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前革命思想传播和同盟会的初期活动*
政协陕西省委员会辛亥革命史料组调查整理
革命思想的渊源
陕西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推翻了明朝封建专制政权之后，汉族败类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建立起以满族爱新觉罗氏为君主的另一个封建专制政权——清朝。清朝对汉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残酷镇压明朝残余势力的反抗，单在剃发、易服两件事上，惨遭杀戮的就不知凡几，这深深地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同时，汉族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目击这种比自己在经济上、文化上远远落后的民族，统治了国家，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礼教和风俗，其存心反抗更是极其自然的。就陕西地区说，著名的“关中三李”，即周至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富平李因笃(字子德，号天生)和眉县李柏(字雪木，号太白山人)，他们都不肯俯首事清，以讲学、著述终其身。又如华阴王弘撰(字山史)具有显明的反清思想，他与昆山顾亭林、阳曲傅青主皆为至交，他们都是借著书和讲学以宣扬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提高汉民族的自尊心，为反对清朝统治播散思想种子。亭林游陕，常住王山史家，王在华山下专建一屋，题名“待庵”，自谓“待江东顾绛来也”。从这些事实里我们可以理解到，远自清朝初年，陕西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早就潜滋暗长着反对清朝统治的民族革命意识。
清皇朝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除一贯采用高压政策外，有时对知识分子亦采取欺骗、麻醉等羁縻手段，不过，这种民族意识在某些人士中间，压固压不下去，骗也骗不了的。自鸦片战争以后，清皇朝的黑暗统治，在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深入的形势下，其腐朽衰亡的本质已暴露无遗；而随着这种侵略势力以俱来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思想，吸引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向往，并为部分先进人士所接受。在清末光绪年间，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治派别：一个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要求君主立宪，主张在清朝专制政体之上，穿上一件资本主义民主的外衣，这是资产阶级的保守派，另一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主张彻底推翻清朝的封建专制政体，实行民主政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急进派。这两种绝对对立的思想，在陕西地区都得到了反应。倾向于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咸阳的刘光蕡(字古愚)。刘治汉学，精研经史，主持泾阳味经书院，大力鼓吹君主立宪，在行动上亦步康梁的后尘，因而当时有“南康北刘”之称。倾向于后者即主张革命的先进人物，当首推三原的朱先照(字淑芳，晚年号佛光)。朱是小学家，其治经从小学入手，其治西学则从自然科学入手，认为救国之道，当以经学与科学并重，毕生从事教学，不求“闻达”。尝自谓是明宗室秦王之后，对学生多讲述明朝遗老的反清精神，以励后进，因而深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与崇敬。辛亥革命中陕西党人，特别是渭河南北某些急进分子，多半出其门下。朱佛光的思想，是在陕西原有的反清意识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资本主义思想意识的新内容，虽然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说，还不是很完备的，但已给某些富于革命热情的青年们指示出比较明确的方向，对革命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于右任所作的《朱佛光先生墓志铭》中有以下一段话：“甲午以后，以外患日深，先生究心于经世之学，谓中国改革，非经学科学并重不为功。乃与孙芷沅发起设‘励学斋’，广购书籍报纸，以劝导有志之士，而西北结社之风自此开，新学知识亦由是日启。是时康派学说，风靡天下，先生乃著《康氏纠谬》，指斥其政治主张之错误，右康氏者疾之，复尽力与之争。戊戍后自信益坚，而倡导加厉。及闻中国同盟会成立，见孙中山先生之演说，则劝学生加盟，以响应于西北。对于保皇立宪诸说，随时随地指斥其非，由此益定西北革命思潮。”[1]
