，深恐事态扩大，影响他的位置，期期艾艾地提出反对罢课的意见。他的话才落点大家就群起驳斥，侯迫于群众声势，也就默不作声了。会上并决定由一中学生会建议陕西省学联，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领导全城学生的驱吴运动。同时，还推派了赴各校联络的代表，准备天明即赴各校报告被害真相，呼吁各校采取一致行动。
　　第二天，西安中等以上学校全部罢课，各校并派代表二人，来第一中学慰问和参加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会议选出成德中学的耿觉、张秉仁，第三中学的张含辉，西安师范的王秉成，农业学校的师受命，第一中学的季步月、吕颖荷为陕西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议通过向吴新田提出惩凶、治疗受伤学生、保证学生生命安全、赔偿损失、保证不发生类似蛮横不法行为、调西仓吴军离西安等件。如以上要求不获完满解决，决不复课。会议还决定将吴军暴行和西安罢课情况，写成材料，广为散发，取得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所谓“调解”与各校解散
　　西安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声讨吴新田暴行的宣言、公启陆续发布，学生走上街头通过讲演、张贴标语、漫画揭露吴新田的罪恶，使吴新田感到事态发展严重，才派了一个军官，来到一中，先见校长侯良弼，说愿作调解人，要求与学生会负责人见面。恰好当时学生会负责人只我在校，侯就介绍我与那军官见面。那人说：“吴督办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心，调查清楚，定要依法惩办。”又说：“吴督办觉得学生要爱惜光阴，不能长期荒废学业，要及早复课。”我郑重回答说：“我们学生为求学而来，决不愿意荒废光阴，现在受军队迫害，才忍痛罢课。如果吴督办能完满履行学生所提各项条件，复课不成问题，否则，谁也无权命令我们复课。”那人立即用威协的语调说：“我是在吴督办授意下，来作调解的，能复课，甚么条件都好办，不复课，就是和政府对立，你们学生会各负责人，若执迷不悟，引起不良后果，将来后悔也就晚了。”我听了很生气地说：“你先生愿作调解人，我们是很感激的，但我们的目的是要完全实现学生会所提出的各项条款，任凭海枯石烂，意志决不动摇。任何后果，由我们承担，不劳先生为我们担忧。”那人见欺骗威协无效，就没好气地对我说：“好吧，我回去代你转达，三五日后见话。”临去又威协侯良弼说：“你是一中校长，事情发生在这里，你们能复课，其他各校也会复课，学生不上课，你得负责。”这才扬长而去。
　　那个军官走后，侯良弼就责备我不该说话态度那样强硬，给他招灾惹祸。又让我通过学生会其他负责人，劝导各校早日复课。我未置可否，遂不欢而散。
　　吴新田的所谓调解，只是欺骗学生的一种伎俩。仅知督署给侯良弼打过电话，责成侯强迫学生复课。此外，官方的行动，不过是把吴军第二十八团调驻坝桥和由教育厅负责受伤学生医疗费。显然是用这两件事敷衍塞责，决没有履行条件的诚意。我们不得已继续罢课、宣传，向各方呼吁求援。吴新田见欺骗无效，转而采取镇压。因此吴军对学生凌辱，日益加甚，把学生呼作“黑猪”(因穿黑制服)，并扬言打死不偿命。迫使学生出外要换上长衫改扮商人模样。
　　压力愈大，反抗愈烈。学生驱吴运动不仅在省内取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且旅外陕西学生也大力起来声援。旅京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进社，于五月十四日发表宣言，支持西安学生的正义斗争。其他如湖北、上海、南京等地陕西学生，也都发出宣言、通电响应。就在这种形势下，学联为了广泛地发动群众，继续坚持和扩大斗争，全面展开驱吴运动，大约在五月中旬，经过开会讨论，决定照顾同学安全，各校暂时解散，学联迁往三原，学联干部和各校代表，限一星期内到三原集中。
　　学联迁移三原后的驱吴活动
