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社与西北革命*
杨明轩
我进边区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多月期间，一则因为有些别的关系，再则自己十多年来始终只是充当革命战场上的一个小游击队员，对边区以内党政军等各方面的情况，不大熟悉，所以两月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去读文件，直到现在还没有翻阅完毕。前礼拜李部长要我和各位同志谈谈，我说：“谈些什么呢？”他说：“随便谈，”我答应了。第二天曹秘书又要我和大家谈谈，我又问：“该谈些什么?”他说：“咱们这里每礼拜有一次业余学习集会，你把所知道的民国以来西北革命史上有关系的事情，随便说一说。”因此，我今天就和大家谈一件大革命前西北革命历史问题。因为这一历史事件在思想上给西北党做了启蒙工作，在干部上给西北党做了准备工作。所以我说它在西北，尤其在陕西革命史上，有它应有的地位。这一革命历史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我想把它拟作“共进社与西北革命”一题来谈谈。
拿这样一个题目来和各位谈谈，我想是有些用处的，至于谈的错误或挂一漏万的地方，还希望各位同志指正补充。
新旧斗争，从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如生物界的新陈代谢一样，旧的衰退着，新的增长着，去掉旧社会一切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过了时代的陈腐的东西，才能产生出新的社会。但是由于人类的惰性，总认为习惯上的东西是对的，不愿轻易抛弃，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人，为使这个社会更好一点，更合理一点，便常常起来和旧的一部分人去斗争。斗争的结果，总是新的胜利。即或中途不免有些困难波折，甚至一时的失败，但就全程来说，旧的总是灭亡掉，让新的来代替它。这用人类短短数千年或上万年的历史事实来证明，可说有如数学上、自然科学上的“公理”一样的真实。
西北尤其是陕西，从满清末年新旧斗争开始，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形成了崭新的积极的一个革命阵营，这是有它一段艰苦斗争的历史的。
自从甲午战败，戊戌政变没得成功，义和团运动遭受失败，引进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酿成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满清政府各方面的腐败，至此才暴露无遗。逼得满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挣扎图强。首先表现在学制上的是停止科举，兴办学校，选派学生，出洋留学。在这个时期，陕西咸阳刘光*(上艹下贲)(古愚)先生，大声疾呼，一变其戊戍立宪图强的主张(当时有南康北刘之说)，倡导革命，遥应同盟会的号召①，驳斥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政策，毅然决然地提倡新学，反对立宪保皇旧学。当他远在辛丑之前，长教泾干书院(在泾阳)时，读了《西学东渐记》、《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逻辑浅说》、《格致读本》新政诸书，受了西欧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即在泾干设立算学，格致诸特科，改良纺车、织布机、农具(轧花车是他第一次传到西北的)，指导学生研究农田水利，并派学生出省学习，提倡妇女放脚，建筑铁路、蚕桑、纺织(湖桑是他传到西北的，白腊树是他传到关中的)，他的及门弟子有于右任、朱佛光、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等。辛亥革命期间，这些人在西北军事政治上、教育文化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光*（上艹下贲）先生因触清廷之怒，当清宝播迁之际，他避难到兰州、西宁、河西一带，勘察兵要地形，研究民情风俗，著作讲学，倡导革命。不特大有造于西北教育文化，且深深的广泛的给西北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科举既废、学校建立，三原有一个宏道学堂，西安有一个高等学堂(同时尚有优级师范、高等农业学堂、西安府中学、客籍中学，陆军小学等)，成了当时进步与保守两派的大本营。这两校学生由樊增祥(当时代理陕西巡抚)考送到日本留学，在东京又分成《夏声》、《关陇》两派的新旧对立。夏声派发刊《夏声》杂志，由宏道学生李子逸、茹卓亭、杨西堂等领导，主张革命，因之多数参加了同盟会。这一派回省，就作了鼓动革命的工作。