于右任在青年时期曾跟朱佛光学习过一个时期，在他自撰的《我的青年时期》里说：“我的青年时期的革命思想，受朱佛光的启沃为多”。更其是朱佛光批判曾、胡遗集的“文章虽佳，题目则差”的说法，给了他“发聋振瞶”的作用，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逐步深入，全国人民都悚于“亡国灭种”的危险，积极寻求“富强图存”之道，从而在他的思想上逐渐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他自著的《右任诗存》中，择录数篇，以例其余。
杂 感(择一)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从 军 乐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国之危竟如此，同胞同胞，为奴如何为国殇，碧血烂斑照青史。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侮国实系侮我民，伈伈伣伣胡为尔。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何况列强帝国主义[2]相逼来，风潮汹涌廿世纪，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摐金齐奋起。
咏 史
独立亭亭命世雄，男儿何必哭途穷，卢骚寡妇淮阴母，慧眼豪情不愿逢。
署 中 狗
署中豢尔当何用，分食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
从以上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于右任青年时代的反对清朝热爱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情绪是高涨的。他的诗歌首先得到接近他的一些人的赞扬，就由他的朋友孟益民、姚伯麟征得他的同意，题为《半哭半笑楼诗草》出资刊印。这时也正是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中国魂》等书流行的时候，《半哭半笑楼诗草》为具有革命思想的人所同情，从而广泛的流传起来，引起清朝陕西巡抚升允的注意，他以“逆竖倡言革命，大逆不道，请旨斥革究办，以遏乱萌”的主语密奏清廷，这是清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年)的事。恰巧那年正是“会试”的时候，西太后那拉氏和光绪载湉回京后，为了粉饰太平，就决定举行“会试”，由于北京的会试场被八国联军破坏，把会试改在河南的开封举行。当时于右任也去开封应试，不意升允的密奏，清廷准予拿办。幸亏这个消息被于的同学李和甫的父亲李雨田得知，暗地派专人星夜通知他，于右任才得脱身逃往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走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陕西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及其宣传活动
陕西官私费留日学生，据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不完全的统计，当时人数已达三十人。他们所学的范围很广，举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自然科学等都有。不管他们所学的科目内容是什么，一句话，共同的苦闷是所学不能尽其所用。这时，孙中山先生已在日本东京成立了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号召青年有志之士从事革命工作。陕西留日学生就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有些人就提高了思想觉悟，先后参加同盟会的组织了。
井勿幕是陕西留日学生参加同盟会最早人之一。井是蒲城县人，商业资本家的家庭出身。父亲逝世后家道中落，他十五岁因不堪于家庭债务的纠缠和扰累而去四川，依其亲戚重庆知府张振之的帮助，得与四川上层知识青年相来往，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向往革命。他听到孙中山在东京组织同盟会的消息，便随同四川友人，一道东渡日本，谒见了孙中山、黄克强等。由于他是以天真纯朴的革命感情要求参加同盟会，就得到了孙、黄的允许，圆满地达到了他的要求。
一九○六年陕西旅日同盟会员没有建立分会组织以前，井勿幕是和四川同志在一起生活和工作的。一九○五年(光绪三十一年)他接受孙中山的命令回到陕西做了一度宣传组织工作后，再次回到日本，便决心要把陕西留日学生和出国考察人员引向革命道路上来，借与内地工作密切配合。当时陕西留日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已有赵世钰等十余人，只因他们中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地域和派系观念[3]，经常发生不协调、不合作的现象，陕西分会就未能及时组织起来。这时赵世钰的革命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井勿幕认为要在陕西学生中发展同盟会的组织工作，必须同赵世钰协力进行。这里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井本人离陕较早，对家乡人事生疏，同时年岁最幼[4]，个人声誉难孚众望；另一方面赵世钰的派系立场不突出，同乡中多以调和派目之，通过赵世钰来搞好团结和组织工作是可能的。
