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留学生在日本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自1901年起，清政府推行所谓“新政”，令办理京师大学堂，着各省设立高等学堂，各府、厅设立中学堂，各州县设立小学堂。于是新式学堂在各地普遍兴办。1902年以后，陕西省城西安设立了陕西高等学堂，又将原关中书院改为陕西优级师范学堂，将原武备特科与随营学堂合并改为武备学堂，后又改为陆军小学堂。渭北三原县的宏道书院、泾阳县的味经书院和崇实书院合并改为宏道高等学堂。接着各府、州、县相继设立了中学堂、小学堂。随着新式学堂的创办，一批接受了“西学”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涌现出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1905年夏，井勿幕由四川重庆留学日本，是陕西较早的留日学生。他到日本后，和辛亥革命时的四川著名革命党人熊克武(锦帆)、但懋辛(怒刚)同入东京大成中学读书，和但懋辛同班。他富于革命思想，到日本不久就剪掉了脑后的长辫子，以表示决心与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决裂。以后又结识了黄兴、吴玉章、秋瑾、景梅九等革命党的重要人物。他亲书对联一副，挂在案头，上面写着：“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①还在一首《舞剑词》中写道：“英雄不学时势装，匹马单刀论短长，拔剑斩蛟叱沧海，看他盗寇与侯王。龙蛇走，岁月忙，男儿卅六会跳梁，中原风景凄凉，身在水云乡。”②从这些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井勿幕忧国忧民的思想和革命的决心。
从1904年开始，陕西先后从省城武备学堂、高等师范学堂和三原高等宏道学堂选派优等生赴日本留学，是陕西派官费留学生的开端。张凤翙、白毓庚、赵世钰等纷纷留学日本。到1906年，全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达到八千多人，陕西留日学生有五十余人。陕西留日学生和全国留日学生一样，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他们目击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狂暴侵凌，纷纷倾向孙中山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立。陕籍学生康宝忠及井勿幕、赵世钰等人立即加入。康宝忠因曾任陕甘同乡会干事长，所以被大家推举为同盟会总部评议员兼陕西同盟会员的主盟人。同盟会创立后，各省纷纷成立分会，由于陕西留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人较少，未能成立分会。已经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各自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外省同盟会员联系，参加了外省分会的活动。如井勿幕和四川的同盟会员相熟，就参加了四川分会的活动，赵世钰和山西的同盟会员经常往来，就参加了山西分会的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中国留日学生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清斗争。清政府十分惶恐，于是勾结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下令取缔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留学生集会结社，甚至连书信都要受到检查。留日学生无不义愤，在同盟会领导下，纷纷停课罢学。陕西留日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运动，当时正在振武学校学习的陕籍学生白毓庚被推为武学界学生代表，和文学界学生代表胡汉民去面见清驻日公使杨枢，要求他和日方交涉，使其收回成命。杨枢拒不接受学生的正义要求，反而对学生代表大加斥责。白毓庚非常气愤，当场打了杨枢几个耳光。孙中山得知此事后，十分赞赏，即派和白毓庚熟识的同盟会员何子奇、景梅九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陕西的其他同盟会员井勿幕、康宝忠等人也都参加了这一斗争。
井勿幕虽然当时年龄才十八岁，但他革命心切，富于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並有一定的组织才干，因而成为陕西留学生中较有活动能力者之一。他东奔西走，与赵世钰等联系，积极开展同盟会陕西分会的筹组工作。他们一方面联络同志，商讨成立分会的步骤；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发展新同盟会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仅参加同盟会和同情革命的人数不断增加，也增强了陕西留日学生之间的革命团结和相互了解。这就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06年秋，陕西的同盟会员代表井勿幕、白毓庚、赵世钰、宋元恺、张季鸾、杨西堂等十余人，在“明明社”楼上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了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会议。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讨论通过了分会章程，选出了陕西分会负责人。白毓庚因为在反对《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中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陕西留学生的普遍拥护；同时，他已接受孙中山的指示，即将离日返陕开展争取陕西新军的工作。因此，到会同志一致推选他为同盟会陕西分会会长，以便他回陕后进行革命活动更有号召力。不久白毓庚回陕，在日的同盟会陕西分会另推杨西堂为会长，后来杨西堂因病回陕，又由赵世钰任会长。其他井勿幕、尚天德、宋元恺、杨鹤庆等都先后曾担任过同盟会陕西分会的领导工作。1906年4月，于右任从上海到日本筹款，准备创办《神州日报》，经康宝忠引荐，会见了孙中山，同年9月在东京由胡汉民、康宝忠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被孙中山委任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于右任在日本时，还积极参加了豫、晋、秦、陇四省留日学生协会的筹备工作，被推选为四省留学生协会会长。不久，于右任即由日本回国，以办报进行革命的舆论宣传工作。