在新军中、在会党中、在咨议局(当时临潼郭希仁当议长)，在各学堂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又创办健本小学，酉山书局，设照像馆，作为革命的秘密机关。辛亥九月初一西安起义，井勿幕、钱定三往渭北潼关等地布置革命工作，不在西安，陕西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就落在新军管带张翔初头上，李子逸作了教育司长，茹卓亭作了军政府的高等军事顾问，井勿幕任北路招讨使，《夏声》这一派人都任了革命的重要工作。关陇派在东京发刊《关陇》杂志，由高等学堂(当然不尽是高等学生)马凌甫、康寄遥、钱陶之、谭耀堂、崔叠生、张仪謇等领导，主张改良，与康有为、梁启超的立宪保皇党一鼻孔出气，回国后多半作了满清的见习官吏。陕西反正后，他们不是作官，就是办财政税收。如康寄遥、张仪謇、崔叠生等，先后掌管财政司，即是一例。这一派虽不能说对辛亥革命没有丝毫贡献，但他们的作用，实在太小了。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夏声派以李子逸为首，办了三秦公学。关陇派以张翔初为首，办了西北大学。这两个西安的最高学府，又成为当时对立的大本营。西北大学分预科、法律、政治、经济各系，造出以后陈、刘祸陕，直至后来的一批官僚如周伯敏、康寄仁、张镐之流。三秦公学有英、法、日各外国语留学预备班，打算培养一批建国的人才。不幸在一九一四年北洋系陆建章(外号陆屠户，一九一三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陆充袁世凯北京执法总监，屠杀无数党人。)督陕，三秦公学被解散，中学班并入第三中学。其他各班留学国内外各专门大学。北京当时为军阀政治所在地，全国专门以上学府，也以北京为最多。如北京大学、国立高师、法专、医专、高工、农专、交大、女高师等所谓国立公校，都在北京。因之三秦公学出外留学的学生，也多聚集在北京。这些学生如魏野畴、常汉三、杨晓初、呼震东、杨明轩、杨克强、赵国宾、杨吉甫、侯又可等，也就成为以后共进社的中坚分子。
促成共进社成立的原因，既如上述，他的近因也就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是怎样的情况呢？我想简单的说明一下，①欧战期间国内资产阶级有些抬头，伴随着来的便是工人阶级也形成了自己的阵营。一九一七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九一八年冬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刺激了国内各阶层对南北对峙局势的不满，加之蔡孑民自一九一七年掌教北大以来，极力提倡学术自由，因之反映各种思想的杂志刊物，继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以后，多如雨后春笋(北京的《每周评论》、《新潮》，上海的《建国杂志》、《星期评论》等)，北京各校学生自由组织的团体也不少，如北大的“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高师的“少年中国会”、“工学会”、“同言社”，各校学生组织的“平民学校”(高师)，“升学学生补习班”(北大)等。②袁世凯的皇帝梦没做成，忧愤而死。接着陕西驱逐了陆建章、段祺瑞的嫡系陈树藩当了陕西督军，不久与他的同伙，政学系首脑李根源(陕西省长)反目，驱逐了李，自兼省长。一九一八年陕西革命人士响应了南方的“护法运动”，在三原成立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副总司令张伯英，参谋长彭仲翔，总指挥胡景翼、秘书长李子逸，第一、二、三、四、五、六路司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凤五、卢占魁)，渭河南北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峙局面。陈树藩的部下自耿直在省垣起义失败后，纷纷脱离陈树藩，投入靖国军营垒。陈树藩眼看势力日弱，大有垮台之势，急不暇择，乃就近招来嵩山土匪头子刘镇华，饵之以省长，予他的匪军镇嵩军以驻地。渭河以南，东西两路，成了军阀土匪横行的地方。这又刺激了留学北京的陕籍学生。③陈树藩上台，拉了个对辛亥革命比较有功的郭希仁当教育厅长。郭在陆屠户时代，赴欧考察教育，回省不久，讲学华山。陈树藩以为这位辛亥功臣，总可以给他壮壮门面，谁知这位先生本是关学谬种，除了穿长腰袜，走方步、九十度的作揖等违背时代，毫无用处的一套外，掌教以后，利用权位，还竭力提倡读经尊孔，逆乎潮流的反动复古教育，立孔教会，自兼会长，设国粹学校，自兼校长。教育行政由五鬼(胡文卿、李子莪、雷仲南……尽是反动家伙)把持。他自己和宋、明、清绵续下来的所谓关学(理学的一派)的老巢穴清麓书院里的一群羲皇角色牛梦周、张横山之流，日讲身心性命之“学”，把陕西教育办得一塌糊涂，小学毕业考不上中学，中学毕业考不上大学。这也给在北京的陕籍学生以莫大的反感。