当时革命工作在日本是不能公开的。井勿幕经向赵世钰告以自己的意图并取得其同意后，便分头开始串连，凡是同盟会的同志都征询其对组织陕西分会的意见；没有加入同盟会而对革命同情的，则介绍加入同盟会；凡是对革命还缺乏认识和对参加组织还存在着顾虑的，则用谈家常、论国事、联络感情、建立私交等方法，搞好团结，抓紧帮助，耐心等待。他还特别注意接洽邻省同志，请予指导协助，吸取经验，以便开展工作。经过这样去做，不但同情和参加革命的人数增多了，即同乡同学间的团结气氛亦较前浓厚了。
他们工作获得初步成效后，为了开展下一步的分会组织工作，井勿幕便同赵世钰约定时间，在东京上野的日比谷公园面谈，那是一九○六年初秋的一个夜晚。据赵世钰在其《回顾录》中描绘当时的情景说：“时月色如昼，寂无人声，余二人即坐于为游人所安置的长形背椅上，详为讨论，结果甚洽，散时已露水沾鞋矣。”
他们商谈的内容，主要是：1. 以同盟会总会的章程为依据，拟定陕西分会章程草案，以备提会讨论；2. 向山西景梅九、河北杜羲等同志商借“明明社”地址，作为召开陕西分会成立会的场所，并请他们大力协助和支持；3. 对陕西会员概用口头通知，告以开会时间和地点，请其准时到会。此外则为会议程序、保密和分工等事的安排。他们商量既定，便分头进行准备工作。在他们当时认为比较困难的问题，就是分会的地址问题，在日本政府百般阻挠和干涉下，不仅长期会址不易得，即成立会的临时会场亦需通过充分协商始可借到。
本来景、杜二人对陕西同盟分会之成立是热情赞助的，关于借用“明明社”地址问题，一经协商便得他们的同意，如期召开成立会。当时到会的会员，据赵世钰《回顾录》中所能记忆起的，计有井勿幕(蒲城)、赵世钰(其襄，三原)、宋元恺(向辰，耀县)、曹澍(雨亭，泾阳)、白秋陔(长安)、席丰(子厚，长安)、席梧轩(长安)、寇鸿恩(锡三，长安)、张崇基(阜生，榆林)、张炽章(季鸾，榆林)、杨铭源(西堂，宜君)、陈之硕(君衍，三原)、徐应庚(朗西，三原)、张庆豫(立卿，三原)、李鲁吾(蒲城)、张丙昌(午中，富平)、茹欲进(仲郢，三原)、张宗福(景秋，三原)等共约二十人。按照预定的开会程序进行，首先讨论通过了分会章程，随即选出分会负责人员。白秋陔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散会后各人都满意而归。
分会成立后，继续吸收会员，先后经介绍入会的，计有：南兆丰(雪亭，兴平)、邹炎(子良，三原)、马师表(正庵，绥德)、谢增华(文卿，长安)、马步云(凌甫，合阳)、高耆卿(米脂)、张蔚森(荫亭，渭南)、景志傅(岩征，富平)、张赞元(翊初，长安)、李天佐(襄初，蒲城)、田焕章(富平)、于伯行(孝先，三原)、田种玉(蕴如，三原)等，以上都是留日学生；高又尼(米脂)、徐志鸿(翥云，富平)、郭希仁[5]等，以上都是赴日考察的士绅或官员。此后会员陆续增多，亦陆续回国，经常留在东京的，辛亥以前有时多些，有时少些。
分会成立初期确定的主要任务是：1. 广泛联系陕西境内的高等和师范学堂的学生，和他们互通声气，把双方工作打成一片；2. 组织舆论机构，发行刊物，展开宣传鼓动工作；3. 建议陕西地方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如教育会、商会等，以保障其所属成员的利益。除此而外，对地方某些具体问题，如有意见或主张，亦可向有关方面或舆论界提出建议。计当时写成专论发表的，有：《劝陕人急宜自治书》、《修筑西潼铁路书》、《筹办陕西第一牧场说明书及章程》等，都经介绍给陕西供有关人士的阅读和参考。
一九○六年是陕西人民反清运动极为高涨的一个年头。如农民“反对盐斤加价事件”、“反对西潼铁路加收亩捐事件”相继发生，这一革命潮流推动了陕西留日学生的革命积极情绪，于是在同盟分会的倡议下由陕西同乡会召集在东京的全体留学生和甘肃留学生协同创办一种刊物，取名《秦陇》，推定由党积龄担任总经理，由郗朝俊、马步云、张蔚森等分任事务、会计和印刷等职。一面筹募经费，一面开始征稿，准备付印发行。
这一刊物的发行，是由少数主持人匆匆确定，事前的酝酿、协商做的相当不够。发刊目的既不明确，内部组织亦不健全，甚至连一份官样文章——组织章程亦长期定不下来。特别是关于刊物的编辑工作，更有一种偏向，一般人都认为能文之士当首推“进士馆”人[6]，因而就把张孝慈(梓桥，安康)和杨思(慎之，甘肃会宁)两位进士选成总编辑，其他进士几乎全部被选为撰稿员[7]，而真正具有革命热情的青年学生绝大多数倒反成为事外闲人。这不仅违背了《秦陇》创刊的初旨，抑且把它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了。
张、杨两人担任总编辑后，自己既不写文章，也不向别人征稿，而别人自动投稿时，他们又挑剔备至，不予收录，最后即连一篇发刊词也没有人写。很显然，这一刊物的发行，对于他们的身份、地位以及前途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因而引起许多陕西学生的不满，特别是渭北部分青年更觉忍不下去，不时对主持人出以冷嘲热讽的态度，导致陕西学生中旧日的派系裂痕又逐渐表面化了。
本来《秦陇》杂志预定每月发行一期，每期刊登四万字，行见发行期限已届，而稿件尚无着落，总经理党积龄看到事情下不了台，乃四出奔走疏通，请各方化除成见，协力办好刊物，并自写《西潼铁路刍议》一文，送请刊登。就在这个当儿，张、杨两总编辑竟不辞而去，干脆与刊物脱离关系。党积龄在无办法中去找高又尼，经高从中主持，第一期才得勉强付印。惟高接替张、杨临时负责总编，系应党的私人请求，没有经过选举程序，因而又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终于使这个出世未久的难产的幼儿半途夭折了。