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确定进行以下活动：(一)组织舆论机关，发行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二)广泛联系陕西省各校学生，扩大革命活动范围。(三)倡办各种新兴会所，联络省内其他阶层的进步人士，争取他们对同盟会的革命斗争予以支持，並发展新会员。这些活动的开展，对促进陕西人民的反清斗争，对配合全国的民主革命潮流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1906年以后，陕西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接连不断。为了更有效地支持和配合省内人民的斗争，1907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决定由陕、甘留日学生联合创刊《秦陇报》杂志，商定由陕西留学生党积龄任总经理，赵世钰为总编辑，郗朝俊、马步云、张蔚森等人分别负责发行、会计、印刷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在陕西留学生中明显地存在着思想分歧，一些激进的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实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一些思想较保守的学生，仅仅出于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后，是否要按同盟会的纲领建立中华民国，思想上还是模糊的。前一种人主张依靠革命青年学生办报，后一种人则主张依靠那些满脑子封建思想的“进士馆”(是清王朝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封建统治，让那些熟读八股文的进士去日本学习“西学”而设立的学习机构)的人办报。结果，后一种人占了上风，《秦陇报》推进士馆的张孝慈和杨慎之二人任总编辑，别的进士几乎都成了撰稿员。张、杨两人生怕刊物触怒了清朝统治者，于自己“前程”不利，因此，自己不亲手写文章，也不向别人征稿。对一些革命青年送来的稿件又百般挑剔。不久，二人不辞而别，悄然回陕，使《秦陇报》面临夭折的危险。为了这份西北留日学生唯一的刊物能如期出版，党积龄又邀请来日考察的高幼尼担任总编辑。高幼尼曾任教于三原宏道学堂，又创办绥德中学堂，思想进步，在教育界颇有声望，到日本后即加入同盟会。高幼尼任总编辑后，多方努力，並亲自写发刊词，使《秦陇报》第一期终于在1907年8月26日问世。
《秦陇报》发刊词中写道：“今则比人已攫矿利，英、德强索路权，俄罗斯日思夺新疆、蒙古以致我死命”。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清王朝却“开门揖盗，认贼作子，迨生计益穷，事事仰人鼻息，举从前特立独行之慨，遂为依赖乞怜之状”。文章最后呼吁：“倘阅是编者震动脑海，勃起热忱，积羞成怒，积怒成愤，聚精神以运思想，思想愈灵；由思想以鼓精神，精神愈奋。不出数年，百废俱兴，吾关中豪杰，陇西狂士，必能与碧眼紫须众争黄池之一歃”。③党积龄也在这期上以“播种”的笔名，发表了《论西潼铁路官办之失败及外人包办之由来》一文，指出“庚子大荒以后，陕民十室九空，而无年不加捐，无款不剥民，乡民饮血茹苦，久已积不能平”。“各处人民聚众之目的，惟求停止亩捐，亦人民之正当请愿权，……即科以最野蛮之刑律，应不在剿杀之中，而飞骑四出，到处捕掠，扶风正法九人，枪毙五人，伤十人，大荔杀五人，华阴杀四人，华州杀二人，渭南杀二人，其幽囚锁系者尚不知凡几。”那些贪官污吏，又借筹修铁路，虚耗贪污。使“我陕人一点一滴之膏血任人挥霍，最亲最爱之同胞任人屠戮，至大至巨之利源为人破坏，苟非麻木不仁，无不眦裂发指”。④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朝政府的腐败进行了揭露，表现了明显的革命倾向。但由于经费短缺，组织内部政见不一，加上组稿困难，仅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秦陇报》停刊后，在井勿幕、杨西堂、李元鼎、赵世钰等人的领导下，另行创刊了《夏声》杂志。《夏声》吸取了《秦陇报》的经验教训，指定同盟会员十多人为主要撰稿人，再广泛争取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写稿。《夏声》杂志社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赁房作为社址，指定杨西堂、李元鼎、赵世钰等常驻杂志社，除负责办理杂志社事务外，並兼管同盟会陕西分会事务。这样，《夏声》杂志实际上成为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机关刊物。
1908年2月《夏声》杂志正式出刊，现在所能看到的共有九期。该刊名义上是“以开通风气，涤除弊俗，发挥固有文明，灌输最新学说，鼓国民独立之精神为宗旨”。⑤实际上却是陕西留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的一个主要阵地。井勿幕、康宝忠等陕西同盟会的领导人物都在《夏声》上发表文章，介绍国外新思想、新知识，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鼓动革命运动。井勿幕(笔名侠魔)在题为《二十世纪之新思潮》的连载长文中，还对马克思的学说作了简要介绍，尽管他不能正确地区分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然而，他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专制制度之思想，早已一落千丈，过去之时代也。即自由制度，亦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滔天之大浪而来者，即此社会主义之新思潮也”。