　　三原是渭北文化中心，时为国民二军第三师田玉洁驻地，不受吴新田统治。学联迁三原后，以城内南街贞节寺为办公地址(与田司令部仅一家商号之隔)，由于房舍狭小，大部人员分住谓北中学和第三师范宿舍(城隍庙)内。学联即日派人赴三原各中、小学作驱吴运动的报告。并派人见田玉洁，请其协助。田的态度极为冷淡，不愿支持，但又迫于学生驱吴运动的正义行动，也不敢下逐客令。五月十八日，渭北学联假第三师范举行各校代表会议，欢迎陕西学联和西安来的同学。陕西学联代表，详尽地报告了惨案经过和西安学生罢课情形，到会的三原学生代表慷慨发言，誓作西安同学后盾，坚决驱逐吴新田。三原很快地成为一个驱吴的中心。
　　学联为了扩大驱吴力量，曾派代表到各地陕军和国民军中，宣传联络。又派人与河南的国民二、三军接洽，要求他们入关。为了选派赴各地的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与渭北学生联合会的干部及西安各校代表，特在三原师范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慎重地讨论，方才决定。我当时被派赴兴平去见卫定一，不料中途遇兴平来人，知卫已去开封，遂改变计划，转赴礼泉见党玉昆(卫的参谋长兼团长，是卫军实力派)，经过几度长谈，党表示决与陕军各部尽释前嫌，联合驱吴。并捐助学联一百元，还代卫定一垫捐一百元。又为我写了见卫部另两个团长党海楼和陈发荣的介绍信。到武功见了党海楼，到扶风见了陈发荣，接洽得都很顺利，他们也各捐助了一百元。这时本应回三原，因想到乾县还有陕军岳维峻旧部丑秀山，于是又绕道至乾县，时丑奉岳命准备赴开封，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表示乐意把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向岳转告，并给学联捐助一百串钱。这次赴西路接洽，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回三原后，学联又派我和三原师范的王之鼎，去大荔见麻振武，谁知麻已与吴新田勾结，一日去其司令部三次，都拒绝接见。不久，同州师范校长由麻部亲信中得悉，吴已电令麻将我们逮捕送省惩办。于是只得离开大荔，北走合阳，转道蒲城、富平，返回三原。这次虽未完成任务，却与同州师范、合阳中学的学生取得联系，他们都按时选派了代表，出席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大会。
　　为了统一领导，加强驱吴运动的力量，陕西学联与渭北学联发出联合倡议，号召成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总会，邀请全陕各地学联派代表参加。这个倡议得到了各地学联的一致赞成，代表陆续到达三原。一九二五年七月七日，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出席有陕北、陕南、关中十三个学生组织的代表。在魏野畴同志的指导下，通过了驱吴的十三项决议案，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总会。学联会还出版了专门揭发吴新田罪恶、报导驱吴运动实况的刊物“血泪”(原为不定期刊，继改周刊，后改三日刊)，受到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学联总会并组织了五个宣传队，深入富平、高陵、蒲城等地，进行宣传活动。同时，陕军和国民军各部，也都抱着不同的目的，先后发动武装驱吴的战事。七月上旬，国民军孙岳、李云龙部逼近西安，杨虎城、甄寿珊部亦由耀县南下。吴新田陷于绝境，遂于七月十五日夜，放弃西安南逃，陕西学生驱吴运动，至此取得完全胜利。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日
　　(政协泾阳县委员会供稿)
　　陕军截击吴新田史料三则
　　卫定一部在眉县截击吴新田部
　　冯幼青
　　一九二五年，吴新田在孙岳、李云龙的兵力压迫下，于七月十五日放弃西安，取道渭河南岸，向汉中遁逃，沿途遭陕军节节截击，狼狈不堪，溃不成军。
　　笔者时任卫定一部沈仲斐团连长，曾参加眉县截吴战役，仅就记忆所及，略述梗概，以供参考。