《秦陇》杂志停刊后，同盟会陕西分会便另行组织《夏声》杂志。除由全体会员参加外，并广泛吸收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参加。名义上虽为“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的学术研究性的刊物，实际上是反旧迎新，推动革命的宣传工具。当时指定撰稿人计有：李元鼎、茹欲立、曹澍、张炽章、李述膺(龙门，耀县)、张秉钧(治平，三原)、姚鑫振(伯麟，三原)、陈之硕、徐应庚、张赞元、张翔麟(孔门)、李寿熙(伯虞，咸阳)、景志傅、张靖(仲明，咸阳)、李鲁吾(蒲城)等十余人。实力既相当雄厚，组织分工亦比较周密，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赁下一所房屋，作为社址，指定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住在社里，除负责处理杂志社的事务外，并兼管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事，把分会活动和《夏声》发刊工作结合起来，结果既促进了社务，亦充实和提高了会务。
在《夏声》杂志发刊的同时，陕西另有部分学生如谭焕章、崔云松、郗朝俊等不甘于《秦陇》的垮台，乃与甘肃学生重新结合起来，利用《秦陇》原来的基础，也办起一种新的刊物，取名《关陇》。它与《夏声》分道扬镳，隐然形成对立之局，但对新文化的介绍和在舆论的鼓动上，实收相得益彰之效。可惜这一刊物发行未久，又告停刊。
《夏声》杂志的发刊，与当时同盟会各省分会所发行的刊物如《云南》、《四川》、《晋乘》、《河南》等并驾齐驱，深得内地知识界的拥护和支持。《夏声》共发行了九期，每期销行于陕西境内者虽无详确的记载，但从这样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它的作用。赵世钰在其《回顾录》中说：
“当其时日……同盟会总会所发刊之《民报》，不能公然寄回，故均以本省之名目立言……行之。同志们将《民报》改装，皮书《心理学教科书》与《夏声》杂志一并寄回西安公益书局……售出。公益书局……创办人亦加入同盟会，公益书局因分销《夏声》杂志及……《民报》，故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变为省城之通讯机关矣。亦即为盟员士绅之聚会地。”
这是《夏声》在陕西境内所起的作用。再看它在其他方面的情况。赵世钰说：
“《夏声》杂志社成立，关系革命之发展颇大。……由同志分途联络个人，提倡在省内多设机关。在东京除本省之同乡会、同学会、杂志社……同盟会分会外，更分途联络，乘机加入本省以外之各机关(组织)。其分子先以本会同志，次则劝诱尚未加入同盟会而对同盟会同情者。因而留学生总会、豫晋秦陇协会以及同盟总会纷纷加入者不少。……两年后力量渐厚，伏线愈广，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一方面沟通陕西内地学绅，如教育会、商会，各机关与其分子；一方面沟通陕西留日学生与来东考察之士绅；同时亦沟通西北各省所组织之各种团体：如豫晋秦陇协会同人、全国留学生总会同人、同盟总会同志等。随后即与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进行革命运动工作。”
由于陕西同盟分会以《夏声》杂志作为联系各个方面进步力量的枢纽，便在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起了沟通革命思想的作用，从而把许多方面的进步力量结合到一起，推动了革命潮流的不断开展和进步。
同盟会在陕西的活动
清末光绪年间，陕西知识界鉴于清廷政治的腐败，同时又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同情或倾向于革命的人数日渐增多。根据《西北革命史征稿》记载，一九○五年井勿幕没有回到陕西以前，即有一百余人之多。这些人，或系在职军人，或系在野名流，或系退职官吏，或在机关学校、实业单位中担任某种名义。他们的活动方式，有的在讲学论道，有的在传播新闻，有的在联合游侠，有的在密置武器。虽因清廷统治者防范綦严，不能有公开的活动，但三五成群，占据一个小地盘，自成一个小集团、小单位，这在全省各个地区已成相当普遍的现象。只因没有共同明确的目标，当然就没有协调一致的行动。
一九○五年秋，井勿幕从日本带着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返回陕西，担任起陕西地区革命宣传组织任务，这对陕西知识界来说，是许多人所热切盼望和欢迎的。井勿幕为了脚踏实地进行工作，便先从故乡蒲城做起，先从亲戚朋友之间做起，然后及于一些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再及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人士。井勿幕按照这样的步骤进行工作，历数月之久，才吸收十余人加入了同盟会。其中比较重要的在西安有王子端、焦子静、李仲特、李桐轩等，在三原有宏道学堂的教员谢镛(四川人)，在同州有师范学堂教员李某(湖北人)，此外还有少数青年学生。井勿幕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便利用私人关系，把串连的范围加以扩大，不久又在渭北和西安等地吸收了柏筱余、邹子良[8]、高又明、马开臣、胡定伯、王守身等，共达三十余人。这是他将近一年期间的工作成绩。