共进社酝酿于一九一九年“五四”以前，成立于“五四”以后，是当时陕西留学北京的学生。(1)承继了十余年来西北革命历史的传统、(2)受了国内新文启蒙运动的影响、(3)痛恨关学余孽郭希仁的尊孔读经复古反动教育、(4)鉴于陈刘祸陕所组成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
共进社社员基于上述几种原因，他们又富于革命性，很纯洁，毕业后，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不愿到政界去，反对贪污腐化。所以共进社从开始，它的斗争目标，就是反军阀，反封建，就是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新文化的。
总社设于北京三眼井，天津(南开)，上海(上大)，广州(黄埔)，武昌、开封、西安、三原、渭南、华县、绥德、榆林、南郑均有分社。
社员开始有一百五、六十人，一九一九——一九二○年之际，一部分分化出去，另组织了与之对立的进化社，社员减到六、七十人。嗣后共进社员毕业，服务教育界者日多，陕西出外留学的进步青年，大多参加了共进社，社员日渐增加，至一九二六年极盛时代，在总社注册者，已经有六百多名，再加上陕西三道各中学进步的学生社员，总数约在一千名以上。
共进社的领导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总社有李子洲、杨克强、赵次庭、韩述之、侯又可、段大成、呼震东、刘天章、韩卓如、魏野畴。一九二一年——一九二四年有刘含初、屈经文、武止戈、耿炳光、方仲如、安子文、刘尚达、潘自力、王子休、白超然、刘天章、魏野畴。一九二五年以后，由魏惜言、梁鼎、何寓础、赵少西、冯一航等人主持总社社务。关中道有杨明轩、郝梦九、赵宝华、韩述之、魏野畴、张耀斗、王尚德、常汉三。汉中道有熊文涛、易厚庵、周彬如。榆林道有魏野畴、李子洲、李象九、杨明轩、常汉三。军队有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刘志丹、阎揆要等先后负责。
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情况是这样的。
共进社开始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总务、组织、宣传、交际这一套部或股之类是没有的，只是从实际工作需要推出几个同志，分门别类地去作就是。但大家作起来，都很起劲，作的很好，这也是出于自由自愿的缘故。因为只有自由自愿，才能激发出做事的热情和责任心。
经费来源，出于以下两途：(1)抽有薪金收入社员百分之五以上的累进所得税；(2)其他社员与社会人士的自由捐赠。
它的宣传刊物叫做《共进》(半月刊)，是总社在“五四”时出刊的。开始发行五百份，以后逐渐增加到三千份。这个刊物没间断地出了八、九年之久，直到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北京的总社被封才被迫停刊。这一刊物的作用，实在不小，它以新工具白话文(当时白话文才流行，教育部尚未通令小学课本采用，我记得一九二○年初，教育部才通令小学釆)，给西北社会，尤其是中小学校学生、教员这一阶层，输入了新思想、新学说、新文化、新的民主(介绍苏联)与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同时翻印《共产主义ABC》、《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及其他小册子多种，广为传播。一九二五年夏，西安社员发刊《西安评论》，评论国内外时事和当地各方面事件。这一刊物差不多作了国民党临时陕西省党部的机关刊物，到一九二七年初，刘天章主办《西安民国日报》时才停刊。大革命时代，西安民国日报社出版多种革命理论的书籍，同时教育厅社员(该厅编审委员会)又翻印了四种科学教本，供给各中小学阅读，所以说共进社在思想上给西北党做了启蒙的工作。
共进社一开始就做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中国史无前例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学生爱国运动发生在“五四”、“六三”、“六二八”各次运动中，共进社员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五四”被军警捕捉的三十二人内，共进社员有两名(杨明轩、郝梦九)，“六三”在北大法科捕押的一千多名，几乎那时共进社员全在内。当时北京学联设立在北大，距共进社总社址三眼井近在咫尺，因之学联的总务科，清一色的是共进社员(杨晓初、呼震东、杨克强等数十人)。学联对外交通联络，也有不少的共进社员，他们都作着实际工作。“五四”以后，共进社一部分社员回省、任教一中、三中、一师、成德各校，领导了当时西安各校教职员，学生索薪、改良课程及各次爱国运动。
一九二一年后，共进社一部分进步的社员，受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启示，先后参加了CP、CG，从此，共进社奋斗的方向，有了大的转变，一切文字宣传和活动，都完全执行了青年团的路线。到了一九二五年，总社开会，讨论全体参加CG，还是个别参加CG？当时虽决议了后者，但实际参加组织的却占了过半数。