⑥“社会主义，……主旨虽不一端，其要则曰：维社会治安，谋人民幸福。贫富之悬隔也，思有以平均之，贵族之骄横也，思有以压抑之，政治之失事，国民道德之堕落也，思有以改革而补救之。”⑦他还指出，“知此恶劣之政府，为外人傀儡，而不足以保护我也。……乃大声疾呼，以号于众曰，政府不足恃矣，吾人民若不起而自为维持，则亡国灭种之祸，瓜分豆剖之惨，不旋踵而至矣”，⑧号召推翻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在《夏声》上，曹澍以“孑遗”为笔名，发表了《排外与媚外》一文，痛斥帝国主义列强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是“排外”的谬论，指出“外人或以强权迫我，或以含糊欺我，吾人民皆据理力争，无丝毫野蛮之举动。”而欧、美、日各国报纸都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运动诬蔑为“排外热”。文章以强盗夜半入室，乘主人酣睡时盗窃，主人惊醒驱贼，不能称为“驱贼热”为例，批驳了这些报纸的恶意中伤。⑨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并不排外，反对的只是列强的瓜分和侵略，义正辞严，有理有据，把帝国主义列强的凶残嘴脸和险恶用心揭露得淋漓尽致。还有李元鼎以“垒空”的笔名写了《敬告陕甘父老书》一文，大声疾呼：“巨盗至，将蹂躏我河山，践踏我田园，发掘我祖宗坟墓，吸取我人民之膏血，祸将不远也。”此外，《夏声》发表的文章还揭露帝国主义掠夺陕西矿权、路权的阴谋，报导了陕西人民抗捐、抗税、保矿、保路的消息，与陕西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遥相呼应。
在《夏声》创刊的同时，谭焕章、崔云松、郗朝俊等人在原来《秦陇报》的基础上，联合部分甘肃留日学生，于1908年2月创刊了《关陇》杂志。《关陇》是“以提倡爱国精神，浚 瀹 普通知识为宗旨”。(10)据有关文献记载，该刊共出版过十余期。《关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内容比较庞杂。如对清朝政府的假“立宪”，有的文章表示赞成，有的文章则揭露反对。但总的来讲，在刊物上斥责帝国主义侵略和揭露清朝黑暗专制统治，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夏声》和《关陇》杂志，虽政见有所差异，但从其主流分析，“都是反对清朝黑暗统治，保障西北利权防止外溢。这两种刊物，对陕西革命运动曾起过相当的作用”。(11)难能可贵的是，两种刊物还能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在各自的刊物上为对方刊登广告，扩大影响。当时，陕西的留日学生利用这两个刊物，为革命做了大量的舆论和鼓动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学生们在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办刊物，为了集资，他们把资助刊物人士的名单刊登在刊物上，以致谢忱。在发行刊物时，他们亦尽了很大的努力。有一次《关陇》杂志因没有邮费而无法发行时，马步云把自己的手表、大衣送进当铺，以典来的钱作为发行费用。
除此之外，张季鸾等人还创办了《陕北》杂志，亦以鼓吹革命为宗旨，只是出的期数、数量很少，影响比较小。以上几种刊物出版后，冲破清朝政府的层层封锁，用各种方法寄回国内发行。在向陕西人民介绍国外先进思想，配合1908年前后陕西人民的抗捐抗税和争取矿权路权的斗争，联络知识界的进步力量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促进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
从1906年到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失败，对在日本的同盟会员影响很大，有些同志意志消沉，思想混乱。当时，同盟会陕西分会负责人井勿幕、赵世钰同吴玉章等其他省的同盟会积极分子经常联系，不断集会，“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的联系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12)陕西留日学生还积极参加了全国留学生总会和豫、晋、秦、陇四省协会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例如，1907年12月11日东京报刊揭露了比利时商人与陕甘总督升允勾结，企图攫取黄河航运权利的阴谋。陕西学生当即开会声讨，並以留日学生同乡会名义，向清朝政府外交、邮传二部发出电报，揭露升允把我国权益“私卖比商”的罪行，要求清朝政府予以“坚拒”。(13)总之，陕籍留日学生在日本数年之间的活动，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人民觉悟和思想解放，促进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诸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陕西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1910年以后，由于陕西留日学生中的骨干人物先后回国参加反清斗争，设在东京的同盟会陕西分会无形中解散。
注释：
①《井勿幕公葬纪念册》。
②《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第7页。
③《秦陇报》杂志，第一期，第1页。
④《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33—34页。
⑤《夏声杂志社出版广告》，载《关陇》，第四号。
⑥《夏声》，第三期，第11页。
⑦同上，第七期，第1页。
⑧同上，第三期，第30页。
⑨《夏声》，第三期，第30页。
(10)《关陇杂志社出版广告》，载《夏声》，第五期。
(11)《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90页。
(12)《吴玉章回忆录》，第48页。
(13)《中国日报》，1907年12月28日。
《陕西辛亥革命》(第二章 同盟会陕西分会的成立及绅商学界的爱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