同盟会员达到三十余人之后，井勿幕便在三原北极宫假某一私人住宅召开一次全体会员会议，研究征收会员和推进会务的方法步骤。当时会场中出现两种主张：一部分人主张急进，认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9]，应当采取急进步骤，广泛吸收会员，把会务迅速推向前进。另一部分人主张缓进，认为清朝官吏耳目众多，同盟会在陕西工作开展较晚，基础薄弱，偶有差错，便将全盘瓦解，贻祸无穷。经过讨论，决定稳步前进，重新厘订征收会员的详细办法，要求老会员慎重介绍，同时也注意对新会员的实际考验，避免新会员一步跨进堂奥。这是一九○六年春天的事。不久井勿幕便离开陕西再去日本，而把陕西方面的工作交由当时负有重望的基本会员李仲特、焦子静等负担起来了。
到了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井勿幕二次回陕以前，陕西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建立了许多工作据点，有利于把宣传鼓动工作推向各方面。现分述如下：
第一，同盟会人创办的主要据点，有以下几个：
1．公益书局：由焦子静、张拜云等合资，于光绪三十四年设立，地址初在西安南院门，后移竹笆市，主要业务是经营书业、文具、教育用品，附设印字馆兼营印刷。书业门市部由刘俊生担任经理；印刷门市部由师子敬负其全责。运销的书刊，除一般有关新文化的读物外，更主要的是日本和上海等地出版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如《民报》、《夏声》、《关陇》、《铁券》以及革命先进人士的著作。印刷业除承印高、初等小学堂的各种课本外，并代印各种书刊。因此它就与文化界挂上了钩，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寻求新知识的地方，一方面也是他们宣传新思想的承办机构。每天来往的教育文化界人士络绎如织，成为陕西省城的文化中枢之一。特别值得提出的，由于书局主持人的关系，外县的同盟会人和进步士绅到此居住，省城的会员士绅到此聚会，成了同盟会人和士绅联络感情和交换意见的主要场所。同盟会能够团结许多士绅走向进步，公益书局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
2．健本学堂：是张拜云、焦子静、吴宝三(星映)等创办的。成立于光绪三十四年夏间，地址在西安西大街富平会馆。名义上是一个高等小学堂，实际上是招收外县的有志青年加以培养，既不限资格，也不限年龄。初由王伟斋担任管理员，后由王子端担任。教员分常任与兼任两种：常任教员有常铭卿、陈会亭、程孝先、范味腴、李天佐等；兼任的有宋向辰、杨铭源、景梅九、董雨麓等；不时前来学堂向学生们讲话的，有井勿幕、任师竹、李仲特、李桐轩、焦子静、邹子良、张奚若、井嵩生、严敬斋等；还有新军中哥老会头目张云山、万炳南，也常去那里和同盟会的人们接头，逐渐地成了秘密的革命据点之一。
3. 武学社：这是新军中同盟会员钱鼎、党自新、张伯英等创设的秘密革命据点，它公开的名义是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实际上是新军中同盟会员聚会并向当地陆军中、小学学生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的组织，它在陆军中学和小学两个学堂中起了不小的影响，也吸收了王一山等一部分会员。
同盟会所设立的据点很多，毋庸一一列举。为了说明当时革命传播情况，特汇列总表附后。
第二，利用合法机构作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
1. 利用教育会进行宣传活动。本来陕西的同盟会员教育界人是占相当数额的。自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陕西省教育会成立后，各县即纷纷成立教育分会，所有教育界的同盟会员，都参加了当地教育分会的组织。有些县份的教育分会会长由同盟会员担任，有些县份虽不是由同盟会员担任，但在同盟会员的参加和主持下，亦都选出比较进步的士绅担任。例如蒲城的教育分会就是选出常铭卿担任，在常的领导下，所有教育分会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皆是同盟会员。由于他们宣传革命，受到县官李体仁的残暴镇压，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学生原斯健被杖毙命，常铭卿被刑讯后收监，陈会亭驰赴省城向省教育会作了呼吁，省教育会在一些同盟会员和进步士绅的主持下，一面向当道交涉，一面向全省教育界宣传，因而激起全省学堂实行罢课，演成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封建压迫运动。总而言之，由于同盟会员参加或掌握了教育会的组织，对革命思想的传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2．利用咨议局反对和揭露清朝黑暗政治。一九○九年(宣统元年)陕西咨议局成立，郭希仁、李桐轩被选为副议长，柏筱余、井嵩生等被选为议员，于是咨议局里就有了同盟会员的秘密组织。由于咨议局是一个公开的议政机关，同盟会员便有机会和当时的军政机关以及各界人士来往，借以刺探清朝地方政治的内幕，给同盟会增加一些宣传鼓动的资料。而且咨议局的职责，还不单是议政，并可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正面提出弹劾。例如陕西新军在王毓江充任督练公所总办时，陕西军人是抬不起头来的，而王在陕巡抚恩寿的庇护下，无恶不作，虽经彭仲翔、张聚庭、马彦若等揭发其罪状数十条，控告于陆军部，但因恩寿的关系，清廷始终置之不理。后经郭希仁、李仲特等援照咨议局章程，提出弹劾案，将王的罪状上达于资政院，乃得将王撤职，不久恩寿亦称病告退。陕西军人从这以后，始在新军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件事情对陕西辛亥新军举义，是有关键性的作用的。