从“五四”到大革命的前夜，这一期间，共进社回陕社员，除了上述在西安各校教书者外，散布在陕西三道各县、私立中学任教的，主持校务的日渐增多(如魏野畴在一中、三中、咸林、榆林等中学，王尚德主办赤水职业学校，韩述之创办渭阳中学，杨明轩、张耀斗、郝梦九办渭北中学，李子洲、常汉三、杨明轩等办绥德四师，熊文涛在汉中中学教书)，因之灌输革命思想，发展青年团务，介绍《共进》(半月刊)和其他进步书报，指导学生各种实际行动，推动全陕大部分学生走上革命大道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社员(当然不止上述那几位，还有其他的社员)在各校不但负责执行了份内职务，并积极的指导学生组织各种学术团体(自治会、讲演会、辩论会、时事研究会、升学补习班、夜学校、平民学校等)，指导学生作社会活动(如组织农民作抗税抗捐运动，在庙会集会时，做破除迷信、时事报告等宣传)，逢纪念日令学生散传单、贴标语，到城乡讲演。曾记得绥德有一个期间，县府把脚户的骡子、驴子拉着去，四师学生帮着脚户硬要出来，因之农民很称赞学生，县府很讨厌学生，这使学生不但初步学会了和官府斗争的经验，同时又培养了为人民、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观念。
这个时期，总社在三眼井左近设了三、四处升学指导小组，给初到北京的升学学生，分门补习功课。
现在再说一说共进社与国民党的关系。一九二四年底，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不久到了北京，反对段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南京学生总会通电拥护国民会议，上海、北京都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共进社员屈经文、董汝成被派回陕发动全省这一运动。关中、陕北各校社员起而响应。这是共进社公开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开始。一九二五年春，孙中山病逝北京，共进社与北京各团体于五月七日在天安门召开民众大会，追悼孙中山，末后愤而赴教育部示威，并到教育部长章士钊住宅，捣毁什物，当时学生、市民被捕十数人，有共进社二人在内。九日又与各校学生包围段执政住宅，要求罢免教育部长章士钊，得国民军协助，十一日段氏始不得已罢章，释放被捕者。是年六月“五卅”惨案扩大，共进社执行党的路线，积极参加上海、北京各校罢课及历次宣传示威运动。陕西各校亦起而响应。一九二六年“三一八”北京学生、市民为日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游行示威，到国务院门前请愿，段祺瑞令卫兵开枪射击，死四、五十人，伤二百余人，共进社员李维屏等十数人受伤，三原张仲超死，这是共进社员第一个为革命牺牲者(不久他的哥哥张宝泉也在平汉路作工人运动牺牲)。
一九二五年夏，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等在西安筹备组织临时省党部，发展全省国民党党务，直到大多数县党部及省党部正式成立，全陕国民党党务大半都由共进社员所主持，到一九二七年夏，始被迫离开岗位。
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进社员屈经文当选为后补中委，活动范围扩大，这也是应该提到的。
共进社自国民党改组，一方面在党领导下通过国民党积极参加各项活动，一方面介绍社员入青年团，竭力扩大团的组织，所以说在干部上共进社给西北党作了准备工作(关于最初有我党组织的地方，是渭南赤水职业学校，那里是王尚德负责)。陕北给我党作奠基工作的是李子洲。
现在再来说一说共进社的军事活动与士兵运动。一九二五年初，刘天章在国民二军练学生军(在开封)，是年秋天，魏野畴、宋树藩等参加办理杨虎城部的三民军官学校(在耀县)，同时，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红彦、王有才等也在安定驻军做士兵运动。他们指导士兵阅读《共进》、《共产主义ABC》。同时又组织农民抗捐抗差。一九二六年，他们驻扎宜川，又同四师几位教员、学生，在那里帮宜川县小，帮助农民收获，推动兵农学合一运动。他们不但宣传共进主张、共产主义，后来还插起红旗轰轰烈烈地搞起社会革命。
末了谈一谈共进社的结束。一九二六年夏末，奉军及直鲁联军进驻北京，掀起反共逆流，高喊“讨赤”，一时空气紧张，到了九月二十四日，三眼井吉安所左巷六号总社址被查封，连续捕去社员四十二人，完全是当时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前后为时三月，虽经各校长极力交涉，分批都脱了险(最后释放的杨晓初、雷郁青、原禾生、何寓础、梁鼎等五人，是由前陕督陈树藩保释。因陈那时正企图回陕，故借机向陕人表示好感)。但是从此社务停顿，《共进》停刊。那时因为北伐军占领武汉，西北军到了关中，被困八个多月的西安已解围，国民革命在全国展开，共进社员基于客观环境的需要，纷纷参加实际革命工作，一时京、津、沪、汉、广州等处都有共进社员的活动，尤其在西北党政军民学各部门，共进社员确实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责任。