　　大约在七月十七日，卫部独立营李泮池部，奉命进攻周至，城中敌军稍作抵抗，即弃城西窜。沈仲斐团奉命攻眉县，事先派便衣队百余人，潜入县城，谁料城中并无敌军，适逢吴军先头部队西进，得乘其不备，予以袭击，歼灭敌官兵二百余人，缴获汽车二辆，马车数十辆。沈仲斐率大队继至，即将所获辎重及俘虏押解入城，就地布置，防敌反扑。稍顷，吴军大批开至，鏖战甚烈，沈以部属伤亡惨重，众寡悬殊，遂退守城中。敌复调山炮十余门，轮番轰击，炮弹迸裂，烟焰涨天，半日间未尝稍歇。于炮火掩护下，敌步兵连续扑城，达四、五次之多。至晚，卫部陈发荣团来援，吴军知不敌，乘机西窜。是役，卫部伤亡官兵二百余人，而战果亦颇辉煌，除上述缴获物资，仅步枪子弹一项即达十余万发。
　　卫部党玉琨团，于宝鸡附近与吴军接触，激战后，亦颇有俘获。
　　何经纬反戈截击吴新田
　　周端甫
　　一九二五年四月，胡(景翼)憨(玉琨)豫西战起，刘镇华率镇嵩军出关作战，陕西军政交吴新田(字芑荪)代为照料。吴率其第七师一部及收编之陈树藩部张仲仁旅，踞有宝鸡以东至西安渭河以南数县。黑石关一战，镇嵩军溃败，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吴新田为陕西督办，国民三军军长孙岳、二军第十师师长李云龙均不服。孙、李率国民军西进潼关。吴新田惧，欲弃省城南逃。有说吴者曰：“敌未来攻先自退去，宁不畏人耻笑乎?芑督拥有第七师，又有第三十旅(即张仲仁旅)及何梦庚(刘镇华留陕之镇嵩军)、王鸿恩(字锡三，直军管金聚残部)、孔繁锦(皖人，时任陇东镇守使)等部，兵力亦不为薄，何以自馁若是?吴乃陈兵省东以御孙、李。”
　　何经纬原为张仲仁旅第一团团长，此时兼代旅长。何前在陕南，屡受吴新田歧视，吴曾分其兵力，故深恨吴。及吴至西安，将何部由户县调周至，再调眉县。时郭坚旧部卫定一旅驻兴平，与眉县仅隔一水，何与卫皆陕军，因相联络，欲乘吴新田溃败之际，施以报复，夺取军械财物，企图扩充实力，以为结纳国民军之资本。
　　是年夏初，孙、李由潼关西进，吴军节节败退，吴新田于七月十五日夤夜弃省城西遁，拟由眉、宝入南山。孔繁锦时在西安，其部驻宝鸡、千阳一带，知事不可为，前三日率随员先行，退回陇南。途经眉县，人有劝何经纬扣孔缴械者，何意在吴，虞其知而有备，未从，并于眉县城郊设茶点迎之。孔至，互致慰问而去。
　　越二日，吴军退至周至西之哑柏镇。何部即由眉县城移师齐家寨。卫定一亦派营长陈某当夜进至眉县城。次晨，何于齐家寨出兵金渠镇。吴军以陈世钰(陈为张仲仁第三十旅第二团)为前卫。陈团之一营原系何团第二营，其机枪一排亦系何团机枪连所拨。吴军行至眉县东之槐芽镇，何经纬督队痛击，吴军大溃。笔者时任何部书记官，目击官兵收缴吴军枪械累累，由前线往返运下。陈团行至眉县城畔，又被卫派陈营迎头拦击，何部官兵皆大呼曰：“我们二营，我们机枪排，都快回来！”陈团官兵遂纷纷逃向何部。团长陈世钰及营长吴某亦被迫走投何经纬。吴军先头部队既溃，其后队进至金渠、槐芽间，与何部展开激战。一时枪炮齐发，战火纷飞，烟尘蔽天，酣战竟日，吴军退回哑柏。何军仅留方少海营守金渠，余部携所获械弹回齐家寨。此役缴枪千余支，机枪一整排(水机枪二挺)，俘虏四百余人，子弹等军用物资甚多。
　　卫定一闻知战况，乃倾其全部兵力(三团、一独立营)，夜渡渭河，进驻眉县西原，以备迎击吴军。吴军退回哑柏，虑有追兵，当夜以两团围金渠，两团围眉县，余部护家眷辎重行李由王张公寨西行，未料卫旅已陈兵眉县西原，翌日至该处，卫旅迎头痛击于前，何军集结兵力追击于后，首尾受击，吴军大溃，尽弃所有，争相逃命。吴新田走依天水孔繁锦，仅以身免。卫旅获其无线电台二部，枪支、弹药、军用物资颇多。何部在高店子截获大车八、九十辆，吴之高级幕僚郭汝嘉及随军医院全体人员亦均被俘。官兵所获物资，除军用品缴公，其他烟土、银元、钞票悉为个人所有。陈世钰、郭汝嘉等，何厚待之，后皆乘间离去。
　　其后，吴新田自陇南回汉中，复与刘镇华勾结，以图再起。孙岳就任陕西督办，李云龙任帮办，编何经纬部为国民二军第十师第三混成旅，以何任旅长。一九二六年，刘镇华围西安，吴新田率众复来宝鸡、周至、眉县一带，何部驻户县，诡称中立，实暗与刘通。一九二七年五月，何在户县，纵兵捣毁农民协会，大肆残杀农运干部与农协会员，罪恶罄竹难书。何一生善变，争权夺利，十足军阀行径。一九二八年秋，卒为西北军宋哲元以异己杀害。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