3. 利用按察司的驿传房，加强对各方面的联系。驿传房是陕西按察司衙门的一个科房，主要任务是管理各地驿站，送达重要公文，传递各种消息情报。焦子静充任该房经丞，同时兼理三原驿站职务。这是一个机要交通机构，不仅消息灵通，而且联系的面是相当广的。焦子静利用了这一位置，一面加强了对各方面的联络，一面掩护了同盟会许多人的秘密活动。例如四川的谢持，山西的李岐山、张石生、兰芳五，直隶的童效先、刘谷峰、郭瑞浦，山东的刘冠三以及外县的樊灵山、纪时若等，都曾住在该房进行秘密活动，该房不仅供应食宿，有时还赠送活动费用。同时，焦子静以该房收入较丰，又开办了公益书局，创设了健本学堂等。所以驿传房对陕西革命运动的开展，是起了重大作用的。
第三，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所发行的报刊，其办理时间较长、效果较大的有以下两种：
1. 《兴平报》：这一报刊本系兴平知县张瑞玑和当地士绅张渊(深如)协同创办的。报社社长由南风薰(南轩)担任，张、南都和郭希仁有密切联系，因而这一报刊就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该报于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发刊，地址原在兴平，每十天出版一张。嗣因张瑞玑调任长安县知县，该报亦迁移省城长安学内，继续发刊，改名《兴平星期报》，每周出版一张。该报表面上是“启发民智，开通风气”，实际上是揭发清朝腐败黑暗的统治。例如该报在宣统二年二月初十日刊登的《皖人反对赔款征银》，六月初四日刊登的《政府对于开海、陕甘两铁路欲加入借款之警告》，以及七月十七日刊登的戏曲——《黑世界》等，都是揭露清朝政府的罪恶统治。《兴平星期报》停刊后，又改办《帝州报》，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2. 《丽泽随笔》：先是郭希仁、王铭丹、贺绂之等组织了“丽泽馆”，到处进行讲演，宣传新知识，开通民智。到了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三年间便发刊了《丽泽随笔》。每月发刊两册(朔、望日各一册)，每册十五页，全年除忙假两月停刊外，预定全年发行二十册，借补口头宣传的不足。这是一个宣传革命的刊物，如宣统二年六月第七期登载的《临潼户书以弊生弊》等文，都是揭发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官吏的舞弊害民的文章，对群众的启发和鼓动，是有一定作用的。(其余几种刊物，统见附表)
这里应该谈谈陕西在辛亥以前几种革命力量的结合问题。当井勿幕初次回陕时，鉴于孙、黄等联合“洪门”、“三点会”、“致公堂”等团体的做法，即有联合“哥老会”和“刀客”的意图，只因当时同志们不同意而没有实现。但是，历时未久便由高又明介绍僧人吴虚白和井见面，吴系“慕亲会”中人，相谈之下，彼此都很赞服。随后井又因吴的介绍同“慕亲会”中两位领导人洪宝臣、唐和尚建立了私交，这就使井勿幕与当时的会道门中人挂上钩了。
一天井勿幕在西安与郭希仁等闲谈，吴虚白在座，井慨叹着说：“欲作一事，人才少，钱亦难，欲罢又不能，责任如此，奈何?”吴随声应着说：“君欲得执戈实践卫国之多数人士，那只有通而变，古者神道设教，此之谓欤！设教，使民以信！通变，使民不倦，精神专一，动静合用矣。否则，既无群众，又无粮饷，纯以文人终属空谈无济于事。”井勿幕鉴于孙、黄等联合帮会的做法，早想把革命工作推向“哥老会”、“慕亲会”、“刀客”中去，推向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他听了吴虚白这番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井勿幕二次由日本回陕，陕西革命力量也有了增长，他首先召开一次同盟会会员大会，成立了陕西分会，选出李仲特为陕西分会会长；同时作出决议，联合新军、“慕亲会”、“哥老会”、“刀客”等力量，推动革命，以与全国形势相配合。
同盟会既与“哥老会”、“慕亲会”、“刀客”等相结合，乃共同拟定一个名义，叫“同盟堂”。按照当时实际需要，并吸收各方面的原有精神，编定：“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源香[10]”四句隐言，这就成为陕西会党合流的秘密组织。
一九○八年重阳节前，同盟会在西安大雁塔召开一次会议，有人提出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在陕西行不通，经讨论改为“土地国有”四字，以利宣传。接着便讨论重阳节祭扫民族祖先轩辕黄帝陵墓的事。决定在祖先陵前宣誓，借以表示复兴民族的决心。推定郭希仁、张赞元起草祭文，并约会邻省在陕会员，一同前往与祭。同盟会员这次决定要在祖先陵前宣誓，实质上就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宣战，就是革命行动的深入和发展。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就必须事先做好安排，所有参加的人，必须利用各种关系，采取各种方法做好隐蔽工作，于是有的扮作商人，有的扮作猎户，有的找到官厅证明或介绍，有的假借仿拓古碑之名，带着一群伪装的拓字工人前往。独僧人吴虚白则以本来面貌，游方到黄陵。既达目的地点，就商定指派“总管司”二人，“外巡司”二人，“内巡司”一人，以防风声外露。各省到的计有：陕西十六人，四川七人，甘肃、山西各二、三人，广东一人，共二十余人。现将祭文照录如下：