现在把一九二七年上半年第一次大革命浪潮高涨期间，在西北担负重要工作的几个共进社员列举出来：
(一)党：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委员杨明轩，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务委员赵宝华、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西安民国日报》社长刘天章。
（二）政：陕西省财政委员杨晓初、王授金、高等法院院长段绍九。
（三）军：政治保卫部长兼中山军事学院院长史可轩。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魏野畴。
(四)民：陕西省农民协会负责人亢维恪。
(五)学：教育厅长杨明轩，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教育长李子洲，渭北中学校长郝梦九，渭阳中学韩仲范，四师校长常汉三，四中田伯荫，二中校长韩叔恂，成德中学校长魏惜言，三职校长缑尧钦，一女师校长呼震东。
经过八年惨淡经营，有历史意义带地方性的青年革命团体——共进社这时完成了它的桥梁作用和挹注使命。大多数社员都投入到长期坚苦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阵营，它的本体便随着这一革命的开展，光荣结束。
[附]我能记得的一部分社员姓名②
(一)北大：一九一八——一九二○年有：李子洲、刘天章、杨克强、赵次庭、韩述之、杨晓初、郝梦九、呼震东、杨季甫、侯又可、段大成、刘含初、王君毅、张友鹤、周元亮、温天伟、李芝亭(后二人不久分化出去，参加进化社)。一九二一年以后有：屈经文、王子休、耿炳光、董汝成、武止戈、方仲如、邹遵、岳劼恒、雷建峰、营尔斌、何守之、冯一航、徐振化、黄平、张宝泉、张根泉、梁鼎、陈一平、潘自力、白超然、李登霄、苏士杰、赵绍西、冯幼龙、张正舆、李伯恂、姚化晴、韩慨侠、张鸿锡、李波涛。
(二)高师：杨明轩、常汉三、张耀斗、韩卓儒、魏野畴、田伯荫。
(三)师大：魏惜言、罗端先、姬德阾、雷郁青、杜松寿、何寓础、张厚笈、刘宰国。
(四)农青：赵宝华、雒平甫、申俊卿、田均田。
(五)北洋工学院：严少儒。
(六)唐山工业：徐志纯。
(七)交通大学：武少文、谢幼石。
(八)朝大：刘笃生、宋端先、韩志颖。
(九)燕大：周彬如、易厚安、邓鋆。
(十)女高师：吴碧云、康俊阁。
(十一)法大：何友惠、郑子毅、蒙仲穆。
(十二)中国大学：原禾生、毕时生、冯文江。
(十三)民国大学：王德生、李培青。
(十四)医 大：于振嬴。
(十五)汇 文：武伯伦、王希明、张文彬。
(十六)南 开：安子文、武思茂、刘尚达、林达。
(十七)南通纺织：缑尧钦。
(十八)南通医专：李绍秾。
(十九)武昌高师：田仲颖、赵秉彝。
(二十)上海大学：何尚志、李子健、马文彦、蒲子政、于楞、张秀逸、王惠、宋树藩、姬国桢、熊文涛、张仲实、王友直、关中哲、李敬泰、王岫青、杨大乾、亢屏侯、冯润章、何廷杰。
(二十一)黄埔军校：王太吉、阎揆要、刘志丹、杨怀英、傅宝、张波。
(二十二)东 京：杨可钧、崔孟博、杨慰祖。
(二十三)其 他：李象九、谢子长、史唯然、阎红彦、王有才、高岗、张世兴、亢维恪、王尚德、李致煦、曹必达、汤登科、曹力如、张德望、贾拓夫、王怀德、王子宜、王森然、王懋德、王授金、程希生、韩叔恂、张含辉、师守命、柬九锡、吴宝书、史可轩、崔贯一、赵通儒、雷五斋、李维屏、张金印、秋步月、王观德、王观政、张性初。
注释：
* 本文系杨明轩同志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延安西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编者。
①刘光*(上艹下贲)，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生于一八四三年，死于一九○三年。他是陕西著名的爱国学者和教育家，是在西北倡言和推行维新变法的首要人物。戊戍政变后，被清廷革去味经书院山长和崇实书院院长的职务，此后就隐居在礼泉九*(左山右上囟下八夂)山下烟霞草堂，从事讲学和著书的活动。虽议避往兰州，但未成行。一九○三年春，刘光*（上艹下贲）接受甘督崧锡侯的聘请，任甘肃大学堂的总教习，九月病殁于兰州。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五年，说其“倡言革命，遥应同盟会的号召”不确。本文是讲话的记录稿，讲话人当时仅凭记忆来讲，故有所误。我们为保存讲话的原貌，特不作改动，谨此注明——编者。
②此名单因资料不足，难以核实，尚希知情者予以指正，如发现错误和遗漏之处，请函告为盼——编者。
《陕西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