维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五年九月重阳日，玄曾孙某某等仅以香花清酒牲肴之仪，敬献于我皇祖轩辕黄帝之墓前而泣告曰：惟我皇祖，承天御世，钟奇孕灵，乃圣乃神，允文允武，举修六府，章明百物，翦蚩尤于涿鹿，战炎帝于阪泉，挥斥八埏，疆理万国，用是奠基中夏，绥服九州，声教覃敷，讫于四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自是以后，圣子神孙，历世相承，尧舜以禅让缉熙，汤武以征诛定乱，洎乎秦皇、汉武、明祖、唐宗，皆能仰承遗绪，奋厥声威，镇抚百蛮，光宅九土，其间偶逢衰替，暂堕纲维，秽丑跳梁，蛮夷猾夏，然皆历时未几，族伏蹶辜，弃彼毡裘，袭我冠服，我民族屡蹶屡振，既仆复兴，卒能重整金瓯，澄清玉宇者，莫非我皇祖在天之灵，有以默相而佑启之也。迨至前明甲申之岁，国运凌迟，建州虏夷，乘我丧乱，驱其胡骑，入我燕京，盗据我神器，变乱我衣冠，侵占我版图，奴役我民众，神州到处，遍染腥膻，文化同胞，备受压迫，剃发令下，虽圣裔犹莫逃，旗兵驻防，遍禹迹而皆满，又无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百年之惨痛犹存，十八省奇耻未湔已也。且近年以来，欧美民族，对我环伺，各欲脔割大好河山，而满清政府恣其荒淫，不恤国耻，殷忧之士，义愤填膺，近有执义帜而起者，粤东如陆皓东、郑士良、孙逸仙，湘越如马福益、黄克强，湖南如唐常才，均矢志盟天，力图恢复。某等生逢艰巨，何敢后人，乃集合同志，密筹方略，誓共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共赴国难，艰巨不辞，决不自私利禄，决不陷害同人，本众志成城之古训，建九世复仇之义师，伏望我皇祖在天之灵，鉴此愚衷，威神扶佑，以纾生民之苦，以复汉族之业。某等不自量力，竭诚奉告，不胜惶愧煎灼郁结悲祷之至。尚飨。
祭典仪式是相当隆重而朴素的，与祭者本着“祭如在”[11]的精神，跪伏祖先陵墓之前，向祖先上香。献酒已毕，恭读祭文时，人人落泪，有的呜咽流涕，有的放声大哭，祭后各人面容好象都有无限心事。其中吴希真年岁最幼而天真，竟两三天吃不下饭，其受感动之深可知。与祭者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声有色，深刻有效”。
这次祭典仪式是仿“慕亲会”供奉佛祖“达摩”的仪式进行的。与祭人既认为行之有效，祭后相约至泾阳柏氏花园开会研究，决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日祭扫民族祖先一次，除按“慕亲会”所供奉的神位外，添侍关羽、岳飞两人。因关神勇而有义气，岳驱除异族，精忠报国，均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现实意义。每年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称“誓墓文”，其主要内容是向祖先奉告一年中的活动情况，并誓以决心保证完成未来的任务。此外还定出戒律：“不准陷害同人”，“不准自私利禄”，违者应跽伏祖先灵位之前，受主祭人“当头三棒”之戒[12]。由于大家遵守甚严，历年没有发现违反戒律的人，所以“戒棒”就没有用上。
关于哥老会中一些隐语、暗号，同盟会也普遍采用了。例如两人初见面时任指一物问说：“这是那里来的?”如系同志，必应着说：“这是中国的”，则彼此一笑，视同一家人。又如两人初见面握手时，如系同志，则以两指互钩，否则便要提高警惕，严防说话“露底”。这一类暗号、隐语很多，有时文字中也加以采用。清朝末年西安所有交通要道如四城门楼、钟鼓楼等处，都住扎重兵，挂上“消防驻在所”的招牌，这在某些人中，的确是有一些威慑作用的。同盟会为了打破这些人的顾虑，便仿照“会道门”的方法，设坛扶乩，编造一套乩语，说“不用怕，四门兵牌先念下。”就是说从下往上倒念，“消防驻在所”便成了“所在驻防消”了。又如光绪年间，因白银外流日多，为了挽救物价上涨，大量铸造银元，因而就编出乩语说：“国穷造银元，内里把铜掺，中间一盘龙，光绪锁边边，若问江山事，去他妈的三十三。”这一类语很多，不胜列举，同盟会把这种宣传方式，叫做“放风”。
最后谈谈同盟会对新军的联合问题。陕西新军投向革命怀抱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同盟会的革命种子，早经散播到新军中去。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如钱鼎、张伯英、党自新、朱叙五等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很早接受了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同盟会，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思想传播活动，人数逐步在增多着，力量逐步在扩大着。另一个是新军中的士兵，一般都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这些人对社会、对清朝统治是不满的，因而加入“哥老会”的人数很多，这是新军中的潜在势力，同时他们利用新军的基础亦在逐步发展着。自同盟会和“哥老会”联合以后，特别是在钱鼎的串连活动下，这种力量就为革命所掌握了。
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农历六月初三日同盟会在大雁塔召开一次会议，到会者计有：井勿幕、钱鼎、张伯英、邹子良、李仲三、张聚庭、马开臣、党自新、张仲仁、张云山、万炳南、王荣镇、胡景翼、陈树发、朱福胜、马玉贵、马福祥、刘世杰、郭金镛、陈殿卿、刘刚才、朱汉庭、张玉成、曹健安、郭胜清、张建有、陈素子、吴世昌、李汉章、陈得贵、朱叙五、刘仲明、李长兰、邱彦彪、薛健候、王克明等三十余人，号称三十六弟兄，歃血为盟，共图大举。这些人代表着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三方面的力量，这次会也就是这三方面力量的大结合，有了这一结合，便在第二年辛亥九月初一日，即公历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把清朝在陕西二百六十余年的统治送进了坟墓。
(李子健、胡含叔、刘茵侬、孙志亮调查采访，冯逸农综合整理)
附表一 同盟会人所创办或改办的文化事业
名称 主办人 目的和内容 开办时间 地点 附 注
公益书局 见上文 见上文 1908年 西安 同盟会人和进步
士绅聚会场所
公益印字馆 同上 同上 同上 西安 公益书局附设单位
马家存心 马开臣继承 原来贩卖各种 西安 同盟会的秘密机关
堂书铺 他父亲的遗产 “善书”，后推
销新书和革命读物
勤公社 柏筱余、 运销各种新书和 三原 同 上
张亚卿、 教育用品
纪时若等所设
公正纸店 井崧生家庭 贩运纸张 西安 井勿幕在西安
开设的老商号 寄居之所，也
是同盟会人聚
会之地
附表二 文 化 团 体
武学研究社 见上文 见 上 文 1909年 西安 见上文
(宣统元年)
丽泽馆 郭希仁、 组织讲演，发刊 1908年 西安 同盟会秘密
贺绂之等 《丽泽随笔》， 集会场所
宣传革命思想。
声铎社 郭希仁、 与丽泽馆性质相似 1909年 西安 同 上
王铭丹等
附表三 教 育 机 构
健本学堂 见上文 见上文 1908年 西安 见 上 文
西岳庙女 南雪亭、 提倡妇女识字、 1902年 西安 同盟会人
子学堂 王瑞轩、 提倡放足、培 (光绪二 聚会场所
李授洲、 育女青年，树 十八年)
孙伯衡、 妇女解放的先声
王若泉等
所发起并
负担经费，
由邹子良主办
同州中 尚天德、 一般公立学堂 大荔 同盟会人在
学 堂 寇胜浮在 (同州) 同州的秘密
该学堂任教。 机关
附表四 报 纸 刊 物
兴平报 见上文 见上文 1909年 原在兴平 在西安发刊时改为
后移西安 《兴平星期报》见上文
帝州报 见上文附注 宣传革命 1910年 西安 由《兴平星期报》及
《普及白话报》改办
丽泽随笔 见上文 见上文 1910年 西安 每月出两期，朔、望
各出一期
声铎公社 郭希仁、 启迪民智、 1910年 西安 文字通俗易懂
质言 王铭丹等 开通风气，
并宣传反清
思想
暾社学谈 郭希仁、 立言比较隐讳， 1911年 西安
张瑞玑等 但有显明的反 春
创办 清倾向，如
所载的《古圣
人无私天下之
心》等文
克复学报 李瑞椿等 宣传革命 1911年 上海 李瑞椿是陕西
秋 咸宁县人
附表五 实 业 单 位
庙湾畜 樊灵山、 旨在发展畜牧事 1908年 耀县 同盟会人来往北山
牧场 胡定伯等 业，并与当地农 住留聚会之地
民联络，开展革
命运动
马杈铁矿 王守身 勘查铁矿，准备 1908年 宜君 同 上
等主持 开采，借以结合
工农，从事革命
柏氏花园 柏筱余家 因其地居西安、 泾阳 同盟会人秘密
花园，由 渭北交通要道， 聚会场所
高又明管理 且极幽静，便
于同盟会人往
来住留
* 本文原载《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九八二年七月)，本书编者略有改动。原题注如下：“这份材料是根据于右任的《我的青年时期》、《右任诗存》、赵世钰的《回顾录》、高又明的《如是我见我知录》的有关部分，并参阅党积龄的口述笔录，和其他一些零星材料综合整理的。”
注释：
[1] 转引自《西北革命史征稿》。
[2] “帝国主义”四字，疑是于右任后来重新整理诗稿时加上的，当写这首诗时，有无这一提法，待考。
[3] 根据党积龄的口述笔录，陕西选送留日学生，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安，一个是三原。在西安以高等学堂和优级师范学堂的学生为选送对象。在三原以宏道学堂学生为选送对象，因此两地学生各形成一帮，久之便发展成为两个派系。
[4] 按井勿幕年龄计算，一九○六年，他只有十八岁或十九岁。
[5] 据郭希仁的《从戎记略》所载，他是在陕西加入同盟会的。本文是根据赵世钰的《回顾录》写的，二者孰是，待考。
[6] “进士馆”是光绪末年建立的，为中式进士学习西学之处，于学习期满后，分发任用。
[7] 当时甘肃只有六位进士在日本，全部被选为撰稿员。
[8] 根据赵世钰的《回顾录》中说邹子良是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但据《西北革命史征稿》所载，邹子良是在陕西参加的，二者孰是，待考。
[9] 当时陕西农民为了反对盐斤加价和西潼路捐，已对陕西地方官吏纷纷表示抗议，斗争形势正在发展着。
[10] 原材料所写的“桃源香”的“源”字，疑是“园”字之误，因“同盟堂”所提倡的是“桃园”之义，而不是憧憬着“桃源仙境”。
[11] “祭如在”语见《论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12] “戒棒”是用佛家的“铲把”，据传这是慕亲会中所行的“戒律”。
《辛亥革命在陕西》